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中新的伦理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价值观论文,试论论文,中新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新的伦理价值观。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推翻专制政治，最根本的便是要清除专制政治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尤其是旧的伦理价值观，他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陈独秀 新伦理价值观
在陈独秀的早期民主思想中，除了惟民主义、自由观和平等观之外，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内容，即民主主义的新伦理价值观。这是在探讨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时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内容，而这恰恰又是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中极具价值的一部分内容，本文愿就此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学术界同仁。
一
将民主思想不仅引入到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进一步的深入到伦理领域，这是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一般来说，民主，只有在反专制中才能确立，民主的思想同时就是反专制的思想，而专制思想的相当一部分，又是通过封建的道德伦理体现出来的，因此，提倡民主，不能不反封建伦理，宣传民主，不能不涉及伦理领域。事实上，陈独秀民主思想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批判旧的伦理观和树立新的伦理观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专制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日益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封建纲常伦理的强有力控制和深入人心。
在对人民长期的专制统治中，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漫长的过程中，封建伦理思想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尽管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思想， 但在纲常伦理这个领域，由于道德的哲理化、世俗化和法典化，统治阶级已通过政治高压下长期的、不遗余力的灌输，将统治阶级推崇提倡的伦理观念变成了全体人民的规范思想，并使之凝化成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一部分——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支撑封建专制统治的强有力支柱，维护和延续着早已缺乏活力的专制政治。这种特殊的功用，早为统治者所垂青看重，并一直在极力强化着这种效能。早在西周时，周公就将伦理中的“孝”作为一种政治规定，在《康诰》中宣布：“无恶大憝，惟不孝不友”，将不孝视为最大的罪恶。儒家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发展到高峰。当有人询问孔子为何不从政时，孔子回答，我宣扬孝道，就是从政。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一，并以修身为基础，即是把道德与政治合而为一的集中体现。这种道德伦理与专制政治的牢固结合，便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产——伦理政治。在这里，政治是高度伦理化的，伦理也是高度政治化的，伦理是政治的深厚基础，政治是伦理的主要体现，二者紧拧在一起，联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僵而不死的特殊体制。要破除封建的道德伦理，必须摧毁封建的政治，要打倒封建政治，必须破除封建的道德伦理。同时，因为这种封建的政治和道德伦理是共同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政治和道德伦理就不可能根本清除，反过来，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批判，又有助于变革封建主义的政治乃至经济。总之，应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视角去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一种全方位的批判和综合的清理，这样，才能给封建主义以有效、致命的打击。正是基于这一点，陈独秀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斗争锋芒突出地指向了对政治经济具有强大反作用力的思想文化领域，其中焦点又集中在道德伦理领域，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对旧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全面深刻地批判，重构一个与封建文化相对立的新的中国文化，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开拓出一个相应的文化地基。
应该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触动和改造的努力早已开始。还在鸦片战争之际，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出于了解西方的需要，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国情地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但他们所能认识到的只是“船坚炮利”这样的浅层表象而已；洋务运动开始了从器物层面上承认和学习西方文明的第一步；继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制度层面上赞赏和介绍西方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封建政制的设想和建议；戊戌变法则是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以西方为鉴改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大胆尝试，在这前后，康、梁、谭、严也进行过大量输入学理、传播新知、批判封建政治观和封建道德伦理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重点并不在于思想文化的革新，从而未能从价值观领域去进行全面、整体的反思，未形成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辛亥革命，更是一场围绕着政权进行的短兵相接的政治军事搏斗，紧张激烈的斗争不容许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充分的机会深入系统地研讨新思想、新理论，不可能对民族历史文化作深刻的反思，不可能对旧的文化地基做一认真的清扫整理。因此，他们只成就了一场“政权革命”，而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下层群众甚少触动，封建势力稍为改换了一下门面，就极轻易地卷土重来。这种江山虽改、局面依旧的严峻现实，给了人们一个极大的震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推倒了封建皇帝，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实现了，思考中所想到的，所要做的都做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几十年学习西方，难道就应当是这样的结局吗？是继续学下去，还是重新回到中国原有的本位文化中寻找出路？追求进步的人们都在苦苦地思索。究竟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朝代不断更迭，人民受苦依旧的循环怪圈，冲出一条新的路子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自然，思考后人们所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在具有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间，一个共识正在逐步形成，即：对封建主义的攻击和批判，必须是全方位、立体的，不仅要从政权上去打倒封建势力，更要从思想文化上清除其旧的地基，进行思想文化的全面革新，而思想文化最深层的剖面之一，就是价值观念系统，其中伦理道德又是民族价值观最集中的体现。尤其是针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而言，进行这方面的变革，对建设新的民主政治就具有更深刻和更现实的意义。陈独秀正是有感于此，才将民主思想进一步引申到了伦理领域，试图以破除旧的道德伦理为起点，建构起一个能导引出民主精神和体现出科学态度的进步向上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以求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基本素质，扎扎实实打好实行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在陈独秀的思想深处，始终顽强地坚持着一个基本观点，即，仅仅从政治制度着眼，没有思想观念上的清算，是不能彻底击败专制主义的。对此，他有一段非常深刻的体会：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
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2〕
基于这种对当时社会现状清醒、正确的分析，陈独秀指出：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3〕。
他进一步举出一些当时常见的人心政象来进行分析说明：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4〕。
最后他得出结论：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存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5〕。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陈独秀对北洋军阀当政时期国家性质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所谓“中华民国”不过是挂了一块“共和招牌”而已，实质上仍是专制政体。第二，对共和招牌下“腐旧思想布满国中”，人们缺乏对民主精神根本认识的各种现象的透视是入木三分、非常深刻的。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认为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首先洗刷封建的思想观念，否则，不但民主政治得不到实行，就连虚有其名的共和招牌也难以挂住。这是陈独秀民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实行民主政治基本条件和路径的新探索，是对前人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思想只是深入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固然，政治制度的变化有赖于思想观念的变革，但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又从根本上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受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制约。试图以思想文化解决一切、涵盖一切的观点显然是偏颇和错误的。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明显暴露出其思想上的局限性。当然，思想观念的变革有时需要走在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前头，需要率先进行艰苦努力的启蒙工作。陈独秀对启蒙工作的极度重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条件下是有其明显合理性的。他之所以创办《新青年》，专心致力于启蒙工作，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将以往重政治运作，重政权斗争的传统倾向扭转到重思想启蒙和文化重构的轨道上去。之所以将这场启蒙运动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缘由正在于此。
二
要进行思想启蒙和重构中国的新文化，首先必须对中国旧的封建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要对封建的纲常伦理进行深刻的批判。陈独秀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和五四运动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其分析是透彻的，认识是深刻的，其思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极大的感染力。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6〕因此他提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 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他认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 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8〕。
“伦理的觉悟为最后的觉悟”，这并非陈独秀一时冲动而顺口说出的话，而是经过多年的思考，洞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质之后得出的一个深刻结论。这里的“觉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对旧的封建伦理的觉醒和反抗，认识旧伦理对人性压抑摧残的罪恶，认识其与专制主义政治的密切关系，奋起打碎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从封建主义意识的深层进行爆破，自己解放自己。第二个意思是指必须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观念引进到伦理领域，用这种新的精神和观念，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重构一个新的伦理和价值观体系，去取代封建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这种新的精神便是民主的精神，这种新的观念便是民主的观念，只有将民主的精神和观念引入到道德伦理这个文化的深层领域，才能给封建主义以更大的破坏和打击。否则，旧的观念不变，旧的思维模式不变，无论引进什么先进的技术、物质、制度和思想，都会在这种具有强大同化力的旧观念、旧思维模式的消蚀和改造中异化为一种与初衷完全背离的畸形物。只有获得这方面的认识，求取这种深层次的觉悟，才是最终的觉悟。这就是陈独秀这一思想所蕴含的新意，它构成了陈独秀民主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的部分，也是极有穿透力和号召力的部分。
破除旧的伦理道德，攻击的矛头必然指向儒学的纲常伦理。因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9〕； 因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10〕；还因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11〕。在陈独秀看来，儒学的核心是礼教，而礼教的实质则是“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12〕。作为礼教基本理论和封建伦理核心的三纲五常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陈独秀认为，“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旧社会之所谓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13〕。
在激烈抨击封建伦理的同时，陈独秀对儒学并未简单地一概否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既批判其落后性，又承认其历史上的合理性。他多次表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14〕，“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一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起而根本排斥之”。“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若以此统一人心，而谋有以保存之，发达之，则此共和国中，尊君、尊亲、尊男之礼教，不知发达至何程度”〔15〕；“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6〕陈独秀始终坚定地认为，孔学所倡的封建伦理是现代民主的大敌，是中国进步的大敌，欲实现民主政治，欲谋中国社会之发展，必须将之根本铲除，绝无调和余地。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陈独秀为什么要在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当口却提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样一个容易遭人非议的观点。他并不是反对对现实的批判，也不是反对青年们参预政治，事实上，陈独秀本人的政治参预感就极强。他担心的是，在新文化运动还未进行到一个相当深度，人们还未从根本上认清专制主义的要害，还未从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对旧思想、旧观念进行清算的时候，注意力过早地集中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被一些浮泛于表面的具体政治现象所吸引，容易分散对旧文化批判的注意力，影响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和进行的深度。但中国革命的客观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严峻的民族危机，激烈的阶级搏斗并不等待着思想文化革命消消停停的进行完后再去发展和进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按照陈独秀等人的设计进行到预计的深度就被随之而来的愈来愈猛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主流所冲淡，从民主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引以为憾的事，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看，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
如果陈独秀在伦理领域所做的工作只是停留在对孔子学说的全面批判上，那么其思想还不会受到如此的嘱目，引起如此的轰动。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在猛破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还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新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容非常庞杂，并显得比较模糊，但我们仍可以为它廓清一个基本的轮廓和框架。
在《敬告青年》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陈独秀向青年们重点阐述了他提出的“六义”，细加分析，实际上就是六条新的价值标准，是陈独秀新价值观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
“六义”中第一条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在这个小标题下，陈独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所倡导的以人格独立为基点，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观。他指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7〕在这里，陈独秀明确地向青年们昭告：每一个人都有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既没有去奴役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充当奴隶的义务。他对那种数千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熏陶而成的既想时时处处去奴役他人，又常常“以奴自处”的双重分裂人格表示了极大的鄙夷和愤怒。他响亮地提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8〕他对那种缺乏独立自主人格精神的思想和行为非常鄙薄和憎恶，予以了严厉的斥责：“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物，奴隶之纪念物也”〔19〕。其言辞之辛辣，攻击之犀利，如同鲁迅对“吃人”礼教的批判，深刻透彻，痛快淋漓。在这里，陈独秀把自由和独立放在了他新价值观体系的首位。
陈独秀提出的第二条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认为：“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20〕。这一点他显然是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是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相吻合。他指出，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21〕他认为，“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他因此而得出结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22〕。
陈独秀提出的第三条是“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他指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隐退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隐退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23〕。陈独秀大声呼吁，“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24〕。从而提倡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观。
陈独秀提出的第四点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25〕。因此，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只会使国家走向衰亡，“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26〕。要想使国家走向富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对外开放。他强调：“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27〕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优秀分子中开眼看世界新传统的发展和继续，是对世界发展新潮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陈独秀提出的第五条是“实利而非虚文的”。这里的“实利”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实际，二是指利益。他指出：“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重，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28〕。点出了一部分中国人崇尚虚文的弱点及由此将导致的后果。他认为西方的“实利主义”重于实际，重于经济建设，“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29〕。他精辟地指出：“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 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30〕
陈独秀提出的最后一条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31〕。这里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一种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而“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指的主要是“科学规律”。接下来所列举的土农工商医不知“科学”的种种愚昧表现，则主要是指“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至于“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的“科学”，指的主要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可见，陈独秀对科学的解释和运用的范围是极广泛的，它包括了科学知识、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规律诸方面，其中着意强调和重点运用的是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这也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陈独秀大声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2〕只有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中国才能摆脱贫穷落后之泥淖，走向独立富强之大道。
其后，陈独秀又一再呼吁从以安息为本位进到以竞争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进到以个人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进到以法治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进到以实利为本位，提出了一个包括自由、平等、独立、解放、科学、进步、正义、博爱、开放、进取、实利、法制等在内的新的观念群，试图建构一个新鲜活泼、勃勃向上、发展进步的新价值观体系。
价值观，通常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或个人评判事物美丑善恶好坏的一般尺度，是人们待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它决定着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发展取向，决定着人们轻什么、重什么、取什么、舍什么，从一定程度上制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兴衰。陈独秀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试图从价值领域的角度探讨出一条贯彻民主精神，发展民主意识，改变中国国弱民穷，挨打受欺局面的新路子。这是陈独秀思想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也是陈独秀超出前人、高出时人的一点，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民主思想具有了更深的深度，更大的力度，更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使他成了嘱目一时的思想明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诚然，重构中国文化，革新价值观体系，陈独秀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开得很艰难。是在付出了数百年的落后和几十年挨打的痛苦代价之后才开始的。而要将这个宏大工程继续深入的进行下去则更困难。一个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心理定势及思维模式是极难改造的。它还需要继续付出代价，需要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磨难、无数次的冲突。这个文化重构的巨大工程是与民族的发展和消亡相始终的。它需要人们一代代不懈的努力。事物发展的过程，便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样，人类、民族、群体和个体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革新、自我改造、新陈代谢的过程，谁抗拒这种革新和改造，就势必走向衰败以至灭亡。
四
从以上三部分所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伦理领域积极倡导民主的一个基本思路：
（1）认为辛亥革命后，包括袁世凯死后， 专制统治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依然存在。
（2）认识到要从政治上真正实现并且巩固共和， “非先将国民脑子里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即首先从思想启蒙和观念更新入手。
（3 ）确定启蒙的重点领域是传统价值观体现得最为集中的道德伦理领域。
（4）认为孔学“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 “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是旧思想、旧观念的集中代表，不铲锄孔教，便无以使新思想立足。
（5）认为孔教的重点在其伦理学说，正是它， 仍旧支配着“今日之人心”，成为文明改进的极大阻力，因而将其作为主攻方向。
（6）认为政治的觉悟是国民总体觉悟的先导， 伦理的觉悟则为更深层次的觉悟，是政治彻底觉悟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
（7）意识到在伦理领域树立民主思想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
（8）在猛烈批判旧的伦理价值观的同时， 向人们进一步展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新的价值观体系，提出了著名的6条新价值标准， 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一个包括自由、独立、平等、解放、科学、进步、正义、博爱、开放、进取、实利、法制等等在内的新的观念群，从而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旧中国，破除旧的伦理价值、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陈独秀深深意识到了自己应肩负的历史重任，意识到了改造中国文化的艰巨性，他说：“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倖致。以积重难返之势，处竞争剧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较诸今日之欧战，理当无减有增。”〔33〕虽然他看到了中国文化重构的艰巨性，看到了一部分国民中畏葸退缩、毁节求容、曲学下流等种种变态的性格和扭曲的灵魂，但他仍以一种坚强的毅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为实现自己走向民主、强国富民的理想和信念而顽强拼搏着，尽管他这种文化重建的思路和实践并没有贯彻深入，但他提出的这条新的思路仍被今人在继续咀嚼和思考着，启发着人们去进行更深更广的思想开拓。
注释：
〔1〕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2〕〔3〕〔4〕〔5〕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见《陈独秀文章选编》（林茂生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以下皆同）上卷， 第205—207页。
〔6〕〔7〕〔9〕〔1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同上，第108页。
〔8〕〔1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同上，第144页。
〔10〕〔14〕陈独秀《答常乃德》同上，第177、200页。
〔11〕〔15〕陈独秀《答俞颂华》同上，第192—193页。
〔13〕陈独秀《答I·T·M》同上，第204页。
〔17〕〔18〕〔19〕〔20〕〔21〕〔22〕〔23〕〔24 〕〔25 〕〔26〕〔27〕〔28〕〔29〕〔30〕〔31〕〔32〕陈独秀：《敬告青年》同上，第74—78页。
〔33〕陈独秀《抵抗力》同上，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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