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近代经济的市场化与空间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化与论文,中国北方论文,差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2-0127-11 一、多尺度解析中国近代经济规律的必要性 学科背景和方法的多样化，使海内外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宏观经济运行到微观经济分析各层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2]。然而，解析尺度的差异性，常会使不同学者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判读，得出旨趣各异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小尺度研究往往注重从经济人类学范畴，探讨人和社会群体的经济行为；大尺度研究，才会解答经济史的大目标问题。尽管小尺度研究者也希望其微观考察，能自然地上升到宏观性解读，但由于样本精度的落差而常常无法如愿。反之亦然。所以，不同尺度研究之间既不易契合，更难判优劣①。然而，学术进步的理性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却又希望研究者能通过宏观与微观尺度的集成研究，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解析精度和力度。 事实上，不少前辈学者都曾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规律或曰中心线索，作为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而进行反复的探索。因为它不仅“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势，获得‘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之功”；而且，学术考察过程“有没有中心线索贯穿其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串项链和一袋土豆的差异，其高下之别，不须赘言”。[3]所以，相关研究既不断展开，又讨论热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比如李时岳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有两大发展趋向，民族层面是从独立的主权国家变为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并向殖民地演化；制度层面是从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并向资本主义演化。[4]严中平将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化进程，描绘为“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变化加速发展”[5](前言，P1)。丁日初指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本主义内涵，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6](P8)。汪敬虞进一步断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7](导言，P1)吴承明梳理了中国16世纪以来的经济演进趋势，扬弃了工业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等观点，提出了“市场化”的“假说”。[8](P6-9)朱荫贵强调了“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为中心”，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吴松弟解构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一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实践的时空间主线。[9](绪论)以上学界先进，均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规律的多维度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和积淀价值。 不过，已有的学术考察，大多是大尺度(中国全境)长时段(100余年)的宏观研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却小尺度研究应有的审慎和理性，进而影响到结论的坚实性与可操作性。因为一方面，经济现象本质上是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由4个异质的基本产业部门——农、牧、工、商业共同构成；其中农业以种植植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牧业以饲养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工业以制造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商业以贩运货物为主要经济内容；它们自人类文明初期均已出现，并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奠定起区域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离开基本经济产业而奢谈经济发展规律，学术研究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东、西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皆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主导经济产业及其相应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空间结构等，都会呈现形式各异的物质内涵和运行轨迹。只有对近代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分产业、分区域、分时段的多尺度集成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镜鉴当前的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 本文拟在笔者多年从事近代华北、东北、西北经济地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宏、微观结合的时空间视角，多尺度勾勒中国北方近代经济的中心线索与空间差异，以绍续前辈学者的相关探索，丰富和深化对该区域经济地理问题的认识与把握。 二、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北方主导经济产业的近代转型 中国北方近代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转折密切关联的。因为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时空进程可知，关乎人类社会存续的4大基本经济产业，会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空间下，发生主导与从属地位的相互转换，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系列联动。而这一切转型的滥觞，又都源自当时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体制、即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标准及其实现过程的根本性变革②。迄今为止，这种“现代化”变革已发生过多次时、空间的位移，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改革浪潮。比如以农、牧业为主导经济产业的唐王朝，作为7-9世纪东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度，一度是周边国家争相效仿的“现代化”典范；换句话说，那时的世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唐朝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以大量史实佐证了中国科技3-13世纪的全球领先地位[11]。然而，最晚从18世纪开始，陆续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创造出另外一套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新的文明中心。马克思曾由衷地赞颂道：“(欧洲)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P277)而与此同时，那种将自给自足的农牧业，严格附着在土地上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其上层建筑，却愈发束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以致在同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中，处处显现出强弩之末的尴尬，不得不转而认可打上英国文明印记的“现代化”新标准。结果不仅中国传统文明的忠实信徒日本断然“脱亚入欧”，就连中国自身也开展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全面“西化”的“清末新政”运动。 由于这种引领近代世界新潮流的英国文明，其核心内容是市场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经济发展，所以此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就陆续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转型过程。正如赵德馨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经济，已经逐渐由独立、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向英国等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依附经济转变，由“与世界经济隔绝的状况，变为与之联系日益密切，并日益受其影响和支配，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世界市场的依附部分”；而这种经济转型在生产力上的表现，就是“从几千年的使用手工工具生产的阶段，向使用机器生产的阶段跃进”，并向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等经济领域渗透。[13](P4-5)对于中国北方经济而言，也就是把承自古代的自给性农牧业经济，转变为源自英国的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过程。其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两个类型，一是通过完善国内市场结构和开放对外通商口岸，把北方各地的农牧业产品输出到中国沿海和国际市场，为国内、外的机器工业提供生产原料，进而实现当地传统产业的间接性工业化；二是通过国内物流或进口贸易网络，引入中国沿海或西方国家的机制工业产品、机器设备和经营模式，在当地开办新式工厂，进行直接性工业生产。由于北方各地资源配置和人文环境的不同，这两种类型的工业化进程，又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很多差异。 比如东北平原，作为中国北方由狩猎经济转入农耕经济最缓慢的地区，其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以高粱、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自19世纪后期开始，这里陆续对外开放了30个商埠，占中国北方近代通商口岸的半数，使当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急剧扩大，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比率随之快速提高。清朝末年，东北大豆主要集中种植在辽河流域，1910年开始向松辽平原扩展，20世纪20年代再渗透到黑龙江流域，跃升为东北第一大农作物，商品率高达80％以上[14]。东北大豆的商品化去向有两个，一是出售到中国南方、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欧洲市场[15](P3-8)，成为当地农业生产、民众生活，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原料，一定程度上完成东北农产品的间接性工业化；二是作为东北本地手工和机器加工业的原料，生产豆油、豆饼，实现农产品的直接性工业化。史料记载，大连1907年有18家油坊，1908年增加到35家，1919年再增至82家；多采用机器榨油，规模大产量高，资本额在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成为东北大豆的加工中心；1927年，大连油坊的豆饼产量为4000余万枚，占东北豆饼总产量的56％[16](P5-6)，集中显示出东北农产品直接性工业化的成效。 再如一直是北方核心农耕区的华北平原，也在近代口岸开放后，加速了农业的工业化转型进程。首先是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比率，增加棉花、麻类、花生、大豆、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形成大面积的经济作物产业区。以棉花种植为例，1860年天津、烟台开埠后，华北棉花开始输出到上海和国际市场，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产棉量平均占到全国总产量的54％[17](P2)；其集散中心天津的棉花出口量，绝大多数年份都超过全国棉花出口总额的半数，1931年和1932年两年还超过了91％[18]，为上海地区和日本的机器棉纺织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加快了华北农产品的间接工业化。另一方面，华北直接性的机器棉纺织工业也发展起来，青岛和天津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现代棉纺织工业中心。20世纪20年代，青岛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企业是棉纱厂，包括日资的内外棉、大康、富士、隆兴、钟渊、宝来纱厂和华资的华新纱厂[19](P846-849)；天津则有裕元、裕大、恒源、北洋、宝成、华新(天津为总厂，唐山、卫辉、青岛为分厂)6大纱厂；榆次的晋华、石家庄的大兴纱厂，资本数额也很大[20]。同时，以青岛和天津的机制棉纱为原料的华北乡村“商人雇主制”半机器织布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是河北高阳和山东潍县。自1906年开始，高阳从天津购入新式铁轮织布机，采用工厂制经营，利用机制“洋纱”纺织宽面“洋布”，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效益。“在高阳、饶阳和这两处地方半径50里以内的无数村庄，共有织布机15000架进行织造，每一人家至少有一架织布机，有的人家有四、五架。”[21](P629)而潍县乡村，则“利用外来棉纱与当地制造之铁机，于农事清淡之际，从事织制各种布疋。……现据各方估计，木机、铁机2种合计不下67J‘张，每年各种出品约有3907万疋，总值在1090万元之谱”[22](潍县)。另外，山西平遥县也兴起了新式织布工业，并形成毗连介休、汾阳的织布区，其原料系榆次、石家庄、天津各纱厂的机纱。[23] 而在以游牧为主导经济产业的西北边疆，其原有经济的自给性也很强；手工业生产完全围绕游牧业展开，主要制造乳制品、牧畜器具及日常用品，工艺水平远低于内地农耕区。近代以后，西北地区陆续对外开放了13个通商口岸，使得原来用途不广的羊毛、驼毛、皮张、骨头等畜产品，更多地作为工业原料输出到沿海和国际市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北牧业的间接工业化。[24]不过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西北牧业的直接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直到20世纪30年代，“蒙旗本无工业可言，有之则仅系单纯的原始的工艺品而已；而出品的原料只是就其本身牲畜生产所有，加以人工制造，备为自己的最低生活的需要；如毛毡及牛乳、羊乳、奶油、奶豆腐、奶酒、奶茶等。这在纯游牧区如此，在半农牧区的伊盟也是如此”[25](第5章第5节)。其略具规模的地毯编织工业，以新疆的品质最好，可供应国内和俄国市场；甘肃、宁夏的地毯业，则规模狭小，工艺设备简陋；绥远、陕西的地毯业，现代化程度稍高；1925年前后，榆林有地毯工厂2处，大同有地毯工厂2处，包头有地毯工人400余名，归化有地毯工厂及作坊20处[26](P6-10)。西北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其他畜产品加工业，如兰州机器织呢局[27]、伊犁皮革厂[28](P77)等，要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所起色。 三、市场结构的完善与北方经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 引领近代世界经济潮流的英国工业文明，与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是互为因果的；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北方经济工业化，同样离不开中国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 近代以前，中国北方农业主导下的东部农耕区和牧业主导下的西部游牧区，均依托流通范围有限的本地和国内区域市场，维系各自传统经济的运转。一直到清代中期，华北经济的商品化水平，依旧维持在本地和国内区域市场的框架之内。[29]而西北游牧区的市场化程度则更低一些，当地居民“男女皆一律冠履皮靴、皮帽，冬用皮裘，夏著布衣。富者间或亦用绸缎。不使钱文，鲜需银两。至日用诸物，均向(内地)商民以牲畜皮张易换”[30](风俗)；这种传统牧业经济，“虽然基本能够满足游牧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无法满足更高、更新、更多的生产、生活需要。要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就必须同邻近的部落和民族进行经济贸易，扩大交往，走进市场”[31](P76)。所以，当时光推移到19世纪中期，用现代工业武装的西方列强，带着为机器工业寻求更大市场的愿望，用坚船利炮频叩中华国门的时候，产业落后、市场封闭的中国，便只好被动或主动地对外开放了115个贸易口岸，以应对汹涌而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这一过程在中国北方的实践，就是1850年之后，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陆续对外开放了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芝罘(今山东烟台)、牛庄(今辽宁营口)、天津、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古城(今新疆奇台)、肃州(今甘肃酒泉)、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吐鲁番、哈密、青岛、大连、威海卫、秦皇岛、南苑(今北京市)、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安东(今辽宁丹东)、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通江口(今辽宁昌图)、法库门(今辽宁法库)、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市)、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三姓(今黑龙江依兰)、铁岭、辽阳、长春、哈尔滨、珲春、齐齐哈尔、呼伦、瑷珲、满洲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潍县(今山东潍坊)、周村(今山东淄博)、济南、绥芬河、葫芦岛、局子街(今吉林延吉)、龙井村(今吉林龙井)、头道沟(今吉林和龙)、百草沟(今吉林汪清)、海拉尔、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赤峰、张家口、洮南、龙口、锦州、济宁、郑县(今河南郑州)、徐州、蚌埠等60个通商口岸，占全国一级商埠总数的52％。[32]再加上近代交通城镇、工矿业城镇的兴起和“都城—治所”城市的转型，北方各地涌现出了众多以发展进出口贸易和现代工业为主要职能的“口岸—市镇”城市，并渐次整合成东部地区以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为中心城市的外向型市场网络，强化了中国北方内部市场的联系。[33] 同时，与中国北方相关联的国际市场，结构上也趋于多元化。在东部地区，早期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是欧美列强；1895年后，日本市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长期占据该区域直接进口总值30％-40％的份额。[34]在西部的新疆和漠北蒙古高原，俄国是最主要的进出口贸易市场。1917年前，新疆对外贸易的十之八九为俄国人操纵，绝大部分畜产品原料、半成品以及工业制成品的输出、入对象，也都是俄国[35]；1925年后，新疆生丝、羊毛、皮张的输出继续以俄国市场为主，以天津等内地市场为辅，与英属印度的贸易只占很小部分[36]；1933年前后，在漠北蒙古地区的市场上，“中、俄商品之比较，苏联占总商品百分之八十，仅百分之二十为中国(内地)之商品”[37](P71)。 再者，随着各地之间贸易的开展，北方的国内区域市场结构也得到完善。其中，华北与西北间市场联系的加强，始自清代前期平定边疆叛乱、汉族旅蒙商被准许进入草原腹地；到了民国年间，古城、兰州、库伦、包头、西安5个二级市场，均纳入以天津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体系，双方间的市场依存度有了更大提高。[38]华北往东北地区的市场拓展，则顺着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向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及其沿线地区铺开。[34]而华北与江南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1905年前，华北口岸2/3以上的出口和进口商品，都经过上海转口，华北成了上海的间接经济腹地；此后和整个民国年间，随着国际市场格局的变化，北方口岸对上海的进出口依赖降低，但南、北方之间的市场联系却更加多样化了。[39] 国内、外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疏通了中国北方市场化工业发展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加快了传统农牧业的工业原料化，即间接工业化过程。以华北棉花的产销为例，河北省藁城县南董镇的谈下村，“70％为棉田。每年新棉收获时，村西部早晨有棉市。棉农将籽棉或花衣，担至市上出售。在谈下村西北八里有南董镇，为较大之原始市场。镇上有棉花店、轧棉店，花店中住有各地棉客、洋行代理。每日早晨，该镇都有人赴谈下村收买棉花，收买后再运至镇上，未轧之籽棉轧出，已轧者分类。惟该镇无打包设备，客人需将花衣运至石家庄或正定车站，实行打包，再向外装运”[17](P98)；这些棉花通过火车或木船运抵天津后，一部分售给6大纱厂作原料，大部分则输往青岛、上海及国外市场，构筑起“产地市场—中间市场—终点市场—棉纺工厂”间的产供销一体化网络。同时，北方其他农牧业产品的外向化程度也逐年提升，数据显示，天津口岸1874年的进出口总值为20560549海关两，1931年达到354184894海关两，57年间增长了17.22倍；青岛口岸1902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3130598海关两，1931年为121932262海关两，29年间增长了9.28倍；大连口岸1907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4091980海关两，1931年为404283565海关两，24年间增长了28.68倍。[40](P46-47,P69-70,P87) 国内、外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也扩大了中国北方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口，促进了直接工业化的进程。以天津口岸为例，1903年进口的生产资料仅木材、棉纱、机器、铁路材料4种，而1919年进口的生产资料，则增添了动物原料、小麦、烟草、煤、其他矿物、化工器材、医药器材、人造丝、棉花、钢铁、交通工具等更多品种；1903年天津港生产资料的进口值只有5925383海关两，而1919年该数值则为29844104海关两，1931年更达到37446775海关两，分别为1903年的5倍多和6倍多；而且，生产资料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大为上升，1919年曾占到全部进口总值的48.15％，此后仍保持在33％-37％的份额。[40](P53-54)另据1933年和1947年全国12个最大工业城市(不含东北)工厂数目、工人数目、资本总额、生产净值等主要现代工业指标统计，天津、青岛、北平、西安4大城市，特别是天津和青岛的地位均很重要，天津已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青岛的棉纺织工业也仅次于上海。[41]如果再把大连、长春、抚顺、鞍山、哈尔滨等东北工矿业数据计算在内，北方在全国现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还会更高。 四、中国北方市场化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 随着口岸开放后西方机器工业品和生产方式的引入，以及本地传统农牧业产品的输出，北方各地的间接和直接性工业化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只是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发育状况、交通便利程度等主客观差异，结果造成不同区域工业化水平的空间落差；即使在同地域内部，各地理单元间的工业化状况也不尽相同。整体上看，尽管新疆和外蒙边疆的口岸开放时间早于华北和东北，但前者在现代交通和金融方面的便利程度、工业人才和技术方面的充裕程度等都逊于后者，所以其传统产业的工业化转型也慢于后者。至于中部内陆的陕甘宁青地区，自然条件则更为艰苦，交通运输更为闭塞，市场发育更为单一，文化教育更为落后，所以其市场化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在北方最低。 具体来说，在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天津、青岛、大连等通商口岸城市，还是铁路、公路交通便利的乡镇村落，其间接和直接性的工业化经济都很发达。比如天津，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北方中心，自1860年开埠之后，就深受西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天津投资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新式工业，许多官僚、军阀、民间资本、外国洋行，也争相投资创建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到1928年，天津的中国城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大小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各国租界区，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42](P418)；其主要工业指标，均居北方首位[43]。再比如青岛，原本是毫无工业基础的濒海村落，1897年德国侵占后，设立了麦酒、缫丝、汽水、鸡蛋等工厂；1914-1922年日本占领期间，又成立了纱厂、油坊、盐厂、酒厂、丝厂、冰蛋厂等新的工业企业[19](P846-849)；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有工厂设备者200余家，计40余业，内国资经营者160余家，除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永裕盐公司、茂昌股份公司外，资本鲜有50万元上者。外资经营之工厂50余家，日商最多，资本俱雄厚，纺织工厂为尤著。大者3000余万元，低亦500万元。国资经营之工厂，资本之合计约1030余万元，外资经营者8200余万元”[22](青岛)。东北地区的现代工业也急起直追，到1946年，除煤、铁、金、石油等矿产业较为发达之外，其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轻、重工业均有了较大的进步，“目下东北主要工业，有金属工业(钢铁工业、及轻金属)，纤维工业(纺线、制麻、毛织、柞蚕、制纸)，大豆工业，食品工业(酿酒、制粉、制糖、制冰)，化学工业(硫安、火柴、石灰、液化页岩油、曹达)，电气化学工业(碳化石灰、食盐电解)等”，已经成为中国当时门类齐全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44](P20) 相比之下，新疆和漠北蒙古地区的经济工业化转型，则主要通过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即为国内外提供工业原料的间接工业化形式体现出来；其直接性工业化经济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盛世才主政的1934-1944年间，新疆新式工业还是有一些发展的，包括制革工业的伊犁皮革厂1所、伊犁制皂厂1所、迪化制皂厂1所，食品工业的迪化面粉厂1所、伊犁面粉厂1所、伊犁水磨厂1所、绥定水磨厂1所、迪化自来水公司1处，电气工业的伊犁、迪化、塔城电灯厂各1处，印刷工业的迪化、塔城、喀什、伊犁、阿克苏、阿山印刷所各1处，机器工业的迪化修理汽车机件总厂1处、伊犁修理汽车机件厂1处、塔城修理五金器具机件厂1处[45](P85-87)；同时，新疆还通过购置苏联的新式机械，提高农业的工业化程度，“大批的托拉机、播种机、播棉机、割麦机、收获机、打粮机、分粮机、清花机、中耕机、割草机、束草机、收获捆束机、培土机、风车、元片耙、弹簧耙、之字耙、切草机，以及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各种测候的仪器、喷水器、喷药器，等等各式各样的农业新工具，不但是无不应有尽有，而且是历年增加着。统计三十一年，全疆已有农机总数，超过了100000具”[46](P59)。而1921年后就半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漠北蒙古地区，也在苏联工业设备和技术支持下，加快了经济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的有木材、炼瓦、汽车、印刷、机械铸造、酒类蒸馏等等的工厂。一九三四年得了苏联技术上的援助，并在库伦设立了一个综合的大工厂，制造棉纱、毛织品、皮革、皮靴、皮外套等工业品。另外还在库伦设了几所兵工厂、化学兵工厂和发电所。关于矿业方面，除原来已开采的煤矿外，其余如金、银、铅、石墨等矿产，也次第在积极开发中。外蒙古这种种企业，都是由国家经营的。……据统计一九三一年，工业生产价值总额已达二百八十七万七千元，预计到一九三七年，可增至一千二百万元之多了。”[47](P29-30) 至于地处内陆的陕甘宁青地区，则是北方受西方工业产品和生产方式影响最迟、间接和直接性工业化程度都最弱的区域。因为从中国近代115个通商口岸的空间分布看，只有4个省份一直为0个，一个是南方的贵州，其余3个则为陕西、宁夏、青海，可见其市场发育程度和工业发展环境的低下。这也正是左宗棠1872年就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兰州织呢局，何以会历经坎坷、几经废立，直至1940年代才有些许赢利的深层原因。[27]而在陕西，除长期延续的传统手工业外，市场化机器工业的发展也极其缓慢；1912-1934年，全省共设新式工业企业23个，平均每年只有1个，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4家，100万元的仅有1家，资本总额仅为186万元，与沿海省份差距巨大[48]；只是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为抗战后方基地的陕西，由于大量接纳了东部沿海内迁的工业设备、资金、技术、人才，西安、宝鸡等地的现代工厂才有了明显增多[49]；然而即便如此，陕西经济的工业化水平依然不高，“以性质言，多数工厂仍属工场手工业；就工业部门言，其发展实未能应付目前需要，与军需、民生、日用有关之轻工业生产品，时感供不应求”[50]。 不仅东、中、西各大区域间存在工业化水平差异，就是区域内部的不同地理单元之间，也存在发展程度上的落差。如山东省内部，随着沿海口岸经济的快速发展，该省经济重心由大运河沿线转移到胶济铁路沿线，胶东半岛间接和直接性工业化的水平，都明显高于鲁西内陆；直到20世纪30年代，鲁西南的菏泽、郓城和鲁西北的高唐、武城等县，尽管号称山东织布业的重要产区，从业人员众多，但和东部的青岛甚至潍县相比，生产设备却依旧是老式的木质织布机，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51](辛，P47-48) 五、正确看待近代时期“传统”与“现代”经济成分的“并存” 尽管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让中国史学界付出了众多心血，但是，“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教[52]，却最终未能成为终极真理。刘佛丁指出：“在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虽然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并无生长壮大的条件，以致长期不能形成突破传统经济结构的力量。封建的生产关系仍能容纳传统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无危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将在原有的经济轨道上继续运行下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发生社会革命，也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3](P21)这是对清代中期以后，守旧有余而鼎新不足的中国传统经济维谷境地的准确描述。所以，尽管一些学者极力非议费正清解读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反映”模式，而钟情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理论，但却无人能绕开英国工业文明曾引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客观实事。原因是英国所创造的市场化工业经济体制，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以成了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无可逾越的榜样，这是已为大量史实所证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而作为中国北方近代经济中心线索的市场化工业经济，如同酵母之于面团、引擎之于机车一样，引领着承自古代的传统经济产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走进了区域经济现代化的新时代。正如丁日初所说，这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他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6](P8)。包括今天在内的中国工业大树，也正植根于肇始近代的经济工业化进程之中；单纯截取某一时空间片段和现象，不足以准确阐释中国北方近代经济的本质内涵。 当然，由于历史的积淀，北方不少地区特别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对恶劣的中部内陆，传统经济的固有惯性，往往给人留下亘古未变的细碎表象。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中部县(治今陕西黄陵县)，依旧是“人皆务农，而不知务商，即本境所产麦、豆、草药销行外境，其数不多；即他境所来货物，仅布匹、纸张、烟、糖、茶叶等项，或由本境、或由三原、或由兴镇、或由同州，均由陆路运入本境，每年其行销者亦不多”[54](商务)。青海畜产品工业原料化的水平也很低下，其主要商品羊毛的生产额与输出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除本地人民织褐、栽绒、作毡用极少数之外，而其输出于天津、张家口一带者，亦无多。……历年所运出售者，约占全省产额16％；本省制造需用者，约占8％”，其余76％“皆为屯积无用之物”。[55]同时，由于消费习惯、认知程度或经济利益的冲突，北方不少地区也在近代早期，出现过排斥新式工业制品和生产方式的现象。如1900年前的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用洋布者甚少，夏葛冬裘、锦衣绣裳者，虽上户亦不数观；农工之家，布鞋、草笠以为常，非冠婚丧祭，不衣新衣，否则皆嗤为奢华”；“居民取火以火镰、火绒、火石取火，燃灯则以瓦灯、棉子、豆麻等油，炊爨率用柴薪。吸烟则烟叶、烟丝皆国产也”。但是，由于新型工业制品及其生产方式，确实能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所以随着时间推移，生产与消费领域里的工业化转型便不可阻挡了。同样是这个曾以传统为美德的望都县，1900年后则“渐趋浮华，洋布、呢绒恒见于市，富厚之家，仕宦之人，多服之”；“取火易以洋火，燃灯多用煤油，而油坊稀少，炊爨以柴薪不敷，半用煤炭。他如纸烟充斥，洋货盛行，漏卮之巨，可胜言哉”。[56](卷十，《风土志》)而北方3大口岸天津、青岛、大连，1931年的洋货进口总值，均分别比1907年多出1.2倍、1.3倍、11.3倍[40](P46-47,P69-70,P87)的事实，也是腹地居民生活领域里，广泛使用机制工业品的有力佐证。 再从生产领域来看，由于华北农民为沿海和国际市场种植棉花等工业原料的机会成本，小于种植传统谷物，能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前者是后者的3-4倍)；西北牧民增加畜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机会成本，也小于以前单纯出售牛羊活体，可获得更多经济收益(此前绝大部分羊毛和全部羊肠、羊骨头等均为废弃物)，所以开埠通商后，原本以农、牧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到工业原料化的进程中去。如1923年前后的河北正定居民，“类皆以产棉为主要之职业”；“农民对于耕作地，十分之八皆为植棉之用”。[57](P133)再如山东潍县美烟种植区，“农民眩于大利，争相种植”；“每年产烟价值约300余万元，几与小麦之总值并驾齐驱，目下已属最全盛时代，为农村经济之绝大补助”。[22](潍县)而西北牧区的畜产品也通过天津大量外销，到20世纪30年代，西北货已占中国最大畜产品输出口岸——天津畜产品出口额的半数以上[58]。而比间接工业化收益更大的直接性工业生产，更受欢迎。高阳织布区“在晚清时代，人民生活备极艰苦。后以提倡工业，全县日渐繁盛，生活日裕，风俗渐靡，而对于力农亦渐就颓废。盖终年劳苦，不逮工业一月所入”[59](风土)。而潍县的美烟熏制加工，也让“劳工、资本均蒙受莫大之利益。据财政部熏烟税局报告，自蛤蟆屯至辛店一带，二十一年份的地方熏烟税收总数竟高达110万元左右”[22](潍县)。就连甘肃、青海地区，也意识到发展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故欲开发西北，巩固国防，则甘肃时代上新工业之建设，实为急不容缓之事”[60](P1)；“青海工业现仍为手工业时代，而出产颇为丰富，设能就地采取原料，开办毛织、制革等工厂，则人民之生活与富力，当可日益增进”[61](P77)。 由此可见，尽管在某些时期、地域和产业部门里，“传统”和“现代”经济成分“并存”、甚至“对立”的现象确实存在，其空间差异也很明显，但是，站在近代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趋势下衡量，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表面和暂时的现象；它非但不能否定现代工业的主导性和必要性，相反却是某些地区工业化条件严重不足的本底反映。考诸青海畜产品间接性工业化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以牦牛、骆驼、皮筏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传统运输瓶颈；而甘肃直接性工业化水平低下的深层诱因，除了现代交通、金融、动力条件严重欠缺外，还包括当地劳动力素质的滞后。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例，“惟各大商埠之工业，尚知模仿改良，不无进步之可言，而兰州则异是。延一工人至，授以样本，请为仿制，则必谢曰，不能；或请照旧式稍加变通，则亦必婉谢曰，不能，吾师所教者如此，他非所知也。工人之知识如此，工业之不发达，良非无故耳”[62](P23)。可见，革除当地工业化瓶颈的有效途径，不是听任和迁就传统经济的继续存在，而是要为其转型创造各种必要和充分条件。 事实上，即便在相对落后的中部内陆地区，其传统经济产业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通过商品输出、间接参与北方经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从事着直接性工业化的实践。同样是陕西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由原本闭塞的内陆腹地，变成了对敌斗争的前沿，因而得到了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和沿海城市的大力支持；一时间，铁路和公路被快速疏通，资金和人才顷刻间充裕，出现了工业现代化的小高潮：数量上，1935-1942年的8年间，陕西共设立大小新式工厂150余家，平均每年建厂19个；规模上，企业的平均资本额较前大为增加，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有59家，100万元以上的有13家，除去4家资本不详者外，资本总额尚有5202万元，为民国前期新式工业资本总额的28倍；结构上，企业门类遍及钢铁、机器、化工、建材、印刷、棉毛纺织、制革、制药、火柴、面粉、酒精、榨油、碾米、打包等众多领域。[49]这也足以说明，在以农牧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和以市场化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顺应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实现传统产业的工业化转型，才是中国北方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 注释： ①杨伟兵、杨煜达2014年4月16日在复旦大学史地所第2期“禹贡读书会”上，针对樊如森所作报告的即席研讨。 ②从词源学和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尽管作为外来词“近代”、“现代”、“当代”，在中文语境中的时间内涵有所差异，但在拉丁文、英文、法文中却是一个单词，即中文音译词“摩登”(刘正埮《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42页)。按照笔者的理解，它与本文主旨相关的词义体现在3个层面，一是在时间上靠近今天的发展阶段，即modern time；二是技术上符合潮流的最高水准，即modern；三是行为上追求目标的奋斗过程，即modernization。标签：经济论文; 东北经济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口岸论文; 三农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青岛生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