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建设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1-0041-09
“生态的”(Ecological)一词来自“生态学”(Ecology)，其中的“Eco”来自希腊文，意为“住所”，这个词是德国科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在其《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首先提出的。这个词被译成“生态”，意为“生存状态”是很贴切的。最初这个词指的是生物群落的生存状态，包括一个生物群落与其他生物群落的关系，以及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完全是一个生物学名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到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的自然环境问题愈来愈明显和严重，人类生态学就愈来愈受到关注，研究的人也愈来愈多，但在称呼上仍简称生态学或生态问题，极少称人类生态学或人类生态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关注经济建设与生态的关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中央的倡导得到我国理论界的热烈响应，近年来各个理论领域都开展了对建设生态文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了建设生态文明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问题。人们从正反两方面思考这个问题：过去在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时为什么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上出了什么问题？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方式、什么哲学思想为指导？人们给出了许多答案：有的认为过去指导现代化的哲学思想是机械论哲学，现在应该以有机论哲学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过去是实体哲学，现在应该是过程哲学；过去是线性思维，现在应该是非线性思维；过去是简单化思维，现在应该是复杂化思维；过去是天人对立或主客二分哲学，现在应该是天人合一或主客统一哲学；过去是斗争哲学，现在应该是和谐哲学；过去是人类中心主义，现在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去是机械主义，现在应该是系统论；过去是现代思维方式，现在应该是后现代思维方式；也有人认为过去犯了一些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错误，现在我们应该认真地、正确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我是赞成最后一种答案的，其他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甚至有不正确之处。本文不准备一一研究和评论这些答案，只准备对最后一种答案作一系统而简短的阐述。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前曾遭到歪曲；但自从改革开放之初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就明确恢复了。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犯过不少主观主义和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但其哲学基础始终是辩证唯物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基础无疑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呢？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非常丰富，可以说，它的每一个原理对于建设生态文明都具有指导意义，一篇短短的文章难以一一论述，我认为以下五项原理足以代表辩证唯物主义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作用。
一、物质世界及其一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物质世界就是广义的自然界，亦即整个宇宙，它的一般规律就是辩证规律，存在于它的一切领域。我们从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承认这个世界及其辩证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第一个前提。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前提完全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谁不以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呢？至于规律，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辩证规律，但规律意识总是有的。这个前提确实是老生常谈，然而当人们检讨我们在从事现代化建设中为什么会忘记生态问题，会破坏生态平衡时，往往会忽视这个前提的作用，不了解许多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个前提，特别是由于不懂辩证规律的缘故。看来，有些老生常谈是必须的。
这个原理其实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首要观点，它在实践中的运用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简称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实际上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足够重视并遵循这个原理，许多严重的乱挖乱采、滥砍滥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恶果原本是可以避免或减缓的。然而长期以来，这个原理虽然还存在于书本中和口头上，实际上却是被忽视的，甚至是被否定的，理论界尤其如此。
在西方现代历史中，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辩证唯物主义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实证主义思潮，怀疑甚至否定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到20世纪，这股思潮在西方哲学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命题无真假可言，特别是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而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更遭到猛烈的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此截然不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极好的作用。虽然它后来备受尊崇，但也遭遇了“左”倾思潮的夸大和歪曲，甚至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掩盖，其积极作用无法发挥。真理标准的讨论恢复了实践标准的权威，使之成为改革开放的哲学先导，这也意味着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地位。人们公认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表述形式。但是，这并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已充分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切领域，已充分贯彻到生态文明的建设之中；恰恰相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生态方面的失误，正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下面，我将以2009年2月下旬发生在江苏盐城的饮水污染事故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资料来自当时多种媒体，不一一标明)。
2009年2月20日上午，江苏盐城饮水被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废水污染，不能饮用，水厂停水，停止供水人口20万人，经过调查治理，才于23日开始供水，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深浅三个层次：首先是水厂工作环节上有疏漏，未及时发现水源已被污染，让其引入水厂，导致饮水被污染；其次是当地环境部门疏于防范，未及时发现有关化工厂偷偷把污水放入水源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作祟。江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些污染较严重工厂外迁，给经济比较落后的盐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如盲目接纳这些工厂，就要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当地政府在考虑接纳这些工厂时，虽然文字上和规划上都明确表示要防止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但实际上缺乏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实践中做不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有机结合。盐城地区政府当初划出一片土地来接纳外地迁来工厂时就给它取名“生态科技园区”，章程中还明确否定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观点；可是这个生态园区偏偏位于盐城水源的上游，这就说明他们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是主观主义的、片面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全面的，仍然是经济先发展起来再说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经济发展只能是非科学的发展，这种发展无法不导致生态事故的不断出现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前面已经谈到一些学者对导致物质生产中出现生态问题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是他们只看见此方是片面的，看不见彼方也是片面的，如只看见还原论是片面的，看不见整体论也是片面的。我们不能从还原论的极端走向整体论的极端，而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科学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把这种思维方式贯彻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切方面，贯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方面。下面我们将分别论述这种思维方式在几个重要领域的表现。
二、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但又离不开自然界
这个原理指明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方面是分，另一方面是合；只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远古的类人猿在环境的变化中，经过劳动的磨练，逐渐演化而来的。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首要特征是改造环境使之满足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其他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当类人猿逐渐获得这种改造世界的特征时，就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人类最初并不认识这种分化，不认识自我，因此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认识就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突破。但是，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脱离自然界而成为与自然界并列的东西，他的存在离不开自然界(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土地、河流、城郭、居室、用具均来自自然界)，他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它的唯一资源)，他实在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所谓改造世界，实际上是使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使世界与自己一致起来，就是说达到自然界与人类的统一。人类社会的生产史就是人类不断与自然界分化开来，对立起来，又一致起来，统一起来。人类在生产中与自然界不断地又分又合，缺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无论在古代，在今天，在东方，在西方，都不能例外，不如此，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或毁灭。
人类自出现以来，生活、繁衍至今至少几十万年而绵延不绝，这说明人类基本上正确处理好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分与合的关系。但由于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时期，人们急于求成，往往犯“先发展，后治理”，甚至犯“只发展，不治理”的错误，造成了许多生态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导致1990年代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刻反思。
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之所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严重，其思想根源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之所以高于东方，就在于西方人自古以来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和对立起来：人是主体，是征服者，而自然界是对象，是被征服者，人类贪得无厌地剥夺自然界，把自然界看做奴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则相反，他们主张主客合一，视自然界为人类的朋友，因此东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虽然不及西方发达，但生态环境保持得比较好，生态问题不严重。在中国古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叫做天人相分，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叫做天人合一。20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天人相分的思维方式日趋主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可以补救天人相分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应以天人合一取代天人相分的思维方式。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以天人合一取代天人相分就未免以一种片面性取代了另一种片面性。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如果没有人类社会从自然界(天)中分化出来，何来天人合一？而人从天分化出来之后，又必须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人的实践必须与目标一致，才有正确的认识和成功的实践。中国文明史之所以绵延5000年而不断，不能仅仅归功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没有天人相分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不可能的。人们一般认为孟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但他也有许多正确处理天人相分关系的论述，例如，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子是中国古代主张天人相分的著名代表，认为自然界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应根据其规律改造之以满足人的需要，反对把自然界作为偶像来崇拜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但荀子也主张保护自然，他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这就是说，要先保护自然界，再利用自然界。他还进一步说：“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这近似于现代在某些地方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思想，在他看来，不利用自然界对人类可能是最有利的。这些材料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充分认识到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是不可分的，两者的结合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三、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社会的产物
这是关于个人与社会，即人与人之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于正确处理生态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某些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还是全人类社会，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人构成，没有具体的个人就没有社会。那么，是不是先有一个个离开社会的个人，再由他们构成社会，像成立一个社会团体那样由个人自由参加而成的呢？否。科学告诉我们，最初的人类社会不是先有非社会的个人，然后再由他们构成社会，而是由类人猿的社会演变而成的。个人与社会从人类社会出现之初就是互相依存、无法分离的。人类的繁衍也是如此。婴儿呱呱坠地之后还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他只具有人的生理器官和本能，还不是真正的人，他之成为人完全是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由社会培育的结果，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如果不是在人类社会中成长，他可能具有人的血肉之躯，但不具有人的本质和各种人性，就是说，是一个高等动物，而不是人。因此，从时间上讲，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我们无法说个人与社会谁在前，谁在后；就人类社会出现以后而言，任何个人的出现总是在社会之后，个人总是出生和成长于社会之中。总之，没有赤裸裸的自然人，人总是社会人。
人一生除了总是要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外，还要不断处理人际关系，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多种多样，有生产关系、家庭和姻亲关系、工作关系、组织关系、朋友关系等等；还有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又有行业关系、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国际关系等等，难以尽数。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呢？
根据以上分析，显然，社会是整体，个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小“细胞”；个人从属于社会，虽然社会离不开所有的个人；社会在前，个人在后。因此，社会的利益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根本的，个人的利益应该受到充分尊重，但它毕竟是局部的、非根本的。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利益都应得到完全的实现；但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应该把社会利益摆在首位，我们把承认并坚持这种态度的思想称作社会本位主义，简称集体主义；而把承认并坚持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的思想叫做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在一国之内，各种集体呈现出层次的不同，全国是最大的社会，其中是大小地区的社会，最小的是自然村(乡村)或社区(城市)的社会。大小地区的关系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有两种观点，可以名之为全局本位主义和局部本位主义，这两种观点相当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集体主义在社会道德伦理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原则，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个人主义被认为是错误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并不错，但集体主义并不意味着轻视个人利益，恰恰相反，集体主义应该同样重视个人利益，因为集体利益最终是由全部个人利益构成的，只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应该把集体利益摆在首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集体利益被夸大到与个人利益对立的地步，只要重视个人利益就被看成个人主义，这就过分了。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改变，个人利益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个人主义，而抛弃集体主义，这又过分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集体主义，但也应重视个人利益，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应该得到正确的处理：集体主义能否扩大到国家范围以外，甚至扩大到全人类？我们认为，这在今天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今天，世界被划分为200多个主权国家，各国除主权而外没有更高权威，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全人类社会只是各国社会的总和，不是由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结合起来的全局、整体，关于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的原理不适用于国际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全人类利益纯粹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温室效应这类涉及全球各地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至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有效处理这类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由两国或多国协商处理。
我们这里讨论正确的人际关系原则问题，是为了正确处理生态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问题。有些问题表现为生态问题，但实际上是人际关系问题，必须有人际关系原则的指导才能正确解决，这类问题往往涉及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或地区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或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或当代人与后代子孙的关系，这类问题作为纯粹生态问题是难以正确处理的。
前面谈到的盐城饮水被污染事件所涉及的就是局部利益(化工厂利益)和全局利益(盐城地区的利益)的矛盾。许多化工厂往往不是当地的而是从发达地区迁来的，这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无疑是有利的，但化工厂的废弃物一般都会严重污染环境，这种情况就涉及两个地区的利益关系问题。化工厂污染环境，侵犯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其实这不仅损害了他人，也损害了自己，因为他们自己也要饮水。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当代与后代利益冲突，这些是在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当前的利益，而比较忽视长远利益和后代利益，有时是无暇顾及，有时是当时还未发现。实际上，除了那些纯粹由于自然变故如地震、火山爆发、小行星撞击等造成的环境破坏之外，生态问题都是或部分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都涉及人际关系。因此，前面谈到的这些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对于正确处理生态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应用这些原则都要具体分析各种情况，妥善处理，而不应生搬硬套，简单行事。
四、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指导
这是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原理，对正确解决生态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人类生态问题中，实践与认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乃万物之灵，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认识能力，能思想，即有理性，用西方哲学家的话来讲，人的本质是理性。人们不大去追究理性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硬要问，最方便的回答是：理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生成的。马克思是人类认识史上提出实践是人的本质的第一人，认为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差别是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总是社会的。实践的最确切含义是对世界的改造。动物的生存与发展依赖适应环境，而人则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需要。人的一切主观活动——思维、评价、好恶、喜怒哀乐均可以从实践活动中找到根源。这一观点后来逐渐为科学所证明，恩格斯在世时尽可能用当时的科学成就来论证这一观点。这些情况今天已为理论界所熟悉。
我们现在谈到的生态，实际是人类的生态，而不是动植物的纯自然的生态。人类的生态与动植物的生态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人类的生态中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在人类出现的初期，实践对生态的作用还不很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实践对生态的作用就愈来愈大，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愈来愈快，愈来愈大。实践对生态的影响，从整体上说，是良性的。在人类刚出现的“洪荒”时代，这个地球的生态对人类是严峻的，是人类的智慧和双手把它变得愈来愈适宜于人类居住和生活，使人类得以休养生息、世代繁衍，绵延至今。在人类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多次出现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这类事例中外都有很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在古代都曾经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的农牧业发达地区，后来由于不合理的开垦和砍伐，逐渐变成了干旱贫瘠之地。中国黄河流域也是如此，它曾经是土地肥沃、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大规模开垦、滥砍滥伐，虽曾使农业盛极一时，生态却遭到严重的破坏，黄河成为一条水土严重流失、永远浑浊的黄沙之河。但由于那时科技不发达，人类改造环境的力量有限，有些环境污染不太严重，已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解决；有的虽然比较严重，但人类仍然有办法加以弥补，从而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或者干脆迁移到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去。但是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生态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空前严重起来，环境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全球性问题。1952年12月，英国伦敦出现了一次严重烟雾事件，4天之内死亡人数比常年同期多出了4000人之巨。日本、美国及其他工业国家发生了多起由于工业生产而导致的严重公害事件。20世纪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工业大发展行列。近年来国际上谈得很多的大气污染及其后果——温室效应、冰层融化、冰川后退、海平面升高，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又如雨林不断消失、沙漠化扩大、沙尘暴也是人类造成的国际性生态问题。总之，20世纪由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的生态问题，其范围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19世纪及其以前，其恶果反过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0世纪以后，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及其可能的前景引起了许多人士的注意，一些科学家尤其关注。少数科学家甚至认为人类的活动如不改弦更张，长此下去，生态环境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详细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造成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果，引起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响。1968年成立、拥有几十名各国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罗马俱乐部，以“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困境”为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讨论，写成多篇报告。其中，由美国科学家D.H.梅多斯主持，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根据一些数据作了论证，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增长极限将在100年之内到来。为了避免由于增长极限的到来而产生的“崩溃”结局，人口应稳定在1975年，工业资本的增长应停止在1990年，否则“崩溃”无论如何不会推迟到2100年。这个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些赞成者甚至主张彻底否定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技术负增长，回到中世纪和古代田园时代中去。多数科学家反对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惹的祸还得由科学技术来解决，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还得在实践中解决。两种观点展开了世界范围的争论，至今不止。
悲观主义观点虽然不是毫无道理，但显然是过分了，盲目乐观主义观点也不能真正克服人类的生态危机，关键在于正确地、辩证地把实践与认识结合起来，而悲观主义与盲目乐观主义都把认识与实践分开了，对立了。悲观主义夸大认识指导的错误，主张完全抛弃认识的指导；盲目乐观主义则忽视认识指导的错误，崇拜实践的自发性，否定了认识正确指导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所有生态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认识上有了错误，例如对森林乱砍滥伐，对矿山乱挖乱采，或者由于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看不见将来的危害；或者是出于某种私心，只顾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利益。因此，要克服这种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生态问题，正确的作法不是根本不要认识的指导，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千方百计加强认识的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正确的作法不是把认识与实践分离开来，而是使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
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和有远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家机构采取的就是这种认识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态度，力求深入研究和认识生态问题，以科学的结论为指导，借助已有的经济、政治、科学、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有两种并行而又互相推动的力量，一种是科学家们的研究，一种是各种政府的和民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学术的和行动的、多国的和全世界的组织和会议的活动。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愈来愈深入，生态意识在全球愈来愈普及，愈加证明：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依靠实践与认识、科学的结合，两者的分离是一条死路。联合国自建立以来，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先后组织和召开了许多全球性会议，通过了若干号召共同努力改善人类生态环境的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理念，这些都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中国鉴于环境问题的增多，除尽力配合各种国际活动外，也想方设法宣传和研究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制定各种法规来保护生态环境。21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包含了关于发展的科学性思想，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们改造自然界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就是说以科学为指导。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使科学指导改造自然界作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得到了国家规划的保证。认识、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现代经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已得到世界性的广泛共识，全球性生态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五、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人是评价的中心
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论者认为生态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就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作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作主人，把自然界视作奴隶，人类像奴隶主役使奴隶那样敲骨吸髓似的剥夺自然界，摧残自然界，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保护自然界，我们应抛弃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视作朋友，不要把它视作价值对象，人类与自然界是平等的，这就是人类非中心主义。其实，人类中心主义自古已有，唯心主义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它和人类中心主义一起遭到唯物主义的反对与驳斥。
在我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是非不能一概而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世界观，毫无疑问是很荒谬的，但作为价值观或者说在人类实践范围之内，则是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坚持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的自觉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即离不开对目的的评价。评价当然要围绕人来进行，即以人或人的需要为中心来进行。这里的人泛指人类社会，说到底就是全人类，并不等于个人；因此以人为中心不能被理解为以个人、自我好恶利害为转移，并不意味个人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的贪欲。评价应以人类社会的利益为标准，这是不能含糊的。
发展经济是人类实践的主要活动，其中生态问题的评价标准也只能是人类社会的利益，不能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作用。为什么呢？生态环境是否完整的评价标准只能以人为中心，以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标准，而动物与植物的生存与发展应以是否有利于人为转移。前面曾指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状态问题，而是人的生态问题，其中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物是价值客体。所谓“生态平衡”是指最适宜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所谓“生态环境被破坏”是指生态环境的变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在人的生态环境中，某种动物或植物并不具有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如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减少对人不利，则应保护之，使其得以生存和繁殖；如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增加对人不利，则应限制其发展，甚至消灭之。人的生态环境的平衡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人类与各类物种平等相处的绝对的模式，它永远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用实践的手段经常加以调整而达到的相对的平衡。
“以人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原则，按照大家的理解，就是指我们的科学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归人民共享，就是说科学发展的目的、主体和目标是人民。简单讲，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而人民是就其最广泛意义讲的，小是全部中国人，大则是全世界的人。如此理解，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能是什么呢？还应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丝毫无损于发展的科学性，其中包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如此，认真贯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只能是对环境保护的保证。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也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报告要求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其目标就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一地一时的局部利益和短暂利益；其结果将是全人类的生态环境日趋完善，不是全球生态的日益破坏和衰败。人类中心主义肯定了人类的权利，但是合理的权利，不是无限的权利；不仅如此，人类中心主义也意味着责任，不断建设人类生态环境使之日趋完善的责任。
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按传统的说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若加以更细的划分，则是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等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短短一篇文章当然不可能一一论述这些原理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只是简略地谈谈每一主要组成部分的首要原理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指导意义。我相信，如果科学的哲学理论能够正确地运用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帮助我们深入地分析其中的生态问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定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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