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宪[1]2000年在《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与贡献》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将集中论述，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全新时代的产物，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高度结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的世纪总结。本论文为此比较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最重要的理论形态——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在本质联系与区别，特别研究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发展。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主体与基础都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其共同点是都坚持了“知行统一”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文化传统，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观，以社会实践为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的实际工作方法论、群众观点路线论，以“物质生产实践第一性”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本质观、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观，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导向的价值观。不同点在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实践的本质特点理解重点不同，诸如毛泽东在革命环境下更强调实践的主体能动性特征，邓小平在建设背景下更注重实践的社会条件制约性与客观物质性特点；毛泽东主要从政治社会关系变革角度来理解实践能动本质，邓小平则比较一贯坚持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意义；毛泽东往往从“动机论”角度理解实践的本质与价值意义，邓小平更倾向于从“效果论”角度理解实践的本质功能与价值意义、道穗论与能力论。在辩证法理论方面存在着“矛盾动力论”到“改革动力论”形态区别，毛泽东与邓小平虽然都共同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高度重视矛盾特殊性问题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自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矛盾，把辩证法变成解决革命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的料学工作方法论。不同点在于毛泽东更强调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革命与根本质变对于推动社会发及与历史进步的动力作用，强调“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则更关注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促进事物自我完善与良性循环的积极功能，更关注量变与局部质变在推动事物可持续发展中的根本动力作用，认为搞现代化建设要有耐心，要“摸着石头过河＼“一百年不动摇”而不可怠躁冒进。 文章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总体哲学革命意义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的根本转变：从革命与斗争的辩证法向改革建设辩证法。具体表现在：邓小平理论在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实现了从传统抽象的“物质第一性”唯物主义世界观向“物质生产实践第一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视野转变；在辩证法方百，邓小平理论实现了从传统的“矛盾动力论”向“改革动力论”的转变；在社会历史观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观上，实现了从传统的狭隘封闭的现代社会历史观向开放的全球化理论视野转变，尤其实现了从传统 一2 一 的理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质论”向当代的“实然的”社 会主义“实践本质论”转变，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促进了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刘艳[2]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积极汲取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原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和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观规律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体系建构的必要环节。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既要把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把它融进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使该思想体系真正处在纵向演进、横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在回归历史场境的过程中勾画出其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何以能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支撑,才能在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以,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渊源,勾画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从横向维度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突出该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该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历史必然性、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突出特色、历史地位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论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有其诞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时代变化引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在社会生态趋势变化的角度,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承继的角度,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保障；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素质集中展现执政党的卓越品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可以归纳为探索发展、开拓创新、繁荣发展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其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初步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轮廓,成功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三个统一”、“四以”等新的理论内容,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从指导理念、意识形态主题、政治保障等层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繁荣发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历史阶段,着重从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教育内容和加强党内教育等层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教育的目的、内容、路径、主体、客体和原则六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为基础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重点性内容,以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拓展性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学习教育、舆论导向、典型示范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间接的、内隐的和渗透性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客体,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既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基本着力点,又要广泛辐射军队、农村、企业和社区等社会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要求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为宣传主力军,又要依靠全党和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因材施教和因人制宜等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逐步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既不再将政治化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加于人的发展之上,也不完全倾向于个体脱离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充分考虑人与社会发展交互关系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化主导的社会教育与个体发展的人本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其二,不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将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寻求意识形态性教育、科学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相互统一；其三,不再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的政治宣传功效,而是坚持政治宣传、理论探索和教育教学三者并行不悖；其四,不再通过外在强制力单纯对群众进行生硬的灌输教育,而是提出灌输性教育、渗透性教育和自主性教育三者要相互融合；其五,不再单纯重视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把将企业职工和农民群众等不同群体广泛纳入教育的对象范畴,推动广泛性、先进性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崭新的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稳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平稳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但它在理论归纳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和相关论述还未能圆满的契合实践,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研究和论证。从当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正反两方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当前与今后,对于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做到既坚持又发展。所谓“坚持”,主要是要以科学地态度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并积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力争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力求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高价值。所谓“发展”,主要是要积极顺应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完善,开拓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内在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一脉相承地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真精神,避免丧失基本立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避免思想僵化。
夏斌[3]2017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中指出伴随改革开放,主流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强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借助传播学、统计学等多种手段,以1978年至2012年《解放日报》的理论报道为样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规律、提炼共识、思考完善路径。首先,重点梳理《解放日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重要理论传播阶段的案例,具体分为改革开放启动前后的理论传播、邓小平理论形成与成熟阶段的理论传播、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的理论传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传播、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传播五个章节。此外,专门辟出一节梳理有代表性学人的理论贡献及其与主流理论传播的互动关系,以弥补单纯线性概括的不足。其次,基于上述素材,深入分析不同阶段传播的内在联系,总结传播的特性、效果和规律。通过层层分析和研究,本人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尤其是主流纸媒传播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呼应与阐释并重,理论化和大众化共生;(2)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3)提供各种观点讨论平台并主动引导。达到了如下传播效果:(1)把握主流舆论阵地和话语权;(2)文本、解释和构建渐次推进;(3)与时俱进、与民俱进、与世俱进。本文还初步提炼造势与传播的周期性、共识与生命力的倍增效应、"反复互动"与升级转化的良性循环这三大基本传播规律。再次,通过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宝贵经验的借鉴,结合新时期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传播媒介的优势和不足,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展开思考、提出建议。具体包括:着力推进理论创新,明确创新底线;推进大众化,用发展的理论诠释新问题;创新传播话语系统,应对"消解"和"怀疑"思维,并注重精准投放;优化传播流程,合理把握议题设置关和传播节奏。最后,结合新时期社会思潮变动和舆论工具、业态的深刻变化,在上海报业媒体融合的初步成果分析基础上,就提升主流舆论吸引力、影响力予以展望。其中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现代传媒体系将继续朝着复杂化、社交化、移动化等方向加速演化,而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必将带来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如果不能与互联网进行技术的融合、产业的融合、消费形态的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就难以承担起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任。
吴林芳[4]2016年在《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制度结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直接取决于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好坏。当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贯彻执行时,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当民主集中制遭到削弱和破坏时,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形成与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也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与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践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据;苏联及东欧的民主集中制实践,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政治鉴戒;邓小平的传奇人生与丰富经历,是其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经验来源。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促成了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形成与发展。邓小平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系。依据其内在的规律性,可将这一历史过程分为萌芽、孕育、形成与发展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革命年代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邓小平积极拥护毛泽东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正确主张,积极践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开始萌芽。第二阶段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孕育阶段。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偏离了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和个人专断,最终将党与国家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境地,邓小平在这一时期也被下放劳动改造。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在沉默中深刻反思过去实践中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危害。这一对党的建设历史的反思,为后来邓小平将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等内容纳入民主集中制思想体系打下了铺垫。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逐渐形成。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思想混乱的境况,邓小平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恢复与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必须整党,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具体主张。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拨乱反正中逐渐得以形成。第四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得到丰富与发展。这一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加强仍然是非常必要且紧迫的。邓小平虽然没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些思想散见于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中,体现在他做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中。本文从思想内涵、理论基点、制度范导、价值目标等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深入的理论阐释。在科学阐释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本内涵、比较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概括了邓小平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观;揭示了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确立的理论根基一一群众史观;论证了邓小平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最根本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制度范导;强调了邓小平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最终价值目标。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践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强调既要加强对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系统教育,又要深入群众、了解国情,不断强化人民主体意识与忧患意识。他主张改变传统重灌输、重管控的教育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说服教育、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帮助、引导人民群众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认识,达到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集中、既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又遵守党纪法规的民主氛围。其次,民主集中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循"四个服从"原则、选举原则等六项基本原则。再次,邓小平针对过去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制度化、法律化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强调从制度建设推进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化,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内外、同体异体的监督。最后,邓小平针对一度存在的中央领导乏力、组织涣散的问题,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必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具有问题意识、时代意识、开放意识的理论特质,既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又在改革实践中促进了我国民主集中制的恢复、扩大与完善。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政敏[5]2011年在《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如何进行教育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的总和。它是由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任务、主体与客体、内容和形式、原则与方法等方而的思想组成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指导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绪论,明确了本文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教育思想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相互关系,介绍了近年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论述了这一选题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的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脉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思想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条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萌芽、酝酿到形成三个时期。本文第二章,论述了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共性与个性。邓小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教育思想,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突出的科学性、强烈的实践性、科学的批判性等共性特征。由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形成于新的时代条件下和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又具有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等个性特征。本文第三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地位与任务的思想。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等关于理论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思想。而对新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努力造就“四有”新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第四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论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为达到教育的预期目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学校课堂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媒体宣传教育、开展理论研究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本文第五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思想。由准对准进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将党团组织、工会、社团、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门机构等作为组织形式的教育主体,将党的政工干部、教师、思想战线上的战士等作为群体形式的主体,并提出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思想。对于受教育者,邓小平认为党员干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青年、部队官兵等都应该接受思想理论教育,其中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是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本文第六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的思想。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是理论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老祖宗不能丢”、“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原则。将这些原则贯彻到理论教育实践之中,邓小平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采用理论教育法、说服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等教育方法。本文第七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贡献与意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第八章,论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任务、内容、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永福[6]2016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思想,更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指引。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通过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质量,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野和框架下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按照“一个功能定位、三个动力系统”的有机整体,探索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应对举措。论文考察、分析、对比了部分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发展道路；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探索、选择并坚持一条符合本国国情、体现本国特色、适应本国需要的中国特色道路；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并总结了经验和启示。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指引,深入探析其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辩证关系,研究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具体内容、目标体系和基本原则。论证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功能定位,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从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突破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旨强化高质效社会服务、以提高传承引领能力为导向服务文化软实力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途径。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加快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直接动力,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新目标、新要求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立足“三校一地”改革方案,从精准定位、突出治理、厘清职权、把握全面、突出特色、民生为重、接轨国际等方面提出较为系统的应对举措。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供法治支撑,研究了全面依法治国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对现实状况进行了剖析,从树立法治思维、加快章程建设、推进依法治教、创新培养机制、建设法治文化、融入社会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组织保障,分析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挑战,从党建政绩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理想信念与大学精神相结合、高标准和专业化相结合、创新形式与提升内涵相结合、严明纪律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制度建设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途径。总结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实践中应系统、协调、全面推进。
唐立平[7]2016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三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三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三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李正兴[8]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三化”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又构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加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独立研究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该课题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一个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不断向前推进的发展过程，旨在深入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构成、内在机制、发展路径和价值指向，从而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规律。这既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研究，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落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战略任务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活动更加自觉、主动和有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条件相结合的过程和结果。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化时代”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时代条件、解答时代课题、指导时代实践，从而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另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时代需要、汲取时代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从而创新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是与时俱进，核心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关键是创造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带指导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思想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就开始了时代化的发展历程，至今已有160多年。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标志性的时代化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始终结合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条件，在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客体”，时代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条件客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载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包含四个主要环节：坚持理论指导、把握时代条件是准备环节，顺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课题是开端环节，汲取时代精华、总结实践经验是关键环节，推进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是归宿环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是科学追求和价值追求相结合的过程，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发展的过程，也是连续发展与周期发展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是由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从它的实现前提来看，科学把握时代条件是认识前提，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基础，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态度。从它的发展动力来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内在动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外在动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直接动力。从它的成果表达来看，要抓住“实现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围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断生成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这种成果体现在理论工作者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党的领袖著作中的理论创新、党的历史文献中的理论创造等三个方面；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在表达上要体现内容具体化、形式多样化、语言通俗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由多条路径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为起点，着眼于重大时代问题的理论思考，最终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理论路径。我们要以应对和解决重大实践课题为起点，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升华理论成果，最终在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实践路径。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最终在学习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的文化路径。只有不同的路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按照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要求全面把握其价值指向。首先，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那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引，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以群众的民生所需为现实价值取向。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价值指向，那就是要以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为直接价值目标，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间接价值目标，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根本价值目标。最后，改造世界的实践使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价值指向，从中国发展的实践视角来看就是要引领中国高举伟大旗帜、拓展全球视野、融入世界潮流，从世界发展的实践视角来看就是要引领世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推进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指向，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真正意义。
陈云云[9]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理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侨务问题的基本认识,在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思想渊源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发展脉络的研究,分析和解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内在逻辑、鲜明特征和多重价值。论文分为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课题的选题情况、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以及课题研究存在的困难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产生发展。本章主要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思想渊源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形成的基础条件,从发展脉络层面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历史进程。本章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不是自发形成、与生俱来的,其发轫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即该理论是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紧密结合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实践为现实基础,同时是在全面继承毛泽东侨务思想及科学总结侨务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独特、卓越的历史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所处具体环境、时代背景及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尽相同,使得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侨务思想各具特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内在逻辑。本章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概念的基础上,认为该理论主要是由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侨情思想、中国共产党重视侨务工作的思想、利用侨务资源的思想、维护侨益思想四部分构成。同时,本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四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了阐述。本章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海内外侨情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立足并准确把握海内外独特侨情,既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好侨务工作的首要问题和基本要求,也是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创新的基本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侨务工作,强调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线”和“长期的战略性工作”,认为几千万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实现中国大发展的“独特优势”和“独特国情”。同时,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如何开发、利用、培育和涵养侨务资源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和论断,强调侨务资源是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积极因素,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维护侨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主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做好海外华侨统战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侨务领域践行人民利益观的内在要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维护侨益是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解决归侨侨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主张通过海外撤侨、依法护侨,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政治权益等措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侨情思想、重视侨务工作的思想、利用侨务资源的思想、维护侨益思想,四者之间存在着极其严密的逻辑关系,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大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同时,这种内在联系的严密性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具体而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侨情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基础,重视侨务工作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前提,利用侨务资源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核心,维护侨益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归宿。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特征和价值。本章在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基本特征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价值、世界意义三重维度阐释该理论的价值意蕴。本章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侨务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全面概括,实现了以中国社会主义侨务为主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不仅涵盖了实现新时期中国侨务工作科学发展的目标模式、战略布局等内容,而且也涉及侨务工作的价值取向、发展动力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价值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三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意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是推动中国侨务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指针,有利于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指导中国侨务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对重塑社会主义形象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性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拥有大量侨民国家开展侨务实践的成功典范,该理论所蕴涵的关于利用侨务资源、吸引侨力为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观点和理念,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吸收和借鉴,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结论部分在总结上述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只有坚持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为指引,并在理侨实践中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才能推动中国共产党侨务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发展,引领全球华人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梁艳华[10]2014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本是进行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的重要工具，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理论学习的重要手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载体。通过文本研究，使理论内容的学习传播有了更多的途径，使精神品质的深化研究有了更宽的路径，使精髓内涵的继承发展有了更广的捷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提取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进行研究，从南方谈话文本的创制、传播历程出发，了解南方谈话成形、学习传播的基本信息，找出20年来文本传播的基本规律，从而提炼出文本创制、学习传播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建设的经验意义，通过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的研究，认识到南方谈话文本与邓小平理论文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而推进邓小平理论文本的研究，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研究模式，以弥补理论内容研究的不足，文本研究与理论内容研究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本形式研究出发，继续宣传、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品质，努力推进邓小平理论精神内涵的发展，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髓弘扬，对继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小康社会的构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与贡献[D]. 袁立宪. 郑州大学. 2000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 刘艳. 山东大学. 2013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D]. 夏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4]. 邓小平民主集中制思想研究[D]. 吴林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5].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D]. 李政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6].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D]. 陈永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8].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D]. 李正兴.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研究[D]. 陈云云. 扬州大学. 2012
[10]. 邓小平南方谈话文本研究[D]. 梁艳华. 浙江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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