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化抑或高卢化——高卢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现象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高卢论文,互动论文,过程中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4-0170-12 罗马化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最初以文明征服论、同化论为基调，宣扬罗马帝国推动了高卢、日耳曼、不列颠等落后民族的文明进程。①这种研究模式无形中带有某些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20世纪初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帝国与蛮族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呈现帝国文明与被征服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1]70-80年代，罗马化研究引进了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一边缘”概念。[2]该理论认为中心对边缘产生文化辐射作用，中心输出先进技术和产品，边缘依附于中心，仅仅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90年代以后，研究者更多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罗马文化霸权的话语立场进行批判，强调族群文化的平等和互动作用，认为族群交往产生相互影响：不仅被征服的民族模仿罗马人，而且罗马文明自身也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3]罗马化研究逐渐由“同化”论转向“互动”论[4]；强调被征服地区传统文化的抵制性调整(resistant adaptation)与适应(resistant accommodation)，再生产与复兴，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文化抵抗”②；反思“罗马化”这一概念，提出用后殖民理论的术语“克里奥尔化”(croelization)取代“罗马化”[5]，用“文化互渗”或“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取代“文化趋同”(assimilation)；尝试用中性术语“文化转型”(cultural transformation)、“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6]来纠正“罗马化”概念所造成的偏见。 不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文明扩张的单向研究模式仍是有待突破的瓶颈。如何在研究中凸显“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文化影响，这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事实上，行省的“罗马化”现象只是帝国早期(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的突出现象。公元2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帝国西北部行省就出现了“凯尔特文化复兴”迹象。[7]公元4世纪，西部行省日益走向蛮族化，东部行省则趋向东方化，直至帝国分崩离析。[8]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势清楚地表明，罗马古典文明在行省地区不断退缩，逐渐蜕变为蛮族化的、东方化的晚期古典文明。 这说明被罗马征服的民族不但长期保持文化传统，而且对罗马帝国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9]罗马与“蛮族的关系绝不是罗马文明单向的同化过程，蛮族对罗马世界的影响使得罗马世界发生了变革。”[10]从帝国初期开始，文化转型已悄然进行。“在高卢立足的罗马文明在许多方面都融合了高卢原有的一些文化特征。”[11]在阿非利加行省，当阿非利加人变得罗马化时，罗马文明自身也变得“阿非利加化”了。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化、宗教罗马化，以及军队和殖民地与罗马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果。④但主流观点仍然以罗马帝国文明优越论和同化论为核心，强调罗马文明对行省“蛮族”的推动性影响。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罗马化研究中的影响和新的研究模式，虽然有所介绍[12]，但这些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国内目前已发表的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国内罗马化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待改进。 本文在综合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罗马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互动或文化互渗现象。以帝国初期高卢行省的罗马化为例，分析罗马文明的传播导致高卢的城乡面貌、经济发展、宗教崇拜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发生巨变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高卢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基因渗透，不可避免地衍生出罗马文明的地方化变体。这种地方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了意大利本土文化，促使罗马古典文明逐渐走向转型。 一、罗马化景观背后的高卢身份认同 (一)罗马化城市中的高卢文化标志 独立时期的高卢地区已出现城市化萌芽。高卢城市至少有三个源头——山北高卢的设防聚落“奥必达”(oppida)(即“寨堡”，约公元前7世纪末)，纳尔榜高卢的希腊化殖民城邦(公元前3世纪)和高卢战争结束后建立的罗马殖民地(公元前1世纪晚期)。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高卢城市仍保持着凯尔特风格。直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城市元素才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罗马高卢城市不是对罗马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罗马城市元素与凯尔特城市传统嫁接而成的。[13] 高卢城市传统的延续主要体现在，半数以上的城市，例如奥顿(Autun)、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卢格杜努姆(Lugdunum，今里昂)都是在铁器时代的寨堡旧址或附近的平地重建、扩建的。许多前罗马时代的寨堡未被废弃或迁移，那里的居民们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并且因地制宜，适应了罗马的统治，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奥克索山(Mt Auxois)为罗马的阿波罗神庙供应热水，提供金属加工；曼杜比(Mandubii)则因为接待崇拜者和贸易而获得了财富。[14] 寨堡传统在罗马化城市的名称里有所体现。如“奥古斯都—杜纳姆”(Augustodunum)、“奥古斯都一杜拉姆”(Augustodurum)，其凯尔特语后缀词根“-dunum”或“-durum”，意为“寨堡”。此外，“尤里奥马居”(Juliomagu)和“奥古斯都马居”(Augustomagu)的后缀词根“-magu”，在凯尔特语中是“市场”之意。常见的罗马化城市名的后缀词根还有“-ritum”(意为“通衢”)和“-nemetum”(意为“圣地”)等。[15]“市场”、“通衢”、“圣地”这些后缀体现了寨堡作为贸易、交通枢纽和宗教活动中心的职能。这些城市被冠以罗马元首名字之后，看上去变成了罗马城市，但是，城市名的凯尔特语后缀则表明寨堡传统根深蒂固。 高卢人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有选择地吸收罗马文明，通过模仿实现了文化转型。高卢城市的罗马化景观包括：高耸的城墙、市中心的广场、议政厅(basilica)、纪念碑、神庙、剧场、竞技场、浴场；贯穿东西、南北两条交叉的中轴线；纵横交错的街道；居民区沿主要街道分布，手工作坊集中在城市边缘；墓地位于城外的道路两旁等等。不过，尽管高卢人竭力模仿罗马城市的外观，减少本地特征，但高卢城市仍与意大利本土城市有着明显差别。 “高卢城墙”(murus Gallicus)的建造方式就与罗马城墙不同。高卢人先用木梁搭建框架，用30厘米长的大铁钉加固，再按照框架用石块和泥沙填筑成墙体。这种石木结合的墙体十分坚固，可以抵御破城槌的攻击，还不怕火攻，比罗马的石头城墙更为先进。这给罗马征服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恺撒的《高卢战记》对此有详细描述。[16] 高卢城门塔楼使用的一种特殊木材也引起了罗马人的注意。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公元前1世纪末)中提到一则轶事，恺撒率军在山南高卢作战时，发现波河流域生长着一种落叶松，其材质耐火。拉里格努穆城(Larignum)的居民用这种落叶松搭建的塔楼，成功地抵挡了罗马军队的火攻。此后，罗马人大量输入这种木材，用于制作城市居民楼屋檐下的防火挡板，使城市街区免受火灾蔓延的侵害。[17] 高卢的城市住宅有其特色，传统的黏土茅屋构成了高卢城镇的特色风景。公元1世纪，罗马化高卢城市中仍有大量凯尔特式黏土木屋民居，它们与石砌的浴场、剧场和竞技场等罗马公共建筑长期并存。[18]传统的泥坯和版筑砌墙技术直到公元1世纪中期仍很流行。石料和混凝土建材传入高卢后很少用于民居，仅仅在大型公共建筑物上使用。石墙、混泥土墙直到公元2世纪才被普遍使用。[19] 罗马中庭式住宅(domus)传入高卢地区。其特点是以砖石建材为主，装饰着壁画、雕像，拥有带立柱的围廊和庭院，一般造价昂贵，多为上流社会人士所居住，集中分布在城市中心的富人区。高卢人对罗马式住宅进行了某些局部改造，使其呈现出本地化特点。 “高卢门房”就是罗马住宅的一种地方变体。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到过这种位于大门入口处的接待室，这种功能性房间不见于意大利本土，源自希腊化时期宫廷的入口接待厅，体现了希腊化文化对高卢住居的影响。高卢罗马住宅的厢房(alae)与中庭(atrium)的长度比例为1∶6或1∶10，而意大利的罗马住宅一般为1∶4。[20]庭园立柱的风格也有差别。罗马人发明的科林斯式与爱奥尼亚式混合型柱头在高卢地区并不常见。这是因为罗马式混合型柱头需要以大理石为原料，而高卢民居的柱头多采用本地产软质石灰石，承重力有限，不适合做复杂造型，故而朴素的托斯卡式柱头在高卢运用得最为广泛。[21] 在城市布局方面，高卢城市虽然模仿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中轴线和网格状街道设计，但由于地形不同，而且受原有寨堡聚落建制的影响而有所调整，同罗马城市相比，高卢城市的布局显得较不规则。 例如，格拉努姆(Glanum)因地势高峻、狭窄，不适宜营建大型公共场所，故另外选址修建广场、纪念碑等建筑群。比布拉克特(Bibracte)保留着前罗马时代的聚落住居遗址。许多居民区并不是沿新修的中轴线道路平行分布，房屋散漫分布，且朝向各异，不同于整齐划一的罗马城市街区。[22]手工业生产区起初与居民区混为一体，延续了铁器时代聚落分工不明确的特点。在桑特(Saintes)，直到公元30-40年代，在奥顿直到公元70年代，手工作坊才被转移到城区边缘。 地方性宗教建筑构成了城市的特殊风景，体现了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例如，在佩里格(Périgord)的城市中心，有一座土著保护神沃絮那(Vesunna)的圆形神庙，圣殿周围带有走廊。在艾尔(Aire)，广场西部用廊柱环绕着，有一座凯尔特类型的神庙，可能是献给塔拉尼斯神(Taranis)的。在奥顿，有一些方形神庙，被圆形廊柱环绕着，这是地方传统的圣殿建筑。[23] 可见，在罗马化的外表下，地方传统长期存在。城市景观呈现多元文化混合的特点。在帝国行省各地，这种以延续传统文化为手段的“文化抵抗”可以说是一种比武装起义更常见的反抗罗马霸权的方式。 另一种“文化抵抗”方式则表现为，作为“罗马性”的象征物发生了地方性变异。在高卢行省，广场、剧场、浴场、纪念碑等罗马城市建筑的样式有所变化，呈现出高卢化风格。例如，高卢北部的城市大多没有独立的剧院和竞技场，这两种建筑往往合而为一。高卢人将罗马式剧场改造成阶梯剧场，这样既可以用来演戏，也可以表演角斗；还把其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面积改为舞台，使演员可以直接面向观众，以提升舞台效果。这种形式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巴黎发现的“竞技场”(Arenes)，它包括一个椭圆形的竞技场，周围是标准的露天剧场的座椅，在西边还有一个舞台。[24]此外，出于经济考虑，为了节省开支，高卢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没有圆形拱顶，座席凭依山坡设置。高卢的输水道在山间穿行时，尽量不修高架桥，而是沿山谷地面铺设。这一点也不同于意大利的输水道设计。 城市纪念碑的数量和规模象征着城市的地位。然而，高卢某些次级城市(如阿莱西亚，Alesia)，却拥有超过首府城市规模的纪念性建筑群。原因在于，这些城市在前罗马时代是该地区的中心聚落。在罗马统治下，不甘心失去特权地位的高卢地方贵族通过兴建罗马式纪念碑表达双重象征意义：对于高卢本地人来说，它们意味着重申城市传统的权力、地位，炫耀其实力，暗中表达了对罗马统治秩序的抵抗情绪[25]；但在帝国政府看来，它们意味着同化和效忠，不仅完全无害，还应鼓励。可见，罗马化城市的外表具有欺骗性，它使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对抗关系变得暧昧、隐蔽。高卢城市中的罗马元素在不同人的眼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既体现了罗马人/高卢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也暗含对帝国的忠诚/反抗的双重隐喻。 帝国初期，高卢的城市化水平不及意大利本土。意大利的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而高卢的城市人口仅占百分之十，纳尔榜高卢的城市人口比例稍高(约百分之二十)。意大利的城市密度大约为每11-16公里有一座城市，高卢北部地区城市之间距离约在50-100公里以上，纳尔榜行省的城市间距大约在20-40公里左右。[26] 高卢北部和南部布列塔尼地区城市化发展尤其缓慢。直到公元1世纪末，城内的居民区和城外的农庄仍保持铁器时代黏土和木建筑为主的聚落原貌，几乎看不到罗马式纪念碑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即便在拥有众多纪念碑的城市，例如位于罗讷河谷的首府城市亚眠(Amiens)，虽然街区规划井然有序，但居民人口稀少，空地广阔。维松(Vaison)的居民在城内开荒种地，虽然是城里人，却仍然务农。聚居城市的工匠人数不多，手工业者的社区规模很小，像里昂这样的手工业生产者大量聚集的中心很少见。 高卢城市化程度低的原因固然与这些地区(特别是北部和布列塔尼地区)地处偏远，较少接受罗马殖民者、驻军和商人传播罗马文明有关，也反映了当地居民在接受罗马文明方面缺乏足够的热情。[27] 不过，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高卢城市化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越了意大利。公元2世纪之后，高卢成为帝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意大利本土的经济却江河日下。到帝国晚期，高卢拥有1200多座城市，超过了意大利(1197个)和其他行省，如希腊(900个)、阿非利加(650个)、西班牙(300多个)等。[28] (二)乡村罗马化景观的本地解读 以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以部落首领、土地贵族为代表的地方精英构成了高卢的市民阶级，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0%-20%。高卢的大众始终是农民，乡村生活仍然占主导位置。 罗马征服之后，高卢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土地分为罗马公民的土地和非公民的土地。罗马人在殖民地实行方田制(centuriation)，土地被均匀地划分成方田份地，由沟渠、田埂和道路分割开来，形成独特的乡村罗马化景观。在殖民地之外，旧地主依然存在，只不过需要每年申报财产，缴纳赋税。即便在殖民地，一部分土地仍然归以前的地主和农夫所有。土地制度的革新并没有改变村庄的经济结构。 乡村罗马化运动进行得十分缓慢而浅显。从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高卢乡村长期保持着铁器时代凯尔特人茅屋村落的旧观。直到公元2世纪中期，罗马的影响才逐渐显现，例如，农舍的茅草屋顶换上了瓦片。瑞斯维克(Rijswijk)遗址(荷兰西部)记录了一个高卢村庄罗马化的进程。该遗址是一个带牲口棚的农舍，从公元1世纪到2世纪经过多次翻修、扩建。大约在公元1世纪30—60年代，该遗址的建筑物是一座具有铁器时代晚期凯尔特高卢人住居风格的三廊式木屋。60-90年代，木屋在原址上被翻新、扩建，但建筑结构不变，只是屋内罗马日用品的数量明显增多，而本地陶器仍占多数。到公元2世纪前期，再次被重建的农舍增添了许多罗马化建筑元素，包括木建筑的某些部分改用石砌，增加了壁画装饰和加热系统等，但传统的三廊式建筑结构保持不变。罗马元素只是局部的、点缀性的存在，以不破坏传统建筑结构的协调性为前提[29]，本地风格的陶器在日用器皿中仍占主导地位。[30] 公元1世纪晚期至2世纪，高卢地区由南向北，在罗马化城市中心附近的农业地区开始出现罗马庄园。典型的罗马庄园包括如下特征：豪华的石建筑别墅，有精美马赛克拼贴画装饰的墙壁、地板，配有冷热水的洗浴场，中央供暖设备，精美的家具，神庙和祭坛，牲口棚、手工作坊等。 不过，高卢地区的罗马庄园遗址在形态、规模、结构方面与意大利的罗马庄园并不完全相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庄园的主人很可能不是意大利移民，而是当地的中小地主。他们从当地聘请建筑师，利用当地建材，不完全模仿意大利本土的标准，而是因地制宜，遵循传统营造法式修建庄园。[31] 行省的罗马庄园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农庄的特色，呈现出地区性差别。例如，日耳曼行省的庄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个小庄园往往拥有一个相对宽大的房间或中厅，各个房间都有走廊相连。这种中央大厅和走廊设计是继承铁器时代的住居功能而来的。在雷提亚行省(Reatia)的奥本多夫(Oberndorf)庄园发现了三个早期使用的木壁水井。[32]在莱纳涅(Rhenanie)的庄园，主人还保留了早期的壁炉。[33] 下莱茵河地区(今荷兰)的传统农舍是按照当地人畜同居的习惯设计的：农舍呈长方形，一头住人，一头养牲口。改建为罗马庄园之后，只是扩大了房屋面积，部分采用石砌，局部装饰壁画，增设了廊柱，但人畜共居的格局并未改变。 罗马式庄园跟高卢传统农庄同时并存。在交通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心附近，罗马庄园数量较多。在交通不太发达的山区或森林地带，传统的高卢农庄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单位。勃艮第(Burgundy)、瑞士(Switzerland)、高卢东北部、高卢中部和郎格多克(Languedoc)中部等地就是传统高卢农庄比较集中的地区。埃斯特里—德涅库(Estrees-Deniecourt)等地的农庄从公元前2世纪直到公元4世纪，从来没有被罗马庄园所代替。[34] 还有一些地区，如皮卡第(Picardy)，由于土壤类型和深度的不同，既有一部分本地农场，又存在一些罗马式的庄园。[35]两者的形态彼此非常接近，就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做区分。[36]这是高卢农庄罗马化与罗马庄园本地化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 高卢的大地主和富农营造庄园所需的大笔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这笔资金来自城市和罗马军营。[37]城市居民和罗马驻军要从农村购买粮食、农畜产品、日用品和建筑材料。口岸城市对外输出的商品，如陶器、金属制品、木材、葡萄酒、橄榄油、纺织物等也主要来自村镇的生产中心。以高卢西南部地区最大的庄园之一蒙莫兰庄园为例，该庄园拥有铁匠铺、瓦窑、陶坊、织坊等手工作坊，其致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外销产品，赚得可观利润。[38]这是城市化和罗马军事殖民给高卢农村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一面。 罗马文化对高卢乡村的宗教生活也产生了影响。法国北部的“昂克尔河畔的里布蒙”(Ribemont-sur-Ancre)、“阿龙德河畔的古尔奈”(Gourney-sur-Aronde)、维埃纳(Vienne)的桑克萨伊(Sanxay)等地区的旷野上，耸立着理应属于罗马城市的建筑群——神庙、剧场和公共浴场。这种显得十分突兀的罗马化景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罗马的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方式在高卢乡村传播。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庞大的纪念碑式的公共建筑是帝国政府推行文化殖民政策的产物。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当地的高卢精英所捐建的。研究表明，这些地点原先就是土著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中心或部落会议举行的地点。神庙、剧场和浴场多半是用于举行本地宗教仪式的。[39]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文明在高卢乡村发生了意义与功能的转变。 在不同语境下，这些乡村纪念碑的象征意义可能会有所差别。在罗马行省官员看来，它们象征着罗马文明的征服和帝国的威望；在高卢乡下人看来，这些高大的巨石建筑只是为取悦土著神灵而奉献的异族祭品。神还是本地的神，只是被装扮成罗马神的模样。在这些罗马建筑的掩盖下，本地宗教生生不息，并未中断。 二、罗马化市场的互动与竞争 高卢同罗马的经济交流既有和平交往的一面，也有暴力掠夺的一面。高卢地区拥有丰富的矿藏，尤其盛产黄金，令罗马人垂涎，这是恺撒发动征服战争的动机之一。罗马人从高卢抢劫了大量黄金。高卢人无论男女都爱佩戴黄金首饰，他们用黄金做成手镯、臂环、项圈、项链、戒指，甚至盔甲，还用黄金做祭品。湖泊、沼泽等圣地的水下淤泥里埋藏着大量金条、银条。罗马人成为高卢的主人之后，就把这些湖泊、沼泽拍卖来增加国库的收入。[40]在高卢人的神庙和圣地，堆积着许多献给神的金子，出于对神的恐惧，无人敢碰这些金子。[41]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劫掠了放满贡品的神庙……金子多得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于是在意大利和行省以每磅3千塞斯特尔提乌斯的价格把金子卖掉”。[42]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市价的三分之二。 高卢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塞文山脉、阿尔卑斯山谷，莱茵河沿岸等地富有金矿。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后，这些金矿全部易手，大量黄金涌入意大利。恺撒时代的国库贮备量上升到25000块金条和4000万银币，导致罗马金价下跌，金银比价从1∶11.91降至1∶8.93。[43]金银大量外流，使高卢各部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经济遭到重创。这在高卢的铸币上有所反映。高卢凯尔特风格的铸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银市、铜币和金币流行开来。被征服之后，高卢地区的金矿主要用作为罗马帝国提供铸币和奢侈品的原料，因此高卢地区发行的主要为面额较小的铜币和银币，金币几乎消失了。[44] 在正常的经济交往中，高卢与罗马之间通过商品交易形成互动和角色转换。高卢地区同地中海希腊罗马世界之间早在铁器时代晚期就建立了贸易交流网络，葡萄酒、橄榄油和精致陶器是最主要的进口产品。随着“罗马和平”的到来，高卢与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行省之间，以及与意大利之间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 高卢境内水道纵横，形成了便利的水路运输网。河流航运四通八达，在浅滩或通过架设桥梁，与陆路交通线连接，也可连接海运抵达不列颠。[45]这些通道在恺撒征服时期为罗马部队的行军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其实用性和便利性并不逊于罗马。 罗马人在高卢原有道路和河流的基础上建立了质量更高、更完善的道路系统，确实便利了高卢地区的沟通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高卢已存在高效的河流运输系统，新建的罗马道路对贸易的影响实际上很小。[46]因为陆路交通的高投入使得它们并不吸引贸易者，大宗货物的运输使用水运会更加经济和实惠，而且水运航道连接了主要的城市和军事基地，航行也很方便，所以更多时候人们还是会选择水运。 便利的交通极大地促进了高卢与意大利，与各行省之间的商贸活动。在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1世纪晚期至公元1世纪初)，意大利是帝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在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向东部、西部行省输出大量产品。高卢一度成为意大利商品的倾销市场。从意大利进口的最大宗商品是葡萄酒和橄榄油，对阿莱提乌姆(Arretium)精致印花彩陶、卡普阿(Capua)青铜制品和坎佩尼亚(Campania)玻璃制品的需求量也很大。 不过，这些奢侈品主要供高卢贵族、罗马驻军、官员和殖民者消费，普通高卢民众依旧使用本地生产的日用品。考古发现，直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前罗马时代拉泰纳风格的手工粗陶仍然是高卢人的日用必需品。 在罗马征服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高卢依靠原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发达的交通系统，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在制陶、金属加工、葡萄酒生产等最富有意大利特色的生产方面很快超越了对手，给意大利的制造业造成几乎致命的打击。 高卢人从引进轮制技术，仿制意大利彩陶起步，后来居上地生产出更加精致、美观，同时兼具传统风格，形式多样的陶器。高卢陶工模仿意大利的“阿莱提乌姆陶器”，制造出一种新型的高卢印纹陶器(terra sigillata)。其特点是采用罗马技术——快速转轮和大型高温陶窑烧制；在形制和装饰上则继承拉泰纳陶器风格中的带框纹饰、白底陶瓷等元素。代表性产品有里昂地区生产的一种带椭圆框镶嵌的瓷瓶(公元2世纪)，在阿利埃河谷的作坊批量生产的白色陶制的小雕像等。[47] 中部高卢地区制造出白底上色的轮制红陶和赭陶，以罗埃讷(Roanne)陶碗最为著名；吉尔戈维亚(Gergovia)寨堡出现轮制的灰陶和黑陶；东北部阿尔莫瑞卡(Armorica)地区的黑陶，装饰着石墨花纹和漂亮的黑色饰带；比尔及卡(Belgica)和莱茵河地区(Rhineland)生产的红陶(terra rubra)、灰陶或黑陶(terra nigra)也是将拉泰纳传统和罗马新技术相结合的典范。[48]传统的手制陶器在器形、装饰方面刻意模仿轮制罗马陶器，从而形成一种新变体。[49] 具有融合性和创新性的高卢印纹陶器在帝国范围内广受欢迎。在意大利庞贝遗址发现的高卢陶器窖藏表明，在公元1世纪，高卢印纹陶已销售到意大利市场。到公元1世纪末，高卢印纹陶器的产量和出口量进一步提高，开始把意大利制品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市场上完全排挤出去。罗马帝国差不多60%的陶器都产自高卢[50]，高卢逐渐成为帝国陶器的生产中心。 公元前2世纪，葡萄种植被引进纳尔榜高卢。此后，高卢人克服了气候不宜和罗马政府的禁令双重障碍，成功把葡萄种植推广到高卢各地。公元1世纪，高卢人培育出了一批葡萄新品种：阿罗布洛吉卡(Allobrogica，阿罗布洛吉人培育)，卡尔布尼卡(Carbunica，纳尔榜地区出品)，比图里卡(Biturica，比图里吉人培育)。[51]代表性的葡萄酒品种有“阿罗布洛吉克酒”和阿罗布洛吉人首府维埃纳出产的“松香酒”。高卢美酒深受罗马美食家的青睐。[52]高卢人发明的木桶可用来运输葡萄酒和橄榄油，这种容器比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的安佛拉陶罐(Amphora)更为轻巧便利，是一项重要发明。 帝国初期，高卢不但摆脱了对意大利葡萄酒的依赖，由葡萄酒的消费市场变成了葡萄酒生产和出口基地，而且抢占了意大利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葡萄酒、橄榄油市场，给意大利本土的经济作物种植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考古发现，这一时期，意大利坎佩尼亚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葡萄、橄榄大种植园经济萎缩了，倒退回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小农经济。[53]公元1世纪末，图密善皇帝曾颁布敕令，要求缩减行省的葡萄园面积，最多保留一半。[54]这项敕令反映了意大利葡萄酒行业与行省之间的竞争。 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线的边境地区，经济互动也十分活跃。那里驻扎着七八个军团和无数辅军，在军营附近聚居着军人的眷属、工匠和商人，逐渐发展形成中小城镇(canaba或vicus)。罗马驻军需要依靠本地城镇提供各种服务和商品才能维持，这就形成一种互动模式：高卢人的城镇是军需品的主要生产基地。高卢工匠为罗马士兵提供粮食、武器、铠甲、马匹、粮食、服装和日用品，并且按照他们的传统工艺和样式制造。[55] 比如，公元1世纪，莱茵河边防线的工场大批量生产高卢式头盔供应罗马驻军[5]，高卢鞋“卡里库斯”(Gallicus)成为罗马帝国的军鞋，来自意大利的军团和来自行省的辅军都使用本地工场生产的拉泰纳风格的传统陶器。可以说，行省罗马人的物质文化实际上是由被征服领土上的居民创造的，他们采用的工艺技术和表现风格通常是由前罗马时代工艺传统直接发展而来的。[57] 不过，当地工匠也逐渐改变生产技术，调整传统产品的式样以便适应消费者的品味。例如，原产于意大利的印花彩陶(terra sigillata)在高卢十分受欢迎。高卢的南部、北部和东部都出现了仿制意大利彩陶的生产中心，其产品既供应平民定居点，也供应军营。 高卢元素也渗入了罗马帝国的时尚界。来自阿尔脱瓦(Artois)、埃瑙(Hainault)、香槟(Champagne)、诺曼底(Normandy)、兰斯(Reims)和艾伯夫(Elbeuf)等地区的高卢传统服饰在罗马帝国非常流行。意大利的居民开始穿起高卢人的束腰外衣[58]；高卢式羊毛大氅“不仅行销于意大利，而且还行销于东方”[59]；“高卢肥皂”，一种可使日渐灰白的头发染成赤褐色鬈发的染发剂出口到意大利，大受欢迎[60]；高卢人佩戴黄金饰物的习惯也传到意大利，成为罗马显贵妇女的新时尚。此外，高卢人的面包、啤酒、奶酪、腌肉、鱼酱等特色饮食也成为罗马人的美食。 高卢与罗马的经济互动模式表明，行省在生产技术方面由模仿到超越意大利，制造中心由意大利向行省转移，帝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经济地位逐渐发生了逆转。 三、罗马化宗教的局限性和杂糅性 罗马宗教随军队和殖民者传人高卢地区，同当地源于凯尔特传统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接触。需要弄清的是，罗马人是否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强加给所有被征服者？被征服者是否乐于接受罗马人的神？究竟是罗马人的神同化了高卢人的神，还是高卢人的神同化了罗马人的神？ 首先看纯粹的罗马神在高卢地区的传播情况。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卡皮托山的三位主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卡皮托神庙是罗马国家的象征。行省的殖民地城市同罗马城一样，在城市规划中必定要设计一座卡皮托神庙，作为罗马国家统一性的象征。文献中提到一些高卢城市，如殖民地城市纳尔榜和非殖民地城市奥顿都建有卡皮托神庙，已被考古学证据所验证。[61] 三位主神中朱庇特的地位最高。行省各地发现的献给它的神庙、祭坛和纪念柱最多，信徒主要是军人和官员。有关朱诺和密涅瓦崇拜的资料相对较少，其信徒来源与朱庇特的不完全一样，在军人和政治方面的特点不多。密涅瓦的信徒中有一些社会下层的被释奴和手工业行会成员。 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罗马神包括马尔斯、墨丘利、阿波罗、狄安娜、西尔瓦努斯、尼普顿、伍尔卡努斯等，以及抽象概念化身的罗马神，如虔诚之神、胜利之神、和谐之神等。为这些罗马神奉献的祭坛大多在罗马军营附近。从献祭铭文可以看出，这些罗马神的崇拜者几乎属于同一阶层：罗马人阶层，或者罗马化程度很高的阶层。他们是来自意大利的殖民者，是军团指挥官、普通士兵和退伍老兵，包括被同化的辅军士兵，还包括各个级别的行政官员，从行省总督到地方财政长官。当地的下层民众很少信奉这些罗马神。[62]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罗马人并没有在行省民众中强行推广他们自己的宗教崇拜。罗马的神主要依靠那些在高卢定居下来的罗马人和变成了罗马人的当地人，在殖民地城市和罗马化城市范围内传播。[63] 罗马神在传播过程中，当地的宗教因素对它们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朱庇特在行省被称为“最优美的朱庇特”、“最伟大的朱庇特”，朱诺变成了“雷吉娜·朱诺”。这些别名具有行省地方特色，旨在强调这些神的罗马性，避免与大量同名的地方神相混淆。 又如，变身为罗马人的高卢人仍按照自己的方式祭祀罗马的神。最具有帝国西部行省地方特色的宗教建筑是一种献给“最优美、最伟大的朱庇特”的纪念柱。这种柱子一般拥有一个刻有拉丁献祭铭文，一个带有希腊罗马神话浮雕的基座和科林斯式柱头。朱庇特的雕像位于柱顶，其造型往往是“骑马、手持标枪”，马蹄直立，脚踏怪兽。这种形象不见于希腊、罗马神话，却自然使人联想到与凯尔特神话中不朽的天神塔拉尼斯(Taranis)战胜了象征死亡的蛇形怪物。神的名字和建筑工艺都是罗马的，但神的形象及其象征意义却出自地方宗教传统。 朱庇特的纪念柱所具有的杂糅性特征表明，当地人把外来的神解释为凯尔特宗教传统中固有的某个神。当罗马人的神遇到高卢人的神，彼此都想同化对方，自然会产生双重解读，即对当地神的罗马解读和对希腊罗马神的凯尔特解读。 除了朱庇特和塔拉尼斯以外，马尔斯与诸多地方神发生同化：与勒瑟提乌斯(Leucetius)同化成光明之神，与阿尔比奥里克斯神(Abiorix)在热奈福尔山(Genève)同化为医疗之神和旅行者保护神，与鲁迪亚努斯(Rudianus)同化成为掌管山巅之神，与斯梅尔特里奥斯(Smertrius)同化成为富饶之神等。赫拉克罗斯在爱克斯勒班(Aix-les-Bains)将他的一些属性转移到了凯尔特神博尔沃(Borvo)身上；在孚日(Vosges)山区的格朗(Grand)，阿波罗与格朗努斯(Grannus)同化成了太阳神，而在阿莱西亚，阿波罗与莫里塔斯古斯(Moritasgus)合为一体并保留了“健康”象征。高卢的锤神苏塞卢斯(Sucellus)与罗马树神希尔瓦努斯(Silvanus)归为一体，成了葡萄园和住宅的保护神。罗马神墨丘利，至少有20多个别名，仍然是商业、旅行和工匠的保护神，但对高卢罗马人来说，他既是能治病的神，也是山巅之神。[64]可见，罗马的神并没有取代当地的神，反而走向本地化，趋向与当地神合为一体。 再看高卢地方宗教的变化。除德鲁伊德教因政治原因遭到取缔以外，大多数地方宗教崇拜，因罗马的宗教宽容政策，并没有消失或被替代。高卢人和罗马人有着共同的印欧人起源，宗教信仰来源相似，这使他们对彼此的宗教能够相互承认和互相宽容。只要对罗马利益不构成损害，不但高卢行省居民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神灵，而且许多在行省生活的罗马人，无论他是否有罗马背景，也信奉高卢的神。在高卢宗教圣地发现的用拉丁文书写的祭神、许愿铭文证明，献祭者中既有本地人，也有罗马人。 高卢诸神中最有影响力，传播最广的是女神埃波娜(Epona)。埃波娜女神原为马、驴、骡的保护神，也是丰殖女神。埃波娜崇拜起源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社会，最初流行于西北诸行省(日耳曼、西班牙、不列颠)。公元1世纪，埃波娜崇拜传入意大利，被罗马骑士奉为保护神。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对这位高卢女神的崇拜成为固定的宗教节日，被列入罗马日历——每年12月18日被定为祭祀埃波娜的日子。埃波娜崇拜进而演变成帝王崇拜，人们以罗马皇帝的名义向该女神祈福。她又被称为埃波娜·奥古斯塔(Epona Augusta)和埃波娜·瑞吉娜(Epona Regina)，而“至尊”(augusta)和“王者”(regina)是罗马神祇的专用头衔，这表明埃波娜已成为罗马官方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65] 埃波娜是唯一传播到罗马的高卢神祇。其他高卢神祇受罗马宗教的影响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最浅显的变化是神名拉丁化，有时神名由一个地名加上deus(神)、dea(女神)或sanetus(神圣的)组成，表示这是某个地方的保护神。神名虽有变化，但还能看出独立时期凯尔特神名的特征。 在凯尔特宗教里，神通常是动物形态的，在罗马宗教的影响下，其造型被拟人化了。动物原型演变为神的坐骑或伴侣。例如，女神埃波娜具有了女性形象，她常与马匹一起出现。还有一位女神阿尔提奥(Artio)常与熊在一起。这两位女神除了在造型上受罗马艺术的影响以外，既没有被某个罗马女神所同化，也没有做某些罗马男神的配偶。她们不但成功地抵制了罗马宗教的影响，还在行省的罗马人中找到了信徒。 另一种变化更为深刻。高卢人借用罗马神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原先的神，但为了显示这个神的高卢属性，他们通常在神名之后加上地区性的别名。这样，高卢神原先的身份就被完全掩藏起来。幸亏卢坎(Marcus Annaeus Lucanus，A.D.39-A.D.65)在《田园牧歌》(Georgic Pharsalia)中记载了一些高卢语的神名，才使得罗马化的神名得以复原。 比如在高卢地区的中部、东部和北部，最重要的神被称为“墨丘利”，但他不是罗马神。他拥有25个以上地方别名。别名为村庄的，意味着他是该村的保护神，如“墨丘利·亚维努斯”(Merculis Arvenus意为“亚维努斯村的保护神”)；别名为“母熊”(Artaius)、“野猪”(Moccus)或牲畜的(Mercalis)，意味着他是狩猎、畜牧业的保护神。 同时，高卢人模仿希腊罗马的雕刻、壁画中的神像造型，按照罗马神的形象来塑造对应的高卢神。但在局部刻意添加了一些地方文化元素，强调高卢神的地方属性。在罗马艺术作品中，墨丘利往往是一位裸体的青年神祇，手持节杖，杖头盘旋着两条蟒蛇。在高卢地区，他的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是裸体的青年，而是一位壮年，留着胡须，身穿高卢式长内衣或斗篷，身边常有一只乌龟、小公鸡或有两、三张脸的蛇怪。他还是一位伴侣——高卢女神罗斯梅达(Rosmerta)的伴侣。 被称为“朱庇特”的天空之神塔拉尼斯(Taranis)，其地方别名很少。他总是被描绘成年富力强、蓄须、裸体或身披高卢大氅的形象，他手持一根权杖或小标枪，有时是轮子或线状象征物，代表太阳和空气，或雷电。[66] 在阿奎塔尼亚和纳尔榜地区，当地最重要的神灵被称为“马尔斯”，其别名有60多个。多数与城市名相关，表明他是城市的保护神；也有与“骡子”(Mars Mullo)相连的，说明他是赶骡人的保护神。偶尔出现把当地神名放在马尔斯前面的情况，例如在特拉维(Trèves)的一个圣所供奉着“勒努斯·马尔斯”神(Lenus Mars)。[67]马尔斯几乎总是被描绘成罗马神的外形。阿波罗、密涅瓦也一样，虽有地方别名，但造型如同其对应的罗马神。 经历了改头换面的高卢神祇不仅在高卢人中保留下来，更为罗马殖民者所接受，影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行省的罗马士兵和管理者有时候也会向地方神献祭。奉献给高卢女神埃波娜、西奥娜和马特瑞斯(Matres)的祭品和铭文印证了这一点。[68] 高卢地区宗教领域的变化还表现在具有混合风格的神庙建筑的出现。独立时期，高卢宗教建筑虽不多见，但已形成比较固定的风格，如神庙建筑多呈圆形或多边形，入口朝东，有一个内部的正殿(cellum)和四周环绕列柱的回廊。罗马时期的高卢神庙建筑引进了科林斯柱式、山墙、古典雕塑等罗马元素。 现存的具有混合风格的高卢罗马神庙有尼姆的卡列神庙、奥顿的雅努斯(Janus)神庙和维苏纳·佩特罗科瑞奥拉姆(Vesunna Petrocoriorum)的“维索纳塔”神庙(La Tour de Vesone)。[69]阿莱西亚的阿波罗的神庙是一个八边形的凯尔特式神庙，说明高卢人对引进的罗马神殿进行了本地化的改造。 高卢人的日历也是一个宗教互动的样本。凯尔特人用的是太阴历，罗马人用的是太阳历。罗马时期的高卢人改造传统历法，实行阴阳合历。19世纪在法国东部科利格尼发现的公元2世纪制作的“科利格尼日历”[70]是高卢的祭司们为了记录和推算重大的节日以及季节的交替而制作的。这个日历一方面按月亮的盈亏规律记日、设月，另一方面通过置闰法(每隔30个月增设一个闰月)使全年天数符合地球围绕太阳的自转周期365天，体现了高卢人对罗马太阳历的借鉴和对自身太阴历的改造，实现了两种元素的结合。同时，科利格尼日历上面虽然使用了罗马的数字和字母，但其中的词语，如每个月和每个节日的名字，对日期吉利或不吉利的标明，都来自古代凯尔特人的语言，这是用罗马字母书写凯尔特语的例证。 宗教仪式方面，罗马时期的高卢人仍在传统的祭祀场所，按照传统的祭祀方式，先焚烧再将祭品投入河流、湖泊、泉源，以及地窖和水井中。不过，祭品具有混杂特征，既有铁器时代晚期拉泰纳风格的本地物品，也有外来的或仿制的罗马物品。[71] 高卢人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保持墓葬风俗。在福勒维·拉·里维埃拉(Fleve-la-Riviere)发现的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期的墓葬中，死者周围围绕着武器和精致的青铜酒器，墓室里还有陶制桌椅，和大量的陶器，体现的是铁器时代晚期拉泰纳文化的墓葬风格。[72]较北的贝里(Berry)地区出土的一系列贵族墓(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为方形墓室，上覆土墩；墓葬中有武器、陶制桌椅、金属饮酒器、陶器和食物，也都完全遵循铁器时代晚期高卢的墓葬习俗。[73] 一些高卢贵族墓中也发现了罗马风格的随葬品。例如，在哥布林根—诺斯佩尔特(Goeblingen-Nospelt)发现的4座墓(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15年)属于罗马征服之后不久的墓葬。墓室都是木制的，墓室上方有土墩，随葬品大都是传统风格的器物。但是，在公元前30年到20年的A号墓中，发现了罗马式的器皿，包括从意大利进口的印纹陶器和全套罗马酒具。公元前25年到公元前15年的B号墓中除了当地风格的武器和装饰品、马具外，还有青铜酒具和大量罗马风格的杯碟。[74] 这些罗马风格的随葬品说明墓主人不仅采用了罗马社会的物质文化因素，也接受了罗马的宴饮风俗；而凯尔特随葬品和墓葬设计的沿用，又体现了墓主人的高卢传统。两种风格随葬品的混合，是对墓主人双重文化身份的一种表述。 传统的高卢墓葬为土墩葬，并没有墓志铭或墓碑。罗马征服后，为墓主人刻碑、刻墓志铭的风气也传至高卢。但在努伊·圣·乔治(Nuits-Saint-Georges)的博拉尔(Bolards)基地遗址发现的26块墓志铭中，有5个按照罗马基志铭的格式书写，其余都按高卢风俗书写。[75]这就说明，高卢人的墓志铭只有少数人采用罗马式的写法，大多数人仍保持本民族的传统写法。 由此可见，罗马宗教在高卢的社会传播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并未真正进入普通高卢人的生活，只不过通过罗马化的高卢人间接渗入高卢社会，构成行省文化的一部分，但不可避免地受到高卢原有宗教崇拜方式的影响和渗透，从而带有杂糅性特点。 四、高卢拉丁语的方言化特征 拉丁语从意大利传入高卢地区，吸收了不少本地的高卢语借词和混种词，语音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高卢方言化演变。高卢人的拉丁语实际上是一种方言变体，与意大利本土的标准拉丁语有所区别。首先，在语音方面，高卢人在发音上易混淆元音i和e，辅音v和b。高卢地区出土的拉丁铭文中的这类拼写“错误”反映的正是这种地方性语音变体。[76] 其次，高卢拉丁语中包含大量的高卢语借词和混种词。借词指的是音义兼借的外来词。[77]高卢语属于凯尔特语范畴，来自高卢、不列颠、西班牙等地的凯尔特语借词大约占拉丁语的四分之三，足见其影响力之大。[78] 西塞罗提到山南高卢人所讲的拉丁语中包含一些高卢词汇，只有当地人才能理解。[79]“猫头鹰”被意大利人称为uluccus，被山北高卢今法国里昂地区的高卢人称为cauannus。[80]常见的拉丁语高卢借词包括动植物名、农作物名、神名、宗教术语、社会阶层术语等等，一般是高卢行省居民根据需要从母语借用的。罗马作家为了记录高卢的奇异物产和风俗，也引进了一些高卢语借词。如恺撒(Caesar，公元前1世纪)的作品中提到的高卢社会的“仆从”(ambactus)一词[81]，老普林尼(Pliny，公元前1世纪)的《自然史》里记载了高卢“牛鸟”(taurus)[82]，科路美拉(Collumella，公元1世纪)的《农业志》里记载了几个高卢葡萄品种(marcus，longa，cana)和土地计量单位“高卢亩”(candetum)[83]，等等。 高卢语借词不局限于高卢地区使用，某些词汇甚至传播到帝国其他地区。例如，拉丁语中有许多与交通运输和马匹有关的高卢语借词。拉丁语“车”(carrus)就源于高卢语karros，epona一词随马神埃波娜崇拜传入意大利本土。山南高卢出身的诗人维吉尔(公元1世纪)在广为流传的田园诗《牧歌》和史诗巨著《埃涅阿斯纪》中不时采用高卢方言语汇进行修辞润色，由此可见，高卢方言在拉丁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⑤ “混种词是由源自不同语种的语言要素混合而成的复合性词语。”[84]法国东部地区出土的一些石纺锤上的铭文体现了高卢混合语的特征。其中一件纺锤铭文如下： (1)nata uimpi curmi da.(漂亮的姑娘，拿啤酒来。) (2)nata uimpi pota ui(nu)m.(漂亮的姑娘，喝杯葡萄酒吧。)[85] 这两条铭文采用了拉丁语、高卢语和混种语三种语言要素。第二条铭文中的动词词组“喝葡萄酒”(pota vinum)是拉丁语表达法，包含两个拉丁语词“喝”(pota)和“葡萄酒”(uinum)。第一条铭文中的“拿啤酒来”(curmi da)的“拿”(da)是拉丁语动词，但“啤酒”(curmi)是高卢语名词。两条铭文中的形容词uimpi(漂亮的)也属于高卢语。 nata(姑娘)是一个混种词。它与高卢语的“姑娘”(ganatha)，与拉丁语的“姑娘”(filia或puella)都不相同，是高卢人独创的新词，其中融汇了高卢一拉丁两种语言要素。nata只借用了高卢语ganatha的语义，未借用其语音，故不属于高卢语借词。nata拉丁语动词nascere(出生)的过去分词natus的阴性变格衍生词，并且增加了natus原本没有的“女儿”、“姑娘”这层语义。高卢语和拉丁语通过语言接触，而发生互动、互渗，最终混合为一体的演变模式由此可见一斑。 借词和混合语在拉丁语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从属语言对支配语言的反抗，但不同阶层的反抗程度不同。高卢贵族和知识精英们尽量模仿标准、优雅的拉丁语，下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则按照传统习惯大量使用方言表述。例如，北部高卢陶工在陶器上做“某某制造”的标记时不用拉丁语的fecit，而用源自凯尔特语的拉丁高卢方言avot。[86]南部高卢地区的拉·格兰费森科(La Granfesenque)的制陶工场，采用源自希腊语的拉丁高卢方言uxedios(“高品质的”)做标记。[87] 高卢语借词和混种语的大量渗入打破了拉丁语的纯洁性。黄金时代的古典拉丁语(公元前90年一公元14年)在西部行省逐渐演化为夹杂着“蛮族”方言的粗俗拉丁语(vulgar latin)。不过，粗俗拉丁语的生命力甚至比罗马帝国更长久。古凯尔特语“壮丁”(wasso)一词，原意指跟随酋长出征的部落青壮年，该词被吸收到拉丁语中(vassus)，演变为vassallittus，指罗马高卢社会保护关系中的“随从”，并进而衍化为中世纪封建关系中的“附庸”(vassallus)。⑥“蛮族”语言的融入使拉丁语的语汇和思想内涵得到扩充和丰富，从而变得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透过语言交流的窗口，我们可以观察到，罗马人在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其实也曾以“蛮族”为师。 综上所述，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化过程中，文化互动现象普遍存在。高卢本地的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抵抗与再生能力，也有极强的接受和适应能力。罗马文明既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又受到本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造，结果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蜕变，逐渐趋于本地化，演变为具有杂糅性的行省文明。帝国时代的罗马文明实际上就是由众多具有多样性特征的行省文明构成，行省文明的发展同意大利本土古典文明的兴衰息息相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重新认识帝国中心与边缘文化互动的辩证关系。 ①罗马化研究的开创者以蒙森、哈弗尔德为代表。Theodor Momm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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