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及科学伦理学研究的回顾——(1987-1994)与展望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伦理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与流派
安起念译
这次会议是30多年来由科学院召开的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五次会议，也是第一次在我国科学界面临的新条件下就更广泛的题目——科学方法论与科学伦理学问题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与以往几次会议的区别不是形式上的，这种区别反映了30多年来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理解在内容上取得的众多进展，这些进展既使问题得以扩展，也带来了对它的崭新的解释方法。因此，当今天谈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加以大体回顾与展望时，我们应当看到它是一个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主要是）由纯粹的科学内部的因素所决定，而且也取决于作为一种社会性结构的科学发挥作用时所需的某些一般性条件。
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在1958年10月举行的。今天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价它对我国各种哲学、社会伦理学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同样也可以更好地评价在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要方向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1958年的会议结束后在《哲学问题》杂志产展开的讨论以及成立于1959年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学术委员会的活动，使我们得以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实现深刻的转变，抛弃外行干预以及种种自然哲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倾向。这些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哲学家，在与п.л长皮查、H.H.谢苗诺夫、B.A.阿姆巴尔楚米杨、Б.Л.阿斯塔乌洛夫、п.к.阿诺欣、д.к.别利亚耶夫、A.И.别尔格、C.Л.索波列夫、A.A.利亚普诺夫、Г.М.弗兰克、B.A.恩格尔加尔特以及许多其他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密切接触中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在Б.M.凯德洛夫、И.B.库茨涅佐夫、M.з.奥米里扬诺夫斯基以及其他公认的哲学界带头人的领导下进行，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原则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科学勇气和顽强精神，极大地推进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在随后的各个阶段，这一方向得到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化，日益与对科学认识的数理逻辑研究，与方法论、社会学、科学伦理学以及对自然、社会、人的分析的系统方法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情况，按照拓宽研究课题并赋予新的地位的思路重新组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学术委员会则势在必行。1980年，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所属之下，建立了关于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新的学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构成中包括一些特别的部，它们的任务在于协调对以下问题的研究：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问题、科技发展的社会伦理学和人道主义问题、新技术新工艺发展的社会问题与方法论问题、当代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等。1981年4月，由这个新的学术委员会组织了第三届全苏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会议的大纲包括对一系列广泛的世界观问题、社会发展辩证法以及对人和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综合研究的考察，因此成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综合性科学方向发展中的里程碑。根据对会议工作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总结性的科学著作。
遗憾的是，应该指出，在7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的确存在着贬低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社会伦理学研究的意义的倾向，有人强调它们并不具有优先性，它们对实践“无关紧要”。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并没有采取任何组织管理方面的重大新决定，以刺激这一科学方向的发展，使之与科学、科学技术进步、人的科学认识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相适应。不仅如此，由于错误的社会方针和意识形态方针，对各类专家的教育与培养，尤其是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方面的专家的教育与培养有所忽视，例如，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国内其他大学就是如此。学者教授们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其特点便是常常不顾“上面的”命令，捍卫逻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付出的是努力，得到的却是失望，断而是人才流失。
然而事情并非毫无进展，其中也包括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在完成科学院主席团提出的任务的同时，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外参与筹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例如，1983年学术委员会为科学院代表团参加第七届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世界大会（奥地利萨尔斯堡）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次大会对于国内外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自然科学哲学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尤其如此。我国代表团为发展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基础中的现代方法、现代观念，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得到外国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我国学者在这次大会上的重要功绩之一，是他们成功地使外国学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各种社会文化学问题及伦理学和非本体论问题。
1983年3月，莫斯科举行了全苏人的综合研究问题会议，其组织者是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学术委员会及心理学研究所。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一个尖锐的认识论问题，即根据什么样的哲学和逻辑学理由可以把某些从各个基本侧面研究人的独立学科改造为整体性的统一的关于人的科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大会上引人注目，表明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开展研究。应该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建立全苏人的科学研究中心及随后的俄罗斯科学院人学研究所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人学研究所的目标是建立关于人的统一的科学，它的主要方向是对关于人的各种知识加以综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人学研究所的学术纲领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自然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和人道主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综合研究。
也是在1983年，学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组织并举办了当代全球性问题全苏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成为我国类似的学术活动中最初的活动之一。此外，学术委员会还筹备和举办了“科技进步的社会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全国会议（莫斯科，1984年），第九届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全国会议（哈尔科夫，1986年10月）。
前面提到的1981年4月召开的全苏第三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曾决定在1987年召开下一届即第四届会议，以概括和分析总结这一研究方向的工作，对下一步的研究加以规划。根据这一决定，1987年2月10-12日组织召开了第四届全苏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社会问题会议，会议和名称本身已经表明了这几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进展，而这一进展正是反映了这一综合性科研方向上发生的客观过程。
有500多名学者、专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实际上代表了我国所有的较大的学术中心和所有的科学专业。作为对工作的总结，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建议中总结了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研究方面五年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了未来的目标与任务。会议指出，尽管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社会伦理问题的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成就还不能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因此会议提出，要求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专家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提高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工作的质量，坚决地改善我国高校中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的教学，研究制定出不断提高科学的社会—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及科学和社会学、伦理学、科学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专业水平的措施。
可以肯定地说，以上各项任务中，不少任务即使在今天，在我国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仍然具有紧迫的意义。换句话说，应该把恢复并发展科学技术哲学方法论问题及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的研究水平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198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届世界逻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大会 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真正的世界级水平。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为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莫斯科的这次大会是在“科学—人—人道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这又一次显示出对科学加以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分析所具有的迫切性及其世界观意义，显示出对于从社会伦理学、人道主义方面研究科学的发展人们的兴趣不断增长，而从这些方面对科学发展进行研究，不久以前逻辑方法论的及哲学的研究事实上还没有涉及。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人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是最早从这些角度对科学中发生的各种过程加以分析的一部分人员。
在莫斯科大会期间举行的世界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协会逻辑、方法论及科学哲学分会的全体会议上，И.T.弗罗洛夫院士当选为该分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弗罗洛夫院士同时也是我国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国家委员会的负责人，正是这一委员会与我们这个学术委员会一起继续了对我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协调工作，为我国科学院代表团参加第十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1989年8月1-9日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慕尼黑）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及科学哲学大会（1991年8月7-14日于瑞典乌普萨拉）做了积极的准备。
苏联学者的代表团是德国举行的科学史大会上最具代表性的代表团之一，它包括58名代表，其中有20人来自科学院。
这次大会的总题目是“科学和政治组织”，因此，大会辩论的中心是关于所谓科学发展的“痛点”——与由于来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产生的科学发展的变形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讨论。把现代自然科学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的观点在大会上被大家所接受，科学被作为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影响的潜在承受者来加以考察。在按照会议大纲进行的辩论和讨论中，现代自然科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依据具体的历史材料对大会主要议题的讨论表明，严格的集中化和对科学的行政方式的管理极大地限制了科学有效发展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将盛行独断论，不同方向和流派的竞争将被排除，在科技发展的各个新的、最有前途的领域中将面临落后的危险。
在大会的进程中，对科学技术的更新加以国家调控的科学依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大会的许多报告和发言中，对各类科学方案实行生态鉴定的方法论问题受到重视，这些问题的特别紧迫的意义被一再强调。
与以往的历次大会不同，第十八次科学史大会对经济问题颇感兴趣，大会指出，联系经济思想史的各种问题来讨论自然科学史的问题是极为有益的和富有成效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和经济思想发展的逻辑有更好的理解。整个而言，德国这次大会再次确认了我国学者一直在工作中奉行的思想，即必须实行科学史专家与哲学家以及科学技术方法论专家的密切的相互交流。
1988年8月21日至27日在布赖登（英国）举行了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大会的主要题目是“对人的哲学理解”，这个题目是根据我国哲学学会的倡议由大会提出的，依据大会的提议，俄语首次被确定为大会的工作语言之一。我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由102人组成，其中包括30名年轻学者。苏联哲学学会主席И.T.弗罗洛夫院士被选为哲学学会世界联合会的第一副主席，哲学研究所所长B.C.斯焦宾院士及哲学博士、《哲学问题》主编B.A.列克托尔斯基被选入哲学学会世界联合会的指导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我国代表团的倡议，莫斯科被确定为下一届大会的举办地点。
谈到学术委员会在80年代末的工作时，不能不提到1989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由学术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研究所联合组织的会议——“人—科学—社会”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重新组建的全苏人的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筹备和组织下进行的，是该中心最初的几项重要活动之一。会议表明了我国学者及广泛的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很大兴趣。对这个问题的纯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以全人类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由于这次会议的工作，科学院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步骤：制定、通过了全科学院的研究大纲——“人、科学、社会：综合研究”，并确认了它在科学院工作中的优先地位。
大纲旨在研究使社会关系人道化以及最充分地发展人的各种素质和个人的创造能力的途径。大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人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自身带有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印记的、与种种人道主义理想相适应的个人来加以研究。这个大纳预见到对人的综合研究将沿着如下一些基本方向展开，它们是：
——作为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发展道路以及人道主义知识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各种方法和形式的发展途径；
——在人的发展中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的辩证法；
——科学技术进步的人道主义标准；
——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论与现代方法。
在对80年代末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社会伦理问题的研究加以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我国的研究工作者成功地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对提高俄罗斯学派的威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当时政府或科学院做出的一系列组织决定中也得到了反映。不能说这些上级机关的行动或由它们组织的会议、采取的科学措施都得了应有的财政支持，但是即使是按照“用余钱办事的原则”提供的经费，也使学者们有可能进行相当活跃的研究、出版活动。我想，在这里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上面提到的会议、大会及其他科学措施实际上都伴随着许多总结性的出版物，大家知道，没有这些出版物就根本不可能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尤其如此。
遗憾的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类似的研究工作在今天已十分困难了，如果不说得更严重的话。甚至在如此的条件下，我国的哲学思想仍在继续发展，试图竭尽全力保持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就是学术委员会在哲学学会国际联合会支持之下筹备并于1993年8月22-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
本次大会的基调是由哲学学会国际联合会主席з.阿嘎齐（意大利）和大会的俄罗斯组委会主席И.T.弗罗洛夫院士在开幕式的报告中提出的。他们的报告对上届大会之后世界哲学思想和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了总结，勾画出了哲学发展的前景。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揭示了“转折阶段的人类：哲学的前景”这一大会主题的具体内容，大会期间的各种全体会议、讨论会、围绕专题报告举行的研讨会，宗旨都是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分析“哲学与未来”这一问题。对科技进步的代价问题的分析和技术文明的命运是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内容。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其题目“现代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之下分析了世界性的三者同一：“人—人类—人性（人道主义）”。第四次会议的题目是“新思维：传统与更新”，讨论处在通往21世纪的门槛上的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与威胁。
莫斯科大会还有一个特点，是把近几年蓬勃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之一——生物伦理学纳入了自己的讨论大纲之中，虽然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算很多，但我国的学者们代表俄罗斯生物伦理学全国委员会以最积极的态度参加了这一工作。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指出，发展生物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在我国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具有广阔前景的科学任务，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俄罗斯生物伦理学全国委员会是在我们这个学术委员会的倡议下成立的，今天已经在为拓展和协调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而发挥着巨大的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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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依据上述总结，可以对今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谈一点看法。
在过去，学术委员会曾准备过一份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发展的篇幅很大的预测性报告，近年来我们就是在它的指导下（当然对它做了某些修正）工作的。根据其中包含的各种预测以及提出的具体问题，可以说，科学技术哲学仍然是整个哲学研究中需要优先考虑的基础研究领域之一。科学技术的成就改变了人的思维、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人的生命活动的形式与方法，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我们认为，对这一过程加以最深刻最广泛的思考，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对象。
科学哲学发展的特点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不能单纯靠哲学家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因为它需要有各种专门的知识，而因此又必须与各种自然科学的代表进行合作。如人们所认识到的，在今天的条件下特别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要把整个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对真理的探求，以对抗把哲学研究变为推行意识形态规范的做法，遗憾的是这样的做法过去经常发生。自然科学家本人通过参加哲学的（方法论的）讨论，参加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方面的各种会议，对于哲学研究由意识形态转向探求真理起着多方面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从自然科学家方面也出现了必须再次与哲学家合作的意见，但是在今天，在哲学多元化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只有具备崭新的内容，才能带来积极的成果。也就是说，根据某种科学理论或者它的范畴是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相符来判定它是不是真理的做法，已一去不复返了。
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或技术科学代表人物的哲学方法论修养这一概念本身，现在也变得更为深刻和内容更为丰富了。现在，它应当包含对于科学活动自身的各种人道主义的、价值的和伦理的因素的严肃认真的关注，以适应从世界水平出发考虑问题的需要，以符合世界及我国科学的优良传统。这样，客观上也就为哲学家和各门科学的代表的创造性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当然，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种条件，必须有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各种具体的措施，其中包括促使双方相互接受的组织措施。
在当前对科技哲学的研究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基本的、主导的方向。第一个是继续对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加以分析的传统路线，这个方向需要研究制定科学的新范畴，如“自组织”、“协同”、“耗散结构”、“非线性”等等。第二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的、人道主义的方面。这两个方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大有潜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开掘。
正如前面指出的，近年来，科学界、学者和各个专业的专家，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科技发展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分析等问题上。一系列著作，首先是我国研究人员的著作，提出了在与人的整体发展及人的物质、精神因素诸问题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考察科学发展的必要性，指出了必须考虑科技进步对人及人的利益与需要的反作用。
有关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人道主义观点的确立，必然引起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的改变。自然界不被简单地看作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的来源，而应看作独特的整体性的有机体。换言之，必须研究制定人与环境共同进化的理论。
近年来，科学的社会伦理问题得到认真的研究，其中包括对科学、意识形态、国家政权相互作用的分析。对苏联科学史具体材料的研究表明，对科学产生负面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科学家们在确定科学发展的任务、目标与前景时缺乏自主权。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科研工作者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的研究工作者只注意到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而技术哲学得到认真的研究只是近10年来的事。但是应该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首先是被作为一门门科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哲学问题来加以研究的。8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哲学问题的综合研究方法，当然这并没有贬低单独学科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对综合研究方法本身的进一步研究也是我国科学哲学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途径之一。
科技哲学领域的研究与逻辑学方面的工作以及对思维和认识的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直到不久前，我国的多数哲学著作还主张存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这样两种永远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的思维范畴。实践表明，这两个范畴都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都对认知科学的成就一无所知，而在近些年，认知科学中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因此，现在必须掌握认知科学的这些成就并对之加以哲学上的总结。
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哲学的）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并且在很多方面尚未完成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一块处女地。因此学术委员会计划于1995年为讨论这些迫切的问题而举行一次专门的学术会议。
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哲学研究的最有前途的主要方向流览了一遍。这些方向一方面与世界科学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趋向相适应，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哲学的实际可能与需要。
我国哲学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的主旋律，以及正在表现出来的对可以预见的未来前景进行哲学思考的核心，是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十分简单：我国的哲学正在由它已在其中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那种反常状态回到在整个哲学史中过去和现在都十分关注的中心的题目上。
注释：
①本文是弗罗洛夫代表“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和社会问题学术委员会”在“第五届全俄科学技术方法论（哲学）、伦理学问题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该会议于1994年10月6-7日在莫斯科举行，而后作者来华交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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