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城论文,礼制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1-0145-06
礼制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和战争是当时国家政权的两项根本任务，因此祭祀在古代人们生活中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事情。对于统治者来讲，祭祀更是国之大事，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方法，万万马虎不得。所以，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都城必然成为宗庙祭祀建筑的集中地。
随着国家的出现，宗教和祭祀愈益受到重视。反映商王朝文明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都与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周王朝更是治礼作乐，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法宝。
秦文化继承周文化而来，虽然秦民族是信奉法家、提倡功利主义的，但对礼制建筑也是不马虎的，秦人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西周以来的礼制传统，包括周人祭祀天帝和宗庙社稷的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 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
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比较重要的是郊祀、宗庙和社稷。
（一）郊祀
顾名思义，郊祀一定是在都城的郊区对天（上帝）进行祭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注：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秦人的祭天活动，主要的地点在都城的附近。
秦人祭天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始于秦襄公时期。《史记·秦本纪》云：“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
“畤”是秦人祭天的建筑。“畤”的本义，文献中有以下解释：
《史记·封禅书》：“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史记索隐》引《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三苍》云：“畤，埒也”。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
从上述文献记载，笔者认为“畤”应为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建立的祭天的建筑，其形制应该是封土为坛。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祭天建筑，后来发展为上有房子的建筑，北京的天坛应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西畤应在甘肃省礼县永兴乡大堡子山附近一带。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礼县永兴乡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公的大墓，按照历史上帝王陵均离都城不远的规则，其都城也应在此附近，这与史书记载的秦早期都城西犬丘位置基本是吻合的。那么西畤也应在都城附近。另外，据《史记·封禅书》记载：“西也有数十祠”，此处之“西”字乃指西县，可见位于今天的甘肃礼县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秦人开始发迹的地方。
祭天本是天子礼仪，襄公以诸侯行郊天之礼，所以后人多认为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襄公时创立的祭天传统，到建都栎阳后，得到继承，又在栎阳设立畦畤，雍城和咸阳时得到发扬光大。
雍城在秦人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自秦德公开始建都到秦灵公出于军事目的迁都泾阳，作为都城长达255年。礼制建筑在此多有修建。因此在秦人的心目中雍城有着崇高的地位，“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秦人祭上帝，立有“四畤”。因为“四畤”所在的地点，都在雍地，故称为“雍四畤”。
在《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郊祀志》中可以看到很多当时在“四畤”进行祭祀的实例。对于雍四畤遗址的确切地点，田亚岐先生曾经作过实地踏查和考证。（注：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认为：
鄜畤：祠白帝，秦文公立，在陈仓。即秦汉蕲年宫遗址，在陕西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村遗址，这里曾出土有蕲年宫瓦当等建筑材料。
密畤：祠青帝，秦宣公立，在雍都渭南某地。即羽阳宫遗址，位于今陕西宝鸡市东卧龙寺车站西北的陈仓县故城，这里曾出土羽阳临渭、羽阳千秋、羽阳千岁、羽阳万岁等文字瓦当。
吴阳上畤：祠黄帝，秦灵公立，在吴阳。凤翔凹里秦汉遗址可能与吴阳畤有关，地点在陕西凤翔县东横水乡凹里村。
吴阳下畤：祠炎帝，秦灵公立，在吴阳。即高泉宫，在今扶风县北法门镇美阳村。《小校经阁金文》、《陕西金石志》均著录有“高泉共（供）厨”铜鼎盖，当与吴阳下畤的祭祀活动有关。
秦人祭祀白、青、黄、炎四帝的四畤为后代五郊坛（祭白、青、黄、赤、黑五帝）之滥觞。秦人迁都栎阳后，又立畦畤，祀白帝。秦人祭上帝的作法，实质上是对周人祭天传统的继承。可以看到，阴阳五行观念已经在秦人的祭祀礼仪中有所体现。不过，秦人的祭天也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重视到西方去祭天，上帝中最受崇拜的也是主西方的白帝。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秦始皇更秦命为“水德”为止。后来，汉高祖刘邦在秦代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北畤，祠黑帝，形成西汉初年的“雍五畤”。自此以后，五帝的祭祀，历朝都成定制。
雍城在秦的礼制建筑中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述之属，百有余庙”。
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后，在咸阳周围也建成了郊祀的场所。尽管如此，帝王们仍然到雍城去郊祀。《史记·封禅书》记载：“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其意为秦始皇时期，祭祀天（上帝）已成定制，即三年一郊，时间在十月上宿，地点在咸阳之郊，由皇帝亲自行礼。郊天时衣尚白，通权火（即燔烧柴草用以照明），仪式如常祀。
实质上，秦始皇对都城咸阳郊天的重视，已超越对西畤、鄜畤的祭祀。《史记·封禅书》在叙述秦王祭天“拜于咸阳之旁”后，接着就说“西畤、鄜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
到秦二世时期，郊祀之礼仍然继续不断。《史记·李斯列传》云：“赵高指鹿为马，二世自以为惑，令太卜卦，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
（二）宗庙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此处之西雍应为秦的都城西犬丘（西垂）和雍城，不单指雍城一地，故应在“西”字后加以顿点。秦之宗庙，主要包括秦先公在西犬丘宗庙、雍都宗庙以及秦始皇的极庙。据统计，秦人在各地所立的祠庙，总计约有200所。（注：李零：《秦汉祠畤通考》，《九州》第二辑。）关于秦先公在西犬丘的宗庙由于资料缺乏，还无从得知其大概。
在秦都雍城已发现了秦的宗庙遗址。目前在此发现了四座宫殿遗址，其中的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就是一座宗庙遗址。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位于雍城中部偏北。南北残长约76米，东西宽87.6米，面积约为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大门由门道、东西塾、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东西宽达18.8米，南北进深因南部残损已不可知。中庭位于大门北面，为一中间微凹下，四周稍高的空场，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34.5米，东西宽30米。中庭南部有夯土路面三条，踩踏面一条，分别连接大门、东厢、西厢等。
朝寝在中庭的北侧，由前朝、后寝、东西夹室、北三室、回廊、散水、东西阶等部分组成，东西宽20.8米，南北进深13.9米。
亭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5.4米，南北长3.8米，四边无檐墙，四角各有角柱一对，外有石子散水环绕。
东西厢分别位于中庭之东西侧，均由前堂、后室、南北夹室、东（西）三室及回廊、台阶组成，东厢南北面阔24米，东西进深13.9米，西厢残缺。
在上述建筑的四周有夯土围墙，东围墙现存两段通长55.9米，南北各发现一个门址。西围墙现存通长71.1米，中段残缺，北段有一门址。南墙残损最甚，仅发现西侧一段，长10米。北墙保存完整，长87.6米。
在一号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各种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牛羊有全牲、无头和切碎三种祭祀形式，坑与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是多次祭祀的结果。根据遗址祭祀中出土的遗物、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记载，初步认为一号建筑群的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
一号建筑群是包括祖庙、昭庙、穆庙、祭祀坑等在内的一座较完整的大型宗庙遗址。它的发现，无疑对探讨先秦时期宫室宗庙制度、祭祀仪式及秦的建筑史有重要的意义。祭祀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秦时代是崇尚鬼神、祖先的时代，研究其礼制建筑、祭祀形式，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先秦时期宗庙之类的礼制建筑，古时的记载很多，但考古发掘出来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先秦礼制建筑，目前还只有这一个，它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先秦礼制建筑。直到秦始皇行冠礼时仍然要到雍城宗庙中去进行，可见其宗庙的重要性。秦之故祠，以雍地为多，达100余所，雍地以西亦数十祠。
秦都咸阳的宗庙，主要包括秦始皇及其以前所修的“诸庙”和秦始皇时期新修、秦二世定名的“秦始皇极庙”。秦都咸阳的宗庙位于都城的渭河以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诸庙、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在咸阳诸庙中，“秦昭王庙”的位置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长乐宫、未央宫、武库的位置都已勘查清楚。秦章台故址，据考证，即未央宫前殿基址之所在。武库遗址在长乐、未央之间，樗里子墓覆压在武库遗址之下，樗里子疾室当在其东不远的地方，而秦昭王庙则在其东侧，紧邻樗里子疾室。因此秦昭王庙当在渭南汉长安城之东南部，秦渭南诸庙的位置，应该也在此地。
秦始皇极庙建于始皇二十七年，原名“信宫”，竣工后旋改名为“极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
从记载可以看出，信宫修建在渭水以南。《春秋传》曰：“再宿曰信”，信宫即暂宿之宫。据《三辅黄图》云：“信宫，亦曰咸阳宫”，其意为信宫的作用可以代替咸阳宫，是秦始皇将都城南移的具体动作之一，即信宫是可以举行重大的朝事活动的。
到秦始皇二十八年，改信宫为“太极庙”，《三辅黄图》则称“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说明信宫很短时间便改作极庙。所谓极庙，也叫宫庙。古人“宫”“庙”界限不甚严格，宗庙也是从活人的宫室转化过来的。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极庙象征天上的天极星座。天极星即北极星，是群星所拱的最为尊贵的星，秦始皇之所以将信宫改为极庙，实质上正是采用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而把天上的星座与地上的君臣相比附，为其中央集权制制造理论根据，以表现他“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功绩。把自己作为世俗皇帝在天宫的代表，表明自己的权利是上帝赐给的。
很明显修建信宫的目的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的宗庙，是秦在渭南所修的诸庙之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将极庙改为始皇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仅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以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说明秦二世把秦始皇庙作为皇帝祖庙，以后按二世庙、三世庙向下排，建立新的七庙。
宗庙是有一定格局、一定规模的建筑，它与陵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才有“自极庙道通郦山”的记载，这里的郦山是指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原名“丽山”，当时“郦”与“丽”通用。既然信宫是作为始皇庙而修建的，为什么一开始不称“庙”而称“宫”呢？这是因为当时始皇帝正是英年，况且他一生最害怕死，这是讳言死的一种称呼，和把其陵墓称作“丽山”一样。这在《汉书·景帝纪》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景帝四年三月，置德阳宫。《集解》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
极庙位于渭南，但对于具体地望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清谷师认为在汉长安城的北宫，即北宫可能是极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相当于现在西安市北郊的南徐寨、北徐寨一带。他指出：《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极庙的位置南是章台宫，东南是兴乐宫，西是甘泉宫，北隔渭水是咸阳宫。正处在诸宫之中，符合立庙的原则。他还根据《汉书·郊祀志》所载北宫“张羽旗，设共具以礼神君”是奉神之宫，在极庙之上建北宫是汉承秦制的表现。（注：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
聂新民先生认为信宫即西安北郊闫家寺遗址。（注：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2期。）刘致平在《西安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中认为这是一处汉代建筑遗址。（注：刘致平：《西安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察初记》，《文物参考资科》1957年3期。）该遗址在今渭河南岸草滩镇东南的闫家寺村，有一处由多处高台建筑组成的遗址。在正轴线的北部，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方圆数百米，构成主体建筑。再南去500多米，在轴线两侧，有四座小土台基分开，两两左右对称。可惜遗址范围、形制、结构等未查清，大台基即被工厂的专用铁路截断，1956年曾作过部分清理。现高不及3米。聂新民先生认为该遗址为秦遗址，是一处宗庙遗址，极有可能是信宫——秦始皇七庙遗址。王学理先生在《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也持此观点。（注：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杨宽先生认为渭南之诸庙指建造于秦王陵附近的秦昭王庙、孝文王庙、庄襄王庙等等。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注：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首先这同以上我们所提到的史书记载是矛盾的。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的陵墓均在西安东郊的骊山西麓一带，被称为秦东陵，已经得到考古勘探的证实，虽然也在渭河以南，但显然和史书记载的原意不符，樗里子的居室怎么也不会建到这里，因此昭王庙也不会在此。其次，七庙是被项羽烧秦都咸阳时烧掉的。而东陵地区离咸阳距离太远，不可能烧至这里。最后，在陵旁建庙始于西汉景帝时期，秦只是在陵旁建置寝殿，作为祭祀之用，而并非建庙，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极庙应在渭南的诸庙附近。诸庙的位置，前文已有论及，就在今天汉长安城的东南部。秦在渭南诸庙有七个，贾谊《过秦论》云：“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史记·秦始皇本纪》也云：“子婴度次得嗣，冠王冠，佩华绶，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这七庙中当然包括极庙在内。按照昭穆制度建置宗庙，极庙当离昭王庙不会远。其所在位置应在在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
秦始皇及其秦二世对修建宗庙是非常重视的，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赖宗庙，天下初定”。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赵高杀二世，议立公子婴，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公子婴谋杀赵高，称病不行，赵高数落子婴：‘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杀赵高于斋宫”。《史记·李斯列传》也云：“二世语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智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胜，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三）社稷
对社稷的祭祀在中国礼制史上源远流长。考古实物所见的社稷遗址，有江苏铜湾商代的“社”以及郑韩故城中郑国“社”的遗址。社，仿佛城隍庙和土地堂，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再加上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粮食“稷”，“社稷”二字便常常成为国家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秦人的心目中，也是如此。
秦统一以后，有“立社稷”之举。当年李斯受到赵高的诬陷，李斯向二世上书表功，其中就有“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一项。（注：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秦社稷遗址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中有关秦社稷的记载，也是屈指可数。《三辅黄图》云：“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太社也”。
关于秦代社稷的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所知甚少。秦代立有社稷，秦亡后被汉社稷所取代。刘庆柱先生推测“汉初之社可能是在咸阳的秦社基础上建成的”，也就是说秦社的位置，就在西汉社稷所在的汉长安城南郊。（注：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二 秦都城礼制建筑的特点及其影响
秦都城的礼制建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秦建国到秦灭亡，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统一三个时期，前后近600年，因此其礼制建筑既有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礼制建筑的成分，也有统一以后自己创造的成分。雍城在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咸阳在整个中国都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古代礼制建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宗庙之所以成为古代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宗主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本宗族的团结，而宗庙正是维系这种团结的纽带。因此宗庙不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统治中心之所在。
秦时在都城建筑中则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这一点在秦都城咸阳表现更为突出。
雍城在秦都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夏商西周，下启秦汉。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宗庙和宫殿的关系上，宗庙是主要的，位于都城的中央，如二里头遗址的一号宫殿，面积约1万平方米，“台基西部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宽畅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围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1期。）但他与戴震在《考工记图》中根据文献记载绘制的周代宗庙图有似之处，“很可能就是一座宗庙建筑的遗存”。（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说明以宗庙为建筑群体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商代前期就形成了。殷墟小屯宫殿建筑“有南北一线的磁针方向居于正中遥遥相应的建筑物，以此左右对称，东西分列，整齐严肃。”（注：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这是最早的以宗庙为核心的而形成的中轴线布局的古都。（注：尚志儒、赵从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西周时期的周原凤雏一号遗址，以殿堂为中心，由庭、房、门、廊、阶、屏等组成了一座完备的四合院，布局严谨规整，大体上合于周代宗庙的设计，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宗庙建筑。它也处于周原故址的中部。（注：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0期。）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殿建筑则与夏、商、西周不同，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的中部南北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再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它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至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南面，到了秦始皇时，“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从上可以看到宫室的重要性，“重天于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在都城的最南面。到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其宗庙位于宫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在秦代，宗庙、社稷和郊坛等礼制建筑与人君朝寝所用的宫殿建筑已有明确的区分，而非所谓的“宫庙不分”。不但如此，宗庙、社稷和郊坛，也开始从宫城内挪到了宫城之外，这成为以后的礼制建筑的传统。
历代学者都以秦“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灭学废礼而责难秦，认为“孔子西行不到秦”，儒家思想在秦国没有市场。实质上并非如此，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在尊重法家的同时，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只要有利于其统治的，都予以采纳，当然对于维护统治有作用的儒家礼制思想也在秦国得到实行。也正因为如此，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在其建设中均体现出来。秦统一以前，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到司马迁追述前代礼制时，已感觉到“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以后，兼采六国礼仪，形成秦代的礼仪制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注：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华书局，1982年。）从这方面讲，秦始皇在中国礼制史上是有贡献的。汉高祖以叔孙通定礼仪，“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注：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华书局，1982年。）
通过以上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秦的礼制建筑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祭祀五帝（缺黑帝）、修宗庙、立社稷、行封禅大礼、祭祀天地名山大川，这些都对后世的礼制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欧阳修指出：“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与苟简而已”。（注：欧阳修：《新唐书·礼乐一》，中华书局，1975年。）后世多沿用秦代礼制，比如秦推崇五德终始，后世多加沿袭；秦人祭祀五帝，汉代因袭而完善之；秦始皇行封禅大礼，定名山大川之祀，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世颇受推祟的祭祀对象，如天帝、日月、三辰、五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在秦时都已立祠于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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