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现代性(上)——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月报论文,现代性论文,关系论文,重识沈雁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2-0176-008
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文学范畴内的折射，文学的“现代性”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 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但是，以往我们在谈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常常把目光放到一 些现成的文学作品上，往往更多地侧重于文学主题的演变、新型人物的出现以及叙事方 式、抒情方式的嬗变等方面；而“现代文学”如何诞生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传播途径 等则总是被忽略的。事实上，文学运行机制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近乎透明 的媒质；相反，出版社的商业操作谋略、编辑者的立场与趣味、刊物的栏目设置与导向 、读者的定位与流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特有面貌。
在整个文学运行机制中，“编辑”作为投资方、出版方、读者市场等力量的集中体现 ，与“刊物”以及“刊物”上的文学作品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当我们考察文学“现代 性”问题的时候，“编辑”显然就成为把握文学现代性脉络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而 那些顶着“现代文学期刊”桂冠的20世纪中国早期刊物——比如说被誉为第一个现代纯 文学刊物的《小说月报》(1921年后)——的编辑，无疑就更吸引我们的关注目光。
作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第一任主编，沈雁冰开风气之先，基本奠定了后来《小 说月报》的基本格局，而且也基本上设定了《小说月报》后来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 期刊”的一系列特性。沈雁冰作为刊物“现代性”得以呈现的编辑个案的意味是相当充 分的，因而其本人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现代性”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编辑个案。
编辑立场：想象现代性
任何刊物编辑在接手刊物的时候，显然都已确定了自己的编辑立场。而这种编辑立场 的建立，当然是与他对当时的读者市场的了解与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沈雁冰这 样明显具有“五四”新式知识分子特征的编辑来说，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其对读 者市场的重视显然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特设“通信”栏，搞读者征文，大做吸引读者 参与的各种广告等等，无不显示了读者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按照陈建华的说法，这种对读者市场的重视，显然是与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新式知 识分子对于读者的理想化想象联系在一起的：“陈、李所认同的‘民众’是一种乌托邦 的指符，是对世界革命的向往，也是对现存制度的挑战；在搜寻‘民众’的过程中展示 了他们为未来牺牲的道德理想和重铸意识形态的英雄人格。”(注：陈建华：《“革命 ”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3页。)作 为一种未来国民的象征物，理想读者被不容质疑地赋予了文明、睿智、不满现实又渴望 新知等特质。他们既是国家民族现代性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现代性”的最好体现。这 种先验性的想象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通常会把“启蒙”特别是文学启蒙当作通往 理想读者(国民)，也就是通往“现代国家”的有效途径之一。
不言而喻，在启蒙文学观里，西方式的“现代性”被不容置疑地当作了一个国家或民 族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宿，而文学则被看作是通往这一归宿的最好的方式。不发达国家的 知识分子一般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指以进步论为核心的历史时间观念：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 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注：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 页。)
站在这样的线形现代性立场上，很容易激发起来的是不发达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一种比 附心理，一种以西方发展为范本依据的追赶或超越欲望。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不发达国 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本土的“现代性”目标与西方式的“现代性”基本上是合而为一 的。而要实现这一切，当然是要落实在启蒙文学所能塑造出的现代国民的身上的。
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时的编辑观念，一言以蔽之，也正是这种企图完成中西合璧 “现代性”使命的启蒙文学观念：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般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 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注：《沈雁冰致周赞襄》，《小说月报 》13卷2号。)
很明显，在他的心目中，为塑造理想的读者(国民)考虑，中国新文学应该自觉地向“ 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这一宏大目标靠拢，为此，新文学就应该以西方文学历程为学习 摹本，亦步亦趋地来规划自己的发展轨迹。这样的话，他所设计的新文学就蛰伏在了进 化论的阴影之下，似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向读者传达世界现代思想，这样才是与 世界文学同步，似乎实现了文学的现代性，国民、国家的现代性就指日可待。沈雁冰说 ：
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 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 的重大责任(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103期，《时事新报》1923 年12月31日。)。
就因为把自己的逻辑前提建立在民众肯定能觉醒上，因此唤醒民众自然就成了启蒙文 学的首要目标。为了证实这一点，沈雁冰还旁征博引，列举了19世纪的俄国、匈牙利文 学等一系列论据，来证明在那些国情与中国相似的国度里，“文学之趋向政治的与社会 的，不是漫无目的”(注：《文学与政治社会》，《小说月报》13卷9号。)。理想读者 的定位因而也影响到了文学者自身的定位：
文学属于人(即著作家)的观念，现在是成过去的了；文学不是作者主观的东西，不是 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 ，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示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 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 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2卷1号。)。
在理想读者的压力之下，文学者就与文学一起被纳入到了沈雁冰的文学启蒙体系中， 文学者某种意义上就应该自觉成为连接文学与社会、民众的有效桥梁，其个人性的方面 由于与其使命相悖，自然就受到了沈雁冰启蒙文学观念的排斥。由此种种规定，同样排 斥个人性的明显具有启蒙色彩的自然主义就成为其文学观念的基本内容：
不论新派旧派小说，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乏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 缺了目的。……我觉得自然主义恰巧可以补救这两个弱点(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 小说》，《小说月报》13卷7号。)。
由于自然主义从其基本立场上看是直面现实的；其书写对象又主要是病态的社会与人 生；主要技巧强调客观、冷静，因此，最能直接而不变形地达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有效 沟通，对于一个将文学当作改良社会与人生的启蒙主义者来说，它当然是不二之选择。
从基本的文学立场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方法的选择，沈雁冰编辑观念的方方面面，无不 流露出理想读者的影子，甚至可以说，这一整套启蒙文学方案都是为理想读者准备的。 然而，无论是从中国当时的国情还是从《小说月报》的实际读者群落来看，这样的理想 读者其实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更多是一种未来的指向。因而，从其在沈雁冰编辑观 念中所起的基石或支撑作用来看，可以发现，沈雁冰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编辑观念 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而已。
想象现代性个案之一：《小说月报》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
外国文学的介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可以说是刊物或编辑对于“外国”、“文 学”和“现代性”想象的一种展现。从《小说月报》对外国文学介绍的实际情形来看， 通过外国文学的介绍，编者所要实现的，是进一步挖掘不发达国家可以依赖的“现代性 ”资源，从而拉近与本来遥不可攀的西方现代性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分明想借助这种 中西合璧的“现代性”的建构，能够使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心悦诚服，从而使自己想象中 的理想读者(国民)变为现实。
就沈雁冰而言，这种努力是相当明显的。
和前期《小说月报》相比，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之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其视野、 其品位、其立足点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种种变化中，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所谓 “现代性”立场就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首先，被介绍的作家和国家从数量上来说，有 了大幅度的增加。早期《小说月报》所属意的外国作家不过是莫泊桑、欧亨利、托尔斯 泰、泰戈尔等十数人而已，涉及到的国度也大都是一些欧美经济强国。到了沈雁冰主编 的时代，《小说月报》之于外国文学介绍的步伐明显加快了。粗略统计一下，可以发现 ，作家作品被介绍的就有郭克里、托尔斯泰、般生、夏芝、安得列夫、罗兰、柴霍夫、 高尔基、萧伯纳、哈姆生、屠格涅甫、梅德林、史蒂芬孙、惠特曼、梅勒、志贺直哉、 史特林褒格、贾克伦敦、王尔德、毛里哀等，几近百位，几乎涵盖了18、19直至20世纪 初所有知名的作家；而且涉及的国家范围也明显扩大，除了一些欧美经济强国外，象比 利时、挪威、瑞典、匈牙利、捷克甚至日本这样的小国家亦在编者关注的视野之内。
尽管如此，沈雁冰作为编者似乎并不想展开一个介绍外国文学的庞大系统工程，早在1 920至1922年，在致周作人、万良浚的信中，他就表明了自己之于外国文学译介的基本 立场：
我现在仔细想来，觉得研究是非从系统不可，介绍却不必定从系统(单就文学讲)，若 定照系统介绍的办法办去，则古典的著作又如许其浩瀚，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 世界文学的步伐，不如做个落伍者(注：《1920年致周作人信》，《小说月报》12卷2号 。)!
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 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注：《1922年7月致万良浚信》，《小 说月报》13卷7号。)。
从沈雁冰上述想法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编者在处理浩淼无际的外国文学时，其实 有着比较明确的价值趋向的，那就是“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那么在编者的心目中， 何者为急，何者可缓?其取舍的依据是什么呢?
随着《小说月报》期数的增加，我们逐步看出，编者正有意识地把关注目光从发达国 家文学或者古典文学名著转移到“被压迫被损害国家文学”上去。也就是说，后者分明 是其关注的重点，是其进行现代性想象的有力参照系，而前者因为无法提供这种效用， 是他认为可以缓一缓介绍的对象。作为一个明证，就是1921年的《小说月报》出现了《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注：《小说月报》12卷10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注： 《小说月报》12卷号外。)。将被损害民族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当作介绍的重点，相当 清晰地表明了编者坚定的追求不发达国家“现代性”的立场：
一民族的文学是他民族性的表现，是他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合时代思潮的混合物!……凡 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 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 注：《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小说月报》12卷10号。)。
在沈雁冰看来，文学毫无疑问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因此弱小国家的文学就必然反 映了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痛苦的呼声。这种真实的反映显然是有利于读者觉醒的，有利于 社会变革的，是可以为“现代性”进程助一臂之力的，因而对于同样处在被损害者地位 的中国来说，是具有特别借鉴性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俄国文学的介绍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周作人就直言不讳地表 达了其之所以关注俄国文学的用心：
俄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 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 的文学(注：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小说月报》12卷号外。)。
将中国国情比附于俄国国情，自然就会得出俄国文学的现在就是我国文学将来的结论 。这一思路显然浓缩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作者们的一致看法。沈雁冰对此作了进一 步的发挥：
俄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是平民的呼吁和人道主义的鼓吹。……写实主义的开端，也就是 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开端。
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这东西，不单怡情之物罢了，实在是民族 的“秦镜”，人生的“禹鼎”；不单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注：冰：《俄国 近代文学杂谈》，《小说月报》11卷1、2号。)。
不仅表现人生，而且有用于人生；不仅如实地描摹现实，而且还寄予现实一种人道主 义的同情。这样的俄国文学在启蒙主义者沈雁冰眼中，简直可以说是向“现代性”目标 进发的灵丹妙药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之所以大力介绍俄国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由 此就被完整地剥离出来了，它无疑是相当功利性的，完全是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 而不是以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为依据的。被损害民族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功用也因此 被清楚地划分成两个层面，其一，介乎“现代性”目标与痼疾重重的落后现实之间，被 损害民族的文学无疑正处在某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进程之中，其定位、作用、方法等 等，足以成为我国尚未成熟的写实文学的有益借鉴，使其能够在镜子般辉映出社会痼疾 和人生病态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其二，即使不能达到第一点，也 想使我国文学能够在汲取世界文学精华的基础上，成功地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成为不发 达国家想象性实现现代性的一种标志。着眼于上述两点，沈雁冰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 》通过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就相当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现代性”立场。
想象现代性个案之二：《小说月报》“通信”栏中的论争
这一立场在沈雁冰主持的“通信”栏内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可以说，“通信”栏 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建构其“现代性”面目的另一个有效途径。读者作为一种不同 于编者所想象的“理想读者”形象，第一次面目清晰地呈现于编者的视野之中，两者之 间相当针锋相对的交流因而也就不能仅仅看作是编者与读者之间的简单对话，而更应看 作是中国当时的客观国情与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对垒与交锋。而编者与读者 最终未能握手言和，则表明，知识分子所设想的完美的中西合璧“现代性”梦想，终于 由于读者一环的缺失最终出现了裂缝。
在主持《小说月报》的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沈雁冰利用“通信”栏，展开了一系列与 读者之间的讨论：关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自然主义 的论战，关于民众鉴赏力的讨论等。其中，以语体文欧化的讨论和自然主义的论战展开 得最为充分。
从1921-1922年《小说月报》的“通信”栏中，可以看出，白话文学观念及白话文体是 编者与读者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而且从读者的反应来看，编者与读者之间的确也存在 着不小的分歧。总结一下读者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条：一种是认为语言改革只能在中 国文化本身系统内进行，反对用欧化的句式来取代文言语法，一种语言的选择应该与内 容相适应，反对描写中国情形的作品采取欧化句式，还有一种认为即使是翻译也不应该 采取欧化语言，采取欧化语言是翻译者水平低下的表现。
针对这些意见，沈雁冰作为编者也作为参与讨论的另一方，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现在努力创作语体文学的人，应当有两个责任：一是改正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观念，一 是改良中国几千年来习惯上沿用的文法。……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体文我是赞成的； 不过也主张要不离一般人能懂的程度太远。因为这是过渡时代不得已的办法(注：雁冰 ：《语体文欧化之我见》，《文学旬刊》7期，《时事新报》1921年7月10日。)。
可以说，沈雁冰是相当明了语言改革的现实意义的，即语言改革实际上是与文学观念 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另一封致读者的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看法：
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 新思想”(注：《雁冰致梁绳祎信》，《小说月报》13卷1号。)。
对于一般读者反映的语体文欧化所造成的接受上的障碍情况，沈雁冰并不否认。不过 ，沈雁冰却更多地指责一般读者不懂“新思想”，从而才排斥欧化语体文。这无疑是将 读者与欧化语体文放到了对立的层面上，前者代表了旧思想、旧意识，而后者则是所谓 新思想的合法代言人。接受不接受欧化语体文也就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学内部，而是成为 某种价值导向了。接受欧化语体文似乎就意味着接受启蒙文学观念，接受以现代性为归 宿的民族国家道路；反之，则意味着固步自封，完全停留在传统的意识中。在这样的前 提下，欧化语体文自身的得失以及如何弥补缺陷等问题自然就被无条件地悬置起来了：
现在的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至于这些欧化文法中孰者可留孰者 不可留，那是将来编纂中国国文语法者的任务，不是现在创作家与翻译家的事(注：《 小说月报》13卷2号。)。
沈雁冰之所以赞成语体文欧化的现实立场完全暴露出来，那就是创作家、翻译家的定 位应该与语法者相区分，不应仅仅局限于本专业，仅仅着眼于纯粹文学的方面，其更为 重要的使命是自觉地把自己放置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自觉按照社会的需要来定位自己 的工作。而这一相当具有功利色彩的立场之所以成为可能，很显然，是因为在沈雁冰他 们这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其价值立场无疑都应该依附于 西方式的“现代性”之下，将西方式的现代性图景当作不发达国家需要追赶的目标，以 创作家、翻译家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小说月报》“通信”栏中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进一步体现出了沈雁冰的这种“现代 性”立场。1921-1922年的《小说月报》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理论上，其自然主义一统 天下的色彩是相当明显的。由此也引发了读者的一系列质疑：一种看法认为，文学创作 不应拘泥于某种“主义”。一种看法认为，自然主义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只是悲哀和刺 激，其负面作用比较明显；一种看法认为，“自然主义文学里大概含着机械论者与宿命 论者底人生观，视一切境遇似为不可抵挡的”，因而，不适合中国当下国情。
对此说法，沈雁冰一一加以剖析，首先他强调了在西洋文学史中自然主义出现的必然 性：
照西洋文学之往迹看来，古典文学之后有浪漫文学，是一个反动；浪漫文学之后有自 然文学，也是一个反动。每个反动，把前时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进一步(注： 《小说月报》13卷4号、2号、4号。)。
在他看来，文学潮流的演变其实就是“反动”的过程，也就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 不断弥补过去文学潮流的缺陷，不断进步的具有“现代性”特质的过程。作为进步到目 前的结果，自然主义因而也就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任何创作个性、任何文学潮流 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在沈雁冰的心目中，自然主义之所以取得如此 地位，是与其作为文学“现代性”的结果的形象分不开的。
因而，在中国的当下情境中提倡“主义”主要是“自然主义”的必要性，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我们如果承认现在的世界文学必要影响到中国将来的新文学——换言之，就是中国的 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 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一过之必要，因为他的存在时期虽短，他的 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注：《小说月报》13卷4号、2号、4号。)。
由于西方强国正是现在的中国竭力追赶的“现代性”目标，因而，与西洋时代精神演 变相适应的西洋文学发展的进程也就成为中国文学需要自觉比附的对象，中国新文学由 此就必须将西洋文学演进的历程一一加以重复，才有资格加入世界文学大合唱的行列中 。文学的现代性、国家的现代性以及西方式的现代性由此就完全重合在一起，构成了沈 雁冰心目中、或者说20年代初的《小说月报》想象中的不发达国家最美妙的现代化捷径 。
尽管如此，自然主义与中国现实之间终究不无差距，沈雁冰内心也明白自然主义的缺 陷：
老实说，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还嫌早一些：照一般情形看来，中国现在还须 得经过小小的浪漫主义的浪头，方配提倡自然主义，因为一大半的人还是甘受传统思想 古典主义束缚呢。但是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 文学里的别的元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注：《小说月报》13 卷4号、2号、4号。)。
从学理上讲，即使是亦步亦趋步西方文学的后尘，似乎也应该先提倡浪漫主义而不是 自然主义，沈雁冰对自己选择自然主义给出的理由，再一次暴露了其功利主义者的立场 。“时代太晚了”的时代因素明显取代了文学因素，成为沈雁冰译介外国文学思潮的主 要出发点。也就是说，在文学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沈雁冰选 择的天平明显地偏向了后者。这种选择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了沈雁冰作为落后国家公民而 不是文学者的立场。类似的立场可以在沈雁冰选择自然主义的同时，对自然主义缺陷明 明白白的梳理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论证。
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 ……在社会黑暗特甚，思想锢蔽特甚，一般青年未曾彻底了解新思想意义的中国，提倡 自然主义盛行自然文学，其害更甚(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转引自矛盾《复 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和斗争》，见《茅盾研究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之所以仍然选择有致命缺陷的自然主义作为不发达国家的诊治良方，对于沈雁冰这样 的文学启蒙者来说，恐怕还是在于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发达国家追求现代性的尴尬情境 再一次凸现出来：一方面，以回顾的姿态去看待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过程，自然主义 的确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站在当下的时间立场上，自然主义一 开始不能为人所明了的缺陷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展露无遗，不发达国家选择自然主义只 能陷入左右为难的情境，只能出现沈雁冰这样矫枉过正的选择。
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一点，在《小说月报》上的自然主义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沈雁冰 终于作出了一种折中姿态：
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它；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 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 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注：《小说月报》13卷6号。)。
摒弃自然主义本源意义上所包含的悲观的人生观，而只是采取自然主义技术上的长处 ，这一立场较之于一开始对自然主义的大声肯定，应该说是一种退步。但是，这种退步 中，分明折射出沈雁冰企图弥合西方式的现代性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之间裂缝的 良苦用心——如果既想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现代性的行进轨迹，而又不想因此清醒地背 负起其缺陷的沉重包袱的话，那么就只能从技术上而不是从本体上，接受自然主义。这 是看起来比较完美的妥协方案，但这种完美无疑已经离本源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相去甚远 。如果真要拿这种经过不发达国家修改过的自然主义去追赶西方式的现代性的话，无异 于痴人说梦。由此，如果说沈雁冰着眼的这种自然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的市场 的话，那就是，在这样的自然主义中，鲜明地流露出来的只是不发达国家之于西方式现 代性追赶的某种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可能永远不会变为现实。
由此，从一开始通过对理想读者的想象因而坚定不移地高举“现代性”的大旗，到最 终经“通信”栏与现实中的读者进行论争，而不得不进行对原先的“现代性”理论进行 某种修正，沈雁冰编辑观念的裂变，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及其刊载的文学作品 所象征的现代性打上了质疑的问号。我们只能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所代表的落 后国家的“现代性”历程其实始终只是对西方式“现代性”的一种想象，两者之间永远 不可能重合。
收稿日期：200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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