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商税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元代“汉地”赋税制度的来源与商税的种类、内容、收入，以及统治者为保证商税足额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它只有住税而无过税，商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收入主要来自全国三四十处大中城市，但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盐课。
商税是元代赋税的一个重要项目。元代商税研究，是元代赋税制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有助于元代经济生活的认识。迄今为止，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作品，有关著作涉及时，往往语焉不详，甚或有错误。本文试对此作初步的探讨，衷心期待指正。
一
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经忽里台大会推选，登上汗位。次年正月，“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同年十一月，始置十路课税使。[1]这是蒙古国在其所控制的“汉地”（原金朝统治的农业地区）推行赋税制度的开始。“汉地”赋税制度的创建，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受窝阔台汗信用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反对这种意见，他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可名无用哉！”他提出，“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窝阔台汗接受了他的建议，为此设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2]。赋税制度在“汉地”的推行，可以说是蒙古国接受“汉法”的开端。从耶律楚材的话可知，商税应是蒙古国最初在“汉地”征收的赋税之一种。上引“三十取一”的“杂税”，应包括商税在内。
金朝灭亡(1234)后，蒙古国在“汉地”调查登记户口。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各种赋税制度。丙申年(1236)，“始定天下赋税等。有科差（五户丝）、税粮、商税、盐税等，“商税三十分之一”。这次税制的推行仍是由耶律楚材主持的。[3]金朝商税，“诸物百分取三”[4]。蒙古国三十取一之法，和金朝的百分之三，是很相近的，应即在金制影响下制订的。后来，忽必烈即位，改国号为大元。元朝的商税，便沿袭蒙古国三十取一之法。元代中期编纂的政书《经世大典》说：“国家始得中原，赋诸民者，未有定制。岁甲午，始立征收课税所，以征商贾之税，初无定额。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5]明初修纂的《元史》，诸《志》主要以《经世大典》为本，其《食货志》亦言商税“元初未有定制”；“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6]。这是不准确的。早在窝阔台时代，商税三十取一，已经确定。至元七年(1270)正月，忽必烈立尚书省，以回回人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长于理财，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国库收入，用以博取忽必烈的欢心。在此以前，商税征收很可能比较混乱，阿合马便重申三十取一之制，并规定了应征商税的总额（见下），作为增加政府收入的措施之一。但这决非阿合马首创，而是沿袭蒙古国时期的制度。
自此以后，商税三十取一，曾屡次重申，成为有元一代通行的制度。例如，在成宗即位诏书（1294年4月），英宗至治改元诏书(1320年3月）中，都有“商税三十分取一，毋（不）得多取”的文字[7]。也有一些例外。至元七年(1270)“五月，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8]。至元二十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9]。二十二年三月，“诏依旧制，……商上都者六十而税一”[10]。二十二年五月，“减上都商税”[11]，“于一百两之中，取七钱半”[12]。比起六十税一来，又降低了一半多。成宗即位，“元贞元年(1295)，用平章剌真言，又增上都之税。”[13]应是恢复六十税一之法。以上是关于上都商税的规定。元朝的夏都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位于草原上，离农业区甚远，商旅罕至，而城市所需物资浩繁，故元朝政府采取免除商税和降低商税的办法，鼓励商人前去从事贸易活动。上都之外，享受优惠待遇的还有大都。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规定，“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14]大都有新城、旧城之分，旧城是原金中都城，新城是忽必烈下令建造的，位于旧城东北。新城落成后，忽必烈将旧城的市肆（商店）、局院（手工业管理机构）和税务（征税机构）大批迁入新城，同时给予四十取一的优遇，其用意显然是鼓励工商业迁入新城，繁荣新城市场。总的来看，商税的减免仅限于上都、大都两地。有的著作认为：“元代商税本轻，并不断减低。”[15]与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至元七年五月，阿合马建议：“诸路课程岁银五万锭，恐疲民力，宜减十分之一。”“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16]据此可知，至元七年以前商税官方定额已达五万锭，但此数显然难以达到，故阿合马不得不降为四万五千锭。元代钞法，银1两换中统钞2两（贯）。银50两为1锭，钞50两（贯）亦为1锭，故银45000锭等于中统钞9万锭，折合450万两（贯）。这可以视作全国统一以前北方每年所纳商税数。随后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在平定南宋过程中，元朝政府迅速在江南推行各种赋税制度。陈祐在至元十四年被任命为浙东道宣慰使，“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17]。可见当政者征收商税、酒税之迫切。但是，这可能是行省的临时措施。到至元十九年十月，元朝政府发布命令，在江南征收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18]。江南商税收入，应超过北方，这样一来，全国的商税收入，有显著的增加。
至元二十六年，“从丞相桑哥请，遂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19]。和阿合马一样，畏兀儿人桑哥也是以擅长理财得到忽必烈宠信的。这时元朝财政入不敷出，“不足者余百万锭”，桑哥便采用普遍加税的办法，盐、茶按引加价，酒醋和商税则各地增额。[20]全国商税合计为中统钞45万锭。另据至元二十九年统计，“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21]，这是指财政收入中的钱钞部分而言的。至元二十六年应与此相近，或略低于此数。加以折算，则商税应为全国钱钞收入的15%强。过了30年左右，到“天历之际”（1328—29年），全国商税收入为93.9万余锭（统计见下表）。
天历年间全国商税收入统计表
左表中的“腹里”，包括二十九路、州，其税额分别是：大都路，8242锭9两7钱；上都留守司，1934锭5两；兴和路，770锭17两1钱；永平路，2272锭4两5钱；保定路，6507锭23两5钱；真定路，17408锭3两9钱；顺德路，2507锭9两9钱；广平路，5307锭20两2钱；彰德路，4805锭42两8钱；大名路，10795锭8两5钱；怀庆路，4949锭2两；卫辉路，3663锭7两；河间路，10466锭47两2钱；东平路，7141锭48两4钱；东昌路，4879锭32两；济宁路12403锭4两1钱；曹州，6017锭46两3钱；濮州，2671锭7钱；高唐州，4259锭6两；泰安州，2013锭25两4钱；冠州，738锭19两7钱；宁海州，944锭3钱；德州，2919锭42两8钱；益都路，9477锭15两；济南路，12752锭36两6钱；般阳路，3486锭9两；大同路，8438锭19两1钱；冀宁路，10714锭34两6钱；晋宁路，21359锭40两2钱。[22]
文宗天历二年(1329)，全国财政收入中“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23]，可知商税在全国钱钞收入中约占10%左右。在征收货币的各项税赋中，盐课占首位，其次便是商税，其重要性由此可见。
从上述分区数额可以看出，江浙、腹里、河南和大都的商税收入在10万锭以上，而甘肃、四川在2万锭以下，辽阳、岭北更在万锭以下，前者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后四省则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尤以辽阳、岭北为甚。元代的腹里，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的一部分，各路、州直辖于中书省，从上列数字来看，腹里各路、州是很不平衡的，商税收入在万锭以上的有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济宁路、济南路、冀宁路、晋宁路，尤以晋宁（路治今山西临汾）、真定（路治今河北正定）为各路之冠。
《元史·食货志·商税》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按以上统计，实为10倍左右，“百倍”之说是夸大的。但至元七年只是北方的商税数额，和天历年间数额相比，不甚合适。至元二十六年桑哥确定的商税45万锭，与天历年间的商税数相比较，则可知四十年间商税增长了1倍多。如果考虑到元代中期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因素，那末，商税实际上并无多大提高，甚至可能是负增长的。
二
宋朝制度，有过税，有住税。“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24]所谓过税，指商人贩运货物过程中沿途关卡所收之税；所谓住税，即货物在市场交易后应纳之税。金朝亦有商税。大定二年(1162)，“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25]。关税即过税。据此，可以认为，金朝原来有过税，有住税，大定二年以后，只有住税，不再征关税（过税）。
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关于住税、过税的明确记载。明初编纂《元史》，其《食货志·商税》部分，对这个重要问题也不曾涉及。蒙古国蒙哥汗时期，刘秉忠上书时为藩王的忽必烈，谈论“治乱之道”，其中说：“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宜从旧制，禁横取，减税法，以利百姓。”[26]“关市津梁”之税无疑是过税，据此则蒙古国时期有高达十五分取一的过税。但到元朝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元人黄溍说：“征商之制，有住税而无过税。”[27]黄溍是元代中期著名学者，曾出任地方官、学官，政事历练，熟悉掌故，所说必然有据。事实上，入元以后，有关诏令、文书，反复强调商税三十取一之法，实际上讲的就是住税，可见在政府心目中，商税只有住税一种。黄溍在上述文字后面接着说：“公（郴州路总管王都中——引者）命务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其途。”务官指税务官，“必法”者严格照规定办事，不征过税，所以商旅都愿从郴州经过。当然，由此也可看出不按规定办事私征过税的现象是存在的。其他一些记载也可为此证。至元四年，临汾县在城务捉获二批外地商人，扣下他们的货物，要以漏税处治。中央管理财赋的机构制国用使司审核认为：“今据樊城等七人般驼布疋，经由汾河岸东，欲往山东，彼中不曾货卖，岂有在城务提拿漏税之理。”便命令将货物发还本人。[28]外地商人只是经过，不曾在本地发卖，就不能作“漏税”对待。另一条记载是，“至元中，有司尝征商于野，民甚病焉。处士（马之纯——引者）持牒愬行中书，以为与民争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29]“征商于野”显然是指征过税而言。马之纯是新定（今浙江建德）人，“征商于野”就是向商人征收过税。马之纯以平民身分敢于向行中书省提出意见，而行中书省竟然也因此除免，显然是因为政府并没有征收过税的规定，“征商于野”只是地方政府的行为。
商税分为过税、住税，由来已久，唐、宋时均曾推行。[30]元时取消过税，只保留住税，这是古代税制的一个重要变化，很可能是沿袭金代中期以后制度的结果。不收过税，无疑有助于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由于官吏的贪污腐化，这条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作用是有限的。到了明代，“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又恢复了唐、宋的制度。[31]
商税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税，凡是进入市场交易的，都要纳商税。粗略加以归纳，有以下几类：一是农产品，有粮食、蔬菜、牲畜等。一是手工业产品，有纺织品、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一是固定资产，如房屋、土地等。一是人口。还有其他一些物品。甚至民间结婚聘礼所用绢疋，也要“依价准折财钱”交纳商税。[32]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是一种买卖关系。政府在民间收买应当物件，称为和买，“虽是官买物件，亦合投税”[33]。但“铸
农器犁铧等物，并不投税”[34]。此外“自来不曾收税物件及庄农鸡豕牛羊等各家畜养自用不卖之家，毋得收税扰民”[35]。各地“自来不曾收税物件”名目不一，如福建曾出榜声明30余种物品属于“不合税”范围，有：“书画，藁荐，扫帚，草鞋，条帚，砖瓦，诸色灯，柴炭，蛤蜊，铁线，铜线，苎绵，草索，胭脂，麻线，石巨，蛤粉，曲货，莲蓬，菱芡，诸般菜，山药，竹笋，蟹，苔脯，紫菜，糯米，虾，鳖，黄螺，砺房，截蛏，乌贼”；“牛马驴骡羊鸡鸭鹅生子犊不系货卖者”；“其余该载不尽不合收税并人家自用不系货卖之物”。福建“所辖地面依山濒海，炎瘴之地，难同近里路分一体收税。”[36]免税的面可能大一些。
在上述几类交易的物品中，“田宅、人口、头疋”占有很大的比重，“于内价值千有余定者有之，以三十分取税一分，一契约取四五十锭。其余田产、宅院、人口、马疋价直百十锭者有之，五七十锭之上者有之，三二十锭有之，至微者牛畜之类，不下七八锭。”[37]一般的农产品（粮食、经济作物）、手工业产品等，进入市场交易的数量虽然很大，但总的来说价格不高，在商税中所占比重总的来说比不上前面几项。物品交易完成后，便要到征收商税的机构税务去纳税。税务官吏在收到税钱后，要进行登记：“税务应收诸色课程，于赤历单状内须要明白附写物主花名，收讫钱数目，以备照勘。”[38]“赤历”就是加盖印章的财务收支簿册。至于大宗贸易一般都要订立契约，买卖双方持契约到税务投税，税务收税后发给契本。“诸人典卖田宅、人口、头疋，所立文契，赴务投税，随即粘连契本，给付买主，每本收宝钞三钱。”“无契本者便同偷税究治。”[39]契本就是官方的收税凭证，纳税领得契本，才是合法的，以后发生纠纷，便以契本来断。如果没有契本，交易就是不合法的，如果发现，便作逃税处置。契本是国家统一印发的，每道收钱中统钞三钱。这是至元二十二年规定的。到了武宗至大三年(1310)，改收至元钞三钱。至元钞与中统钞是一与五之比，也就是说增长了5倍[40]。天历元年(1328)，“契本总三十万三千八百道，每道钞一两五钱，计中统钞九千一百一十四锭。内腹里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计钞二千四十九锭四十八两；行省二十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计钞七千六十四锭二两。”[41]至元钞三钱折合中统钞一两五钱。出卖契本的收入，不计入商税之内，是另立专项的。
元代蒙文圣旨中，称商税为Tamqa，音译为“探合”。Tamqa的原意为“印”。这是因为商税征收时以契本为凭证，而契本要用税务印才有效，故以“探合”为商税。湖南宁远曾出土一长方铜印，上方边框横刻“宁远务”，两侧边框竖刻“如无此印”，“形同匿税”，中间为元代通行的八思巴文，经研究应是“关防课税条印”。此印显然用于契本，为研究元代商税制度提供了实证。[42]
元朝征收商税的机构，称为税务，亦称税使司。[43]大都因商业繁荣、商税收入数多，设有税课（后改宣课）提举司。此外，夏都开平（上都）和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杭州亦设税课提举司。税课提举司下辖若干税务。元代文献《元典章》中两处记录了全国的税务数目，一约170所，一约200所，显然，税务的设置在不同时期有所增减。[44]而且，以当时的其他文献参证，税务的设置应不限于《元典章》所载。例如，镇江路的税务，在《元典章》两处记载中都只提到镇江、金坛两处，而在元代中期的方志中则有“在城务，谏壁务，丁角务，丹阳县，吕城务，金坛县”共六处。[45]而上述宁远务亦不见于《元典章》记载。可以认为，元代税务的设立，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上述200处左右税务的记载中，按地区区分是：“大都等处腹里税务七十三处”[46]，“江浙行省四十处”[47]，“江西行省一十八处”，“福建行省六处”，“辽阳行省二处”，“河南行省三十四处”，“陕西行省四处”，“四川行省二处”，“甘肃行省二处”，“湖广行省一十九处”[48]。只有征收到相当数额的地方才能设立税务，因此，税务的设置大体上反映了各地区市场交易的情况。江浙、河南（元代河南行省包括今河南和湖北、安徽、江苏的北部）和腹里（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部分地区）所设税务较多，市场交易数额较大，尤以江浙为最。江西、湖广次之，辽阳、陕西、四川、甘肃数省，则是落后的。
元朝政府将商税征收机构按征税数额划分为不同等级。大都税课（宣课）提举司和杭州税课提举司阶从五品。[49]其余税务则按万锭之上、五千锭之上、三千锭之上、一千锭以上、五百锭之上五等，品阶分别是从六、正七、从七、正八、从八。提举司设提举、同提举等，税务设提领、大使、副使。据有的文献记载，万锭之上的税务有杭州在城、江涨、城南、真州（今江苏仪征）；五千锭之上的税务有平江（今江苏苏州）、潭州（今湖南长沙）、太原、平阳、扬州、武昌、真定、安西（今陕西西安）；三千锭之上有建康（今江苏南京）、龙兴（今江西南昌）、温州、泉州、庐州、江陵、淮安、庆元（今浙江宁波）、镇江、福州、成都、清江镇（今江西清江境内）、恩州（今山东武城）、保定、大同、卫辉（路治汲县，今河南汲县）、汴梁（今河南开封）、济宁、东平、益都、大名、吉安[50]。以上共34处。此外还有大都税务提举司所辖，无疑商税在万锭以上，但不在数内。杭州在城、江涨、城南三处，均在杭州境内，真州是长江、运河交汇之地。杭州、真州，还有大都，是当时市场交易最盛的城市。其次便是平江以下诸处。如按地区分析，则腹里11处（太原、平阳、真定、保定、大同、卫辉、恩州、济宁、东平、益都、大名），江浙行省7处（平江、建康、温州、泉州、庆元、镇江、福州），河南行省5处（江陵、淮安、庐州、卫辉、汴梁），湖广2处（潭州、武昌），江西3处（龙兴、吉安、清江镇），四川1处（成都），陕西1处（安西）。这些便是元代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在一定意义上，从它们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
元代全盛时，设县1127[51]。而全国税不过200左右或稍多，可知多数县不设税务。从全国来说，绝大多数地区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货物交易很少，商品流通有限，以致于没有设立税务机构的必要。这不是说这些地区不征商税，而是采用地方行政机构办理的方式，可以昌国州（今浙江定海）为例。“税课。往宋以海乡散漫，止产渔盐，商贾之所不至，故无征禁。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每月柜办中统钞一锭一十八两六钱，今增至三锭半有奇矣。”[52]昌国州的税课，就是商税。数额如此之少，当然用不着设立专门机构了。
三
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为了保证商税的足额，必须防止逃税，这是元朝政府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法令：“诸匿税者物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但犯笞五十。入门不吊引，同匿税法。”[53]商人贩运货物入城，必须交纳随身的文引，证明自己的身分和携带的货物种类、数量，不交便同匿税处理。税务设有“拦头巡税之徒”，到处巡察拦截商旅，征收商税。[54]农村中常有自发的集市，从事各种交易，元朝政府曾明令禁止：“似这般立集呵，走透课程有；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有。合住罢了。”[55]“走透课程”就是漏税，是取缔农村集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推行种种防范措施，元代走漏商税的现象仍是很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权贵、僧道的公开逃税。元朝贵族、官僚经商是很普遍的。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忽必烈的诏书中说：“数年以来，所在商买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56]可见此风之盛。在此以前，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用阿合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57]。说明权势之家普遍不纳商税。尽管有此命令，情况并无多大的改变。延祐五年(1318)二月，“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58]，便足以证明。事实上，权贵们之所以敢于不纳税课，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纵容和默许。元文宗便“命宣课提举司毋收燕铁木儿邸舍商货税”[59]。僧、道及其他宗教寺院应当商税之事，在元代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他们“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买卖”，不仅自己不纳商税，而且还“夹带着别个做买卖的人”也不纳税，“多亏免课程有”。元朝历代统治者一再申明，各种宗教寺院，“种田呵纳地税，做买卖呵纳商税”，是国家的基本政策。[60]这类诏令的反复出现，正好说明并无多大实际效果。事实上，元朝统治者往往在宣布上述政策的同时，又允诺某些宗教寺院免纳商税、地税[61]，以致各种宗教寺院有恃无恐，税务机构对之无可奈何。这种情况，可以说整个元代没有改变。重要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大多掌握在贵族、官僚和各种寺院手里，他们公然逃避纳税，对于政府的商税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税务官吏的营私舞弊。至元二十二年福建按察司的一件文书中说：“各处务官，将从来不合收税名项，收要税钱。……其契税又多不用上司元降契本，止办务官契尾，更有连数契作一契者，其弊多端。”[62]皇庆元年(1312)一名张姓户部主事上书说：“照得近年以来……税课不能尽实到官，盖因……买置之家，畏惧税司刁蹬，多被权豪势要、牙行、拦头巡税之徒，结揽文契，多收税钱，并不纳官。若是务官觉察取问，止以价钱未完为由推调。直至年终，务官将与交界，乘此之时，掯除务官，少者强索印契，多者不论价值，或以一契至元钞一钱、二钱纳官。亦有通同作弊，不附赤历，就于契尾用印，因而分使官钱。又有因为务官不从己意，即赍邻境税务，往来互相走税。其别界务官，意为有益于己，又临任满，比之前项一二钱纳税者，又行半价收税，纵有用契本者，百无一二。似此弊病，不可尽述，一则失去契本价钱，二则失透官课。”[63]大量的商税款和契本钱落入经办官吏和地方豪强之手，而政府则减少了收入。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只有住税而无过税；商税采取三十税一的办法；商税收入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盐课。这是我们关于元代商税的主要结论。
商税既以“商”为名，很自然便会使人联想到商业活动。有的著作认为，“元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商税总额上，天历年间达七十六万余锭。元代银锭法定重量是五十两，钞以一百贯为一锭。《元史》所称钞若干锭，就是指若干个一百贯，而七十六万余锭则是七千六百余万贯。元代的商税是三十取一，由此可以推知元代国内贸易总额，约在二十三亿贯左右。当时全国人口总数除‘山泽溪洞之民’外，为一千一百多万户（这当然有隐漏），则是每年每户平均要购买二百另九贯以上的商品。这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商业已达到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64]。这段话有不少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指出，从前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天历年间全国商税额不是76万锭，而是近94万锭。银锭以50两为1锭，中统钞和至元钞亦以锭为单位，1锭50两（贯）；锭若干锭，就是若干个50两（贯），并非100贯。这只要看《元史·食货志》所载各地商税数锭以下余额没有超过50两的，便会清楚。因此，近94万锭应折合为4700万贯左右。以三十税一计算，投税的交易额应是14亿多贯，而不是23亿贯左右。元代的户口，至元三十年为1400万余户[65]，文宗至顺元年(1330)“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66]。“钱粮户数”即承担国家赋役的户数。“天历”亦是文宗的年号，与“至顺”年号相连，应基本相同。元代全国统一之日起，从来没有出现过1100多万户的数字。以1300余万户计，则每户交纳商税应为3贯半，按三十税一推算，每户平均的交易支出应为100贯左右，而不是“二百另九贯以上”。
诚然，正如上文所指出那样，现存的商税数额是元朝政府收入的数字，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交易的情况，漏税现象的严重存在，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市场贸易的实际数额应比14亿多贯大得多。即使如此，根据每户平均购买额来推论元代“商业已达到高度发展”，仍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样的户平均购买额，可以作为商业高度发展的标志，这还有待认真的研究。具体说到元代，为什么均交易额在200余贯以上便足以标志商业的“高度发展”，在上述著作中也未作论证。200余贯看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元代通行纸币，忽必烈初年，行使中统钞，物价比较稳定。没有多久，纸币因发行过多而逐渐贬值。皇庆元年(1312)户部张主事上书时说：“近年以来，物价涌贵，比之向日，增添数十余倍。”[67]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多数物品数十年间都在成倍地上涨，这是公认的事实。“天历之际”距皇庆元年又有十余年，纸币贬值更甚。对于此时“二百余贯”的购买力，不应作过高的估计。其次，市场交易并不完全等同于商业活动。如前所述，元代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可分几大类，其中田宅、人口、头疋的交易，价格高，所征商税亦高，在商税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亦大。头疋指性畜，是生产资料。田宅即土地、房屋，人口指奴隶，田宅和人口的交易，和一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活动。田宅、人口交易的兴盛，不能视作正常商业活动的繁荣。第三，前已指出，元代各地区商税收入是很不平衡的，大都、腹里和江浙、河南两省加在一起，占全国的四分之三，其余七省只占四分之一。从腹里来看，各路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江浙、河南亦应如此。完全可以认为，商税收入主要来自三四十处大中城市，全国大部分地区交易活动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那末，仅仅根据户平均购买额得出商业高度发展的结论，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注释：
[1]《元史》卷2，《太宗纪》。
[2]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3]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57。
[4]《金史》卷49，《食货志四》。
[5]《国朝文类》卷40。
[6]《元史》卷94。
[7]《元典章》卷3，《圣政二·薄税敛》。
[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9]《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0][11]《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13]《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14]《元史》卷12，《世祖纪九》。
[15]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271页。
[16]《元史》卷7，《世祖纪四》；卷94，《食货志》。
[17]《元史》卷168，《陈祐传》。
[18]《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宽赋》。《至正金陵新志》卷3下《金陵表》亦将“商税三十分取一”列于“至元十九年”条下。
[19]《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20]《元史》卷205，《奸臣·桑哥传》。
[21]《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2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23]《元史》卷33，《文宗纪二》。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征商》。
[25]《金史》卷49，《食货志四·诸征商》。
[26]《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27]《王公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1。
[28]《元典章》卷22，《户部八·匿税·入门不吊引者同匿税》。
[29]柳贯：《马君墓碣铭》，《柳待制文集》卷11。
[30]参看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401—409页。
[31]《明史》卷81，《食货志五·商税》。
[32]《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聘财依例投税》。
[33]《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和买诸物依例投税》。
[34]《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农器不得收税》。
[35]《元典章》卷22，《户部八·免税·自用物毋收税》。
[36][37]《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税契用契本杂税乡下主首具数纳课》。
[38]《元典章》卷22，《户部八·杂课·收税附写物主花名》。
[39]《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关防税用契本》。
[40]《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每本至元钞三钱》。
[41]《元史》卷94，《食货志二·额外课》。
[42]蔡美彪：《元宁远务关防课税条印音释》，《文物》1995年第7期。
[43]《至顺镇江志》卷首，《官制表下》。
[44]《元典章》卷9，《吏部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卷7，《吏部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
[45]《至顺镇江志》卷6，《赋税》；卷13，《公廨·务》。
[46]下面开列税务66处，另有大都在城宣课提举司。
[47]下面开列税务为35处，另有杭州在城税课提举司。
[48]下面开列税务为18处。
[49]《元典章》卷7，《吏部一·内外文武职品》。
[50]《元典章》卷7，《吏部一·内外文武职品》。
[51]《元史》卷58，《地理志一》。
[52]《大德昌国州志》卷3，《叙赋》。
[53]《元史》卷104，《刑法志三·食货》。
[54]《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税钱》。“拦头”在宋代已存在，参看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第295页。
[55]《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住罢集场聚众等事》。
[56]《通制条格》卷18，《关市·牙保欺蔽》。
[57]《元史》卷94，《食货志二·商税》。
[58]《元史》卷26，《仁宗纪三》。
[59]《文史》卷35，《文宗纪四》。
[60]《通制条格》卷29，《僧道·商税地税》。
[61]这类诏令传世甚多，可参看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
[62]《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税契用契本杂税乡下主首具数纳课》。
[63]《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税钱》。
[64]《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278—9页。
[65]《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66]《元史》卷58，《地理志一》。
[67]《元典章》卷22，《户部八·契本·契本税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