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演进及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新论文,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1)10-0039-09
一、理论界定与要素
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经济冲击的生成、反应和传导机制，很少涉及作用在经济结构上的政治冲击，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把政治冲击作为影响经济运行进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而克服了忽视政治冲击的缺陷。
(一)理论界定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讨论，笔者把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PBC)总结为：由于投票人关心经济现实和社会福利，政治家关心政治权力，在投票人和政治家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动机、政治动机以及政策倾向之间的关联和交互作用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就是对这种经济不稳定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
(二)理论要素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各要素零散分布于各模型中，归结起来，主要有投票人、政党、政治冲击、经济结构、执政能力等5个方面。
1.投票人。投票是社会个体参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普遍方式，对投票人经济行为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影响和决定投票人行为的投票动机；投票人是否理性，是否能够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广泛信息；投票人是回顾式的还是前瞻式的。
2.政党。政党在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的交替选择是诱发经济不稳定、产生政治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政党因素的研究主要是政党的行为动机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三种动机的政党：一是机会主义动机政党，其参与竞选的唯一目的是竞选获胜，因此会为了最大化选票而采取迎合选民的经济政策；二是派性动机政党，其参与竞选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核心选民的利益，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权力和声誉；三是兼具以上两种动机的政党，其政党目标并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时候是机会主义动机和派性动机的混合体，是否执行派性动机，取决于政党当选的概率或政治安全度。
3.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投票人和政党进行博弈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描述和划分经济结构类型，需要说明经济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方式、经济政策的作用渠道以及选举过程中选民和政党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以及行为主体(总统、议会、中央银行等)操纵政策工具的能力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4.政治冲击。研究经济周期的初始冲击非常重要，因为传导机制正是通过放大初始冲击并将其传播到整个经济而发挥作用的。在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中，我们需要研究冲击有哪些？哪些是外生冲击(如战争等)？哪些内生于政治过程(如现任总统留给其继任者大量赤字或者高通货膨胀)？
5.执政能力。政党有没有能力达到它们的目标并不确定，如果执政能力不强，就会在操纵经济政策中失败，既不能令投票人满意，也达不到自己的派性目标。
二、理论演进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建立是基于对要素的不同假设，从假设投票人非理性到理性、政党动机机会主义到党派混合动机、模型工具变量从关注货币政策到关注财政政策，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获得了不断发展，在理解政党间的派性竞争和机会主义竞争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非理性模型及其缺陷
1.非理性机会主义模型。这是系统考察政治经济周期的第一种方法。[1]它假设存在机会主义政党和非理性投票人。模型使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目前的低失业率会导致将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有两个主要预测：其一，政党在选举周期早期会采用反通货膨胀政策，为赢得选举而刺激经济；其二，由于投票者的回顾式评价，所以存在短期视野，导致通货膨胀移动到更高均衡点上。
2.非理性党派模型。这是系统考察政治经济周期的第二种方法，[2]它假设存在派性政党和非理性投票人。政党具有不同派别，例如左翼或右翼政党，左翼政党倾向于选择高通胀和低失业，右翼政党倾向于选择低通胀和高失业。选民选择最代表他们偏好的政党。该模型预测，政党不是为了再次当选而操纵经济，而是为了实施符合现任政党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
3.模型缺陷。非理性模型是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开创性模型，从此开始，虽几经沉浮，但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蓬勃的研究领域，激发了巨大关注。但非理性模型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假定选民的非理性行为。假定选民在通货膨胀形成方式和政府绩效评价方式上具有非理性行为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一个经历过选举周期的投票人，都不会再被决策者所愚弄，他们应该惩罚那些在选举前操纵经济的人。二是假定政党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假定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货币政策作为选举工具不符合制度事实，它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相悖。除非为了避免选举年利率急剧波动导致受到批评，央行是不会屈从于总统在货币政策上的要求的。三是假定政党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而忽略财政政策。在选举前的政策操纵中，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在菲利普斯曲线机制中并不能体现。后来的模型正是在这些缺陷基础上前行，提出了理性政治经济周期模型。
(二)理性模型及其缺陷
在对非理性模型的三种批评中，投票人非理性的假设受到了最大批评。假定投票人理性意味着投票人的判断具有前瞻性，并不会忘记政党以往对经济的操纵。如果投票人能够看穿政党对经济的操纵，那么政党就不可能引发政治周期。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性预期被加入模型分析，以解释在投票人能够预见政治家操纵经济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产生政治冲击导致的经济周期。
1.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及其缺陷。罗格夫和赛波特(Rogoff and Sibert)通过假定投票人对政党的执政能力具有不完全信息来解释理性投票人情况下周期的产生，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工作。[3]该模型批评了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分析，认为投票人对通货膨胀的不理性预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投票人为什么会对选举操纵作出反应。执政者在选举前通过扭曲性财政政策操纵经济，目的是为了传递执政能力信号。在信号传递过程中，投票人并不能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类型，它只能通过可观察的政策来推测，执政者正是利用这种传递性发出信号，将自己与其他执政者区别开来。决策者是如何发出表明其执政能力的信号呢？其基本思想是采取将政策效用发挥到最有利于表现其执政力的策略，传递给选民其执政能力很强的信号。通常在财政政策工具变量上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周期行为，例如，税收、政府支出、转移支付等。有人认为，在选举前增加转移支付并削减税收，是最能体现政治经济周期的经验特征。[3]
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强调财政政策的工具作用，大大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对财政政策操纵的研究成为政治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选举周期的假定，模型为了产生一个预算周期而对选举周期作出假定，认为政策制定者能够直接控制通货膨胀，投票人观察到的是失业和增长，不容易观察到通货膨胀，因为货币信号得不到运用。同时，投票人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周期的根本原因，它也是通过对选举周期的假定得到的。
2.理性党派模型及其缺陷。阿莱西纳(Alesina)通过区分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和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改进了希布斯模型，作出开创性工作。[4][5]阿莱西纳把货币政策作为操纵工具，在存在名义工资合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价格黏性因素，那么在市场不出清条件下，政策就具有有效性，政治家就可以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在派性政党的竞选过程中，如果在选举前签订名义工资合同，由于政党使用了具有派性偏好的政策，就会在选举后产生通货膨胀冲击，从而产生理性党派周期。
理性党派模型受到了较多批评，主要有4个方面。(1)对名义工资合同机制的解释缺乏微观基础，阿莱西纳本人也认为这是该模型的致命弱点。阿莱西纳认为，名义工资契约是按照离散的时间间隔签订的，名义工资的增加反映了签约时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即使代理人是理性的，介于两个签约期之间的意外通货膨胀仍然会产生实际效应，导致周期产生。阿莱西纳模型所试图解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波动幅度非常大，以至于应该支付一个很大的效用水平才能消除产生波动的不确定因素。但是消除这些波动并不难，恰当地选择合约签订的时间就可以使旧合约失效，使将要签订的合约延期到选举之后进行，这样，劳动合约就能够反映选举结果，不会产生阿莱西纳所说的因为离散时间签订合约而导致周期性。如果合约不得不在选举前签署，并且选举结果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那么，一份简单的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合约同样可以消除失业的波动现象。因此，在签约的时间安排上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化就可以消除政治周期。由此可见，这种由工人和工会行为作为微观基础的推理有很大的局限性。(2)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否可以作为模型推导的逻辑动力。阿莱西纳认为，周期的幅度依赖于选举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党希望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只有当模型假定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外生时，才有利于简单地解释当选概率。但是要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内生化，从而详细说明这种不确定性却很复杂，要求必须建立不同政党的立场与它们的当选概率之间的联系，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动态变化，所以，人们对处理由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继而由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作为模型驱动力是否恰当提出质疑。(3)党派偏好在模型中起着基础作用，批评者认为这一假设过于简单。当我们考虑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当考虑到联合政府时，极化程度和政策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同时，政党为了适应政治现实和经济现实，会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即使在短期也会调整其党派目标。所以过分追求党派精神在选举中是非常危险的。从以上两点来看，模型将党派偏好作为基础，未免过于简单。(4)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阿莱西纳模型将政党对货币政策的操纵作为其模型的主要推动力，但依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观点，货币政策不能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总量波动主要是由对生产函数的冲击产生的，并且这些冲击是来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外部冲击。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在选举前的行为与选举后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变化几乎没有联系，温和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导致总体波动。
3.融合两种动机的模型及其缺陷。西格(Sieg)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论证了政党目标并不是非此即彼，有可能兼具两种动机。在西格模型中，投票人和政治家是完全理性的，该模型融合了一般均衡政治经济周期理论[6]和阿莱西纳的理性党派理论，表明选举确实会影响选举前后的货币政策和失业：选举前政府会扩张经济降低失业，选举后的周期情况依赖于选举前是左翼政府还是保守政府当政以及谁再次当选。[7]
(三)模型冲击来自政治体系之外
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的冲击或来自于政治体系，或来自于政治体系之外。在不利冲击情况下，理性投票人对机会主义政党和派性政党的反应不同。在机会主义政党情况下，理性投票人意识到执政党无需对外部冲击负责，政党执政不应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但是在投票人信息不全时，则会误解冲击来源，责备现任者，对他们投反对票。派性政党的情况有些复杂。理性投票人会考虑他所支持的派性政党是否最好地处理了该冲击，并在选举中体现自己的意愿。例如，投票人可能会因为通货膨胀冲击转而支持保守政府，而萧条可能有利于左翼政府。外部冲击也可能导致政权变更和政策变化。目前还没有研究试图分离外部冲击和政党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三、最新发展
在开创性模型及其拓展之后，理性模型获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最新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进展是对财政赤字产生原因的研究。
(一)机会主义政党的执政能力、预算透明度与财政赤字
关于机会主义政党动机导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最近20年来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最新进展。
1.关注政治家的执政能力。投票人对每一位政治家的执政能力仅有不完全信息，他们会根据过去的财政政策来判断政治家的执政能力，提供更多政府支出的政治家被认为更有执政能力，因此受到投票人的支持，这就产生了选举前为更大支出融资的赤字动机。
经验研究证实了以上结论。投票人获取的信息越少，越不能直接观察财政效果，越有可能产生高额的公共支出，对财政平衡产生的作用也就越小。经验研究考察了选举前财政支出的特征。政党在选举前会削减税收，直接增加投票人的可支配收入，但是，选举前的这种财政扩张也是有条件的，至少在选举前政府支出的增长是有条件的，选举前支出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民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会观察到选举前财政平衡的恶化和公共支出的增加；在“新民主”国家，在投票人和媒体还没有能力有效监察财政政策时，会产生政治预算周期，而在有些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议会民主国家还是总统民主国家、比例选举制国家还是多数选举制国家，都没有找到选举前在政府支出和盈余上的变化。[8][9]
2.关注预算透明度问题，包括财政透明度、预算起草和执行程序透明度两方面。政府对财政政策能够进行操纵的原因就在于投票人不能观察到政府预算的所有细节，虽然这一因素没有被充分重视。在公共支出水平既定情况下，成本越低，说明政府越有执政能力。因此，如果投票人了解政府项目的成本，那么他们就能掌握政府的执政能力。在投票人只观察到了政府的一部分项目支出和所有项目支出时，都会产生机会主义的财政赤字：预算越不透明，越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机会主义赤字。当然，投票人理解政府预算的能力依赖于政府的会计规则、媒体发展以及投票人的素质等因素。
关于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阿尔特和赖森对20世纪90年代19个OECD国家的预算当局进行调查，构建了财政透明度指数，研究了透明度指数是否与财政赤字和债务系统性相关。结果表明，预算越透明，赤字和债务规模就越低，在把透明度作为财政效果的内生因素的情况下，仍然会得出以上结论。[10]预算制度对于财政赤字的影响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关于预算起草和执行程序透明度，在OECD国家，以预算官员进行调查为基础形成了预算透明度研究，在预算存在“专项资金”的客观情况下，衡量预算制度的优劣质量。在拉美国家，使用预算制度指数，通过考察政府获得债务的障碍可以捕捉透明度的影响因素。[11][12]最近对低收入国家进行了一项更为综合的研究，通过涵盖更多方面构建了预算制度和预算程序指数，结果发现，确保预算具有透明度和全面性的制度比其他被认为较好的预算实践如预算集中制，都更有利于保障财政纪律。[13]以上研究表明，预算制度越好，财政赤字越低。
总之，选举前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财政赤字，国与国之间有很大不同。财政赤字的产生首先与预算透明度有关，其次，主要发生在投票人不能有效监控财政支出的国家。
(二)派性政党的策略性财政选择与财政赤字
关于财政赤字的派性理论主要讨论现任者策略性产生财政赤字以配合或限制其继任者。主要有两种分析：第一种由阿莱西纳和塔布里尼(Alesina and Tabellini)、阿尔特和赖森(Alt and Lassen)分别做出；[14][15]第二种由皮尔森和斯文森(Persson and Svensson)做出。[16]两种分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
第一种理论：目前的预算赤字会降低未来的赤字规模或提高未来的税收收入，所以导致派性政党策略性产生财政赤字。现任者对于公共支出结构有不同偏好，如果有被反对党取代的风险，那么现任者就有动机产生财政赤字，把资源支出在他所偏好的公共产品上。如果真的被竞争对手所取代，那么，财政赤字产生的成本就是，对手必须缩减的未来支出将会落在目前现任者不太看重的公共物品上，这样既增加了继任者的成本，又满足了自身的需要。这一模型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具有不同偏好的政党会把支出放到不同的公共产品上；二是现任者被取代的可能性越大，财政赤字规模越大；三是两个政党的偏好越极化，财政赤字规模越大，现任者更有动机产生策略性赤字。
第二种理论：政府支出规模是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如果低支出政府有可能被取代，则会通过削减税收制造赤字，迫使其继任者维持低支出水平。如果高支出政府有可能被取代，则会通过增加税收造成盈余，迫使其继任者进行额外资源支出。如果保守政府预测到被取代，就会制造财政赤字，而自由政府预测到被取代，会制造财政盈余。派性越极化，政党间的选择差异就越大。因此，预测只有在保守政府情况下才会制造财政赤字。阿莱西纳和塔布里尼的模型则认为，不同派性的政党都有动机制造财政赤字。
从经验证据上来说，过去10年，已经有很多研究对上述两种不同理论进行了检验。有些对大样本国家进行检验，有些对美国进行检验，都没有找到与上述策略性赤字模型相一致的证据。最近有研究认为，策略性赤字模型之所以缺乏证据支持，是因为不同数据来源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当很难恰当控制这些变量时，策略性财政赤字就会受到没有考虑到的因素的影响。[17][18]
(三)投票人对高赤字政府的态度
1.采用宽松财政政策的政府并不会获得更多支持。这与传统观点并不一致，传统观点认为，投票人会惩罚财政紧缩的政府。从紧的财政政策是否达到紧缩目的依赖于财政调整是否成功持续减少赤字，成功的财政调整并不必然紧随宏观环境的恶化，而不成功的财政调整则必然紧随宏观环境的恶化。[19]
2.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的政府支持度有可能加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选举前政府支出水平或财政赤字水平的降低都会减少政府投票数量。这与常识也不一致。常识认为，投票人不喜欢紧缩财政政策。但实际上，实行紧缩政策的政府更不可能被取代，也不会失去人气。在跨国家研究、对哥伦比亚的研究、对以色列的研究、对美国的研究中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3.政府支出结构是影响投票人对高赤字政府态度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以色列市长选举中，尽管投票人不喜欢选举年财政赤字的增长，但是他们会同意在发展项目上的财政支出。[20]在哥伦比亚的地方选举中，即使选举前资本支出(包括发展支出)增加了财政赤字，政府收到的投票也会增加。[21]还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选举前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选择产生的政治影响，表现为选举前政府支出项目的转变。政府支出结构在选举前的这种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支出项目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整个财政支出，因此，这种变化不会受到投票人的反对；二是财政支出项目改变的方向，是由投票人重视的项目向其他投票人不太关心的项目转变。例如，在哥伦比亚，地方政府支出是从目前支出项目向资本支出项目转变，这一结论与哥伦比亚的投票人会赞赏资本支出而惩罚财政赤字是一致的。
4.投票人是否会惩罚赤字政府取决于投票人监测财政因素的能力。只有信息良好的投票人才会惩罚因选举而制造赤字的政府：选举中产生赤字的国家集中在投票人信息较少的国家，当投票人有能力监控财政效果，他们会反对政府产生财政赤字的行为。例如，在以色列，财政赤字对现任者当选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在样本期间的后半部分非常明显，因为这一期间加强了媒体对财政政策的监督。在成熟民主国家，投票人可以更有效地监测到财政政策，因此，前三年的财政赤字会降低连任机会，而在新型民主国家，投票人则不能有效监测财政政策。[22]
总体来说，投票人并不喜欢高赤字政府，但会对政府的某些特定支出项目感兴趣。投票人会支持那些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紧缩性财政调整的政府，惩罚那些产生赤字的政府。信息相对少的投票人不能观察到支出项目是通过债务而获得的，因此不容易惩罚政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成熟民主国家和“新民主”国家，是否因为投票人掌握的财政信息存在差异从而对待赤字具有不同态度。
(四)利益集团分配冲突导致财政赤字
从利益集团的分配冲突角度研究财政赤字是不同于党派动机的另一种思路。主要研究分配冲突所导致的碎片化和财政延迟调整。
1.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冲突导致“碎片化”问题。随着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预算官员数量的增加，预算规模和赤字规模不断增大，政府项目的过度提供从而产生“碎片化”问题。如果制定预算的当事人代表与政府利益不同的集团，那么政府收入就会被集中化，政府项目的收益也会集中化，而项目成本则由所有集团分担。结果，每一个集团都会使政府项目的利益内在化，但仅承担部分成本，从而导致政府项目的过度提供，最终每个利益集团都愿意上项目。
最近的模型都关注公共池塘问题。公共池塘理论解释了欠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放大经济波动的原因，机制与延迟调整模型类似。在经济繁荣时期，额外的财政资源会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更加激烈的争夺。一个核心假定是，有两种财政效果是投票人所不能监控的，第一种是政府或利益集团所攫取的“租金”数量；第二种是由于经济繁荣产生的额外财政资源。因此，当投票人意识到经济繁荣时，他们会要求更多的公共支出用于生产性项目，从而限制了政府挪用额外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投票人的需要会创造财政偏好。[23][24]
2.利益集团间的分配冲突导致财政延迟调整，不能适时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将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消耗战，这一过程将决定哪个集团为此次调整承担成本。当某一集团接受支付这些成本时财政调整才得以实施。这一集团也会评估因为等待其他集团让步而延迟调整产生的额外税收支出。公共池塘问题也会导致财政调整的延迟。如果投票人偏好净转移，那么债务会一直积累，直到信用达到天花板，不能再被使用。从这一点来说，利益集团会坚持支付高额税收来支撑债务。[25]如果利益集团想建立一种低支出信用的话，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但只有当债务增加使支撑债务的扭曲性成本足够高时，才能实现上述结论。延迟调整意味着两点：一是碎片化和极化程度越高，分配冲突就越严重，所以，在既定时点上，财政调整的可能性随着碎片化程度而降低，随着政治凝聚力而增加。二是初始债务水平较高时，随着更高的负债水平越来越移动到利益集团愿意等待的临界点，财政调整的可能性越大。
3.从经验证据上来说，以上理论有两方面含义。(1)关于碎片化和财政效果之间的关系，政治凝聚力越强，财政纪律越强；官员越多，支出越多，即财政支出官员的数量与政府支出数量正相关。当事人行为依赖于提出预算的机制以及预算过程。在预算设计阶段，当事人可能是内阁中的执政党，在审批阶段，当事人可能是内阁中掌握席位的政党。在有些国家，立法机构的政党甚至在设计阶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因可能是它们直接参与预算，也可能是政府的建议充分考虑立法人员的偏好，这样政府可以预见到审批阶段与国会的谈判情况。(2)关于导致碎片化的政治制度与财政效果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发现，议会制比总统制产生更多的财政支出；比例选举制比多数规则选举制产生更高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比例选举制度比发达国家尤其是议会制发达国家产生更高的支出和赤字。
4.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分配冲突、选举制度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关系在研究立法机构碎片化程度与财政效果的关系时尤为重要。在政府干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碎片化程度和政府支出的规模都有可能增大。而且，立法机构碎片化与选举制度有关，选举制度又与财政效果系统性相关，所以，立法机构碎片化通过选举制度对财政政策产生影响。(2)碎片化和财政效果之间的关系明显依赖于产生预算机制，该机制又依赖于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3)碎片化对支出和赤字具有不同影响。在公共池塘问题上，大多数经验研究都把赤字和支出等同对待。但碎片化对支出的影响比对赤字更强。[26]公共池塘模型表明，碎片化与支出之间正相关，在假定政府收入是外生变量时，把碎片化与支出的关系转化为了碎片化与赤字的关系，因此，碎片化与赤字是正相关关系，碎片化程度越严重，赤字规模越大。但是，碎片化对赤字的影响比对支出的影响要小，这对政府收入的外生性提出了质疑。(4)初始债务水平和财政调整之间的关系。传统模型表明，债务水平和财政调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债务水平越高，赤字运行成本就越高，税收就越扭曲，利息支出就越高。
四、总结和评价
(一)总结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在国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该理论把政府看成关心自己执政寿命的政治动物，而不是关心极大化社会福利的执政官，所有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都把政策看做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其差别在于政府所欲达到的目标、个人的信息集和预期形成等方面。
最近对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基于产生财政赤字的动机，主要有三条理论主线，一是现任者为了增加在位机会的机会主义动机导致财政赤字；二是具有党派偏好的政党，偏好大政府而导致财政赤字，或者为了限制具有不同财政偏好的继任者而导致财政赤字；三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了争夺一定数量的公共池塘资源而导致财政赤字。利益冲突是以上分析的共同主题，包括不同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现任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决定财政平衡的关键因素是一系列政治特点和制度特点。首先，投票人往往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但通常难以监控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投票人的这种财政保守主义转化为预算透明制度中的财政审慎性。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现任政府会制造赤字，力图说服投票人，认为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其次，分配冲突会导致不同偏好利益集团之间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争夺，这相应导致了过度支出。因此，财政政策制定程序更加集中，政治制度具有更少碎片化特征，这有利于加强财政纪律。再次，政治制度越极化，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因为现任者为了避免被不同偏好的对手取代而冒更大的风险，或者因为利益集团之间分配冲突更加激烈。
(二)评价
虽然该理论为我们理解经济周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它的理论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来看，西方研究经济周期的这种方法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在该理论中，政治因素主要指的是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或为了获得其核心选民的利益而操纵经济，在改选政府过程中，通过与投票人相互作用产生经济周期。这种分析方法将政治行为限定在选举上，仅通过考察选举行为来探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做法。
依照马克思对经济周期产生原因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经济周期的产生不是政府的行为，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所导致的，而国家首先是一种机构，其功能是维持和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因此，无论哪个政党操纵经济政策“不是消除经济周期，而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指引它”。因此，社会矛盾是决定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忽视了这一见解，没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研究经济周期，而是从狭隘的政治视角即选举来进行研究。因此，为了得到更有价值的成果，我们应该综合采用社会矛盾的思想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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