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述评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研究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无疑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哲学先导。它极大地冲破了旧有的僵化思维模式，为我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离不开哲学的在场性；哲学繁荣必须植根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上，改革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艰巨性，迫切需要有哲学的在场性，需要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复兴，即必须要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一深厚的历史背景下，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社会科学报》协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全国高层论坛，2013年10月19-20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近3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代表，以及来自红星美凯龙等企业的企业家共计110余人(其中正高级专家6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80余篇，累计100多万字。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先后对会议做了深度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本质在于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实现
肇始于家庭管理的经济范畴，在斯密那里被赋予了国家财富论的深刻内涵，然而利己的致富欲望的激发所导致的心灵扭曲，也引发了斯密对人的利他的道德情操的呼唤。西斯蒙第更是对经济学无视人的存在提出了质疑。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对自身所谓严格科学性的追求，把道德关怀、价值关怀、政治关怀当作影响科学性的“干扰因素”，而置于经济学的视野之外，使得西方经济学成为干瘪的数量关系的抽象演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性、虚假性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把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哲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复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传统，追求在对当下经济问题审视中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指出，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本质在于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实现。我们之所以把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学术研讨会定位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定位在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概念上，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肇始于2007年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整个经济界未能预见，也未能提出重要的预警？毋庸置疑，是因为经济学家依赖于太多理想化、专门化的模型，以至于看不到宏大的图景，无法对蓄势待发的危机做出预警。深层次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丢弃了数百年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比如，关注国计民生，关注民族精神，关注与人类进步相关联的异化与祛魅的根除等。其二，当代中国改革及其深度推进需要新“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只是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进行批判，而是对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社会解放运动进行整体性地思考，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系统诊断和批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它是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其三，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还要注意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梳理，与在当代复兴的原因，包含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评估，包括民主革命时期苏区政治观念的生成，包括毛泽东读写政治经济学笔记，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轴心原理，包括新世纪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政治学的新解，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力下政治经济学复兴及其批判等。这一系列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关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值得我们经济哲学界深入研究。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何去何从，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新转机、新契机。融合经济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乃为现世所急需，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主要是着眼于文化批判的角度，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文化、道德、伦理问题离开了生产关系都难以回答和解决，文化哲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都应集中转移到政治经济学上来，后者必将成为时代的显学。当下之所以要复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是因为：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真精神，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我们不能抛开马克思的核心思想谈马克思主义，不能以其他理论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首先当作哲学著作即对《资本论》作单纯的哲学存在论的解释，《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第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个理论的实际社会效应的考量，到了逐步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复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刻。西方马克思文化批判、意识形态哲学批判，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总的来说，消极的方面要大于积极的方面。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单纯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这种批判往往会干预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深刻认识。第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有助于消除当下的生态危机。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现在一些学者热衷于在道德伦理的范围内去解决，生态伦理学也逐步成为显学，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是因为人对自然缺乏道德观念，企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甚至一些人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道德的革命”，把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种幻想。难道生态问题纯粹是由人们的某种道德观念决定的吗？人类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范围内兜圈子，是永远无法理解当今的生态危机的。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思考当今的生态危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很多，但主要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生态问题出现的罪魁祸首。资本逻辑的效益原则和利润原则决定了资本是反生态的，当社会以资本为中心，贯彻资本逻辑来解决生态问题只能是梦想。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正东教授认为，经济研究的哲学方法，主要是批判性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历史经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纯粹从经济层面的生产力和交换关系这一外在矛盾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弊端的克服寄希望于好的交换关系的出现。实际上，不是指标化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社会化形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发生内在矛盾。不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就会陷入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学理困境。二是人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从人性普遍理性角度对经济对象和经济事实进行伦理性批判，结果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变成了对伦理的批判，这在逻辑上是薄弱的。这种批判不能回答到底出现何种异化的问题，以及社会关系异化为什么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从人本主义出发批判社会关系，需要进一步推进到政治和哲学层面上来。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把经济现象都放回到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间，强调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批判，回答经济发展为什么能够不重蹈覆辙，以及它将要发展到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恰恰是前两种批判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社会关系视角，剖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能够直面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学理解读，而不会留下逻辑上的空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赵修义教授认为，经济哲学到底做什么，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经济哲学就是研究经济学里面的一般问题，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消灭哲学，像19世纪有这个哲学或那个哲学，实际上只是在讨论这个学科的一般原理。二是用哲学的观点分析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现象，尤其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发挥哲学对其他科学的影响。三是强调经济哲学要从社会的整体上去把握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样就能够比经济学家高出一筹，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二和第三种观点被称为经济的哲学，即以经济为对象的哲学。四是以经济学的学术为对象的哲学，是对经济学做哲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需要的。因为经济学说是从哲学里面生长出来的，蕴含着许多哲学的前提，接受了很多哲学的假设，必须把这些东西弄清楚。
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将人类经济学理论引入新的境界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理论前提是经济理性，其目标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鼓吹经济理论的超意识形态性。实际上，这是把现实的人转换成抽象的人，把人的欲望当作与社会现实条件不相干的绝对的存在，把价值立场从经济活动和经济认识中予以消解。这种经济学理论对大数据时代的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矛盾、社会复杂有机体中经济活动风险的不确定性、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发生的复杂性的把握，日益失去其有效的解释力，无法为当代经济危机提出令人心服的“诊断”，并开出相应的治理“药方”。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的方法有机整合起来，弥补经济学理论视野不足的缺陷，深化对当下经济问题内在症结的理解和把握，将会把人类经济学理论引入新境界。
张雄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史梳理与新境界创构大有可为。首先，我们应该厘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财富的学问，不是属于单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的财富追求，也不属于一个狭隘的国家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对象，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反思对象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形式。马克思曾经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学；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个概念延续到今天，应该怎样辩证地加以继承和发展，这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也是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一种深度关切。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不能简单地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概念上，而应上升到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学科互动的高度上。其次，《资本论》是《共产党宣言》的经济哲学版，马克思与其说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毋宁说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在货币化的生活世界里，资本已经成为架构西方存在论的根据，它既是社会物质流转的润滑剂、倍增器，又是人们感知世界的兴奋剂、崇拜物，更是精神意志的“逻各斯”。在今天，《资本论》的叙事中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内含的存在之链，与我们现实的创造历史活动的精神批判工具有无关联。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指出，就全球来看，信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全球化水平，国际资本经济体系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由虚拟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当代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经济内部的长期挤压的深刻性矛盾，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盘根错节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远未解决，已经超越了当代主流经济的解释范围和应对能力，并从外部环境构成了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壁垒。人类至今甚至没有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路径，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进行解剖分析，将人类经济学理论引入新的境界，引导我们走出当代世界面临的危机。就新中国内部而言，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经济形态；13亿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旷世伟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规律，探索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经济哲学，以及与之相应的不负我们伟大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鲁品越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利益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建设是有作用的，但是它对利益的调整永远是在既有的结构基础上来考虑问题，因为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改革措施都不是深层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量调节——我们是要放开银根还是要收紧银根，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根本性政策。因为根据这两种经济学制定的政策虽然有用，但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影响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因为利益和流量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方面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举措。所以，当下正确解读《资本论》和充分发掘马克思这份宝典的现世指导价值值得重视。《资本论》中劳动价值与资本力量的深层本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结果有人把劳动价值论错误地理解为单纯的关于“剥削”的理论，认为劳动价值论的主旨仅仅在于揭秘资本家剥削的来源。这种理解的局限性在于：仅仅指出剥削的来源并不能概括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也已经有人指出剥削来源于劳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已经坚称“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真正贡献是指出了资本何以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剥削并占有剩余劳动价值，而这正是资本的权力。具体而言，劳动价值是由劳动产品所承载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力量所决定的。在等级制度下，它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根源。而在市场制度下，它成为支配生产要素的市场权力的根源。一旦转化为货币，蕴含于产品中的市场权力就脱离了其使用价值载体而成为纯粹的普遍的市场权力。而当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就会通过生产要素的载体形式转化为资本权力，它是劳动价值的市场权力的集中化表现形式。资本权力通过作为其载体的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者，进而支配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全社会的资本力量通过市场竞争共同分割全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其他各种非市场力量(如土地所有权等)一旦进入市场也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由此生成社会的市场权力体系，造成商品价格对其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显现为市场权力结构谱系。因此，商品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不仅不构成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相反，这种偏离恰恰是劳动价值论的伟大生命力的表现。《资本论》的本质正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是关于市场权力结构的巨型理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顾问、原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经济学如果没有正确哲学的支撑，那就纯粹是一个数字的游戏，那就是一个题目，今天可以这样推理，明天也可以那样推理。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从这个整体去考察经济现象，是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解放的目的。所以要使我们的经济学成长为有特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恐怕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是单纯的就经济论经济的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加强经济学和哲学的联姻，在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推进我们学科发展，推进我们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认为，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公式化，向模型化的方向发展。这种量化发展：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理性经济基础上纯粹的数量演绎的过程；二是说明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但这种成熟是有条件的，它只是相对于形式上的成熟。结果西方经济学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经济理性人”，把人看作是经济动物，其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当把社会仅仅理解为经济社会，整个社会就是按照资本原则、利润原则和财富原则来运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它考虑的问题是人如何得到更好的幸福，社会如何实现和谐，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所不能回答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部徐大建教授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审视根本不是从某一次经济危机出发，考察其具体的发生机理，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长期的趋势来做深刻批判，实际上这种批判包含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生产力发展如何引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批判是非常具体、非常深刻的，并且是在这之前的人类社会所没有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通过市场可以进行调节。市场对经济波动的调节，通过价格来进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通过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价格机制，迫使资本家主动减少产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推进，迫切需要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共同参与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建构为我们树立了打破学科壁垒，有机融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建立理论联盟的典范，理论的整体性视野成为马克思思想的显著特征。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日益成为彼此交融的有机复杂整体。经济改革的深度推进，离不开顶层设计来整体统筹各子系统之间的“共振”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改革离不开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然而，经济全球化浪潮却与意识形态扩展、政治理念的推广、文化霸权等交织在一起，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推进，迫切需要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共同参与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张雄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正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民众诉求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引起了更多复杂问题的出现和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凸显。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超常规性、复杂性问题，如何科学系统地进一步搞好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保证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来导入如此重大的历史变革实践，如何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来支撑如此重大的市场制度创新等，这些都离不开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盟和互动，呼唤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回归，期盼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塑造。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市场推进，在今天有了更为强烈的呼唤和诉求，这个呼唤和诉求需要我们从事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人凝聚起来，即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同时，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必然是人类所关注的、关心的事情之一，并在某些时代是最关心的事情，在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中，中国经济实力、企业精神、国际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市场竞争伴随着信息化、智能化、虚拟化的深度推进，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史无前例，配置精神资源比配置物质资源更为紧要，尤其是决策思维、战略思维、思辨政治和理性的判断水平，文化创新和精神资源开发的自由度等，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国化推进，势在必行，意义久远。今天重新确立《资本论》所唤醒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有机体进行深入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有新的定位。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活是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中共十八大精神更加深入地加以推进发展，就必须使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大学科联合起来，产生巨大的凝聚力。目前，“PPE”研究在国际上日益显现出它的比较优势。我期待着中国尽快地成立PPE研究中心，就是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加强联盟的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魏小萍研究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应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在积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既不是哲学的思考能够完成的和胜任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研究能够胜任的。应该说经济学的局限性通过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综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恰恰离不开他从事这种批判的哲学与伦理洞见。从哲学层面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观念是现实的产物，但是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向着另一个方向运行的，因为资本借助于剩余劳动的积累过程，体现出来的是形成不平等的过程，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其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前提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析解、剥离，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一个不等价(值)交换。从伦理层面讲，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上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在第一个层次上区别了至今在一切文明社会经济交往关系中存在着的博弈关系(各自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劳资双方中形成的博弈关系。正是对这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将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区别开来，同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第二个层次上将一般经济交往关系中参与博弈双方的道德责任(贱买贵卖、强买强卖、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归结于一种置双方于一种次原初(即社会关系，从自然意义上来说，人们生来是平等的)不平等地位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基础)。第三个层次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对于马克思来说，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取决于第一个层次问题的解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宇教授认为，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正在兴起，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讨论的就是深化改革问题，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改革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改革社会不能向前，但是改革也比较危险，改不好可能也会出现大混乱，如何推进改革，应该说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政界的高度关注。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全面开放，政府干预最小化。新左翼主张，中国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十八大报告阐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思路，要点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发展结合起来，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把国家调控和市场结合起来，把独立自主和多元开发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共产党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哲学问题。现在经济生活很复杂，改革发展的问题很多，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哲学上的思考，很可能会出现短视、盲目行动，把问题弄得更多更大。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金融危机是综合性危机，这个综合性危机中也包含着危机的哲学维度，因为在哲学上的感觉主义、享乐主义，对消费起着观念上的推动作用，推动一个人从经济上进行消费，实际上有他的哲学思想根源。所以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包含哲学思想在其中的作用，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危机。同样，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它们也是综合的。市场不是处在政府之外的市场。任何市场都包含着政府的干预因素，只不过有强干预和弱干预的差别而已。再就是，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也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本身就是在社会中发生的。对于这些现象和关系，如何从哲学上来表达和理解至关重要。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在批判路径上日益远离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审视和剖析，转而走向技术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的“马克思学”在一定程度上努力还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本性，虽然这种“还原”仍然带有各种偏见，但无疑为从经济哲学角度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进行诊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简单模仿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要对他们的思想观点、解释路径进行深刻反思，即开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马拥军教授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上限危机问题，都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哲学尤其是经济哲学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憾的是，只有西方的研究者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迄今为止最好的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好地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提供借鉴。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只有英国才接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想模型”，因为只有英国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来，先是法国，后是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形成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从而进入《资本论》的语境。与此相应，对资本的迷信开始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长处，在于能够及时跟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提出相应的解释，从而从“应用”的立场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学者都只是理论家，缺乏实践视野，因而对资本论拜物教的批判往往不是从根基处而是从现象层面进行的。同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对于苏联解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从“过渡时期”理论出发，分析了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对于东欧的改革，市场社会主义者更是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辩证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往往是根据线性的历史观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从而难以理解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这说明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任重而道远。要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就必须从马克思的实践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真实意义，进而把握当今时代的世界体系和虚拟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不是采取传统的战争方式，而是采取贸易战和金融战的方式进行的。由此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王文臣博士认为，马克思一生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理论成果在当代受到了巨大挑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家们无不从各自视角出发对马克思批判理论提出质疑或否定。但是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集中起来具有双重局限性：一是“原则高度”的缺失，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局限。马克思将以资本和形而上学为起点或根本点的批判称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二是背离现实生活的危机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局限。因此，重估这些批判理论及其局限性，更有利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坚持并运用马克思学说，从而体现出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五、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了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深度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关怀与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凸显了人民财富论的当代主题，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异化、自由与平等、资本逻辑与货币化生活、社会消费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精神指引、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
一是关于异化问题的理解。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认为，现在的改革非常强调技术性的设计，而战略性的设计比较欠缺。从战略设计来看，有三种异化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第一个异化是劳动异化，而我们只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基尼系数是0.49，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收入是最低的5%家庭的234倍，劳动对于我们到底是使人感到幸福的自觉的活动，还是充满着不幸的强迫性的劳作？不言而喻。这与人类本质的异化、人蜕变成一种消费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休戚相关。劳动异化的关键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怎样求得它们之间的平衡机制呢？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竞争机制，但是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平衡机制，而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政府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它应当充当一个调停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个异化叫做权力异化，即权力寻租。权力异化的实质是什么？希尔斯提出，特权者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这里透视着强烈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观念。关于权力寻租，我们过去总是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除腐败，腐败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腐败的可能性，国家从其产生来讲代表着一种日益和社会脱离的力量，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把反腐倡廉的“倡”变成“唱”。第三，政绩异化，即唯GDP论。这里面有一点我们现在不够重视，就是唯GDP论是我们党政干部政策颠倒了德与才的一个关键，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论才必以德为本，人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唯GDP论会产生一系列可怕的结果。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卜祥记教授认为，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学说遵循的并不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逻辑。理由如下：第一，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这就是马克思整个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发点，而在这个出发点上就不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逻辑。劳动的本质是劳动者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对象化的物化的活动。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也不是一个价值预设。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状态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这个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第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具有四重规定性，每一条都体现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其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一点和费尔巴哈讨论宗教异化和一些国民经济学家讨论产品异化没有本质界限，但是他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引导出其二，即劳动活动的异化。根据这个引导逻辑引导出第三条，劳动异化了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异化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与爱。其四，从前三个规定性我们可以推导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核心事实上就是私有财产关系。马克思说：“与其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①看到这样一个判断，从前三个规定性推导出第四个规定性，隐含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的重大发现，即劳动创造人类社会；从前三个规定性推导出第四个规定性，即马克思得出结论，私有财产不是根据，它是异化劳动导致的，是异化劳动导致异化的人与人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因此，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的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异化的社会关系，其前提是劳动创造社会关系，与异化劳动相适应的是异化的社会关系，劳动创造社会关系，是马克思非常重大的理论发现，整个唯物史观奠基于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认为，拜物教的观念和资本主义社会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它和马克思所特指的拜物教观念的含义及马克思的本体存在是两个概念。为此有必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拜物教观念与拜物教存在，也就是与日常生活存在之间的关系。在拜物教观念里，要区别三个概念：拜物教的感觉，或者说拜物教心理；拜物教的意识；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因此就引发出这三个概念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存在的一个关系，即拜物教的心理或者拜物教的感觉和日常生活存在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涉及马克思对拜物教观念的批判：第一个维度就是对拜物教观念存在根基的批判，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二个维度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这就是拜物教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机制的一种批判，即考察他们如何把这些东西上升到意识形态，进而挖掘其根源和它形成的机制。第三个维度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拜物教概念的批判。第三个大问题是马克思对拜物教概念的瓦解。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内在自我分裂当中去理解拜物教的。拜物教观念和拜物教存在问题源于对马克思“抽象成为统治”这个命题的理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抽象成为统治。所谓抽象成为统治：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的这种力量能够统治人类社会，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这种异化状态合理化，加以宣扬和论证，使之成为统治。马克思的上述命题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思考和哲学领域的资本批判，又把哲学和经济内在地结合起来了。
二是关于自由与平等问题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认为，自由与平等问题与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活动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紧密关联，而这恰恰应该是经济哲学关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牛津大学的科恩教授对自由至上主义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的诺齐克教授的“自我所有权”命题的反驳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科恩对诺齐克的批评涉及自由与平等问题，并且对于我们消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自由在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科恩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诺齐克首要信奉的不是自由，而是自我所有权原则，具体说来，就是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他自身及其能力的正当的所有者，因此只要不将这些能力用于侵犯他人，每个人从道德上讲都可以自由地如其所愿地来使用它。这里他的真实的观点是人们应当享有自由的范围和性质，是随我们的自我所有权的变化而改变的。所以将自由至上主义用在诺齐克身上，肯定不是自由本身，而是一种类型的自由，也就是它的状态是由自我所有权原则所决定的自由。自我所有权与外部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结合就很容易产生对所有物品的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是正当产生，而且在道德上是受保护的，那么试图以私有财产为代价去减少不平等，那就是对人自我所有权的不可接受的侵犯。科恩说，毋庸置疑，导致当今不平等的所有私有财产，都是来自某种程度不是私有财产的东西，或者某种东西现在是但以前不是私人财产的东西。原本不是私人财产的东西，为什么能全然正当地成为人口中的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呢？诺齐克本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为不平等作辩护，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不平等肯定是私有财产不平等，那么私有财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科恩依据严谨的分析提出了使诺齐克难以回应的结论，从而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科恩对诺齐克的批评，在西方政治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得到了包括自由主义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好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龚天平教授认为，经济自由是最为基本的市场经济伦理价值，它一般是自由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和延伸，是经济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在内容上，它包括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自由和财产权；在性质上，它表现为经济活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从经济伦理学意义上看，经济自由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要求，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责任伦理的激励机制。学界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由于这次危机实质上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带来的结果，因而要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就要否定新自由主义及其坚持的经济自由思想。龚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确要反思，但是它所坚持的经济自由思想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经济伦理价值，与经济公正、经济平等、安全、和平、经济繁荣、生态环境等一起构成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决定着当代市场经济行为的“伦理质量”。
三是关于资本逻辑与货币化生活之文化批判问题的理解。辽宁大学郭忠义教授认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应该从资本原罪与资本救赎的角度展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来到世间就是如此。”②马克思还指出，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到处被使用，若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了，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若有100%的利润它就会蔑视一切人间法律，若有300%的利润，它就可以去犯一切人类的罪行，包括冒着绞首的危险。这些论述可以概括为资本原罪。但是资本原罪不等于市场原罪。资本原罪也不应归于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资本原罪等于资本主义，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资本原罪有两种救赎途径：自我救赎和制度救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权力和暴力结盟，权力和资本结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时资本缺乏人本的制度坐标、人道教赎意识，以及对人的心灵的观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但其心灵还没有成熟，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探讨如何使这个灵魂或者心灵迅速成熟和完善起来。上海财经大学马拥军教授指出，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以克服。只有以人本经济学代替资本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
四是关于社会消费问题的理解。徐大建教授认为，社会总供给等于国民总收入，后者可以分为消费收入和储蓄收入两部分，把一部分消费掉，一部分加以储蓄。与这个划分相对应，社会总需求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如果消费收入完全用于消费需求，把储蓄的那一部分完全用于投资，那么两者很显然是平衡的。但事实上，由于消费心理作梗，消费需求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收入增长并不必然会导致消费增长；或许，消费增加幅度会递减，本该用于消费收入的不会用于全部消费，这是由心理决定的。因此，这就引出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心理预期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急功近利，投机的心理，乐观和悲观的情绪，积极行动的本能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干扰，本该用于储蓄的部分，不可能完全用于投资；相反，会有很大的差距，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会导致要么投资过度，要么投资不足。对于投资不足的克服，凯恩斯的主张就是政府干预，推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是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刺激政府投资。其基本途径是：在供给方面，调整生产的经济结构，即通过市场经济消除落后产能和落后产业，发展新产业；在需求方面，不断推出新产品刺激消费，同时，生产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一方面为消费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转移多余的生产资本。这会造成整个货币脱离生产，跟生产没有太大关系。这种资本转移一定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也就是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和大资本冒险，这样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其典型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些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要引以为戒和高度警惕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书刚教授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政策相继出台，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西方发达国家逐渐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生产型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包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因素，但这种进步具有悖论的性质，其支配性的力量是资本统治的逻辑，它颠倒了社会发展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在强化劳动异化及商品拜物教的同时，又催生了消费异化与符号拜物教，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继承或借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多维的分析与批判，形成了丰富的消费社会与消费异化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境域中的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及其催生的消费异化与符号拜物教以及所隐含的危机的批判与拯救，对处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社会走新型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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