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2-0043-12
当代资本主义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也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由于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的所有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如何，都与这种资本主义的变化有关，因此，加强对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变化的研究，自然成为各国学术界不同学科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学术界的共识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自发性，即它是一种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制度形式；二是它不断向全球扩张的性质，即它的贪婪攫取性与殖民性。然而，当代资本主义首次面临一个以苏联为首的阵营的长期对抗，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活动程度大幅下降，迫使旧殖民主义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协调机制，种种日益加强的政府干预行为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都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关 于这方面研究的国内外学术著作很多，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领域的“当代性”，虽然已经有若干力作，但尚无那种一锤定音的权威性巨著，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发表拙见的余地。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在一篇论文中甚至无法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完整地加以阐述，因此，本文选择论述的只是一些容易为人觉察的特点，并希望通过这样抛砖引玉的探讨，能使更多的同好参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基本消失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曾经说过，静态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静态的社会制度，一种历史可能性，但是静态的资本主义从修辞上来说是一个历史矛盾体。换 言之，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种扩张 既伴随着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侵略，也伴随着发达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可以说，现 代战争与资本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
然而，二战以后的历史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不大可能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发达国家由美国领头完成了其军事上的整合，其二是发达国家之间对原材料的控制达成了体制上和意识上的 一致，第三则是其政治上完成了整体性的民主化改造。这些因素，既有现代资本主义发 展的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也有冷战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正如约翰·艾森伯里所说，任 何一次重大战争之后都会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1](p.1)在这样的时刻，新兴大国领 导人会发现自己有巨大的优势来重新修订国际秩序的原则。
美国的选择是利用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转化为在自己建立的体系中的一种持久的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使弱小者不再恐惧，使强大者不去做改变自己地位的选择。[1](p.4)冷战以一个对所有发达国家有威胁的形式 客观上整合了发达国家在军备竞争方面的“方向”，使其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以北 约为组织形式的军事集团。由于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其余的资本主义大国 已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与美国竞争，因此，其内部的分歧在军事争端这个层次上降 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战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以及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配地位。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经济上看，二战前美国的主要工业资源完全可以自给，但二战后美国越来越依靠从外部世界获得资源，也就使美国必须关注世界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样，二战后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美国原来可以置身欧洲事务之外获得安全的条件已经逐步丧失，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高速舰船与 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都增强了美国扩张与干涉世界 事务的意愿。[2](p.xii)事实上，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对和平局势的控制至为重要 ，而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海上。按莫德尔斯基的看法，世界强国的海上力量(2 0世纪又加上了空中力量和太空力量)决定着世界的基本秩序，而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 到1959年，其海上力量几乎占全球海军力量的百分之百，此后，在世界上的份额也从来 没有低于60%。[3](p.112)这种一家独大的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使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 完全丧失了对其发动挑战的可能性。
同样，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国，在战后对发达国家之间的整合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和殖民体系，竭力鼓吹对抗苏联以及西欧发达国家和美国一起建立一个必要的欧美安全体系。由于战后苏联控制了东欧，美英认为这已摧毁了美英苏战时的联盟，而美英政府不愿意东欧由苏联控制，但又不得不承认苏联在东欧 需要友好政府之时，就想尽量地在这一地区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体系。 [2](p.54)于是，以美英为主导的对苏冷战与对发达国家自身阵营的整合开始了。在这 一过程中，解决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昔日宿敌的矛盾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法国对德 国怀有戒备心态，所以在实行压制德国的政策和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上一直不让步。而 武装联邦德国以对抗苏联是美英两家共同的政策，结果，美国和英国共同对法国施压， 最终说服法国人将近期的安全与长期的安全问题区别开，接受了美国关于成立北约的主 要观点。[4](p.6)
诚然，大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是否存在一个强劲的、试图改变现状的对手有密切关系。从西方大国的情况分析，英国和美国本来就是特殊关系基础上的盟友，不存在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法国与美英尽管有矛盾，但也绝无可能真正去挑战自己在二战中的扶持者与盟友。日本尚在美军的军事控制之下，即便有心也无此能力。因此，地处欧洲心脏的德国就成为惟一的变数。
德国是否还渴望复仇?尽管冷战后德国的分裂使德国人一直认为，德国的分裂是“非自然”的，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美国的核武器也是非自然的。[5](p.7)但处于东西方冷战 夹缝之中的联邦德国，为了生存下去，却必须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放弃旧有的 复仇心理。倒向西方不仅意味着听命于美国，也意味着必须与法国搞好关系。由于法国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法”优势，新的西欧整合只能以它为中心。所以法国尽力鼓吹 欧洲联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经济发展显出更强劲的势头，将法国抛在了后头 。在1973-1980年间，德国马克的有效交换率增长了50%，而法国法郎却减少了15%。[6] (p.137)在这样的情况下，密特朗上台后，只能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借此来提高法 国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尤其是德国再次实现统一之后，法国更是主张加大市场和经济与 货币联盟的进程，借此把两德统一的进程纳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其目的是把人口超过 法国41%、经济超过其39%的德国约束住[7](p.33)。而德国“牺牲”马克以换取欧元， 也表明德国最终愿意以经济优势换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这种状况表明，以经 济发展为纽带，使合作中产生的利益引起进一步外溢，逐步达到政治整合是可能的。即 便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这两个国家也都不具备战胜对手的能力。历史一再证明，欧洲强 国的相互残杀只能确保“相互摧毁”。因此，贝格哈恩认为，从一战开始，欧洲就在进 行“自杀”，这种暴力战争的“雪崩”，根据谨慎的估计，共埋葬了7 000万至8 000万 条人命，并且把欧洲这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埋在下边。[8](p.1)然而，欧洲 人并不希望继续“自杀”，二战后欧洲产生的日益广泛的欧洲联合思潮，以及欧盟的建 立和逐步扩大，就是欧洲政治家和民众对历史反思的结果。最近德法两国在对伊拉克问 题上坚决反对诉诸武力，不仅表明两国的历史宿怨已经过去，而且表明德法都不愿再动 辄在各种争端中轻易使用军事力量。同样重要的是，目前作为“盟主”的美国，即便对 自己的盟国，在军事技术上也要保证领先5-10年，目前的情况是美国相对于盟国的军事 优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在此状况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发达国家之间不可能出现与美国对 抗的军事集团，也不具有相互发动战争的心理基础和军事基础。
历史上发达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另一个经济因素是对原材料市场的争夺，谁能决定原材料等资源的控制与流通方式，谁就是霸主。从目前的情况看，发达国家依然严重地依赖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主要的工业与其他方面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等能源。这种状况表明，世界其余地区提供的资源对发达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并未消失。不过，尽管跨国公司与其他一些国际的经济组织试图垄断或控制某一领域的贸易，但由此引起的争吵并不是致命的，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尤其是关于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纷争，却对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保证最基本的原材料供应以稳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价格方式提供，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欠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出口总额不到20%，但其出口的原材料却占世界份额的40%以上。一些非欧佩克国家的出口贸易中也有一些制成品，但初级产品的出口贡献依然占60%以上。更重要的是，生产商和消费者对初级消费品的价格都很敏感，这种所谓的刚性需求使发达国家控制市场的欲望更加强烈。[9](p.107)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围绕特定价值的竞争性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称之为“社会博弈”，与此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相互间的经济竞争代替了以战争为主导的国家竞争。而其基础，在于二战后的发达国家已经由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种在稳定的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合作关系。由于冷战的爆发，为了维护一个确保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安全环境，美国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马歇尔计划，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更重要的是，在美苏冷战的形势下，甚至就是这些“经济”方面的考虑，在西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也降到了次要的位置。[10](p.260)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高速稳定的“黄金”发展阶段，证明其在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机制方面的运转是成功的，所以，通过各种类型的组织和谈判来制定规则开始成为西方各国普遍接受的方式。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决定权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来决定(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均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协调立场以求从发展中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世贸组织内部的谈判就显示了这一特点)，相互之间目前不存在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解决的经济纠纷。
如果军事上与经济上都不存在可能爆发战争的诱因，那么，政治上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冲突。然而，二战以后，为了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原来的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按照自己意愿的“民主”改造。[1](p.5)德国和日本在美国的强制改造下，已经基本上是西方宣称的“民主国家”，享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其余的国家也相应完成改制，因此，这方面的隐患已经消除。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说，现在是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美国及其盟国既富饶强盛，又有一致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一定会抵制想推翻它们所赖以致富和发展的国际秩序的任何企图。所以，美国准备制止未来在军事上的竞争。由于类似的论述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联系更为紧密，即所谓的全球化特点，但控制与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有以下特点：第一，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了经济方面的协调；第二，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大，发达国家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由此导致国际合作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要素。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的秩序总的来说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体系上，这种体系允许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不同性质的经济组织。这显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协调能力更加成熟，尽管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但也都不得不在很多时候屈从于相互依靠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化对很多国家的经济安排造成巨大的压力，要么通过在相互依赖的市场上更加激烈的竞争，要么通过建立超国家的游戏规则来协调各自的利益。这种压力迫使民族国家参加一些让他们失去某些自治权利的组织，如WTO和欧盟等。[11](p.4)
因此，改变战后资本主义特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的进程，其二是不断推进的技术进步与组织革命，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按本杰明·科里特(Benjamin Coriat)的看法，国际化与全球化是有区别的，国际化实际上是指以美国跨 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扩张，全球化则意味着在世界不同的地 点有不同的创新合作方式。国际化在对各国的生产者产生更大压力的形势下，对各国政 府机构的结构与重组有重大的影响：即它们必须与“国际”接轨。而全球化则不同，它 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竞争对手的压力来自世界各地，价格、质量、生产的速度以及种 类等，都会产生跨国性的影响。[11](p.242)也就是说，全球化至少在民族国家的层面 上是建立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市场上的，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竞争，也具有更多的不 确定性。为了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1961年9月，美国领头建立了著名的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包括了所有西方主要的工业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现由于 俄罗斯的加入而成为八国集团)，也是美国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与军事方面 类似，美国在经济领域全球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美国认为，“培植一个美国制度能存在并发展的世界环境”是冷战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发展经济的互相依赖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关键。所谓经济的互相依赖就是说，基于自由贸易与投资使各国的经济利益从商业和金融上互相连接起来，以构成国际经济。美国的这一战略，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基地。美国的目的除满足自己的扩张需要外还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实现经济开放，从而增加美国的安全度。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所在。[12](p.18)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和其主要的盟友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大度”的关系。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往来，通常都是美国进口盟国的商品超过出口盟国的商品。
二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学者就对西方阵营的经济关系作过一些分析，他们认为大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不断增加的经济矛盾会使西方国家相互再次以兵戎相见，爆发类似于二战那样的战争；第二种则为超帝国主义，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结成一个联盟，共同管理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体系和制度；第三种是美国一家独大，能够维持它在西方的领导者地位，并抵御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13](p.95)从冷战后的历史看，美国成功地主导了发达国家的整合。目前发达国家实际选择的是一条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状态之间的道路。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西欧在新形势下开始了自身的整合和一种全新的“跨国发展”。过去发达国家最集中、矛盾也最激烈的欧洲能相互协调好彼此的关系，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中心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协调发展的能力。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在二战后出现的这种状况是战前任何人都无法设想的，正因如此，英国才为迟迟不加入这一一体化进程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从长远的角度分析 ，欧洲的合作仍然有其历史渊源。其中，第一个因素就是技术的扩散。近代世界的发展 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扩散过程。而欧洲国家内部之间扩散的密切程度从很早就超过了其 他的地区。早在200多年前，欧洲工业革命就产生了技术方面合流趋势。在西欧，西方 的思想、大众趣味以及技术本身都受到铁路、电报以及电话的广泛影响。实际上，“西 方”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含义早已出现，只不过被种种“自杀”行为打断，在以前的 扩散中，真正对一种融合和认同感产生影响的技术扩散并不具有二战后的规模和影响， 同样，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现代经济基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以及这种模式向新 大陆的扩张。这种扩张的速度(包括在欧洲内部的速度)，与经济发展和交通的便利成正 比。所以，从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人们不难发现，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所产生的影 响，改变了人们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方式，这种对自然的认识统治着西方文化的思维结构 ，也影响着西方的技术发展框架。而在这种观念产生的中心地区，主要是西欧，人们在 与世界其余地区的认同过程中，其趋同的成分显然要大于任何一个地区。再加上战后的 马歇尔计划使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协调自身内部的分歧，加强了区域内的合作与 发展。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形成了北美、西欧与日本三大集团。而美国成为这三个集团 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任何一个其他的集团目前都还不具备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和协调的能 力。
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另一个趋势。在一战以前，跨国公司就开始形成，但两次大战延缓了这种进程。二战后跨国公司才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这种扩张有以下一些特点：(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及比重增长。(2)投资来源国发生变化，由以前的英 国第一转变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德国第三、日本第四的格局。(3)投资领域发生转 移，美国将很多新兴工业部门以投资方式转移到急需这类发展的西欧各国。(4)发达国 家相互投资增加。[14](pp.4-6)可以这样认为，跨国公司在二战后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 展的主要组织形式。
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二战后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自身内部的变化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其社会生产体系的变化，对于多数工业化国家，战后的社会生产体系一般由大规模的群众生产相对标准的产品以及包括工业关系、支付制度、工作培训、公司的管理风格等种种要素构成。这种变化利于大公司将自己的体制向其余地区推广，并反过来将其余地区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向全球推销。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化运动就是一个为产品寻求最具效率的产地的过程。第二，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以不同风格构建了自己的社会体系。第三，竞争的形式、消费者的需求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一些更加不确定的后果，新技术也使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因此，其经济成功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不同的具有弹性的专业化或者是多样性的高质量生产。[11](p.192)
由于这些因素，先进国家未来的社会生产体系的轮廓还不清晰。也许它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定型。而新的体系的出现，应该包括工业关系、培训制度、政府干预、金融业务的相互转移以及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环境。同样，对于未来的生产是否还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群众生产模式上，学术界依然存在分歧，赫斯特(Paul Hirst)、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等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生产将会逐渐衰退，但科里特则认为，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生产还是会保持大规模群众生产的模式，另一部分会更有弹性。[11](p .193)从目前发达国家市场上反馈的信息看，人们的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大规模、标准 化生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与销售形式和包装的小批次多样化并不矛盾)，因此，出于降 低要素价格的因素，发达国家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也包括一些特殊的技术含量较高的 行业还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同时，由于国际竞争和工业方面能力过剩，传统工业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利润肯定会逐步下降，造船业已经如此，钢铁工业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近来汽车制造业也出现了这样 的迹象。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一向很高，但这是建立在其高度的技术和高效的生产水平上的，由于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过高，妨碍了出口贸易，这种状况也迫使德国公司将很大一部分工业投资转移到国外。这种转移，使近年来(1995年后)德国每年都增加了10万左右的失业人口。[11](p.291)其他发达国家大体上也是如此，但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本身却在不断赢利的过程中向全球发展，而其本国政府基本上无法阻止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行为。
因此，世界级的大公司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不仅侵蚀着民族国家政权的权威，而且不管其本国公民的福利而自行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换言之，跨国公司尽管不可能挑战民族国家的政府，但它们毫无疑问地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所以，跨国公司的相互渗透也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复杂和微妙。目前兴起的跨国公司的并购潮流，大多为发达国家的强强联手，主要为英美的大公司。这一趋势多少表明，发达国家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时更容易结成联盟。当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合作也是一种巨大的潮流。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秩序的竞争对双方的经济都会造成伤害，贸易战也是一样。此外，另一种变化也在发生，由于经济的相互联系，原有的资源出口国的发言权越来越小。甚至在曾经是悬在西方头上一把剑的石油工业方面，现在其供应也变得十分稳定，正如一位金融界人士所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而是在于金融上和经济上需要多少价钱去购买才合算。[15](p.3)因此，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尤其是强势发达国家以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为后盾，解决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此外，关于安全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扩展到遏制非军事和非国家的威胁方面，贫穷、环境恶化、危机、战争、毒品交易以及移民等都开始成为安全的内容。所以，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第三世界的环境危机联系在一起，包括其战略性的对稳定、市场、资源乃至休闲的需要。[16]反过来，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也意味着他们第一次可能戏剧性地摆脱以营养不良、疾病与愚昧等为标志的不发达状态。[17]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种种矛盾和冲突中仍然具有合作的基础。
这种意义的全球化也影响着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育成熟，人们逐渐承认制定市场经济管理规则的重要性。如在美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政府履行了监督职能：进行监管和管制、平衡利益、平息危机和限制经济结构巨变产生的负面结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拥有的是一种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提供全球治理特别体系的组织等国际机构，它们离全球政府差了十万八千里，并且缺乏民主责任性。虽然有全球治理体系总比没有要好，但该体系不是为了大众利益或保证公平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当然，相反的看法依然有说服力：根据专家统计，各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如世界银行等对世界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对发 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农业生产的几百万小农场主的 投资行为，基本上由该组织投资取向的优先顺序来决定。[18](p.190)同样，各种全球 性的经济与发展组织，尽管它们对各个民族国家政府并没有强力的约束作用，但毫无疑 问，这些组织的决议对民主国家的集体行为不会没有重大影响。[19](p.80)总之，这种 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化，同样也影响着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并使国际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要素。这种不平等、不对称然而又不 可能割离的关系将会在未来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如何把握这种关系的实质，因势利 导地改变本国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关心的问题。
三、移民潮冲击发达国家
二战后的第三个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方向出现了全面的变化。以前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的流动，尤其是流向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等地区。而在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自身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同时具有的较高薪酬的诱惑，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流动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移民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并且近代以来西方对新世界的大规模移民从来就没有停止，但在20世纪60年代 以来，移民的主流已经从白人转变为了有色人种(历史上非洲黑人被作为奴隶贩运的“ 人口流动”除外)。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在面临新的移民潮时，解决新移民对所在国的文 化认同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和重要。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本质上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受到教育的高等级技术人才，这种迁移被视为“人才流失”，因为不仅其母国缺乏这种资源，而且其培养过程花费了大量国家补贴的钱财。第二种是非熟练劳动力的迁移，则能给劳动力迁出国带来利益。[20](p.224)
这种人口迁移的大变化，是本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某种外溢效应。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日益有效的组织长期从事阶级斗争，其形式是极力扩大社会生产和社会设施的范围，极力限制经过市场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源分配的范围，结果是社会二次分配的基数过大并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病。虽然英国自1979年以来的撒切尔政府力图重建市场优势，但是，西方社会总的趋势还是倾向于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进行集体分配，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内总产品(GDP)的50%左右现在是用这种方式进行分配的。[21](p.60)战后这些发展本身通过各种经济计划形式，主要是充分就业和福利制度，使普通工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长。
在美国和欧洲大约有2 500万工人目前平均每天的工资收入为85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主要是受惠于1945年以后西方为避免社会紧张所制定的社会政策。但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准却日益受到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的挑战。他们完全能够生产这些发达国家工人生产的产品，而其价格却更为低廉。其结果是使这些国家的相应工业向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转移。最大的挑战，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所指出的，是“转移到市场导向生产的南非、印尼、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其余的东南亚国家，将使12亿第三世界工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加入到世界的生产和劳动市场，而他们目前的每日工资尚不足3美元”。[22]由于这些工人的低工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流动，必然会最终影响发达国家相关工人的收入，据哈佛的研究报告，富裕国家在未来的20-30年间，其工资有可能会下降一半。[22]同样，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不足富裕国家的1/30，怎么可能想象他们会自我克制，不去追逐更高的待遇?如果这种局势的发展失控，不仅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也会激化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的矛盾。然而，发达国家劳动阶级的高福利不可能戏剧性地逆转，它还将继续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强大磁场，并使 西方的人口构成逐步发生改变。
与此相反，战后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本土劳动力的增长率逐步下降，由于农业部门规模的缩小，也不可能再提供给工业以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战后初期移民绝大多数是来找工作的男性青壮年人，他们大多来自农业落后地区，缺乏技术，没有家小负担。当然，随着以后技术工人的引进，收入略高，他们的家小也开始进入发达国家，并逐渐成为移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年来，非法移民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2002年6月20-23日欧盟在西班牙举行的首脑会议决定关注非法移民问题后，丹麦、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都在起草法案，对寻求庇护者实施更多的限制。德国的6个州甚至要求联邦法院制止议会通过一项准备吸纳更多技术移民以解决德国缺乏技术工人问题的议案。按照学术界通常的看法，吸收技术移民对移民输出国是不利的。欧盟委员会说，它现在预期欧盟各国今年底以前会确定遣返非法移民的标准政策，而一支共同的欧盟边境警察部队将于2006年部署。非法移民浪潮冲击着欧盟各国的就业市场，结果2002年的法国勒庞和荷兰的富图恩都成功地利用了移民问题而在选举中获取了好处。
2002年12月8日，当英国内政大臣宣布将有1 2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被允许进入英国并获得工作签证，以此作为对法国关闭加来难民中心的回应时，英国民众投票中有2/ 3的人反对接受更多移民。他们认为，剧增的移民人口只会招致灾难，由于移民的廉价劳动力，大部分工作会被他们抢走，不仅会导致犯罪增多，而且会改变英国社会的结构，使各个社区的关系紧张起来。
北欧国家的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尽管一直得到各政党和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并且还有很多人愿意为这种社会保障模式支付更多的税赋，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开始出现危机。人员流动、难民和移民增多是北欧模式建立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原有福利主要针对依法纳税的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也要分享这种高福利，显 然会引起排外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外来移民中的非法移民往往占极高的比例。1980年 在美国的200-400万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来自墨西哥。甚至在香港和意大利，1979年也 有超过50万的非法劳工。[23](p.110)而导致非法移民的主要动力，在于移民输出国劳 动力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移民的接受国，一般为其原来收入的5倍左右。
移民的数量取决于移入国的政策，而移入国的政策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取决于在移民过程中获利一方(雇主与消费者)与受损一方(本地工人)。一般说来，移民替代本地工人，将使他们的工资降低，增加他们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由于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本国的人口出生率又不能满足劳动供给的需求，所以，移民劳动力的补充是必然的。移民问题在一个同质的社会中往往会较为严重，尤其是增加的移民占据了人口中的一个相当比例，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消耗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时。[23](p.112)同时，由于要完全将移民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外来移民的“悬浮”存在，成为一个限制移民的重要因素，而且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因素。
即便在被称为“移民天堂”的美国，尽管种族歧视是非法的，但种族偏见依然根深蒂 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是，在由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为主构成的这个社会中，其家 庭平均收入的位次却不是最高的。按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以普通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 指数为100计算，犹太人最高为172，日本人为132，华人为112，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 为107。[24](p.5)这种收入的差异，对传统的美国白人至上观念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美国的移民限额制是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的，其理论认为其他民族的移民不如英裔美国人优越，但这种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心理震动肯定远远超越了纯经济的领域。亨廷顿提出有关文明冲突的论点，其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对这种世界人种构成变化的潜在忧虑。(注：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五章“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英国，在1950年时有色人种不超过2万人，但80年代中期以来，有色人种已经占到英国总人口的4.4%。[25](p.369)所以最近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外国劳工以及避难者的激烈排外与族裔暴力事件。这种现象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背景。在民间层面上，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发生了激烈的民众排犹现象，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还发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来劳工的事件，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组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要捍卫民族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标准的民族认同的纯洁性，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给这些事件火上浇油。在官方层面上，欧洲各国政府对排斥避难者和外来移民的国家政策以及泛欧政策进行了协调，使之一致，入境的规定更加严格，然而正是此时“统一欧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盟的欧洲本地人口统一起来，允许他们在联盟版图内自由出入。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存在统一与分裂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对最近复兴的族裔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协调的难度，而这种现代化是一种痛苦的变迁过程。[26](p.50)但在未能达成完全的现代性，未能与原有的文明主体整合之前，冲突与躁动是必然的。
目前，这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潮流正方兴未艾，而且，无论发达国家采取什么措施，这股移民潮流都是不可阻挡的。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看，其政治家基本上都不会也不能采取完全拒绝移民的政策，而是力图将这种移民潮流按照自己的意愿纳入轨道：即尽可能只让技术移民进入自己国土，严格控制非技术移民。然而，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下降趋势的不可逆转，尤其是其白人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向其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当今以白人为主体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将会在人种学的角度上发生改变，换言之，经典的“白人资本主义”将会转化为“混血资本主义”，而这种改变是否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其运作方式产生相应的影响，目前还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变数。
四、结语
总的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全球化的趋势使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更多，发达国家能够参与分配的世界蛋糕的比例也越大。因此发达国家即便有分歧，这种分歧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反过来，发达国家以种种方式对某些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却在增加。这种局面的出现，意味着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幅降低，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的成本降低而胜算增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尽管不可能爆发战争，但“一边倒”战争的可能性却并未减少。此外，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得发达国家一方面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发达国家的圈子或是俱乐部，另一方面产业的转移又使其难以完全如同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使所谓跨国公司的国籍都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俱乐部门槛却在提高，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组成的各种俱乐部中，不仅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拿到入场券，就是所谓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遇到风浪也会被一脚踢开。要真正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机遇，似乎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小。它同时也表明，尽管国际合作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合作的双方却不是平等的。始终控制着高端技术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发达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所得到份额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除个别国家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许能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在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上，肯定还会进一步拉大。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加大，所以，发达国家力图保证自己的疆界不被发展中国家随意“入侵”就成为维持自己高质量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落差以及发达国家对劳动力补充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正持续和坚定不移地涌入发达国家。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会成为国际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目前在经济总量、社会体制、科技水平和军事机器等诸方面都对发展中国家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至少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够协调起来，形成所谓国际分工的双赢局面；其二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使其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进行改造，并强行分配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打击那些不服从分配的“刺头”。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都还未能作出最后的决定，而是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其出台的政策，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使新世纪初期的国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同时，由于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过程中，美国的单边主义引起了原有盟友的不满，这也给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活动的余地。我们当然希望，也应该努力争取，使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并为中国艰难的崛起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收稿日期：2003-01-17
标签：经济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德国军事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发展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