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关注何种问题的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与哲学的其他领域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特征，因而给其问题的设计留下了更大空间和不确定性，也使问题意识本身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总起来说，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始终主要关注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那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一种科学理论的意义上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地位的批判性理解。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尊奉和偏爱，而是由时代的客观要求本身所决定，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今天，人类始终未能走出资本统治的时代，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决定了在理论上，我们至今仍处在马克思开拓的问题域中。我愿称之为“马克思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只有当社会本身不再需要批判时才会真正消失，但这样的社会我们至今还无法想象。
在具体研究中，我主张马克思哲学研究应特别注重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这是在当代学术背景下重新进入马克思总问题的一条最基本路径。这意味着要求回到马克思。就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就生存在马克思的总问题中而无法超越来说，“回到马克思”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但就有的研究工作严重疏离马克思原典，自行构造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和新问题而言，“回到马克思”的提醒又非常必要，因为这种“过度构造”大多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学院套路，因而往往游离了马克思的总问题。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学院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结构和文本结构，这里提出根据马克思的总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原典，就是希望强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自觉与正宗的西方哲学保持距离和差异，尽量避免落入学院哲学问题的套路。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学院哲学的问题太抽象，离马克思哲学的现实社会批判主题太远太间接，因此容易消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批判精神和激进立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20世纪晚期以来，当代哲学演变的一个深刻趋势，就是学院式概念哲学正在被以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为背景的社会理论所替代。我们不难发现，1976年海德格尔逝世之后，便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学院哲学大师出现，当代最受关注的思想家都是社会理论家，这标志着哲学已进入了哈贝马斯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这种局面的出现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致命解构有关，也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背景有内在联系。这一情况使得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性凸显，也使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和经典文本成为最前卫的哲学要求之一。
然而，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典问题和经典文本来实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这本身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研究传统过于发达，使创新式解读变得艰难。众所周知，以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各种旧有解读模式，作为研究纲领已经退化，因为其狭隘僵化的学术视域严重游离马克思的总问题，已经丧失对当代生活和文化的理论解释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遇到的更大困难来自现实本身，马克思哲学最突出的品格是要求干预现实乃至“推翻现存的东西”，但现在它却遭遇了来自现实的严峻挑战。马克思学说的奇特命运表现为：一方面，就当今时代仍然是一个被资本的逻辑所统治的时代来说，马克思的总问题仍然有效，并将长期支配我们的未来；另一方面，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最新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变迁而言，马克思的经典学说却又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困境是，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政治结论没有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比如，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致命限度是，资本积累不可能无限度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灭亡；马克思还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将趋于恶化，其革命意识也将不断增长，因此，工人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然而，今天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崩溃，反而通过组织化和全球化过程度过了危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性反而变得越来越成为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经典学说已经过时？
我认为，马克思的众多具体研究结论未被证实，使其整个学说的政治价值和科学价值均受到怀疑，这是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但这也正是要求马克思哲学研究重新回到这些经典上来的最大理由。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要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这里。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最本质的实践品格和“改变世界”的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今日马克思哲学研究创新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变化的时代条件下重建马克思学说对社会现实的政治解释力和科学解释力。这一创新决不可屈从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直接性事实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些事实的实证主义解释，疏离马克思原典，求助于现代西方哲学话语来另行构造对马克思的新异解释，这样做不是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而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收编马克思，即把马克思哲学打造成一种新的西方式的学院哲学。真正的创新应该在经典文本的解读过程中重新进入马克思的总问题，并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这样就会发现，尽管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在直接性层面上未被确证，但马克思的总问题却始终没有被超越，其重要症候便是，由马克思的概念和问题奠基的左派话语仍对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拥有强势解释力，并且是当前理论界最受关注的前卫学术论题。这种局面被佩里·安德森精彩地概括为：左派在体制上虽然失利，在话语上反而更加崛起①。总之，马克思的总问题与其具体研究结论之间的不对称，使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遇到极大困难，但也正是这种不对称使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一个任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主张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强调按马克思总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原典，这一解读可以侧重于马克思的概念史，如：生产与发展，劳动与闲暇，需要与使用价值等；也可以侧重于马克思的问题史，如：异化问题，剥削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辩证法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等。
在当今学术场域中，重新进入马克思总问题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是关注和回应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就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加多元化的西方激进理论的发展。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角度看，对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不应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方向，而是必须完全置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总问题域之内，作为后者的一个延伸的组成部分，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理论价值和政治意义。因此对所谓“西马”、“后马”文本的研究必须和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提出有完整理论意义的问题。无法想象在悬搁或基本悬搁马克思初衷和原典的情况下，就某个“西马”或“后马”思想家作单独的文本学解读，对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的问题是总体性的，适用于整个资本统治的时代，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激进理论，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完整谱系，在其中一直保留和激荡着马克思的纯正问题。简言之，以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叛从第二国际到斯大林体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同时也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发达工业社会框架内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实施坚决批判，为充实和拓展马克思开创的总问题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其积极意义特别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走向终结，西方激进理论进入了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时期，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趋于多元化，其代表人物有的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詹姆逊、齐泽克、高兹、德里达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实质在于，它已经基本放弃了马克思经典学说中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基础，但又在总问题和政治立场上深刻地承袭着马克思的批判传统。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难以简单评说，但即便如此，它的出现仍不能仅从其消极意义上看成是马克思学说在当代遇到的危机，而不如说是马克思学说的新一轮理论效应。因为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角度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新一代左派的理论，等于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最新条件下，继续保留并重新整合了马克思的总问题。举例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提出替代马克思经典学说的新理论方案的同时，也表示了他们对这个经典学说的一种独特态度，这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讲：“我们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中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目的是使“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域中产生的那些话语能帮助新左派进行思考”。因此，作者提出：“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具体来说，就是“置换范畴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从而“重新激活”这些范畴②。对于当代的问题意识而言，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的总问题，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恰可以提供新的理论机遇，即：通过关注和回应它提出的挑战性新问题，来激活和重新认知马克思经典学说中的理论资源及其当代意义，这是使马克思哲学研究保持学术上的高水准和前卫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当代激进理论对马克思经典学说提出的最大质疑，即认为马克思学说是早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构成了该学说致命的时空局限性，比如，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实行替代的革命目标基本落空，资本主义因为引入组织化和弹性生产而变得更有生命力；马克思的阶级政治规划也已经失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不革命，使得人类解放的承诺变得更加渺茫，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激进理论家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学说的时空局限性，以适应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条件。比如，拉克劳和墨菲重新构想的社会主义政治方案，其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而是综合一切为扩展民主而展开的斗争，他们称之为“激进民主”；其主体不再是单纯的工人阶级，而是由各种新社会运动连接起来的多元主体；其内容也不再是任何客观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各种作为语言游戏的话语斗争。
不难发现，当代激进理论乃至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经典学说的指责，全都基于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验事实，似乎经典学说无法解释这些新事实。从纯粹事实层面看，这有其道理；但就理论本身来讲，这些西方学者全都没能理解马克思理论方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本质特征，即马克思的方法从来不同于迷恋“事实”的实证主义方法，而是一种超越直接性事实的理论中介化方法。直接性和中介的区别对马克思的方法论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它源自黑格尔，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到明确提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事实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形态大不相同的”，因此，要正确理解事物，就必须学会区分“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③。直接性和中介的方法论区别，在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达到了更自觉更严格的水平。比如，按照卢卡奇的规定，所谓直接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直接事实，而中介则表示在考察这一直接事实时引入的特定理论概念和理论结构；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立场就是纯直接性的立场，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和“事实”的迷恋，而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则是中介化方法，即通过引入概念和理论来达到对现存资本主义事实的批判性理解④。让我们以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为例来说明之。20世纪晚期以来，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遭遇了西方激进理论的普遍批评，而且这些批评几乎全都是依据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性事实，来指责马克思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规划已经失败，因为在今日西方社会，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经落伍和边缘化，传统的劳动与资本两大阶级对立也已被“人民”和权力集团之间的对立所取代，成为当代政治的新焦点。然而，实际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绝非仅仅对现存客体与事实的直接性描述，而首先是一个中介化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用以建构其政治理论规划的一个基础性概念，用来命名一个革命的历史主体，用它来表征其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最高社会理想，这就是马克思的著名命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⑤。由此观之，当代激进理论对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的攻击包含着很深的理论误解。
进而言之，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坚持中介化方法，强调理论的建构，则是由马克思在政治上激进的革命立场决定的。我认为，在我们依据马克思总问题重新解读马克思原典，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对话的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激进的革命立场，即对资本主义霸权永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种问题意识。阿尔都塞曾经提出，解读马克思的正确方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著作的这种激进性质”，直至采取一个从资产阶级直接性角度看来是“近乎不可能的哲学立场”⑥。这个“近乎不可能的立场”就是马克思的解放理想，它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一种悲壮的乌托邦意味。然而，正如柯拉柯夫斯基指出的：左派立场的首要特征就是在坚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态度的同时，永不放弃对乌托邦即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奋斗⑦。很显然，如果没有这种对乌托邦的追求，世界就会变得毫无希望。所以，詹姆逊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社会目的的。”⑧ 由于资本主义直接基于人性中的贪欲和利己主义，因此，它是无须论证的，不需要理论的支持，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总是采取直接性立场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强调中介化方法，高度重视理论，因为彻底超越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社会目标，必须用理论去建构和表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⑨。
最后回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我愿重申这一问题意识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坚持马克思总问题的激进革命立场。将这种问题意识应用于具体研究工作，我曾提出反现代性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有学者不接受这一结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态度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辩证统一：既充分肯定现代性产生的积极成果，又无情揭露现代性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这里，我想说明问题的要点在于，我所谓“反现代性”不是对马克思经典学说的直接叙述，而是对该学说的一种“解读”，其目标是揭示出马克思总问题的激进性质。马克思本人只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个术语。我是鉴于许多当代学者(如沃勒斯坦和吉登斯)都用现代性一词来指称资本主义，才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解读为一种“反现代性立场”，为的是借助这种当代学术行话，使我们能在一个资本逻辑激增且已经变形的时代，重新认知马克思原典中的那种激进立场。从马克思原典来看，不仅他对现代性的态度是辩证的，而且他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态度也是辩证的：一方面激烈批判资本的权力和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的作用”⑩，但显然不能由此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持的彻底否定的立场。反过来，仅仅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既肯定又否定的辩证统一，是无助于揭示马克思总问题的这种激进立场的，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存在的一大误区。
注释：
①参见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读书》2005年第6期。
②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233、923页。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6、233、235页。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⑥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78页。
⑦参见孙传钊《左派乎？右派乎？》，《读书》2005年第1期。
⑧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转引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286页。
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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