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经济研究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经济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即开始了对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中国经济的研究。
50年代起陆续问世的经济史资料集中，不少包含有抗战时期的内容，如《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千家驹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4辑，陈真、姚洛、逄先知编，三联书店1957—1961年版），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中华书局1962内部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发行的《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1940年版），该书汇辑了至1940年上半年为止的有关战时中国经济的报刊书籍资料，共分8编：1、抗战中的农村；2、抗战中的工业；3、抗战中的交通事业；4、 抗战中的对外贸易；5、抗战中的金融与管制；6、抗战中的财政；7、 抗战中的物价问题与人民生活；8、抗战中新经济生活之模范。 上述有关抗战时期经济史料的整理刊布，为相应的研究打下了基础。50年代的经济史著述已有较多涉及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若干方面。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论及了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系统主要产品产量和国民政府国营工业资本、工人、动力的增长情况，中国的国际收支，日本在东北和关内的投资，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援助，其他国家在华投资等。献可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分析了抗战时期英、美系银行的变迁及纸币发行流通情况，并有专章对日本各银行纸币以及军用票的流通情况作述评。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则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大破坏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为题，把战时经济列为一讲，进而分为“敌伪区经济殖民地化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独占”、“蒋管区经济的破坏和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三讲，其中日伪区分别介绍东北和关内，国统区分别介绍财政、银行与金融、商业、工业、农村问题，根据地介绍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工商业与金融财政、阶级关系变化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认为，在50年代末已经初步构建起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研究的框架。但是在50—60年代，未见有专门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的著作问世。
至于战时中国经济的研究性文章，则从50年代起已有发表，如李成瑞的《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宫韵史的《1937—1945 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朱玉湘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另有许多关于旧中国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方面的文章， 论及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问题，如：吴承明的《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自70年代末起， 随着对经济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战时中国经济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有关的著述大量出版刊布，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出版的专门研究战时中国经济的著作、资料集约5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至于论及战时经济的著述总数，已不可胜计。尤其是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领域则扩大到了战时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以下分别介绍关于国统区经济、抗日根据地经济和沦陷区经济的研究状况。
一 关于国统区经济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始，在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进行政治批评的过程中，已经有研究者论及了抗战时期官僚资本在工矿业、商业、运输业的扩张，国民党政府发行内债和举借外债等问题。（注：许涤新：《官僚资本论》，海燕书店1949年11月刊行。）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论及了四大家族的买办官僚资本在抗战中的增长和资本形态的转化等问题。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亦有“抗战时期的外债”专章，分述借款和租借物资问题。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2年版）叙述了战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的情况，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和严重后果。李建昌的《官僚资本与盐业》（三联书店1963年版）一书，专门论及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盐务的官运、专卖、商式独占等基本情况。当时几乎所有的著述都对国统区经济和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予以全面否定。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关于国统区经济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较有影响的综合类经济史资料集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下册，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的财政经济部分（共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包括有战时国统区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资料，包括财政概况、税制与税收、内债与外债、金融概况、国家金融垄断组织的扩张、金融统制、经济概况、工矿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另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1991年版）、《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专题类经济史资料集中，都有相当部分属于抗战时期。这些史料为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领域的拓宽、层次的深化，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的著述也有较多问世，如《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周天豹、凌承学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均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李平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黄立人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等。另外在《中华民国经济史》（史全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主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中，战时国统区部分的篇幅往往明显超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部分。在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论文也屡见发表，涉及研究问题颇多。
对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的基本评价，有了比较大的变化。50年代，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被全盘否定，被归之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垄断地位的不断提高，成为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最大的与最残酷的力量之一；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进一步临近崩溃的边缘。即便承认抗战前期“国统区关于还算是有所发展的”，在分析这种发展的原因时，也只字不提国民政府有关政策的作用。（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164、166—167页。）直到70年代末，对战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和国统区经济仍然基本上予以否定，但已有人承认国统区经济“有所发展”和“短暂发展”。（注：《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66页。）进入80年代以来， 黄立人较早明确提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的开发和建设，“是我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认为应该全面客观地研究大后方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历史背景、相应体制的确立以及工业、交通、农业诸方面的开发建设情况。（注：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发西南的历史评考》，《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周天豹、 凌承学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分章论述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调整、战时的西南财政、金融、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对外贸易诸问题，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经济的专题论著。近年来研究趋于深化，涉及的问题有：国民政府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平时向战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的基本作用；国民政府颁布的经济法令法规的多重作用；国民政府主要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如开发大后方经济、运用国家资本优先发展重工业、鼓励奖助海内外投资民营工矿业、农业政策上的增加农贷、筹设难民移垦和改良生产技术、发展大后方的交通、开展内外贸易等。有的研究者作了如下结论：综观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初步扭转了西南、西北地区的落后面貌。（注：王同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大体相同的评价，还可以在不少著述中发现。 以往对战时经济统制政策评价，往往认为主要是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国统区经济只有破坏作用，无任何积极性可言。经济统制政策的内容，曾被归之为“大后方一切重要的工矿事业，从原料、燃料出售，分配的全部过程都在管制机关严格控制之下”。其作用，则是“破坏生产扼杀民营工业”。（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49页。）到80年代， 对经济统制政策的讨论开始活跃，虽然仍有不少论者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但对这一政策本身的研究却在深入，如力图搞清列入统制的物资的品种类别和变化、实施统制的不同阶段、实施统制的官方机构，并且认为某些具体方面的管制还是必要的、有积极效果。（注：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2页。）至90年代，有一种意见认为， 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在经济统制政策下，不仅公营企业得到了发展，部分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发展。有关论者以矿业为例，认为战时由国家控制生产和流通、分配，有利于减少风险和阻力，促进矿业的发展；统制政策实施之初，各阶层基本上是齐心协力，积极配合；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实行经济统制固然是迫不得已，也是合理有益的途径；另外，矿业统制政策主要是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提出和制订的，他们大都是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把经济统制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弄清经济统制政策的实质。（注：唐凌：《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矿业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对于战时工业内迁，最初仅注意工业内迁的结果，并且称内迁是“毫无组织与计划的”。（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42—443页。）但工业内迁对发展内地经济的积极作用，则是一直被认可的。80年代起，对工业内迁的研究文章多了起来，尤其是孙果达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业的内迁》（24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迄今为止仍是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近年来对工厂内迁作总体考察时，不仅注意了民营工厂的内迁，而且特别注意了国营工厂，尤其是兵工厂的内迁；不仅注意了上海工厂的内迁，也注意了其他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工厂的内迁；在对工厂内迁进行全面评价时，不仅充分肯定了爱国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伟大贡献，而且对国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政策和作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不仅阐明了工厂内迁对抗战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对工厂内迁给予中国近代工业史、经济史的影响作了深层次的探讨；对于厂矿内迁的特点和局限性的分析也提出了新的见解。（注：林建曾：《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从50年代起，资源委员会就是有关战时国统区经济的著述中必然提及的机构。80年代中期程麟荪的《论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5辑，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可视作战时资源委员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嗣后，《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进一步论述战时资源委员会组织厂矿内迁，资源委员会本身的改组与发展，所属冶金、机电、动力等事业的发展，并有“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活动总论”之专章，分析资源委员会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后方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资源委员会战时企业活动的特点及意义。近年来，专门研究战时资源委员会的成果不多见，但也有从大量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较深入的探索，如对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组后的职能、工作范围、所属厂矿生产发展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在肯定资源委员会对抗战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战时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由经济成分的大为减少、垄断经济成分的大大增加，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更加艰难，近代化的道路更加艰难。（注：王卫星：《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在对战时国统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方面，70年代之前的经济史教材，通常认为战前的农业危机在战时更趋严重。（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进入80 年代以来，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国民政府是重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采取过积极开发建设的措施，加上工业内迁等因素，农产品产量有较大增长，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第172—173页。）近年来，学术界在较全面占有史料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后方农业的发展表现为：作物面积和产量的增长，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复兴，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其原因，除了国民政府和工矿企业学校的内迁、军队的给养等创造了一个充分的市场，还应看到国民政府实行调整农业机构、增加农业投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垦荒、扩大粮棉种植面积、兴修水利等重农政策。对国民政府田赋征实、统购统销等政策负面作用的评析，对农业生产方式倒退、农民负担加重、农民积极性受挫等问题的阐述，也比较客观。（注：毛磊、项晨光：《抗战时期西南农村经济的矛盾发展》，《档案史料与研究》1998年第1期。）
80年代之后，对战时交通运输的专门研究也有新进展，如国民政府对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调整、临时开放沿海部分通商口岸、增辟外贸渠道、筹措交通建设资金、国内国际交通线的新建与改善；不仅是铁路、公路运输，而且水运和驿运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论文见有：董长芝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李占才的《抗战中的中国铁路运输》（《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陈红民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陆韧的《抗日战争中的云南马帮运输》（《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对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50年代至70年代末予以全盘否定，基本结论是财政搜刮、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垄断。80年代以来，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无论研究方法还是在评价方面，都有较重大的突破。如对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作总体评价时，能联系到日军侵略和中国军队坚持对日作战所造成的双重财政压力；对国民政府采取的增税、举债、发钞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能够兼及积极作用和消极后果；对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进行分阶段的研究。（注：张兆茹、张怡梅：《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金政策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杨斌：《孔祥熙与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民国研究》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董长芝：《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金融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李彦宏、 周忠：《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近年来战时内外债研究进展引人注目。赵兴胜从发行、推销、偿还三个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国内公债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公债政策存在着运用上的非连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上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就总体而言，是算不得成功的。无论从筹募战费弥补赤字还是从吸收游资平抑物价的目的来看，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相反，却极大地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威信，激化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矛盾。（注：赵兴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内公债政策研究》，《民国研究》第3辑。）杨斌认为， 战时公债政策的失当，加速了通货膨胀的速度。由于大部分公债不是直接或间接向人民发售募集，而是由四行向政府放款，这样就收不到吸收游资、收缩通货、抑低物价的作用；战时发行公债虽一时解决了财政燃眉之急，但又促成了通货的增发和物价的上涨。（注：杨斌：《孔祥熙与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民国研究》第3辑。）吴景平指出必须全面、 客观地评价战时外债对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影响，不仅应该了解所借外债的数额，还必须注意各债项的实际动用情况，包括动用的时间、动用额、用途、外债本息的偿付、战前旧债的处理；就整体而言，战时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的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他还认为，必须把外债与战时租借援助联系起来进行评价，从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和国统区社会经济的全局进行考察。（注：吴景平：《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近年来，对大后方经济研究的领域有拓宽的趋势，如对兵器工业、工业科技、农业贷款等问题的研究等，已有若干较有分量的成果发表。相对西南地区研究而言，关于战时西北开发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值得介绍的是沈社荣的观点，他认为，抗战爆发后开发西北的进展比战前快得多，不仅水利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兴建了一批近代化的工厂；交通方面，由于军队的频繁调动，军用物资的调配运输，特别是苏援物资的运送促使西北公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对古老的交通工具——驿运也充分加以组织和利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抗战，铁路、水运、航空、无线电事业也有一定发展；由于内迁工厂的带动，加上军需民用的刺激，战时西北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西北的开发建设固然与抗战形势有关，但与国民政府的重视分不开。（注：沈社荣：《国民政府与“开发西北”》，《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注意对国统区经济进行个案分析。刘志英《论抗战时期四川沱江流域的制糖工业》（《档案史料与研究》1999 年第2期）论述了沱江流域制糖工业兴盛和快速发展的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具有暂时性。黄立人、章欣《论“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档案史料与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根据档案史料， 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四川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背景、筹备、经过、结局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既探究了该示范区在一定意义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客观分析了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试验本身存在的致命的局限性和当时外在环境。薛毅在《抗战期间的英商福公司》（《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英商福公司在本国政府对华政策影响下， 如何随同中福联合处内迁后方投资建矿，并成为国民政府委托的唯一一家从中国出口钨砂的经销代办机构和从英属殖民地进口物资的全权代表。黄立人、刘慧宇分别对四联总处和战时中央银行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注：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刘慧宇：《战时金融管制与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强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9年第2期。 ）这类个案研究由于资料掌握较全，分析较深入，往往可以在某一点上突破现有的研究水平，因而预示着以后整体意义上国统区经济研究的重大突破。
二 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
50—60年代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主要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甚少涉及经济领域，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根据地经济的文章中，大都为纪念性回忆录，至于学术性的研究成果更少，仅有张水良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历史教学》1959年第5期）、 乌廷玉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史学月刊》1965年第8 期）等几篇文章。
80年代以来，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起和组织下，有各地财政部门、档案馆和部分高等院校人员参加，开始了对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分别出版包括总论、农业、工商业、财政、金融诸方面的资料选辑，进而编写出版相应的研究专著。这一计划的实施对推动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各次专门性学术会议，也极大地推动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1983年在唐山召开了革命根据地财经史学术交流会，讨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浙东、淮南、山东、皖江、鄂豫等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1984年在太原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座谈会，讨论了不少重要问题，如对敌政治和经济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同斗争方针和实施的情况，诸重大战役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影响，边区政府为粉碎日寇的扫荡和经济掠夺在财政经济工作中采取的措施，边区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的情况以及组织生产救灾、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的情况，边区的工业生产、贸易、财政、金融、物价等问题。1985年在黄山召开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涉及范围包括工农业生产、减租减息、财经政策、金融货币政策、救灾度荒、对敌经济斗争、发展合作事业、部队后勤供应工作以及财政税收工作等内容。以后陆续召开的各根据地专门学术讨论会上，抗战时期财政经济问题都受到较大关注。另外，南开大学于1984年和1991年先后举行了两届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深化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20年来陆续问世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的专题资料集和著作，在史料和学术、历史与现实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被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视作抗日根据地经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业已陆续出版的专题资料集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9册，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安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二）》（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4册，魏宏运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谷书堂编《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资料选编》（共4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共6册，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山东省档案馆1985年刊印），《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共4册， 江苏省财政厅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著作方面有：《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许毅主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朱绍南、杨辉远、陆文培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应兆麟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星光、张杨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赵秀山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此外，从整体上反映各个根据地经济状况的成果还有：《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共收入有关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大事条目242条；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李占才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根据地金融工作的成果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此外，近20年来发表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论文不下数百篇，涉及财政税收、农村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工商各业、金融货币、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现将有关论著的观点介绍如下。
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唐正芒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过的“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这一特殊概念，是与中共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相辅相成的，它涉及到中共在根据地的土地政策、私营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及商业贸易政策等领域，是在民族战争第一位的情况下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制定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经济政策。（注：唐正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论析》，《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唐锡林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措施分别作了研究，指出根据地的农业政策有减租减息、奖励开荒、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等；工业生产的总政策是：“发展农村手工业，促进家庭副业，提倡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发展国防工业”；在商业贸易方面的总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统制主义，对内贸易采自由主义，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商业中，公营商业处于领导地位，各种性质的商业分工协作，各得其所。（注：唐锡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 ）张衡通过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史，认为抗日根据地有四大经济政策：大生产运动、统一的财经制度、发行货币并使其成为根据地内独占的流通工具、从根据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开展的反经济封锁斗争。（注：张衡：《略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四大经济对策》，《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
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运动，几十年来一直是来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中的重点所在。对中共改变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必要性及其本质，有不同的表述。温锐认为，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贯彻实行而推动的农村土地变革运动，实质上揭示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方式，表现在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得到了解决。（注：温锐：《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郭绪印认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是民族抗战的需要，搞好减租减息的关键在于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减租减息运动使得农村各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广大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因此，它虽然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总体而言，它是以暂时性的“让步”，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广大农民获得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加强了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注：郭绪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3期。）肖一平、郭德宏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 是中共在民族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它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种新方法和新形式，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实质上是一种革命与改良相结合的政策；减租减息运动的巨大成就和意义在于：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大大巩固了工农联盟；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潮，有力地支援了民族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农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注：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王延中《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则把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的实施、 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农村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80年代以来，对根据地的工业商贸的研究也有不少突破。如工业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之间的关系、手工业在根据地工业所处的地位、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公营工业的改革、私营工业资本来源及其基本性质、私营工业企业的劳资关系等，都已成为研究对象。（注：傅建成：《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手工业》，《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礼琦：《山东抗日根据地公营工业的改革》，《历史教学》1984年第2期； 夏阳：《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私营工业》，《甘肃社会科学》1991 年第5期。）在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对敌贸易战方面，同样出现有影响的成果。（注：魏宏运：《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黄存林：《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贸易战》，《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8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所在。星光的《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财政》（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唐滔默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85—90页），黄正林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徐承伦的《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文章，对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基本目的、任务、分期、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讨论。长期以来，抗日根据地人民财政负担是一个较敏感的问题，是研究薄弱环节。近年来的成果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客观的评析，从而对根据地政府“修养民力”方针与“合理负担”政策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实施过程、产生的作用，做出实事求是的说明和发人深省的结论。（注：张衡：《略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四大经济对策》，《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 ）中共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年代里如何认识和减轻人民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这是不少研究者仍在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货币发行是抗日根据地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业务，不少研究者分析了货币发行、流通、统一等问题。特别是边币与法币在根据地同时流通的原因和所产生的影响，边区政府统一货币的政策和施行情况，边币稳定与边区生产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注：冯田夫：《晋冀鲁豫边区的金融货币工作》，《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杨荣绅、杨帆：《简论边币与法币的同时流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有的研究者对边区政府的货币政策作了如下概括：1.边币为边区的本位币，独占发行，边区内部贸易一律使用边币；2.法币及各种杂钞在一定时期内允许使用，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加以清理，以保证根据地货币统一，创建“边币为市面唯一的交换媒介”的局面；3.绝对禁止法币外流，使其不为敌人吸收；4.严禁伪钞进入。（注：魏宏运：《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注重联系财税原理、货币银行学说，实事求是地分析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是许多研究成果的共同点，这也是80年代以来根据地财政经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之一。
三 关于沦陷区经济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本土的占领区，主要有东北（即伪满洲国）、华北（包括蒙疆）、华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在50—60年代，大陆学术界对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上。在经济史教材中，通常分为东北和关内沦陷区两大部分，并对其做了初步的较系统的叙述。内容包括对“东北完全是一种殖民地类型的经济”的认识，在关内涉及到战火破坏、工业方面前期的“军管理”和“委任经营”、后期的“适地适产”和“合作”，在农村日伪对土地、人力、农产品进行掠夺以及产生的后果。（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第408—421页。）所见文章也以揭露日本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暴行为主， 如黎光的《日寇殖民统治下西安矿工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10月）、孔经纬的《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吕明灼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9月）、 许明光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海南岛经济掠夺的一些情况》（《历史教学》1962年11月）。还有其他文章刊登于各级文史资料选辑。
80年代以后，对沦陷区经济的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许多有分量的成果陆续问世。一类是多时段的经济史著作中，有专门的编、章和节论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经济研究。如：《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宓汝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杜恂诚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在《中华民国经济史》（史全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孙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财政经济史》（董长芝主编，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经济史著作中，战时沦陷区部分的篇幅明显少于国统区部分。另一类是专门论述战时沦陷区经济的，如《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居之芬、张利民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浅田乔二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有关伪政权研究的专著中亦有战时经济的内容，如《伪满洲国史》（姜念东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新编伪满洲国史》（谢学诗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著作，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刘惠吾、刘学照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也有不少篇幅涉及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另外，关于沦陷区经济研究的论文，自80年代以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已不下于200篇。 现分别介绍关于东北沦陷区经济和关内沦陷区经济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东北沦陷区经济研究
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编辑出版了数种资料集，如《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北经济掠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经济掠夺》（伪满史料丛书，李作权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尤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的《东北经济掠夺》，选取了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期间的资料，分为7个部分：1.经济统制政策；2.产业五年计划；3.对铁煤石油等重工业资源的掠夺；4.对农产品的掠夺；5.大规模日本移民计划的推行；6.金融搜刮与鸦片政策；7.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上述资料的刊布极大地推动了对东北沦陷区经济的研究。
在有关专著中，姜念东等编《伪满洲国史》有3章的篇幅， 分别叙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经济统制与掠夺、对人民的剥夺和奴役。谢学诗著《新编伪满洲国史》是90年代研究成果的代表，该书除了第10章《经济附庸化》是关于七七事变之前的，此外，第15章《产业五年计划》、第16章《农业与日本大移民》、第20章《紧急经济掠夺》、第21章《农产品掠夺与全民劳工化》、第22章《“决战经济”日暮途穷》，都是关于1937至1945年时期的。这些章节都大量使用了原日伪方面的档案史料和其他资料，从而使相应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80—90年代还有不少研究东北沦陷区经济的论文发表。
不少著述都涉及到了伪满时期东北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形成、深化及其特点。王希亮认为，伪满的经济完全是服务于战争和宗主国需要的畸形的殖民地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和深化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全面制定和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建立和强化殖民地经济体制的时期；二是七七事变后直到伪国垮台，即进入所谓的“战时经济体制”时期，日伪颁行了“产业开发”、“北边振兴”、“移民开拓”等带有军事意义的“三大国策”，疯狂掠夺各种资源，使东北的工农各业濒于崩溃的边缘。（注：王希亮：《伪满时期东北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形成深化及其特征初探》， 《黑河学刊》1992年第4期。）孔经纬指出，在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存在着半殖民地经济；九一八事变后殖民地经济开始形成，大抵在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形成后有深化过程。但直到日本统制垮台以前，封建经济依然构成殖民地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注：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 第571 —573页。）解学诗进一步指出， 七七事变后之所以出现日本国内大财阀进入东北并控制产业的新特点，一方面是满铁和满洲兴业银行都不可能向重工业长期投资，另一方面如日产等大财阀所凭藉的资本、技术和经营等优势，正是实施所谓东北产业五年计划所急需的。（注：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史》第511—512页。）杜恂诚指出，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大陆部分投资虽然仍以东北为主，但主要会社已经由满铁变成了“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投资额增长很快，且对工矿业的投资增长大大超过对交通运输的投资。（注：《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1—63页。）在50年代的经济史讲义中已经提到，1937年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中“满业”起了重大作用，但极为简略。近年来的研究则明确指出，“满业”的成立是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综合经营重工业的国策公司的直接产物；以“满业”参与东北开发为标志，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在东北的投资飞跃增长；“满业”以“民间”名义与伪满政府合作，综合经营重工业，包括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各业，从而使伪满重工业产业机构一体化，受到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进一步控制。（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573—574页。）另有研究者指出，1937年后虽然“满业”取代满铁在工业领域的垄断地位，但满铁在铁道和航运业仍具优势，掌握着关东租借地和铁道附属地的经济特权。（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92页。 ）在东北沦陷区经济研究的新成果中，还对东北民族资本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在1937年以前，以轻纺业为主的民族资本所受影响还不大；1937年伪满将轻纺各工业由自由经营改为“许可事业”后，东北民族工业普遍衰落；1940年以后加强统制，华商企业只能残喘维持而已。航运业、金融业、商业的华商企业，大体上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至于伪满洲国资本即名义上由伪满傀儡政权直接控制的那部分资本，有关的论者指出，伪满洲国资本的总数，到1945年已达127亿满元，超过日本在东北的投资；1937 年以后伪满洲国资本膨胀，来源主要是靠内债、外债、增税和对人民的搜刮；伪满洲国资本不同于过去关于官僚资本的概念，也说不上是什么国家垄断资本，而是一种殖民地型的资本。（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95—401、408—419页。）以往研究较薄弱的问题，如日伪在东北发行公债和有奖券、推行“义务储蓄”等财政金融掠夺手段，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注：《民国社会经济史》，第665—666页。）
（二）关内沦陷区经济研究
所谓关内沦陷区，通常指中国本土除东北之外的日本占领区，包括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但在经济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地区。在一些专题经济史资料集里，已经有战时关内沦陷区的内容，如《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近年来问世的则有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特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2编的附录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收有关于日伪政权（含华北、华中、蒙疆地区）的经济史料，包括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概况、对沦陷区人民的捐税榨取与对日侨的特殊待遇、发行公债库券、向日本借款、设立金融垄断机构、劫夺中中交农四行和小四行、掠夺沦陷区经济概况、日本在沦陷区的国策公司、对沦陷区厂矿和交通的摧残与掠夺、对粮食物资与物价的统制等专题档案资料。
近年来，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究，如：抗战时期日本在关内投资环境的变化；华北华中沦陷区资本的特点；与日本资本有过直接或间接“合作”关系的私人资本的性质；日本未能在华北和华中占领区建立起类似伪满洲国资本那样的关内殖民地资本形态的原因；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日本在关内经济侵略政策的演变，等等。（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19页； 张利民：《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 期；《民国社会经济史》，第682—683页。）经济统制是战时日本在关内推行的重要政策，居之芬、张利民在《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指出，基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在资金筹措、产业设置、国防产业开发、通货发行等方面，均有不同于东北的特点。程洪则在《汪伪统制经济述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中谈到，汪伪统制经济既是日本法西斯统制经济的附属品，同时也有着国内的社会基础，具有从晚清、北洋政府到国民党四大家族都具有的基本特征：运用政权的力量，对经济实行干预；以控制金融、交通运输、资源和重要工业原材料为主要统制手段；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以牺牲民族资本为代价。因此汪伪统制经济仍有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继承性。他还分析了汪伪在金融、物资、产业三大领域实施统制的异同。另外，曾业英对日在华北的金融统制和掠夺作了专题研究。（注：曾业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解学诗、 朱玉湘等对日本在关内沦陷区进行的农业掠夺和破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注：解学诗：《满铁与日本的华北经济侵略》；朱玉湘：《日本侵华对关内沦陷区农业的破坏和掠夺》，均见《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长期以来，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研究仍以日本统制和掠夺为主，对伪政权的经济政策缺乏个案性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有了突破。刘志英对汪伪政府的粮政作了较具体的研究，认为可以1943年1 月汪伪对英美宣战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实行日伪联合办理米粮统制，后一阶段形式上改由汪伪政府下属之粮政机构办理，并且分析了汪伪在粮政具体问题上与日方既相互依赖，又明争暗斗的复杂关系，以及导致汪伪粮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注：刘志英：《汪伪政府粮政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除了对关内伪政权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有待于加强外，对关内沦陷区华资工商交通金融企业、各类中日“合作”企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战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虽然经历了较曲折的历程，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并且成为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有关战时中国经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刊布，随着中国国内与海外有关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随着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与发展，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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