中国道路的两次全球辐射_帝国主义论文

中国道路的两次全球辐射_帝国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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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Х(2015)05-0037-06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然而,真正民族的,也就更容易是世界的。中国道路的开拓,沐浴了时代的风云,在对外开放中前行,既走出了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以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阐释了社会主义历久弥新的价值。所以,仅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理解中国道路是不够的,应该考察它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贡献,透视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显现,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一、中国特色命题的辐射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强调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共同的革命运动,强调“工人没有祖国”。[1]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多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在俄国革命成功后还谈道:“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2]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凸显出来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是对这一变化的正确应对并掀开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新的一页。很显然,简单地固守过去时代的国际主义已经落后于现实的需求,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强调,必然刷新国际主义的内涵。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和认识:

      第一,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重心来分析和认识: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从国际性的联动转变为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不同探索,这一重心的转变带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代表,它承认和强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社会主义运动在各个国家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状况,必须根据这些民族特点——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状况,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从输出革命到尊重自主选择和探索的进程。

      输出革命是传统的国际主义的鲜明特点,尽管这一概念并没有真正、规范地加以阐释,但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内涵中。列宁在1917年说过:“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3]在1918年,列宁又谈道:“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4]中国革命不仅受到俄国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自己也在革命成功后积极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的任务与目标是“促进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5]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际主义的认识。

      但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使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与相应的国家关系获得了历史性的调整,确认革命也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而也就明确否认了输出革命的原则。

      党的十二大正式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也改变了输出革命的观点。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6]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7]的处理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原则,被称为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并且指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980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对外联络部《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同意除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民族主义政党外,也可酌情与各国社会党进行接触。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来访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会谈,并商定开展经常性对话,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此后,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荷兰工党等也相继访华,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关系的重大突破。继而,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我们将继续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8]

      随着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建立和实施,国际主义具有了新的内涵。尊重自主选择和探索成为党际交往的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出现历史性的转变,输出革命的联合行动被相互尊重基础上独立自主的探索所取代。

      第二,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使命来分析和认识: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从促进世界革命转变为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繁荣和增进人民的福祉,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赢得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开辟新的道路。

      从列宁关于国际主义的论述中可以认识到,国际主义就是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什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集中体现呢?这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或者说与时代的主题有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甚至要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专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谈道:“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9]而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鲜明特点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10]毛泽东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11]

      可见,“革命”是这一时代最能够集中体现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事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重心放在革命上。即使是革命已经取得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党,也应该努力地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维护好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然而,从20世纪中期以后,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应该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和平给世界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稳定的发展基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必然会普遍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准,这些都不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更重要的在于,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统一,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要遵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规律,也要遵循“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这一“两个决不会”规律。很显然,新的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同拨正过去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世界胜利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必然并存,革命与战争并不是人为的主观产物,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意味着社会主义还必须学会和适应同资本主义在和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和斗争,以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民幸福来赢得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才符合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符合这一时代的国际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复兴,不同于强调世界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在于这是民族特色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因此,中国的贡献,更在于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时代的发展规律,即以民族国家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展开的基本场域,以不同特色的探索来展开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这一新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出来。1991年越共七大正式提出“胡志明思想”的概念,认为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越南实践的产物,[13]从而为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991年古共四大明确宣布古共是“马蒂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党”;1997年古共五大第一次使用“卡斯特罗思想”的提法,称古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马蒂学说和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在实践上强调既不搞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也不搞苏联的“毁灭社会主义”的改革,而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改革,走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4]

      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展现的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新进程,它用社会主义的民族美景来逐步构建社会主义的世界场景,而这种民族美景不仅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强调遵从民族的历史逻辑和民族的创造精神。

      二、和平发展理论的辐射与社会主义暴力革命

      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正确认识时代的基础,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对时代主题判断的内容,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列宁特别论述了帝国主义同战争的联系,他说:“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15]

      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认为既不可避免,也不能消极反对,而应该以革命战争来反对:“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像1789-1871年期间那样为推翻民族压迫、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16]

      列宁强调应该运用革命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典型的战争就是各‘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但是,像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者、争取解放的民主的战争和起义,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反对其他的资产阶级国家或反动国家的战争是可能的。”[17]

      根据对时代和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15年发表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著名口号。他指出:“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18]

      而这一以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又是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规律的总结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19]尽管马克思没有用“暴力革命”这个词,但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所以马克思说:“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20]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概括为暴力革命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并且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21]

      帝国主义使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已经对时代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的描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22]到1960年代,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判断,也突出的是革命和战争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说,它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但对暴力革命作了新的阐释和补充,更重要的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和革命形式的理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从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并没有立即进入一个用暴力革命较快取得胜利的时代,这就扩展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暴力革命理论不仅仅反映革命的形式,而是同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一种认识。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显然刷新和超越了这一认识。和平发展的重心并不在于立即取代资本主义,而在于巩固社会主义自身,这是同现实社会主义的特点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基础上的产物。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恰恰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发展状况下产生的。即使是俄国,列宁也阐述了其落后性:“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23]中国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并没有违背其基本原理。其中的原因列宁已经进行了清楚的阐述。它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体现出来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又比较成熟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首先取得胜利。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全球性、整体性胜利的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认识。

      和平发展的理论则更进一步肯定:全球性的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可能很快到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也是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一个时代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预料到的进程。毫无疑问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其次,从历史使命来看,社会主义诞生以后,还必须集中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展现其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这必须通过创造和平的环境加以实现。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揭示,涉及对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认识,对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就是对党的中心工作或工作重心的认识。革命与战争时代的结束,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新的认识和新的调整,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当代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约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垄断了世界的新技术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70%~80%归功于科技革命带来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借助科技革命的浪潮,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保持了10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西方国家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有利的基础。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欧盟国家已经接近50%。在以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这一部分国民财富中,有大约50%左右用于贫困救济、失业补贴、医疗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德国为47%—48%,法国为51%,日本为33%,美国为35%。[24]社会矛盾的缓和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同时也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爆发。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这一根本属性,不仅不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还会葬送社会主义自身。苏东剧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到1988年下降到64%;而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0年约为美国的40%,只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这一指标的39%高一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美国的34.96%。[25]

      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毫无疑问也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改革开放的新开拓,创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经济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邓小平作了精彩的总结:“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6]

      很显然,和平发展包含着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新拓展。由于社会主义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才能够真正取代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并不能简单地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还必须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够巩固现实的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通过和平发展将创造出更多的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拓展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和平发展不仅是对时代的认识,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暴力革命的作用,但并没有将其绝对化。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27]列宁在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突出强调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28]这对于这一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遵循列宁的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暴力革命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被提高到绝对化的地位。在1960年代初著名的中苏论战中,我们曾再一次强调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29]

      和平发展的思想与暴力革命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前者重在时代的态势,后者重在革命的形式。但时代的态势不可能不影响革命的形式,正如同马克思的上述分析,革命的形式也要考虑到制度、风俗和传统等因素。社会主义通过和平发展取得的优势,当然会对资本主义的变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成为当代人类发展十分关注的命题。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推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时强调:“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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