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当代杂文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主沉浮论文,当代论文,规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是大曲折和大发展、大动荡和大变革、大倒退和大前进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时期。当代杂文的发展因此也历经坎坷，几起几落，道路曲折。在经历了27年的挣扎和沉寂的艰难处境之后，当代杂文在粉碎“四人帮”后，终于又迎来了它全面复兴和繁荣拓展的历史新时期，这其中反映了丰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
一、杂文家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有着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这种优秀传统在20世纪中国杂文家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促进近、现代杂文滋荣发展的一种动力。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建国之初，社会稳定，生产繁荣，人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比优越，无须在自我批评和自我扬弃中求得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那么杂文也就不见得需要。公刘说：“解放了，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万分虔诚地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确信‘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和旧中国一道，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我的精力集中于诗。”〔1 〕秦似也认为：“全国解放，天翻地覆，这个变化是那么大，使我完全抛开了杂文。”“我的确觉得‘不是杂文时代’了，这时我便全心转到了戏剧工作上。”〔2〕于是，现代杂文家面对新时代、新环境，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历史证明，只有像鲁迅那样始终保有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杂文大师。不仅鲁迅时代如此，当代也仍然这样。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少优秀的杂文家，对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种种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想表现了深深的忧虑和可贵的义愤。杂文家于浩成说：“在我们中国，写杂文不但并不那么轻松好玩，而且说不定还会招灾惹祸。1957年一大批杂文作家的不幸遭遇以及1966年邓拓、吴晗等人的悲惨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好像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无形的力量，驱使我仍然自觉自愿地拿起了自己的这支笔。……我确信，鲁迅时代并没有过去，而鲁迅的笔法也仍然还是需要的。”〔3〕另一位杂文家胡其伟也说：“八十年代重新握笔， 也想过改行写写比较保险的散文、随笔、微型小说之类。但一拿起笔，老毛病难改，还是写杂文！……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对各式各样的歪门邪道不正之风，抒发一通忿恚和感慨。”〔4 〕因此，唐达成在谈到新时期杂文以其思想深邃、忧国忧民、爱憎分明、针砭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时，指出：“以邵燕祥等为代表的一批杂文家的杂文，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人民作家的良心和胆识。如果没有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光明和未来、热爱祖国和民族、热爱一切善良美德的深厚感情，没有对一切愚昧、专横、腐败、自私、违法乱纪、颠倒是非的深切痛恨，就没有一批雄大沉郁、锋芒四射的好杂文。”〔5〕
二、杂文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曾称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无疑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而理性批判精神则是要求人类以理性为标尺来批判和否定一切反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言行，带有鲜明的批判性、揭露性、讽刺性和感情色彩。理性批判精神与人类同在，有极其丰富多样的历史和阶级内容，渗透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中，渗透在一切文学形式之中，通过对假恶丑的揭批来肯定真善美。像喜剧、讽刺诗、相声、漫画和杂文等等文艺形式，主要是以否定性和讽刺性的形式来表达艺术家的社会审美理想，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
近代以来的杂文家是高举着理性批判精神这一战斗旗帜的。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是杂文家社会审美理想的核心，是杂文的灵魂。“五四”以后，鲁迅受到日本厨川白村的启发，把杂文概括为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实际上包含了杂文家对现实和历史中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文化现象、国民的性格和灵魂，以及杂文家自我的分析、批评和解剖，纵横结合，有着广阔深刻的内容。杂文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就体现在这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之中，鲁迅开创的“鲁迅风”杂文，始终高举着理性批判精神旗帜，创造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奇观，成为20世纪中国杂文最宝贵的传统，成为后代杂文家提高自己杂文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准的典范和原动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建国后的17年和十年浩劫中，这种杂文的理性批判精神失落了，杂文创作趋于沉寂。与此相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反理性的、充满大批判精神的极“左”杂文则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只是到了历史新时期，人们才在老中青三代优秀杂文家的创作中，看到了杂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复兴和高扬。正如何西来所指出的，新时期万象纷呈，新旧递嬗，充满矛盾，“这也是一个需要理性并且理性被磨砺得光华四射的时代。”〔6〕无论是清理旧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 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以至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等，还是建立新的观念系统、价值系统、文化格局、政治经济体制，直到新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我们都需要理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需要中，杂文“成了这个看起来混混沌沌、迷迷茫茫的现实的良心、良知和理性”，而“杂文的理性，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理性，这是它的锋芒所系”〔7〕。
新时期杂文所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以现代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在杂文家眼里，这种自觉的、彻底的、执著的理性批判精神，“不是小打大帮忙的搔痒痒，不是‘宁弯不折’的变通灵活，也不是盲目莽撞的随帮唱影。而是要像鲁迅那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以最硬的骨头，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我们民族和人类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不懈的战斗”〔8〕。因此， 邵燕祥说，人们在描述新时期杂文的时候，往往提到作品数量的繁多、质量的提高和作者阵容的扩大，而他认为理性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才是新时期杂文所取得的“最可贵”的成就。
三、杂文的理论建设，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中国古代和外国杂文创作相当丰富，成就极高，但是杂文理论却相当贫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特别重视和倡导杂文创作，与此相应，当时的杂文理论建设也取得了创造性的丰硕成果。尤其是鲁迅，他在这方面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他对杂文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有精湛深刻的论述。瞿秋白、冯雪峰、王任叔、茅盾、聂绀弩、朱自清、徐懋庸、田仲济等对鲁迅杂文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杂文也有较系统深刻的阐发。此外，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王了一、朱光潜等，也从不同方面为丰富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代杂文理论的建设既是旺盛的现代杂文创作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反映，也促进了现代杂文的蓬勃发展。
建国后的27年间，杂文创作很不景气，与之相一致的是，杂文理论建设也很不乐观。在此期间，只有黄裳、徐懋庸等人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杂文理论建设文章，但它们很快就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黄裳的《杂文复兴》一文，主张复兴鲁迅式的杂文。但是，他的主张，受到严厉的批评，“主要的责难是解放后的新社会不再需要鲁迅式的杂文了。今天而要杂文复兴，就无异于提倡反调，这是不能容许的”〔9〕。 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当代杂文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但是，与此同时，一股教条主义的“寒流”弥漫文艺界，“揭露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杂文受到无情的非难，……凡是批评生活中阴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畸形的东西的文章，凡是描写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的作品，不管其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大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歪曲现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10〕。当时杂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徐懋庸在1957年4月11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小品文的新危机》，指出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杂文的本身是代表民主的，因为它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发表意见，可是现在民主了，有人就提出可以不要杂文了。他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小品文（杂文）就有可能出现“消亡的危机”。果然，在两个月后的反右运动中，杂文不仅消亡，而且许多杂文家未能幸免于难，包括徐懋庸在内，都被打成“右派”，被迫搁笔。在这27年间，人们一再重复的是那些僵化的违背杂文创作规律的教条，杂文理论的贫血和虚脱，同杂文创作的沉寂和挣扎，形成恶性循环。
1978年夏天，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杂文家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特别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过去备受极“左”路线摧残的杂文，在70年代末开始中兴，到80年代全面繁荣，直至90年代杂文随笔热持续升温，无论从创作到理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都大大突破了旧的模式，整体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杂文创作空前繁荣的同时，许多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追求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文学理论，在杂文理论方面有牧惠的《杂文杂谈》、宋志坚的《杂文学初论》、徐乘的《杂文学》等专著，在杂文史研究方面有姚春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邵传烈的《中国杂文史》等论著。在杂文写作艺术方面有林帆的《杂文写作论》、王保林的《杂文的写作艺术》、姚春树的《怎样写杂文》等，在杂文鉴赏方面有楼沪光主编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杜文远主编的《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等，在鲁迅杂文研究方面有阎庆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王献永的《鲁迅杂文艺术论》、彭定安的《鲁迅杂文学概论》、袁良骏的《现代散文的劲旅》等。这些新时期杂文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杂文学的建立、成熟和兴盛。那久违了的现代杂文史上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建设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将会重新出现。
四、宽泛辩证的杂文观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认定一个事物只能有一种本质，而且它又是凝固不变的。其实并非如此。列宁曾摘录黑格尔如下论述：“人的思想从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期的本质到二级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这启示我们：本质是可以多级多向多层面的。以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可以窥见事物的多重本质；随着认识的深化，事物的本质也会多维多向地显现出来。我们对杂文本质特性的理解也应该如此。然而，由于现代杂文是在激烈复杂的思想、文化、政治斗争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杂文的社会功利性特别强。从瞿秋白到毛泽东，都把杂文视为一种战斗性的文体（如瞿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在其影响下，人们也习惯于把杂文看作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是一种战斗性的文体”（1979年版《辞海》“杂文”条目）。这就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二是对杂文创作自身艺术规律的忽视。
纵观古今中外的杂文，真正“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政治性、战斗性强烈的杂文毕竟不占多数（即使鲁迅也是如此，他无疑写了不少这类杂文，但他大量的杂文是对人情世态的评论，对中国国民灵魂的解剖，对社会伦理道德和旧风陋习的针砭，这些都同“急剧发展的社会事变”并无“直接”的关系），绝大多数是纵谈国计民生、历史人物、学术文化、民俗人情、草木虫鱼，大大越出了政治的窄小疆域，而驰骋在文化的广阔天地里。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虽然大力倡导“匕首和投枪”式的战斗杂文，但他也指出人们除了“战斗”和“劳动”之外，也需要“休息”和“愉快”。从“五四”至建国前，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钱钟书、梁实秋都是写作知识性、闲适性和趣味性杂文的高手。但是，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那些有着理性批判精神的杂文不时成为批判对象，那些有益无害的知识性、闲适性、趣味性的杂文随笔，更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而被否定禁绝了。秦牧在1959年就曾呼吁，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文章，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享受、情操的陶冶”，他说：“如果一个人一天有一点儿时间在闲谈、下棋、看花、打康乐球并不算做‘脱离政治’的话，为什么在出版物里面登一些拉杂闲谈的知识性的文章，就叫做‘脱离政治’？”〔11〕
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泛宽松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为全社会接受，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纵意而谈、雅俗共赏的杂文随笔小品才日渐旺盛起来。杂文家谢逸认为：“从内容看，摆生活，谈思想，发感慨，抒衷情，天文地理，花鸟虫鱼，学术理论，历史政治见解等等，都可以用杂文形式去写，有的不妨投一下枪，但更多的却以心平气和如谈家常为宜。”〔12〕
这是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和气氛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也相应转变。虽然杂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使命并未改变，但是，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选择趋势，既需要严肃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也需要健康向上的闲适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杂文随笔。尤其是当今时代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们精神疲惫，心理失衡，更加渴求心灵的慰藉，这类杂文随笔便成了“理想的精神度假村”（柯灵语）。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矫枉过正，“使杂文成为市井文化的小小点缀，成为没有脊梁的狮子和拔掉利爪的雄鹰”〔13〕。
五、文化专制和艺术民主，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杂文命运多舛，经常受到极其苛刻的指责和批判，“成了不仅要承担风险，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凶险的领域。许多卓越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杂文家，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为杂文献出了生命，真是‘头颅掷处血斑斑’”〔14〕。因此，杂文家林放在1981年说：“回顾二十多年来的‘杂文史’，倘从消极方面吸取教训，那么，可以得到一条‘经验’：写杂文是要担当一定的风险。为了个人的安逸和太平，洗手不干是上策。”〔15〕
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批判，就有过火斗争的表现，把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甚至把被批判者一下子打成“反革命集团”。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序》和《按语》，开创了把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的先例；1957年“反右扩大化”，又把许多著名的杂文家错划为“右派”；1958年《〈再批判〉编者按语》，重提15年前延安对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人“反革命的文章”的批判；1963年12月12日和1964 年6月27日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文艺的成绩，严厉批评文艺界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直至发动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无情批判，“从‘剿灭’所谓‘三家村’开始，扩大至于株连全国，到处揪挖所谓‘三家村’的‘分店’和‘伙计’。杂文成了不祥之鸟，被称为‘杂家’的几乎被一网打尽了”〔16〕。这种“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实施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从根本上摧毁了当代杂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当代杂文家屡遭厄运，命运多蹇，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专制主义和缺乏艺术民主有关。“杂文似乎还未能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批判的功能，不少杂文作者恐怕也还未能完全免除‘下笔如有绳’之感”〔17〕。杂文家牧惠指出，长期以来，杂文理论的出发点和主要根据是“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但是，一个“给”字说明，文艺家并非天然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既然是“给”的，当然可以时多时少，甚至随时收回。何西来指出：“社会不义的存在固然是杂文生长的沃土，但还要有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从五十年代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严厉的毛泽东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文字之狱迭起。文化专制主义的浓云，铅一样沉重地压着文化界，压着几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舆论受箝制，思想不自由，文网之密，文禁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杂文。”〔18〕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这段悲剧的历史绝不能重演。
六、新闻出版事业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新闻出版事业对杂文的重视、倡导与否，对当代杂文的兴废存亡、生死荣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当代杂文史就是报刊杂文史”。当代杂文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就形成于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增设文艺副刊后，改版第一天副刊稿约的第一条就是：“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当时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工作的胡乔木特别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副刊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杂文这一文学形式。《人民日报》参考过去《申报·自由谈》的经验，将杂文加上花边，放在副刊的显著位置。从1956年7月1日至1957年6月6日，不到一年时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发表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 邓拓、徐懋庸、巴人等作家的杂文500多篇，影响之大，实属空前。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纠正了建国以来报刊忽视杂文的偏向，促成了当代杂文创作的第一次繁荣兴旺。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和迫害，使许多报刊对杂文敬而远之，杂文园地日趋萎缩。到了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渐趋宽松、和谐，杂文创作便迎来了兴盛繁荣的可喜局面。许多报刊纷纷开辟杂文园地，著名的有《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文汇报》的“笔会”副刊，《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南方周末》的“芳草地”副刊，《北京晚报》的“百家言”专栏，《新民晚报》的“未晚谈”专栏，《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专栏，《文汇月刊》的“自由谈”专栏，《现代作家》的“乱弹”专栏等，而且，1984年10月2日， 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门刊登杂文的报纸《杂文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创办。臧克家说：“《杂文报》为杂文开路，打响了第一炮，响应之声，不绝于耳，足征时代需要，读者欢迎。杂文，这个文学品种，在众人眼目中，附庸蔚然成了大国了。”〔19〕1988年吉林省杂文学会出版了《杂文家》双月刊（现已改名为《杂文选刊》月刊），1994年安徽省淮南市文联出版了《杂文》双月刊（现已改名为《语丝》）。此外，四川省杂文学会出版《当代杂文》报，湖南省衡阳市杂文学会出版《杂文与生活》报，都为新时期杂文的发展和繁荣贡献了一份力量。
上述推动和制约当代杂文发展的六种基本关系，实际上包含着杂文家主体和社会客体这两个基本方面。一般说，前三种基本关系，主要取决于杂文家的主体状况，后三种基本关系则取决于社会的客体。当然，任何独立主体，决不能超时代超社会、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地存在，他们必然受制于也受惠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社会的思想解放和变革运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社会客体对独立主体的支配和制约不是绝对的。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极“左”思潮支配了整个思想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主义垄断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垄断了全部精神文化产品的制作，但是，真理如同阳光，谁也无法剥夺。即使在那不堪回首的“疯子带着瞎子走路”（莎士比亚语）的十年浩劫里，仍有如恽逸群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独立思考，以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写作杂文。就中国当代杂文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看，现代理性批判精神是至关重要的，是杂文的生命，决定着当代杂文的消长、兴衰和起伏。
注释：
〔1〕公刘：《孽缘——我和杂文的一段亲情》， 见《不能缺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2〕秦似：《秦似杂文集·前言》，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
〔3〕于浩成：《我与杂文》，见《杂文创作百家谈》， 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4〕胡其伟：《杂文的苦乐及其它》，同上书。
〔5〕〔14〕唐达成：《散文杂文的繁荣时代必将到来》， 《散文世界》1989年第7期。
〔6〕何西来：《论当代报告文学大潮中的理性精神》， 见《文学的理性和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7〕〔18〕何西来：《当代中国的理性和良知》，同上书。
〔8〕朱铁志：《杂文的政论 政论的杂文》， 《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9〕黄裳：《杂文的路》，见《杂文创作百家谈》。
〔10〕黄秋耘：《刺在哪里？》，见《黄秋耘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11〕秦牧：《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见《花城》，作家出版社1961年6月第1版。
〔12〕谢逸：《点化》，见《杂文创作百家谈》。
〔13〕朱铁志：《论新时期杂文、散文的相互渗透》，《杂文报》1994年7月12日。
〔15〕〔16〕林放：《杂文之春》，《文汇报》1981年5月3日。
〔17〕胡靖：《龙与杂文》，《杂文界》1988年第6期。
〔19〕臧克家：《夸〈杂文报〉》，《杂文报》198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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