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逻辑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逻辑论文,思想论文,殷海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与视域的拓展，着力于研究台港现代逻辑发展则顺理成章。尤其是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则促使我们更有理由把台港现代逻辑发展研究纳入中国现代逻辑史和学术史研究之中。其实，由于台港现代逻辑发展的历史背景、渊源、师承与互动关系，本来就和大陆本土的逻辑学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就不可能不研究作为台港现代逻辑开创者与领军人的殷海光。本文则尝试性地作出努力，并力求以此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台港现代逻辑发展的研究。
一、致力于逻辑学的推广与普及
1944年殷海光投笔从戎，参加抗日青年军，赴印度训练，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主讲逻辑与哲学，1949年6月赴台后又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他主讲和研究逻辑。当时的殷海光在台大的声名已如日中天。他的学术性文章对台大的学生影响很大。这得力于他“常依逻辑的结构一层层的推出来，然而字里行间却又含蕴着丰富的感情成份。他的文章是独成一格，任何人读了，都可以即从他的文章间呼吸他那突出的性格”（注：陈鼓应：《殷海光老师和我的一些往事》，载《殷海光纪念集》香港星联出版公司，第102～103页。）——忠于真理，追求良知、普世关怀和充满自信。从用字中，可以看出他在运思上的训练，他常常先作某种预设，然而根据他所作武断的肯定，只抱着一种保留态度。然而，他一出语，却又使人感到他的论断有如截铁斩钉般的果断。
据陈鼓应先生的回忆，殷先生在讲逻辑课的一开头就语惊四座：“在我们的传统习惯里，要人讲理而自己常不讲理。读逻辑可以训练我们养成讲理的习惯。逻辑是一门专技的知识。我们常听人家说：‘你这句话很合逻辑。’或说：‘你这句话不合逻辑。’事实上，任何一个单独的经验语句都不发生合不合乎逻辑的问题，只有在一个论证的推论过程中，才发生。……”殷先生开始澄清什么不是逻辑，而后才讲什么是逻辑。每次下课后，总有一些学生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着他聊天。有几句话，一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很清楚，殷海光说：“真理像只小鸟，你一去捕捉她，就飞跑了。求真理真不容易，但我们不可气馁。”
又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殷先生：“上帝是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上帝不能造这样一块石头，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如果能造这样一块石头，而他又推不动，那么他也不是万能的。”对此，陈鼓应先生的评论是：那时的殷先生是个十足的逻辑经验者，任何精神生命和心灵活动他都要诉诸于经验的验证。他的言词，富有挑战性，有如劈佛像烤火取暖的丹霞禅师（注：陈鼓应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台湾世界文物供应社，第179页。）。
殷先生不厌其烦、不怕费口舌，批判世俗社会和学术界对现代逻辑的非逻辑化的误解；批驳、拨正了一些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对现代逻辑的误导，以厘清现代逻辑的基本概念，使台湾一批青年学者在1950年初就开始接受和研习“正格题材”的现代逻辑，当时的这些青年学者而今已驰名于海内外，他们有陈鼓应、林毓生、张灏、何秀煌、刘福增、林正弘、黄展骥等等。笔者曾有幸专访其中之一的陈鼓应先生。据陈先生回忆，殷先生不仅是逻辑学家，而且也同样是出色的逻辑教育家，他把逻辑讲得清楚、严密，又能讲得深入浅出，生动迷人，吸引了许多青年学者。
当时，殷先生的逻辑教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从坚信逻辑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出发，进而把它作为反传统和倡导科学、重建新文化的思想方法和利器。
殷海光的另一位学生林毓生（现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认为，“殷先生多年倡导逻辑不遗余力”的原因就在于，他早年爱上了罗素与金岳霖，他像他们一样，坚信逻辑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林毓生指出：“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联。但，殷先生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认为，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注：王元化主编《林毓生殷海光书信录》（代序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殷海光致力于逻辑学的普及与倡导，他也像他的导师金先生写出《形式逻辑简明读本》一样，也写出了《逻辑新引》这一通俗的逻辑读物。该书于1956年7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后曾几次再版。《新引》作为一本用对话体写成的通俗逻辑著作，可以说是他从事逻辑教学的经验的结晶。作者为了解决初学逻辑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和不得门径，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其良苦的用心是希望“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达到森严的逻辑宫殿”（注：林正弘编《殷海光全集》第4卷，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殷海光认为接受逻辑和研习逻辑，必须要以百倍的努力和耐心的钻研，因为在他看来，“攻习任何科学，相当的牛角尖是一定要钻的，如其不然，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在钻过牛角尖以后，如果我们增益了相当的智能，那末正是我们到达了进步之起点”。（注：林正弘编《殷海光全集》第4卷，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的确，以此良苦的用心写出的《新引》，才真正做到了重视实用和逻辑训练；对每一命题每一推理之对错，均有例证。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而逐步引导读者进入纯正的逻辑思维之门。
二、殷海光的逻辑思想
（一）殷海光的逻辑观
1.什么是逻辑
殷海光给出了狭义而又严格的逻辑定义：“逻辑是有效的推论之科学。”（注：《殷海光全集》第13卷，第202页。）那么在这个对逻辑的界说中，为什么用“推论”(inference)，而不是“推理”(reasoning)呢？殷先生认为，区区一字之差，事关重大。因为“推理”的程序是以各种特定的(Specific)“理”为前提的推衍程序。而理有多种，每个人都可以以各种不同的理为前提来构成一套一套的推理。但是这正是逻辑之基本，真正逻辑研究是将作为这一套一套的推论之前提的各种“理”一一抽掉，所剩下来的就是纯形式的推衍所据之以行的一个语法系统。在此系统中，推论不从任何一种特定的“理”出发。它推理之中，根本无任何一种特定的“理”可言。自一种意义言之，逻辑是有“则”而无“理”的。所以说“逻辑并不是别的什么，它是而且只是进行有效推演的纯型科学”。
2.逻辑的特征
(1)型式性(formality)。
殷海光认为，所谓型式性是说，逻辑相对于经验事物而言，是型式的；凡“非型式的”皆非逻辑。例如，逻辑演算就是借符号的排列组合而进行的形式演算，在这样的演算中，自然语言所夹带的经验成分、情绪、意象以及其他逻辑以外的诸般杂歧，皆无渗入。总之，逻辑是型式的严格意谓，只是讲“逻辑”是没有经验内容的，并不是说逻辑必然别无其内容。
(2)逻辑的普遍性(Generality)。
这是指逻辑毫不接触经验，但却又是可接触表示经验的语句。而表示经验的语句必然遵守语法规律，而语法规律相对于表示经验的一切语句而言，语法规律对它们有着普遍性。也因此可以说逻辑的普遍性涵盖着有效性，所谓有效性(Validity)就是指，逻辑的公理或公式在每一种解释之下都说得通。
(3)一致性。
这是指一个逻辑系统必须自相一致，“必须不会从它自己的内部推演出矛盾的结论”，“一个演绎系统自设部分(given parts)始至所得部分(derived parts)，必须首尾一贯地至少对于一种解释为真。”（注：《殷海光全集》第13卷，第139页。）
3.逻辑之用
有人会问：既然逻辑是一种很抽象的、只有纯格架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又有什么用呢？对此殷海光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厘清“用”究何所指。他认为，首先如果“用”是指实际的用处，那么逻辑毫无实际用处。那么逻辑的“用”是指什么呢？一切科学虽然不止于语言，但却离不开语言。语言有语法，语法问题弄清楚了，科学问题就解决了一面。制订普遍的语法结构及其推论程序，是逻辑的任务。哲学也离不开语言。如有超语言的“哲学”，至少不能叫做“学”。紧贴着哲学语言而供给哲学以解析技术，也是逻辑的任务。真的哲学因此建立了，科学因此进步了。这样看来，逻辑自身虽毫无实际的用处，但它能使别的东西发生实际的用处。
此外，殷海光还引费琦(Prof.Fitch)教授的论述来说明逻辑之用：“20世纪50余年来，逻辑特别发达。人类首次得到一种有力的工具。这种有力的工具足以帮助我们推论种种关系以及一切种类底性质。符号逻辑已经应用到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工程、心理学和哲学。将来有一天符号逻辑家能够像物理学家之久已能够研究‘毫无颜色的’物理学观念一样，清楚而有效地思考社会、道德和美学概念。逻辑这一新学科之充分的功用尚未被大学所感觉到。”（注：《殷海光全集》第13卷，第219页。）
关于符号逻辑有效之用，殷海光又以怀特海之所言而论之：我们不能全靠符号之助来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先将思维运算规范于逻辑运算之中，然后再谈其他。符号逻辑中的推论方式是人类长期努力而得到的运算方式。这种方式，虽非完全够用的方式，但为比较可靠的方式。如果我们舍此方式而不顾，思想如天马行空，如杨花乱舞，故然可得诗情画意，但思想的标准又在何处安顿呢？
（二）逻辑与哲学
在中国学术界，素好混淆逻辑与哲学的界限，在殷海光看来，此之有着渊源久长的历史背景。因为在受道德支配的中国学术界，往往喜好把哲学作为一切学问中的最高学问和最根本的学问，使得他们在研究某些部门的学问时，是常常自觉地或未自觉地从自己所喜好的哲学基础来思考这门学问。大部分喜好某种哲学者之教习逻辑时，常以貌似的逻辑名词(Quasi logical tems)讲述其喜好的哲学，甚至形而上学。如果认为哲学乃是逻辑的基础，那么每一学问岂不都是如此，哲学又就成了一切学问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因此，在殷海光看来，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专门讨论二者的关系的学问，殷海光认为则应当是“关于逻辑的哲学”(on the philosophy)，但它却是“元逻辑”(metalogic)，而非逻辑本身。殷海光认为，如不能作这种划界，那么就势必会导致研究哲学与逻辑的关联，总是在研究哲学而不是在研究纯逻辑。也因此殷海光认为，依同理，一个严格的逻辑纯研究者如不谈“逻辑后学”之逻辑，则并不妨害其为一逻辑研究者。如果吾人教习逻辑所应然的正常目的，则并非是在貌似逻辑的名词之下，来教习形而上学，而当是给予学生以严格的有效的推理训练。
殷海光进一步认为，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不能随意泛说，必须实证地来考察，殷海光赞同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奇(Lucsniewski)等所研究的结论：哲学与逻辑的关系只与元学(ontology)和知识论(Epistemlolgy)、类论(Theory of classes)和关系论(Theory of Relations)相应。知识论与逻辑如有接头之处，不在旧说关于判断的构成或性质这一关联上，而在真理论与语义学二者的关联上；二者在涉及真假性质时有接头之处。这样二者之同只在多少是基础相同，但不必是建构方面的相倚的关系。而研究这些问题也最好应归于无逻辑。
针对20～30年代接受与研习逻辑的一部分学者受到希勒(F.G.S.schiller)和杜威(J.Dewey)这些实用主义的“逻辑”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知识不能由抽离于人生全部经验而形成，因此他们主张以“发现底逻辑”(logic of discovery)超越“证明底逻辑”(logic of proof)，这种“逻辑”的代表人杜威所著的《思维术》(《How We Think》)，被中国教习逻辑者奉为圭臬，然而包括杜威在内的学者对于逻辑所作为的主张却与逻辑本身不相干，这曾给予中国的逻辑教习者以严重的错误引导，即以思维活动的心理解析来代替逻辑解析，以及将逻辑以外的(extra-logical)零星试验方法认为就是逻辑。
殷海光尖锐地澄清这种“逻辑”：这乃是将逻辑律与“思想律”混为一谈。他认为思维演进的心理活动并非逻辑运算。殷海光对此作了形象的比喻，这种混乱就正像把打球动作等同于打球规则，诚然逻辑有训练思想之功，但思维活动所依据的法则与心理活动毕竟不同，尽管二者相即相随。也因此，可以断言逻辑规律完全独立于思维活动，逻辑规则是普遍公认的，不受具体思维活动摆布，相反，思维活动因常与它冲突而产生谬误。因此殷海光认为逻辑规律并非思维活动之心理规律，它不能叫做“思维律”（或“思维的基本规律”）。
此外，在殷海光看来，逻辑之所以与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及形上学相混的另一个原因，除了历史的积因之外，还在于它们在工具上的理由，这就是常用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而符号语言(Symbolic language)不发达。
各种自然语言固然又可通译，但每种自然语言是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标记，因素各不相同，因而甚难通译。在事实上，愈是历史悠久而且被该民族视为美妙的文字，愈富于附著物或意象联想等等。这类的自然语言固然有表情达意之妙用，但正因为有此妙用，常为纯抽象思维之累。自然语言的文字或语句意谓的多义性、模糊性，使得在逻辑一科中因符号语言的运用与自然语言的运用并举，并长期地凸显了后者，逻辑的研习者多将逻辑题材囿于日常语言范围以内。于是，非逻辑的成分自然而然地随着自然语言之运用而夹带来。
在殷海光看来，例如逻辑的“肯定”、“否定”与历史哲学中的“肯定”与“否定”，意谓根本不同，但如果都用自然语言去区分，则难以划分，甚至混而同之。实际上，前者仅是指二种真值(truth-values)，而后者乃是关于“存在”或描述“历史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名词了。逻辑的“正格题材”(ProperSubject-matter)，自布尔以来才真正因符号语言的发达而形成了逻辑的基本概念：truth-functional mode of Statement Composotion,quantification，以及membership三者。以这三者为出发点，全部逻辑都可以推衍出来。所以，逻辑的“正格题材”就是这三者之展演。这样逻辑所研究的推论形式不受变量符号所表示的特殊因素制约，而各自独立，因为逻辑常量(Logical Constants)实为逻辑的主要题材之一。
关于逻辑与哲学之区别，殷海光认为由于中国的大学哲学系多设逻辑课，许多人至今还以为逻辑是哲学中的一种，这乃是望文生义的看法，他们多是先从康德、黑格尔的所谓“逻辑”出发，以为科学里所应用的逻辑也就是康德、黑格尔的所谓逻辑。殷海光批驳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一夹杂着情绪的价值判断适足以凝固此一语意情误”。此外，还在于这些人根本无视自布尔以来的逻辑真正离开了哲学而步入了严格的科学之途。
（三）逻辑与科学
殷海光主张“逻辑的性质”最好是以科学来加以说明，因为逻辑不是哲学的一支，而是科学的一支。因此若要弄清什么是逻辑，须先从科学及其构成、性质来进一步对逻辑加以界定。
在殷海光看来，科学具有理论建构与事实的层面。但从科学建构观点出发，前一层面可以离开后一层面而独立。科学的理论建构必须满足：基本概念或基本命辞之简单(Simplic)；独立，即基本命题之间不可互推；一致(Cosistent)。任何科学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逻辑既然是科学，因此逻辑不能例外。而且由于逻辑有而且只有理论建构的层面，没有事实的层面。逻辑对于事实无所表示：它既不肯定任何事实，又不否定任何事实。这是逻辑与经验科学大不相同之处。逻辑所涉及的是而且只是形式原理，而非存在原理。这样，关于逻辑与科学的关系，当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不同的科学涵蕴着对于同一的逻辑作不同的应用，应用是特殊的，逻辑是普遍的。应用可以无穷的多；逻辑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将科学看作是整合的一个，那么逻辑是这整合的核心，而各门学科是这整合的周边，就靠着这一核心，各门科学才能相通。
（四）对逻辑的正名、澄清与捍卫
在殷海光看来，自本世纪初东方国家常常出现对逻辑的搅混之谈，从而阻碍了初习逻辑者对逻辑的掌握与理解。澄清这些混乱，必须追根溯源。殷海光认为对逻辑的搅混之谈，起于学术不进步与政治之播弄。
首先，他指出在东方世界的某些地区，传统中整个地只有圣人的说教而无科学的理论，只有太多的主张而无太多的技术。这一传统之作用，扭歪了科学的学术，也梗阻了学术的进步。逻辑也遭此厄运。针对台湾60年代流行的、非西方人写的逻辑书，其多将逻辑与心理学、文法、知识论，甚至与玄学混为一谈，有的在逻辑学里大谈康德哲学，好像要为逻辑去找形上学的基础，给逻辑安顿以“形上学的基础”。殷海光认为这种企图与尝试，并不能为逻辑增添新的光辉，因为对于科学理论的构建与应用，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元科学”，逻辑有“元逻辑”来处理其基础问题，用不着以玄学来作玄远的代庖了。
其次，殷海光认为，逻辑被“搅混”的第二来源是“政治的播弄”。近几十年来，东方走“群众路线”、搞“革命政治”的人，常用一套群众易晓易行的东西来鼓励“群众”。对知识分子则以“学术”面貌出发，一方面利用知识分子对逻辑道理的必然性的坚信，但对其具体的内容又不了解的心理与状况，把“旧的逻辑”当作是资产阶级的“静的逻辑”（或“形而上学”的逻辑），而把“新的逻辑”（所谓辩证逻辑，即唯物辩证法）看成是“动的逻辑”，而只有“动的逻辑”才是合乎需要的逻辑。这是一位生在大陆，后又身居其外的学者来透视大陆在60年代对待逻辑的“搅混”。显而易见，其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文革浩劫之后，我们不正是对“搅混”作了“拨乱反正”吗？此真可谓“旁观者清”！殷海光对“搅混”手法的分析也是很深刻的。他认为，这种“搅混”的手法是拿拟似的哲学名词(Pseudo-philosophy)来作一种政治宣传。这种宣传之所以奏效，是由于知识分子缺乏科学思想教育，好作玄幻无根的想象，甚至凭知觉作用来分析问题。
（五）批判传统逻辑，力主现代逻辑
在对待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态度上，他非常接近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即以现代符号为参照系，大胆批评西方古代传统逻辑的内在限制与缺陷，并进而大力提倡“正格意义”上的现代符号逻辑。
如前所述，由于殷海光所理解与接受的是狭义的现代符号逻辑，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数学或符号的，便不是我们所谓逻辑”。在殷海光看来，传统逻辑的缺陷在于，因其多用自然语言而少用符号语言，使其在表现逻辑型构时，未免混淆不清。因此他主张应从现代逻辑之眼光，运用现代逻辑之技术来分析改造传统逻辑。在这方面，殷海光曾写有《轮选推论底解析》、《论定言三段论》等论文，做了可贵的尝试与努力。
然而，在殷海光看来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是同一逻辑发展的古今之不同，由粗到精之不同，和由自然语言到符号语言之不同。现代逻辑的语言区别于传统逻辑的语言方式则在于，它是一种外透的明显(explicit)语言。现代逻辑系统无一不是明显的型式语言(formal language)系统。这种语言的清晰与精密程度，较之自然语言实判若云泥。此外，现代逻辑不同于传统逻辑之处则只是在程度上较精，而且范围较宽。因而，现代逻辑的推论力大于传统逻辑，并且，在现代逻辑的光辉澈照之下，在逻辑传统（即传统逻辑）里，可以透视无余。这样，殷海光敏锐地认识到，传统逻辑只是逻辑所涵摄的狭小的形式系统的一种，把握了现代逻辑也就顺带地了解了传统逻辑。
（六）逻辑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殷海光认为，西方逻辑输入中国，乃自明末清初葡萄牙傅汎际(Fyancisco Furtado)与李之藻译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开始，以严复译《穆勒名学》为代表。此后，西方逻辑的输入则多限于旧式教科书，或大学开设逻辑专业小组和开设逻辑课。这样，逻辑的研究在中国总算有点萌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开风气的人物。他们多从怀特海、罗素(Whitehead、Russell)及谢非(Sheffer)等人那里，获取一定的逻辑学上的素养，他们在逻辑专技(logical technique)上所获虽少，但又多少沾染上一点剑桥解析学派(Cambridge School of Analytic Philosophy)的风气，因而为学颇富于启导力和感摄力。
第二类，在第一类人物感染之下，这一类的学者则受益于Mengenlehre大师Zermelo，造诣卓越。
第三类的人则间接受希尔伯特(Hilbeit)之影响，但直接则受教于Heinrich Scholz，Scholz在逻辑方面“虽似无何原本贡献”(Original contribution)，但为一良好的教师，因而善于教学。
在这三类人物的合力之下，中国的逻辑研习，如假以时日，当可逐渐步英、美、德、波诸国之后尘。但是经过文革，大陆逻辑的苏化(Russification)，逻辑学就难以赶超世界水平。
中国提倡逻辑为时不短，却有长期滞留于旧教科书的阶段，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停滞呢？殷海光认为这多少能归因于历史条件。严格地说，中国没有数学传统。算术九章已成历史陈迹，少数传教士的翻译或介绍未获得普遍地学习。中国之究习此道也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而研习西方数学传统的人又很少注意到逻辑。于是，教习逻辑的事很自然地落到以下两种人身上：第一种是研究哲学的；第二种是研究心理学或教育学的。但严格地讲，中国之所以没有逻辑传统，则在于“中国只有孔子主义所形成的道统，而没有西方意义的学说”（注：《殷海光全集》第14卷，第890页。）。道统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精神的发展，桎梏了学统的发展，因此中国没有逻辑的传统。这具体表现在：“先秦时代底名辩与政教伦理搅混在一起。公孙龙及惠施之流底名辩与知识论混同。即使在这些材料里可以分析出纯逻辑成分，像在沙里可以淘出黄金一样，分量不独非常之少，而且在这些辩士之中，有些人底立意是为政教伦理或‘是非’底标准预立张本，与西方纯‘为学问而学问’的逻辑大异其趣。这个关键非常重要。”（注：《殷海光全集》第13卷，第123页。）
由于殷海光从狭义而又严格的现代逻辑出发来审视中国文化，因此他自然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至少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的”逻辑学说。因为，殷海光严格地区分了“学”与“术”在本质上的不同，“学”即学说，它体现了人类纯粹“致知”的一种努力；而术是“学”系统的一种应用或“技术”，它体现了人类纯粹追求“致用”的一种努力；“学”与“术”的联系虽密切，但毕竟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在辩论术里有时应用着逻辑，但是仅仅不过是应用而已，绝对不是逻辑底本身，老实说，何况那古人片断的辩论，根本谈不上怎样有系统在扩大地应用逻辑底的本身”（注：陈鼓应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台湾世界文物供应社，第183～184页。）。借此殷海光认为中国名（辩）学、印度因明学都不是所谓致知的逻辑之“学”，而只是应用逻辑的论辩之“术”。
虽然殷海光否认中国文化中有作为“学”而存在的逻辑学，但他认为，并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文化劣于有逻辑学的西方文化。在他看来，任何社会文化并不一定在任何特征上或层相上都较任何别的文化“领先”。实际上，有的文化专于此不专于彼；有的文化长于彼而不专于此。从比较文化人类学来看，一切从“我族中心思想”出发所作的“文化优越论”都是经不起分析的自我夸耀。事实上，逻辑地抽象思想也绝非是古代希腊人的专利产品，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同样产生过逻辑意识。先秦名家就有初型的逻辑思想……。但是中国社会文化里的规范特征自汉代以降逐渐成为文化价值导向的主导力。于是，中国社会文化里别的文化特征的发展受到它的拘限或抑制或扭曲。其中有受到拘限或抑制或扭曲，因而没有得到顺畅发展的认识特征。这一主导作用的影响所及，就是科学远落人后，并由此而形成的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结局”。因此，在殷海光看来，“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发展工业，中国要发展工业，必须研究科学。中国要研究科学，必须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中国要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最必须而又直截的途径之一就是规规矩矩地学习逻辑。”（注：《殷海光全集》第17卷，第526页。）
三、殷海光在中国现代逻辑发展史上的地位
由上述不难看出，殷海光当在中国现代逻辑发展史上占居重要历史地位。这在于，首先，殷海光师承金岳霖以其卓越的逻辑教学与研究，大力在台港推动现代逻辑的普及、传播。正当我们大陆因“政治播弄”而把逻辑打入冷宫之时，殷海光则在台湾大力推广和倡导“正格题材”的现代逻辑，把一批青年学人引入研究现代逻辑、符号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之路。
其次，殷海光把逻辑运用于哲学分析、文化批判和捍卫真理，为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殷海光看来，由于逻辑可以成为训练如何思想的有效工具，因此逻辑是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工具，也是批判专制和独断的利器。殷海光因推崇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海耶克和波普尔的逻辑经验论，而认为有意义的陈述句只有两种：一种是纯形式的，即逻辑、数学的，另一种是经验的。依照这一划分，纯形式的众多语句与话语，没有认知的意义；而断言什么“内在”、“外在”、“心灵”、“物质”、“本体”、“存在”、“理性”等等则都是现代相传的糊涂人造出来的糊涂名词。因而殷海光认为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是“本格意义的科学”，因为从逻辑上看，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基本方法和基本结构。这样，他借助于逻辑分析法，力求以此来反思、批判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独创性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逻辑的知识论的思考方法未能获得应有的充分发展，而致使认知与抽象的思考不足，而偏重于道德价值的判断与评价，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因此，逻辑与逻辑分析方法支撑和支援着殷海光，以此反对传统、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而主张以科学的、理性的方式重新整合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新道德。
总之，由于殷海光高举逻辑的大旗，而使得他在台湾学界独树一帜，因此，“他的名字与逻辑及解析哲学、与追求纯理的知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成为‘科学实证’论述台湾形态的重要催生者之一，还引导一批学生从事逻辑及解析哲学的研究工作，对台湾五十、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界的实证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注：章清：《为立德、立功、立言作注解》，载《读书》，1996年第10期。）
然而从纯学术上看，殷海光在他所从事的逻辑与分析哲学的主要领域上“并无原创性的贡献”，他的学生林毓生先生道出个中的原因：“逻辑与分析哲学的研究是须要在极端冷静的心情下钻研的。殷海光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的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12页。）这就是说，殷海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是成就了“立言”（研究逻辑、宣传逻辑），还不如说他更突出地成就是“立德”，因而他在“立言”上之所以没有原创上的贡献，也只是重心的功夫转移和专一不够。但是殷海光在“立言”上“无原创性”的贡献，也并不能说明殷海光在“立言”上没有成就，如前说述，他为“立言”而释言、传言、用言，也就自然成就了他的“立德”和人格形象，逻辑、认知理性为殷海光追求自由、真理、民主、科学和理性认识的方法论基础，逻辑分析法支援着他对真理的坚定意识，使他得以有了西方逻辑分析系统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中国文化的重建和民族思维方式的改造。事实上，自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尤其逻辑、科学与科学理性精神在缺乏适宜其生长土壤的中国文化中的扎根，则一直异常艰难，以至于那些要在中国文化中培植一块逻辑园地的先行者的任务总是在“拓荒”（例如，总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同“搅混”与“政治播弄”作斗争，而用于原创性的研究则有限），而不是在“培植”。“逻辑”与中国文化的不相容性，决定着逻辑思维方式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的现代化之路并未完成，任何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人们，都应珍视先贤们的“拓荒”与“披荆斩棘”之功。而一味地致力于书斋的“原创”，往往却并不能为更多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因为只有先“拓荒”，然后才能开出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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