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流动人口论文,与非论文,途径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户籍制度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这项制度一直制约着中国的人口流动。不过，经济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促使这项制度不断地松动，就目前来说，户籍制度已不再是人口地域流动的最主要的障碍，它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似乎也在减弱。然而，户籍制度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仍然显示出持续的效应，它导致了流动劳动力（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本地户口的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和过程有着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的异同，试图考查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分割机制，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市场分割与流动路径
已有的中国流动人口研究文献资料已注意到，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具有一些特殊性。如一些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出现了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分层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有的把流动人口就业人员区分为四大类：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王汉生等，1997）；又有研究者发现，流动劳动力有着特殊的职业流动模式。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农民前次职业的业绩不能积累、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工作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上升的较少，这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李强，1999，2000；袁亚愚，1994）。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者们通常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工作流动产生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工作流动的重要性要高于非流动人口（王奋宇、赵延东，2003）。
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新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成为最近10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主要理论取向。社会学家从制度经济学家（如：Piore，1975；Doeringer & Piore，1971；Averitt，1968；Smith，1990）那里吸收了“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和“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等概念并加以重构，用以社会分层的结构分析。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系统是由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而不是一个适用于全社会范围的单一过程，因为市场是被各种制度规则所分割的。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有着同样特征的个人，如同样的教育水平、训练资历、心理素质、工作努力程度等，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往往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酬回报，这就是由结构分割因素造成的。这类研究证实，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s）。二级劳动力市场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first labor market or internal labor market）的流动规则不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工资收入较低而且也没有职位晋升机会（参见李春玲，1997）。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尝试采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近20年来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变化，但很少有学者采用这些理论来系统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
采用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遇到一些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割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分割似乎更为复杂。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二元经济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人员享有不同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却有多重的分割机制导致了多元的分割格局。目前来看，至少存在着三种分割机制导致了市场的分割：二元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经济结构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乡分离和地区隔离的分割体系，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了具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体制内外或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体制内或公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就业者与体制外或非公有部门的就业者之间的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是指（专业性）人才市场与（非技术性、体力）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与较少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图1 显示出在三种结构性分割机制作用下区分出的七种类型的劳动力。
图1 市场分割下的七类劳动力
在多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流动劳动力处于上述图表中的第7类，他们是体制外、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力或半体力工人、自雇佣劳动者和小经营者，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职业上升流动机会少。有一部分流动劳动力就业于体制内（国有部门和集体企业），他们属于上述图表中的第4类和第5类，但多数情况下是第5类，即虽就业于体制内但实际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并不享有体制内正式职工的通常待遇，而实际的工资收入和工作待遇与第7类没有多大差别。只有极少数的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流动劳动力属于第4类，他们处于体制内和一级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及职业晋升机会。大多数有较多人力资本的流动劳动力属于第6类，他们徘徊于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时常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因户口问题而遭受就业歧视。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类似的就业状态：他们多数时候滞留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和非公有部门，收入和工作不太稳定，缺乏上升社会流动机会，依赖于社会网络，处于社会底层。不过，仍有少量的流动劳动力通过某些特殊途径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比如，挤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和公有部门，获得一份稳定的专业或管理职位，进而获取本地户口；或者，通过投资经商、购买房产而取得本地户口。这些现象必然导致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化，在流动人口中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分层现象。然而，由于上述三种结构分割因素的作用，流动劳动力的上升社会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面临一些特殊的障碍，迫使他们寻求特殊的上升流动途径和地位获得路径。这使他们的地位获得模式与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模式十分不同。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过程受到正规制度规则的保护和引导，而流动劳动力在谋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过程中采取的步骤，常常意味着突破现存的制度规则或在现存制度安排之外开辟新的路径。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模式的异同，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分割的作用，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和规则不同，非流动劳动力遵循制度路径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而流动劳动力则通过非制度的路径来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二、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差异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从全国3300个市县级抽样单位抽取了73个市／县／区的408个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6240名16—70岁的居民进行调查，最终获取有效样本6193个。经加权处理后，此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在基本的人口信息和主要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方面（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和就业状态等）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样本分布极为接近（参见李春玲，2005a:18）。在6193个样本中，有7.1％是流动人口，而在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约6.9％是流动人口。本文所说的流动人口是指居住于某一县或市但没有当地户口（本县或本市户口）的人，非流动人口是指居住于某一县或市并拥有当地户口（本县或本市户口）的人。流动劳动力是指在某一县或市务工经商但没有当地户口（本县或本市户口）的人，非流动劳动力是指在某一县或市务工经商并拥有当地户口（本县或本市户口）的人（参见表1）。
表1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差异（％）
表1列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特征方面的异同。与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男性比例较高，同时未婚者和年轻人比例较高，而且农业户口的人比例较高。在流动人口中，57.4％的人年龄在31岁以下，88.2％的人是农业户口，29.8％的人未婚，而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分别为32％、71.8％和16.7％。
表2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阶层分布①（％）
表2列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阶层构成差异。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远低于非流动人口，在非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为45.4％，而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仅为9.6％。由于流动人口主要在非农业领域从事经济活动或者是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因此，应该把农业劳动者从样本中排除，来比较流动人口的阶层构成。如果排除农业劳动者，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展现出不同的阶层构成形态。非流动人口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比例较高，而流动人口中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比例较高。此外，非流动人口中白领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所占比例（30％）远高于流动人口（12.5％）。流动人口中的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所占比例（33.9％）远高于非流动人口（19.4％）。这些差异反映出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形态不同，并且，流动人口更可能获得的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位置也与非流动人口不同，这必然导致两类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的不同。
表3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
表3显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异同。数据显示，非流动人口更可能就业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而流动人口更可能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排除了农业劳动者样本之后，23.5％的非流动人口的就业者就业于国有单位，15.4％就业于集体所有制单位，而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则为9.5％和8.1％。流动人口就业者有73.4％就业于私营企业或个体经营及个人单独做事（无确定单位），而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则为56.3％。流动人口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缺乏稳定性，但他们似乎比非流动人口劳动力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部分原因是，非流动人口劳动力通常希望获得的是一份长久性的、工资较高的工作，这类工作比较难找；而流动人口劳动力可以接受临时性的、工资较低的工作，这类工作较易获得。此外，流动人口劳动力所获得的单位福利要少于非流动人口劳动力。
令人吃惊的是，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包括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和不包括农业劳动者样本都是如此。在包括了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中，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422.79元，而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869.24元。在排除了农业劳动者的样本中，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1282.12元，而流动人口就业者是1304.8元。两组数据的卡方检验都是显著的，即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这种状况可以这样来解释。非流动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而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要比非流动人口高。同时，即使排除了农业劳动者，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仍然比非流动人口略高，因为流动人口就业者大多集中于大中城市，而非流动人口中有很大比例在小城市和小城镇，而大中城市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小城市和小城镇，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然而，在同一个城市中，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还是低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
表3的数据还显示，如果将农业劳动者从样本中排除，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明显低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指数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都低于非流动人口。同时，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低于非流动人口。
表4列出了城镇地区流动人口就业者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10个阶层的收入状况。各阶层比较而言，流动人口的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同阶层的非流动人口，而非流动人口的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于同阶层的流动人口，这就表明，流动人口要成为大企业主、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较为困难，他们较可能从业于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工人，而在经济收入方面超过同阶层的非流动人口。
表4 流动人口就业者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各阶层收入水平比较（城镇） 元
10个阶层 非流动人口就业者 流动人口就业者
均值 频数
均值 频数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 966.8537—
—
经理人员 1540.30
511721.91 3
私营企业主
4880.23
271203.35 11
专业技术人员 985.07128
908.69
7
办事人员 673.03208
563.86
18
个体工商户
749.49234
1390.23 114
商业服务业员工
526.33330
688.63
18
产业工人 465.25333
778.89
55
农业劳动者
110.795029.3014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
—
总计 1282.12
1398 1304.80 240
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处于一种劣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不过，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估计得那么大。与当地的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确处于劣势地位，但与所有的非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并不一定处于最不利的状态。实际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略好于非流动人口的低层人员，流动人口的流动行动本身就意味着由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三、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上述数据显示出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有所不同，同时，在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群体的内部也都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流动人口都处于社会底层，部分流动人口也有可能进入社会中上层。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多重分割机制的作用，流动人口进入社会中上层的路径和获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式，与非流动人口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社会流动率、社会地位获得模式和经济地位获得模式——来比较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地位获得的异同。我们以职业地位代表个人的社会地位，按照社会分层研究的通常做法，它是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进行测量的。另外，以经济收入来代表个人的经济地位，测量指标是个人的月收入。
（一）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率比较
地域流动作为个人的行为选择是一种争取上升社会流动的努力，这意味着，也许流动人口比非流动人口更努力地寻求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表5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工作变动次数多于非流动人口，然而，他们的上升社会流动率未必高于非流动人口。在包括了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中，流动人口的上升流动率（51.7％）远远高于非流动人口（22.4％），这是因为许多流动人口在流动之前是农民，而由农民转变成其他从业者就意味着一种上升流动；与之相反，非流动人口中有较大比例的从未流动过的农业劳动者，因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上升社会流动率远低于流动人口。如果把农业劳动者样本排除，流动人口就业者的上升流动率（35.4％）就低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42.1％），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由农业职业到非农职业的变化，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实际上升流动机会少于非流动人口，尽管他们工作变换的频率更高。不过，流动人口就业者的下降流动率（8.2％）也低于非流动人口（17.3％）。这些数据反映出，流动人口必然经历较多的工作变动和克服较多的阻碍才能实现上升社会流动；但同时，由于他们更为努力地寻求上升流动机会，或者说更加渴望改善自身地位状况，他们遭遇下降流动的可能性又少于非流动人口。这些情况表明，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有其特殊的路径。
表5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工作变动和社会流动之比较⑤ （％）
（二）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比较
表6所列数据是通过7对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比较流动人口就业者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的异同。职业地位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表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越高，表明职业地位越高。表6中的7对线性回归模型都是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共有17个，包括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工作资历（工作年限）、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父亲职业、父母亲文化程度、14岁户口身份和14岁时家庭收入），表中所列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各种因素（自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者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从中我们获得了两个发现：
表6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之比较
（多元线性回归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因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注释①：表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显著水平：*P＜.05
1.文化程度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大于流动人口就业者
数据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于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获得都有影响，但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大于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非流动人口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增加1.27分，流动人口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增加0.72分。也就是说，尽管文化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要弱于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
2.家庭背景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的作用明显大于流动人口就业者
家庭背景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有强烈的影响，但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较弱。父亲的职业身份、父亲的教育水平和母亲的教育水平都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强烈的影响；然而，父亲职业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只有微弱影响，父亲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只有母亲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对非流动人口的影响。在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若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12.97分；若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10.59分；若父亲职业为办事人员，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6.68分；若父亲职业为自雇劳动者，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8.09分；若父亲职业为工人，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4.88分。在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若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平均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人高8.67分，而父亲为其他类型职业，则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没有显著差异。在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若父亲教育水平为小学，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父亲是文盲的人高1.52分；若父亲教育水平为初中，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父亲是文盲的人高3.95分；若父亲教育水平为高中，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父亲是文盲的人高6.53分；若父亲教育水平为中专，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父亲是文盲的人高6.18分；若父亲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父亲是文盲的人高10.79分。而在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父亲教育水平不同，并未导致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显著差异。母亲的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都有影响，但对非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在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若母亲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母亲为文盲的人高11.65分，而在流动人口就业者当中，若母亲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比母亲为文盲的人只高4.39分。另外，14岁时家庭年收入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但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没有显著影响。14岁时的户口身份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都有影响，但对非流动人口的影响要大于流动人口。这些情况表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想要取得较高的职业地位，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而对于流动人口就业者来说，家庭出身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对当代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都显示出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因素，这是由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和社会分层制度规则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社会，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背景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常规因素，基于这些常规因素的作用，人们遵循着制度安排的路径进行社会流动——家庭背景较高的人有更多机会进入社会中上层，拥有高学历的人更可能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而上述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社会，非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获得更易于受常规因素的影响，并且他们的职业地位获得路径遵循着制度的规则。而流动人口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较少受常规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职业地位获得似乎遵循着非制度的路径。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家庭出身背景，以前的户口身份，甚至教育水平，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个人的勤奋努力、机遇、冒险精神或社会网络，而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遵循着非制度的规则。
（三）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比较
与表6类似，表7所列数据是通过5对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 比较流动人口就业者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模式的异同。经济地位以个人的月收入高低来表示，月收入越高，表明经济地位越高。表7中的5对线性回归模型都是以月收入对数作为因变量⑥，自变量共有9个，包括了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工作资历（工作年限、工作年限平方⑦）、户口（城镇、农村）、性别（男、女）、工作单位所有制（国有、非国有）和工作单位类型（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无正规单位），表中所列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出了各种因素（自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者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月收入）的影响程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过程的异同。
1.文化程度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大于流动人口就业者
受教育年限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收入水平）都有显著影响，但对非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表7中的模型1是对教育的经济回报率的估计，即估计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在对非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0.12，而在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中，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仅为0.05。这说明，文化程度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大于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
表7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之比较
（多元线性回归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因变量为月收入对数）
注释①：表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显著水平：*p＜.05
2.户口因素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有影响而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无影响
表7中的模型2是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估计户口身份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模型2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户口身份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87），但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26并且不显著）。也就是说，在相同文化程度和工作年限的情况下，对非流动人口来说，有城镇户口的人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业户口的人，而对流动人口来说，有城镇户口的人的收入并不比农业户口的人高。这表明，如果你是外来的、没有本地户口，那么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对你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太大影响。
3.性别因素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有影响而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无影响
表7中的模型3是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估计性别因素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33），但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没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15并且不显著）。这就是说，在相同文化程度和工作年限的情况下，对非流动人口来说，男性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但对流动人口来说，男性的收入水平并不比女性高。
4.单位因素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大于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影响
表7中的模型4是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性别这三个因素的条件下估计所有制因素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单位所有制因素对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77），但对流动人口就业者没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17并且不显著）。这就是说，在相同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相同性别的情况下，对非流动人口来说，国有单位就业者的收入水平高于非国有单位，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其收入水平并不存在所有制的差异。
表7中的模型5是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性别这三个因素的条件下估计不同单位类型对个人月收入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单位类型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影响，但对非流动人口的影响大于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当代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程度、工作资历和性别都是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常规因素，这是由工业化社会的结构特征和社会分层制度所导致的后果。而户口制度和单位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制度安排，是影响中国人收入分配的常规因素。然而，比较这些因素对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收入水平的不同影响，我们发现，现存的制度安排是导致非流动人口的经济分层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内部的经济分化作用力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现存的制度安排为非流动人口当中的一部分人提供了优待、保护或特权，这些享受优待政策和享有特权的人的经济地位状况明显优于其他非流动人口。而流动人口的情况则不同，流动人口基本上不能享受现存制度提供的任何优待条件，因而，这些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内部的经济分化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现存的制度安排对于所有流动人口都是不利的。
四、结论
通过对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流动劳动力更努力地争取、实际上也更频繁地经历着工作变动和职业流动，但他们获取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明显少于非流动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他们所能取得的较高的阶层位置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而不太可能是国家或社会管理者（政府部门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流动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与非流动劳动力极为不同，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常规因素和正式制度对他们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取似乎没有发挥正常的作用。⑧ 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他们没有影响，实际上，这些结构和制度因素对他们的社会流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把他们排挤到正规制度安排之外的领域，使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状态，从而不能按照常规的地位获得模式去争取上升社会流动机会，而是采取特殊的方式和特殊的路径进行流动。如果想突破制度阻碍和结构屏障，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中上层，那么，对他们来说，家庭出身背景、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资历的积累、受雇于好单位等因素——现在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常规社会流动路径——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社会网络、机遇、冒险、大胆、钻制度的空子等非常规因素。
因此，我们最终获得的结论是，三重制度分割——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使流动人口劳动力被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正式制度对这个空间领域的控制和影响较弱。这导致了流动人口的极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分层形态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也迫使流动人口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实现上升社会流动，这些特殊的路径和非正式规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非制度模式。
注释：
① 表2中的阶层分类采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十大阶层划分，参见陆学艺主编，2004；李春玲，2005b。
② 三项福利都提供为“所有福利”，提供其中两项福利为“部分福利”，提供一项福利为“少量福利”，三项福利都不提供为“没有福利”。
③ 家庭消费指数是根据家庭拥有的家用电器和耐用品的数量计算出来的，具体计算方法参见李春玲，2005a:224。
④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参照和修正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公式而得出，具体计算方法参见李春玲，2005b。
⑤ 表5中“上升流动率”是指有多少比例的人最初的阶层位置（刚开始工作时的阶层位置）与当前阶层位置发生变化，并由较低阶层位置变动为较高阶层位置；“不流动率”是指有多少比例的人最初的阶层位置与当前阶层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下降流动率”指有多少比例的人最初的阶层位置与当前阶层位置发生变化，并由较高阶层位置变动为较低阶层位置。10个阶层的高低位序排列如表4所列。
⑥ 因线性回归模型要使因变量与各自变量为线性关系，所以需要对月收入进行对数转换。
⑦ 工作年限与月收入对数是曲线关系，所以要加入一个工作年限平方自变量。
⑧ 作者想要特别提请注意，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常规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地位获得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表6和表7的数据分析结果），从统计方法角度来看还有一些不太确定之处。由于本文所用数据的样本数量的局限，流动人口的样本数很少（占7.1％），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是非流动人口，这可能导致非流动人口的统计值更易于显著，而流动人口的统计值更易于不显著。因此，本文的结论只是初步的，需要更好的调查数据来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