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形成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深圳人叶旭全、蒋开儒作词的一首《春天的故事》唱红了神州大地，开篇便是话说20年前的事情，春天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那以后，在世界的东方便呈现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代神话。
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大好时机正向中国走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想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毛泽东也曾想过，但他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以及其他中国人足足等了20年
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其实，20年前的中国也曾面临过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之后，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外，剩下的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香港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听后说：好！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说到这，毛泽东吸了口烟：“机会难求！”
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提到：“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还认为：应“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可见，对外开放，在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当中，当初并不是没有酝酿过。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4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了少有的活跃景象。通过这些访问，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其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盲从中的大陆人觉醒时，发现中国已变成了“三流经济弱国”、“一流政治大国”。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踏出了国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延期10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此会之前的那个务虚会却是鲜为人知。真理找到了，习仲勋等人的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4月份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对港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后，形成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经济考察报告；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是由30多位身着统一颜色的中山装人士组成，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澄、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临走之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鼓励他们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考察活动从5月初直到6月上旬，这一次，西方5国（西德、英国、瑞士、凡麦、比利时）对中国政府派出的访问团极其重视，因此多是受到了“红地毯”级接待。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回到北京，关于西欧5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关于港澳的经济考察报告和对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应该提到的是：考察南斯拉夫报告中指出：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对日后的改革开放工作可以说是很具启发意义的。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访问团中的部分成员也到会，会议规模约50人左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上有人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这次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的工作。这一次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坦言道：“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这一发言受到中央的重视。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祖籍都是广东人。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广东省来说，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9年年初，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关于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和现有的条件，搞补偿贸易，搞加工，搞合作经营及广东先行一步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省委已经讨论过了，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放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能算是准确。不一会，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会上他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作了简要说明：“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当然是借用语）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初步构建了特区发展的框架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在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出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两份文件汇齐后便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随时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的进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初，此机构设在国家计委，后来搬至9号院。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兼任，常务副主任是周建南，江泽民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并兼任秘书长。进出口委党组的下属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9个单位组成。周建南同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齐力，干实事的。
举办经济特区，这在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事业，进出口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毫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特区形成之前，可以把进出口委比做绘制蓝图的职能部门。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规章，成立之初，国务院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进出口委。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肯定。
1980年8月30日，经过反复论证和13易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议，有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136人，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周建南同志协助。这次会议的准备十分充分。
首先，周建南同志专程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1980年9月下旬—10月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资助下，江泽民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9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6国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组织的10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从所见所闻及有关材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5条：1.立法比较全，可操作性强；2.有开发总体规划，从小到大逐步建设；3.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4.注重人才培训；5.有优惠政策。回国后，在对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都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与会者对经济特区的很多重大政策问题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会后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查。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一个星期后便批准了这一《纪要》——中发[1981]27号文件。这次会议对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的构架作了初步的集成工作，为特区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特区，是新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产物，也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结晶，她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心血。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当年那位老人画过圈的南海边已经度过了她的20岁生日。值得欣慰的是，她在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