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笔谈——报纸文艺副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关系之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笔谈论文,副刊论文,中国论文,随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片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沃土
近年来，作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报纸文艺副刊资源的开发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突围以及学风改变之间的关系。现代报纸文艺副刊，蕴藏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文献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得到全部、完整的开发，没有充分地进入现代文学史的记忆和写作。现代文学许多现象的发生，作家许多作品最初的发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往往是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的，报纸文艺副刊有它独特的空间和影响。五四时代的“四大文学副刊”，19世纪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20年代至4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都与新文学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的资源发掘，对于了解和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成，作家的产生与传媒的关系，作家、作品从产生到发表的原初过程，某些文类（如小品、杂文、散文、书评等）的产生与传播，文学思潮流派与作家风格的产生，文学创作的原生态面貌，文学作家、批评家、编辑与读者互动共生的文化形态等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也为原创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和动力源泉。
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中新文献资料的发现，有可能或大或小地改变某些文学史的叙述。许多研究者所作的全集、文集的编纂，新的史料的进一步开掘，给文学史论述带来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个人的一些学术经历，也逐渐加深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初期，我自己在《每周评论》上对于《随感录》三则、《美术杂志第一期》等鲁迅佚文的发现，我与方锡德教授一起，在《国民公报》上对于《自言自语》一组散文诗等的发现，就引起了对于现代散文诗发生史既成结论的改写，补充了对于鲁迅如何介入“林蔡之争”的认识和叙述。90年代初，我在香港购得台湾著名史料学家秦贤次先生编的《朱湘纪念集》，发现其中误收了与悼念朱湘无关的何其芳的《岁暮怀人》一二两首诗。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在系统翻阅最初发表《岁暮怀人》的曹葆华主编的《晨报》副刊《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的时候，就意外地发现了何其芳的十余首重要佚诗和鲜为人知的“劳之风”等笔名，补充了对于何其芳“荒原意识”的诗歌创作的阙佚，也打开了我对于西方现代派新批评理论介绍研究的一个新天地、新视野，使我对于“《荒原》冲击波”理论认识的论述基础得到充实和丰富。许多实践都证明，诸多文学史叙述的变更、充实与改写，其重要的动力根源之一，与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中文献资料的新发现、新开掘是密不可分的。
全面整理与发掘报纸文艺副刊文献资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田野考察”工作，但又是进一步深入文学史研究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和北大方锡德教授主持进行的《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总目》项目，只是一个目录整理的工作。这项工作很繁杂，很艰苦，也很细致，需要付出许多劳动和时间。它的完成与出版，将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方便，但这项任务本身，毕竟还是一项资料整理工作，要做到真正的文献发掘，显示它深层的文学史意义，还必须进行更艰苦的“田野调查”性的发现与研究相结合的工作。这样的发掘、发现与研究的结果，将会大大拓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新视野。一方面，它会拓宽文学史的叙述视界，增添新的历史内容；另一方面，它可以改变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使文学原生态的描述与学理的分析达到更新层面的结合，以期更加增强文学史的原生态叙述成分，还文学史一个更为鲜活的面貌，或为编写“另类”的文学史提供充足的文献基础。
二、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的科学化
将报纸副刊及相关研究引入研究生扎实学风的养成教育。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学风浮泛、不读书、好发宏论的弊病。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不去下苦工夫翻阅第一手材料，热中于新理论的引进而淡漠于新资料的发掘，重复、抄袭之风屡见不鲜。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学科自身，在老师里面，在学生里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了扭转和改变学生中的这种风气，近几年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教师有意识地提倡和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努力克服这一弊病，在论文选题方面，强调其专门做一个杂志或一个时段的杂志，一个副刊或一个相关问题的副刊的专题研究，或以杂志、副刊等为基础的文化研究，思想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的研究。如：以《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新青年》杂志，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社团与杂志，《语丝》与《现代评论》文人群体，孙伏园与《晨报》副刊，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启蒙思潮，40年代北平“新写作”文人群体等的专题研究。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藏书的便利条件，让学生用更多时间去钻图书馆，翻阅原始杂志、副刊，接触、发现与搜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花了近三年时间，整天钻在旧报刊阅览室里，翻阅了全部的《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等报纸副刊，做笔记，抄卡片，写出了《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他告诉我说：“老师，我的眼睛，由1.5，降到了0.5！”（现在已经恢复了）有的学生，不一定做杂志及其副刊的专题研究，而是偏重理论与历史的论述，有的老师也不是先给学生确定什么题目，而是让学生自己先去翻阅一个特定时段的杂志和副刊，从大量文学史料和现象中自己找出有学术意义的题目来，然后指导学生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最后产生富有开拓意义的创造性的成果。方锡德教授指导自己的研究生这样做，结果该生发现了后期“京派”作家“新写作”的理论课题与许多作品及其他新材料，其完成的硕士、博士论文，都富有开拓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样做起来，对于让学生尽可能多地钻图书馆，养成搜集第一手资料习惯，增强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坚实性，树立一种扎实、科学的良好学风，具有积极意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现代文艺副刊“田野调查”式的文献发掘、整理与学理研究的结合，会增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当前，学风浮泛的表现之一是研究成果缺乏历史感和学术规范的“古典化”。一些宏大的理论专著、博士论文，所引述的往往全部都是同行所熟悉的别人用过的材料，即使来自直接阅读的文学原作，也多依据一些新近出版的作家全集、选集、研究资料汇编等，而不去查阅或注明原始报刊、杂志的出处、时间，自己没有一种亲身体味作家文本发表当时处境与氛围的历史感。资料因为不能给人以这种历史感而减少了论说的分量。要专门对于原始的文学副刊，在做一番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梳理、分析和客观研究，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与劳作，也会给人提供一种新鲜的历史体认。我参加答辩的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先生指导的刘淑玲的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大公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其中所钩沉和提供的大量历史现象、文学资料、作家作品、往来讨论、编辑话语，都能给人以鲜活的历史感和极大的新颖性。许多材料，包括新诗方面的信息，为我过去所未见。即使别处可见的材料，因为翻阅了原始的报刊，了解它当时发表的具体的情形，编辑的策略，所处的语境，读者的反响，就会对于所研究的作品与材料，有更深的、历史的了解。这里举论文中谈到的一个例子。孙毓棠的长诗《宝马》，文学史的叙述往往只是依据文本进行分析。但事实的具体经过是：它最初发表于1937年4月11日《大公报·文艺》第322期上，题为《宝马——献给闻一多先生》，副刊空前地以整版篇幅刊出，之前，孙毓棠在《大公报，文艺》上已经发表了《吐谷图王》、《洪水》等几首以中国古代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诗。副刊发表的长诗《宝马》后面，有主编萧乾所加的按语：“篇幅实无隙地了，此诗原注只好割爱，我们只能请孙先生撰《我怎样写〈宝马〉》一文做此诗更详细的注脚，此外并征集国内诗坛先进对此诗艺术及史乘上的批评。不久将在本刊发表，敬请注意。”接着，在5月16日《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第336期上，就发表了冯沅君的《读〈宝马〉》、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冯沅君评之为“史诗”，是“诗中少见的佳作”。这样，就比起仅仅根据长诗单行本或第二手材料去评价《宝马》，更能对于诗的意义、价值和当时的影响，有一个富有历史感的鲜活的了解。
当然，不可能要求很多人来做“田野调查”式的现代文学的“考古”工作。倘有一部分人做，有少数人更沉下心来，倾心去作，就够了。因各大学所在地和学校的图书条件不一样，让各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都这样去翻阅原始杂志，也不甚现实。但是，将这种重视现代文学报纸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所提供的原生态资料，重视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新开掘、新发现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所有现代文学研究者努力追求的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一种修行。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学”。“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为今日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子壁中书、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此古文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他们阐述的“出土文献”与古典文献研究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出土文献”的新资料发现往往成为新学问产生的动力与源泉的见解，是十分宝贵的思想。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时段，还是内涵，都不能与古典文献与古典文学研究相比。现代文学更多依赖已经大体齐备的书面文献材料，即使有史料的新发现，包括文艺副刊上文献资料的新发现，也不可能或整体、或重要局部地改变文学史叙述的格局。但是，王国维、陈寅恪领导“时代之新潮流”，所倡导与强调的新史料发现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思想和精神，却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普遍应该具有的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一种修行。
起码为此，我们应该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倡两个原则：第一，让我们所发表的论文、所出版的专著，都能够多一些原发性的引述作品和史料，努力做到史料原创性与理论创新性的结合。第二，让我们的论述依据的材料，不是陈陈相因，而是有更多的陌生感与新鲜感；对于这些材料的阐释应严格遵守客观性原则，而非主观扭曲与过度阐释。如能如此做，并坚持下去，现代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化目标，一些研究者所努力倡导的研究规范“古典化”的期望，便庶几可以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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