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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各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议》。该协议明确各缔约国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性应对，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摄氏度以内。巴黎协议的达成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构建了一个涉及世界近200个国家并指向2030年的全球性碳减排体系，进而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针对《巴黎协议》，以下重要问题亟待回答。第一，碳排放到底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世界范围的碳排放究竟是如何演进的？第二，应该如何认识《巴黎协议》的本质，其是否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第三，《巴黎协议》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维度将以何种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初步的答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经济学①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②具体而言，可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文献以博弈论作为主要工具，重点关注如何达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应对气候变化。③另一类文献则以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基础，探讨如何优化跨期选择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动态最优。④上述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把应对气候变化视为一种涉及跨期选择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仅从解决市场失灵和经济增长路径优化的角度来加以研究，而割裂了碳排放与产业变迁、国际分工乃至世界体系的联系，进而不利于揭示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因与协议的本质。为此，本文将借鉴环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展开分析。国外此类研究主要包括福斯特⑤、奥康纳⑥等人的文献，而国内则尚不多见。乔晓楠等⑦曾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南北关系的影响。谢富胜等⑧指出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但是上述研究显然还未曾涉及新近达成的《巴黎协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基于产业变迁和碳排放的双层分析框架，进而将巴黎协议置于世界体系演进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本文共包括五个部分，具体如下。本部分提出问题，梳理相关文献，指出创新点、第二部分回顾160年碳排放演进的历程，解释工业化、碳排放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结合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分析伴随国际产业转移的碳排放转移。第三部分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角度分析《巴黎协议》达成的原因，并基于对《巴黎协议》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方案测算未来世界碳排放的情况，进而揭示《巴黎协议》的本质。第四部分从各国能源结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世界体系三个层次逐步递进，分析巴黎协议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碳排放的逻辑：一个伴随世界产业变迁的简史 1.大国崛起、工业化与碳排放：1850～2012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崛起至关重要。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吸收最为先进的技术，提高效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工业化也将改变生产组织方式，使规模经济的效果得以显现，突破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延展，促进优胜劣汰，经济活力与潜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当然，工业化所体现出的生产效率与动力的变革密不可分，因此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其中化石能源的消耗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从碳排放的视角来审视工业化以及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两组百年碳排放变化历程，从中不难看出工业化、世界工厂的转移以及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图1为1850～1950年英国和美国的碳排放变化情况。在1890年之前，英国的碳排放量一直高于美国，但自被美国反超之后，英国与美国的碳排放增量差距持续拉大。众所周知，英国因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崛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末期，到了19世纪中期，各种生产技术进一步完善，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攫取了海上霸权的英国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拓展殖民地，获取廉价的生产资料与海外市场，成就了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然而，在19世纪末期，英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1853～1873年的1.95%下降至1899～1913年的1.70，同期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从2.70%下降至2.00%，制造业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1.85%下降至0.90%，而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率则从1853～1877年的3.30%下降至1873～1899年的1.6%。⑨此时，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其充分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发展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1870～1913年，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与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4%和4.70%，均高于英国（分别为1.9%和1.2%）。⑩虽然在1918～1945年两国的碳排放量均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因为此时恰逢资本主义世界的多事之秋，不仅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还在1929～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但是这仍无法改变美国碳排量超越英国的长期趋势。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已经全面超越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美国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的近60%，工人总数的30%以及固定资产总额的50%，其中制造业的生产率是英国的8倍，煤炭的生产率比英国高3倍以上。(11)因此，在1950年时美国的碳排放总量是英国的近5倍也就顺理成章了。 图2为1902～2012年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变化情况。这110年间，中国的碳排放变化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02～1948年，此间年均碳排放量为36.88Mt，其中从1932～1942年，碳排放经历了一个上升期，这说明民族工业在该时期有所发展，但是之后由于战争又快速下降。第二阶段为1949～1977年，该阶段碳排放量保持上升态势，1977年达到1 281.80Mt，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排放量的约20倍，此间年均碳排放量为535.20Mt，已经接近英国同期的年均碳排放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特别是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得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均有显著增强。第三个阶段为1978～2001年，该阶段碳排放量从1456.12Mt上升至3725.55Mt，年均碳排放量为2 426.16Mt，约为美国同期水平的一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因改革开放驶入了快车道，国有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外资企业引入，共同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 602.90亿元增长至2001年的43 469.80亿元，增长了26倍。第四个阶段为2002～2012年，该阶段碳排放量从3 966.66Mt上升至9 312.53Mt，并于200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12)上述数据反映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工业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47 310.70亿元增长至2012年的204 359.50亿元，增长了3.3倍，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从经济成就方面来看，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跃居第一位，2014年中国GDP为10.35万亿美元，2倍于日本，3.5倍于英国，7倍于韩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2014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在二战之后确立了其霸权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黄金20年”，因此这一阶段美国的碳排放量也快速上升。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经济陷入滞胀，使得美国的碳排放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处于大幅波动的阶段。此后得以继续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已经不如“黄金20年”时期。有趣的是就在中国碳排放量超过美国的2005年，美国的碳排放量也达到了历史峰值5 830.48Mt，然后开始转入下降阶段，这与美联储加息逐步引爆次贷泡沫，进而触发系统性风险，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联系。实际上，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速与碳排放总量增速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图3显示在1930～2012年上述两个增速的相关系数可达0.713。由于经济活动是导致碳排放的直接原因，所以经济增速也就成了碳排放增速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当美国经济因危机爆发而出现下滑时，碳排放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当然，除了经济增速的影响之外，其他影响因素肯定也存在，例如减排政策的推行。未来，如果美国兑现巴黎协议的承诺，那么即使出现经济复苏，碳排放总量应该也不会突破该历史峰值。
2.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与碳排放的大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结合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把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来加以认识，参见图4。第一阶段，美国作为“世界工厂”向欧洲的战胜国与战败国输出本国制造的商品，而马歇尔计划则一度成为欧洲国家购买美国商品的资金基础。在这一阶段，美国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不仅经济总量与制造业实力独步全球，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第二阶段，美国从一个净出口国变为一个净进口国，从向世界输出制造业的产品到输出最大的消费市场，而支撑这个世界市场最大买家的则是已经与黄金脱钩并且从贸易顺差国源源不断回流到美国购买债券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美元。显然，这一重要的变化为当前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贸易顺差国的产品有了一个去向，同时也为美国的去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当然，美国仅是此类国家的一个典型，英国以及一些欧元区国家也在后来效仿美国，为世界提供消费市场，而世界货币的信用则同样成为这种“双赤字”模式的根基。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
在上述全球经济模式的切换过程中，发达国家普遍经历去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海外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进程。因此，世界碳排放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表1给出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世界碳排放格局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发现，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占比从1971年的约2/3和1/3逐渐变为2012年的2/5和3/5。具体观察典型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碳排放量的占比均有所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占比均大幅上升。这说明国际产业转移实际上带动了碳排放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表2反映了世界及主要国家排放源分类的碳排放占比结构。对比近期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非OECD国家的工业（含制造业和建筑业）排放占比要明显高于OECD国家，此外能源转换（发电厂、供热所以及石油精炼）排放也略高于OECD国家。上述特点在典型国家中也同样存在。例如中国和印度在工业和能源转换两个部门导致的碳排放之和占总量的比例都超过80%，而在其他领域（商业、公共事业、家庭消费、农业）的碳排放却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见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集中生产部门，而发达国家由于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低，其在服务业和家庭消费领域则形成了十分可观的碳排放量。
三、资本主义双重危机下达成的《巴黎协议》及其本质 1.《巴黎协议》：一个全球性碳减排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谈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一些区域一体化经济组织。巴黎协议达成之后，足以构成一个与上述制度安排与组织机构同等重要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维度。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巴黎协议》针对的是全球性问题。由于一国的碳排放行为具有外部性，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又受各国排放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减缓、适应，还是资金、技术均属于全球性问题。第二，《巴黎协议》涉及国家数量众多，且将长期影响世界经济。截至巴黎会议（UNFCCC缔约方第21次大会，即COP21）召开之前，已经有187个国家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仅有8个国家尚未提交。并且，就已经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来看，基本都指向至2030年的减排目标。由此可见，巴黎协议已经可以称为一个全球性的碳减排体系。 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议》最重要的差异就是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施加了一个新的约束。之前的《京都议定书》只有40多个国家需要推动减排，而巴黎协议则为近200个国家共同减排。从上述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更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后来由于参议院没有核准，又于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此后，美国的态度一直不甚积极。一方面，美国在UNFCCC下的COP会议上推崇“双轨谈判”策略，即要求发展中国家需要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减排责任。另一方面，以诺得豪斯（Nordhaus）(13)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反对《京都议定书》数量型的减排政策，主张另起炉灶采用价格型减排政策，意图攫取国际碳减排体系的主导权。此次《巴黎协议》虽然使得美国放弃了另起炉灶的企图，但是却加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进而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全球的碳减排体系。那么，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全球性碳减排体系呢？本文将从资本主义当下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入手展开分析，结合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揭示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达成《巴黎协议》的意图，以加深对《巴黎协议》的理解。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巴黎协议》促进贸易再平衡 虽然美联储做出了加息的决定，但这并不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证据。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确实有所起色，可物价水平在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依然在低位徘徊，甚至PPI从2014年12月开始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确实从2009年10月的峰值10%下降至2015年11月的5%，可是同时还伴随着劳动参与率从2008年的64.9%降至2014年的62.9%。从这种“奇怪的复苏”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息问题上美联储会如此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本文的观点是《巴黎协议》的达成有利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再工业化难以有效推动的条件下，实现贸易再平衡，因此推动《巴黎协议》的达成是一种应对经济危机的尝试与策略。 由去工业化导致的贸易失衡以及债务高企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伯南克发现一国贸易盈余与其房地产价格指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一国贸易顺差越大，其房地产价格指数越低，贸易逆差越大，其房地产价格指数越高。这揭示了贸易失衡与房地产泡沫以及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但与伯南克不同，一些研究发现导致贸易失衡的原因不是汇率或者储蓄率，根源在于美国等国以去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变迁。(14)美国的去工业化无论在产值层面还是就业层面均有体现。产值层面的影响导致相关产品国内供应占比的下降，而就业层面的影响则是就业越来越依赖服务业。但是，不同服务业收入水平差距悬殊，这从金融、房地产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餐饮零售等“低附加值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可见一斑。因此，就业的去工业化加剧了贫富分化，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40以下上升至接近0.48。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是递减的，而恰恰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支撑消费的方式就是让低收入者透支未来，为了配合这种变化，美国还出现了“银行转型”。这样，国内供应降低，但需求增长持续，所以贸易必然出现逆差。当美国的支柱产业从钢铁、建筑和汽车变为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时，与庞大消费需求对应的必然是工业品的大量进口，并且与经常账户逆差相伴的必然是资本账户的顺差，即家庭、金融、政府等部门全面地加杠杆，利用美元信用，扩张债务规模来维持消费以及金融利润支撑的经济增长。长此以往，必然发生信用断裂导致的金融危机。 这其中包含着两个悖论。(15)其一是利息率悖论，即贷款者希望以低利率来降低融资成本，避免违约发生，而金融机构则依赖高利率创造出来的利润空间，并且高利率也有利于增强本国资产的吸引力，确保资金流入。因此，低利率与高利率就构成一对矛盾。回顾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就会发现是低利率刺激了次级抵押贷款人信贷存量的增长，又是高利率导致违约率不断攀升，而为了救市美联储又不得不连续降息。这充分说明去工业化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面临着利率两难。其二是就业悖论，即高失业率造成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会降低工人的谈判地位，有利于资本方提高剩余价值率，而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商品出清则会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依靠税收进行转移支付，进而降低税后利润，相反低失业率则会提高工人的谈判地位，虽然政府的税率会降低，但是剩余价值率也被压低，导致税前利润下降。由此可发现失业率、利润率与政府负债率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高企，甚至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利率悖论还是就业悖论，其本质都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的。对于工业资本而言，其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才能产生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得以运转的前提，然而为了提高利润率，又必须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排斥劳动，造成失业，进而影响市场出清。(16)这样的矛盾导致长期利润率下降，推动去工业化进程。 对于发生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实现贸易再平衡无非就是减少进口与增加出口。换言之，即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并削弱他国产业的竞争力。奥巴马早在其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使被寄予厚望的页岩气产业也还远不足以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柱产业，反而支持其发展的垃圾债券则有可能随着未来利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发生违约风险，成为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说明以下三点。第一，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如果要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必须要实现占比达GDP总量20%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部门的复苏，而占比仅为12%的制造业已经难以拉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第二，在短期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的成本结构根本不具有竞争力，如果强行再工业化，实际上就相当于做实美国经济大幅衰退。简言之，就相当于把美国人均收入降低到中国的水平，那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几倍，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几倍。第三，即使长期美国以第三次工业革命孕育出的某种新技术发展了制造业，只要这种技术及其产业排斥劳动，那么也无法改变社会的两极分化。近年来，“奥肯定律”的失灵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业带来的增长只能给少数人以高收入，即使制造手机、电脑的苹果公司在美国本土解决的就业也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同通用公司、福特公司曾经对美国就业的贡献相比。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却伴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于是，实现再平衡只能另寻他法，实施全球性碳减排就是一种重要的尝试。由于所有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国都需要进行减排，其承担的减排责任越大，必然减排成本越高，进而其商品的竞争力将被削弱，特别是能源结构倚重化石能源且减排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虽然美国自身也需要减排，但是美国由于其工业排放占比低，家庭排放占比高，所以对其自身冲击相对较小。并且家庭减排还会抑制消费与进口，反而有利于贸易再平衡。因此，从贸易再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推动《巴黎协议》达成的战略意图，与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等是相同的。 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以《巴黎协议》转嫁碳减排成本 当下全球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场生态危机，其影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进而形成气候移民；第二，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频发，造成农作物减产，引发粮食危机；第三，加剧干旱导致淡水供应缺乏，影响生产生活；第四，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并诱发瘟疫等传染病流行，甚至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斯特恩报告预测到22世纪初全球将因气候变化损失5%～20%的GDP。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则显示如果温度额外升高约2摄氏度，全球每年经济损失的不完全估算结果约为总收入的0.2%～2%（平均值±1标准差）。 引发这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17)进而导致工业文明是“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因此可以看到在英国以及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碳排放，在从1850年至2012年全球各国累积的碳排放总量中，英美分别占5.15%和26.80%，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Foster(18)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向自然界排出诸如温室气体等污染物，一方面又需要不断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能源与物质，当其排放的污染物不断累积并且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与自净能力时，必然发生环境退化，导致生态危机。上述情况可称为“新陈代谢断裂”，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将衍生出“积累的死循环”。奥康纳则基于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与资本扩张积累的无限性的矛盾，指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构成的“第二重矛盾”(19)。所以，福斯特才讲“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极限内）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自身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又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将碳排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然，被转移的污染物也不仅仅是碳排放，这也正是大量文献讨论“污染避难所”或者“污染天堂”的原因。这种产业转移包含着“第一重环境剥削”，其原因在于转移的仅仅是污染以及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专利技术以及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依然通过“全球价值链”或者“分割生产”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并且最终的产品市场依然由发达国家提供，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实现“不发达的发展”，既承接了污染又难以摆脱依附地位。在碳排放转移基本完成之后，再通过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框架之内，以实现碳减排成本的转嫁，进而构成“第二重环境剥削”。 “第二重环境剥削”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原本应该由发达国家承担的碳减排成本。其直接体现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削弱，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其经济增长与现代化进程受到碳排放约束的抑制，更加难以实现起飞与赶超，进而将长期地被锁定在依附于“中心”的“外围”分工地位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受到环境剥削”与“是否具有碳减排需求”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面对着生态危机，都有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但是，这却不能作为发达国家推卸减排责任的理由。环境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让导致污染的排放者将其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谁污染，谁负责；谁污染，谁付费”。然而，恰恰这个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却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如果发展中国家接受“第一重环境剥削”是为了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那么接受“第二重环境剥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巴黎协议》的达成依靠“自下而上”的机制，即各国申报自主贡献。这看似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选择，而非发达国家的“强制”行为。既然如此又何谈转嫁成本呢？对此，有两个关键点必须要加以关注。第一，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地球上所处的纬度不同，周边的自然环境也不同，因此气候变暖给各国带来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进而形成了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紧迫程度存在差异。于是，发达国家利用某些高紧迫程度国家（如小岛国家）的诉求，营造推动全球性碳减排协议达成的国际舆论，不仅实现了减排成本的转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第二，在产业转移所造成的“第一重环境剥削”中期转移的污染物并非只有碳，还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固体废弃物等其他污染物。其中，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这些污染物虽然也具有一定区域外溢效应，但是主要环境恶化影响还是作用于本地。因此，为了应对这些污染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进行污染减排，而污染减排又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例如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的减排就可以同时改善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巴黎协议》的生效需要满足“双55”条件，即至少55个缔约方批约，且这些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至少55%。从2012年世界碳排放的格局中可以发现，中美两国排放量的总和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以上。这说明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2014年11月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确认双方致力于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富有雄心的协议。在声明之中，中美两国提出各自的碳减排目标，并且上述目标也在巴黎会议之前，作为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提交。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达成《巴黎协议》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而言，提出的碳减排目标不仅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而且也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考虑。中国当下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严重的“雾霾天”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对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大气污染治理与碳减排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正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所讲，如果可以实现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目标，那么雾霾的污染则可以降低42%。(20)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污染减排，但是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对碳减排所具有的协同效应，实现部分碳减排成本的转嫁。对此，发达国家只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对技术与资金支持却常常推诿就是最好的例证。 4.《巴黎协议》的本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重环境剥削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构建起一个基于产业变迁与碳排放的双层分析框架。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并确立中心国家地位。之后在资本追求利润的动机下，发生去工业化，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双赤字模式持续加剧全球失衡。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阶段，全球碳排放总量开始飙升，构成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推动的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了，碳排放的大转移也开始加速。发展中国家为了抓住经济增长的机会，不得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降低环境标准，也承接污染转移，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遭受“第一重环境剥削”。当生态危机的形势愈发严峻之时，发达国家主张“双轨谈判”，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减排，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环境污染压力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迫切性，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签署《巴黎协议》，实际上帮助发达国家分担了碳减排成本，进而遭受“第二重环境剥削”。 衡量碳排放权利是否公平的关键指标是人均累积排放量，该指标既考虑人口因素导致的国别差异，又兼顾历史过程中一国长期排放行为的影响。因此，可以结合各国在《巴黎协议》中提出的自主减排贡献，对人均累积排放量进行测算。具体计算思路如下。第一，假设各国均可兑现本国的承诺，并且在未来每年均匀分配减排压力。第二，2012年之前的碳排放数据采用实际数据，2012年之后的数据采用估算数据，进而计算累计排放量。第三，人口数量以2012年该国实际人口数量作为基准。基于上述假设，表3给出了2030年碳排放预测值。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2012年还是在2030年，人均累积排放量发展中国家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虽然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说明发展中国家获得到了一定发展空间，但是至少在2030年时依然难以说实现了公平。
四、《巴黎协议》对世界经济的多层次影响 1.《巴黎协议》第一个层次的影响：能源结构 就世界整体而言，由能源使用引起的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95%以上，因此调整能源结构是实现碳减排的突破口。一次能源可划分为两类，即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前者的利用将导致碳排放，后者就碳排放而言是清洁能源。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非化石能源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在化石能源中，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也存在差异。煤炭（发电用一般煤）、石油（发电用原油）以及天然气（LNG）每万亿焦耳导致的碳排放分别为24.42t、19.14t和13.70t，如果使用上述能源发电则每千瓦小时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0.80kg、0.66kg和0.43kg。因此，基于碳减排的能源结构调整主要是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或者以天然气替代煤炭和石油。 表4给出2014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一次能源结构。第一，世界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为86.31%。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分别占化石能源的比例为34.79%、37.74%和27.47%，其中相对低碳的天然气占比最低。可见，提高天然气的利用比例还有较大的潜力。第二，基于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分别为82.15%和89.38%，差距并不太大。发达国家利用核能的比例要比发展中国家高6.51%，基本上与二者在化石能源利用比例方面的差距相等。但进一步考察化石能源内部的结构，则可发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煤炭、石油、天然气占化石能源的比例，发达国家依次为23.30%、44.99%和31.71%，而发展中国家依次为42.60%、32.81%和24.59%，说明发展中国家过多依靠高碳的煤炭，而较少使用低碳的天然气，相反发达国家则主要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第三，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各个区域利用煤炭比例最高的区域，即使如此，中国利用煤炭的比例还要比之高出近14%，煤炭支撑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的2/3，这是中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的是化石能源中天然气的利用比例，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更低。
当然，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之时，成本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在碳减排约束之下需要选择低碳且成本更低的能源来替代原有能源。以利用一次能源发电为例，涉及到的能源成本计算是极为复杂的。假设利用不同能源的发电厂设计的运行期限均为40年，计算收益的贴现率取值为4%，水利发电的设备利用率为45%，其他能源发电的设备利用率均为80%，则可知每千瓦小时的发电成本如下：水利发电为0.716 5元、煤炭火力发电为0.323 3元、石油火力发电为0.592 6元、天然气火力发电为0.344 8元、核能发电为0.301 7元。(21)虽然核电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初始投资非常高，并且对很多国家而言存在着技术壁垒。在化石能源中，由于天然气的成本和排放系数均低于石油，所以中国提出到2020年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 2.《巴黎协议》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国际分工 从水平分工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主要由四类国家构成。这四类国家分别向世界提供自然物、消费品、资本品以及消费市场，参见表5。美国与英国是提供消费市场的典型代表，其在自然物、消费品与资本品方面均呈现明显的贸易逆差，仅服务贸易为顺差。这类国家除美英之外，还包括一些欧元区国家。在欧元诞生之后，一些国家凭借欧元取得的世界货币地位，得以用低廉成本扩张信用，提升杠杆率，加之德国等国制造业对本土产业的冲击，加速去工业化，走上了依赖金融、房地产、旅游等产业的道路，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因此，这些国家不仅同美英一样，表现出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甚至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德国与日本是提供资本品的典型代表，虽然净进口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但是却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向世界输出化工产品、机械器具、精密仪器、运输设备等难以替代的资本品，进而获得可观的贸易顺差。这意味着即使需要承担碳减排成本，其也容易凭借技术垄断导致的定价能力将其转嫁出去。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福岛核事故之前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但是事故后暂停核电，不得不大量进口能源，因而转为贸易逆差。但是，其资本品出口的竞争力依然不可忽视。俄罗斯、沙特以及巴西是提供自然物的典型代表，这类国家无论是在资本品领域还是在消费品领域，均未建立起比较优势，因此只能依靠提供农产品、自然资源或者能源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当然，这类国家也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的相对垄断地位建立起国家竞争优势，但是却普遍受到国际能源价格与全球经济增速波动的较大影响。中国是提供消费品的典型国家，“中国制造”充斥世界，并且伴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国不仅是消费品的“世界工厂”，而且已经开始在某些资本品领域建立起国际竞争优势。当然，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差距还有待迎头赶上。 结合图5观察上述国家不难发现，提供自然物、消费品以及资本品的国家多能长期获得贸易顺差，而提供消费市场的国家则是主要的贸易逆差国。这不仅暗合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容易解释全球失衡。表6给出了主要国家能源进出口情况，从中不难发现《巴黎协议》将主要影响的国家。2014年，中国、德国、日本等主要贸易顺差国家的煤炭消费量分别为1962.4、126.5、77.4百万吨石油当量，分居世界的第1、4、7位，石油消费量分别为520.3、196.8、111.5百万吨，分居世界的第2、3、8位，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185.5、112.5、70.9十亿立方米，分居分居世界的第3、5、9位。上述贸易顺差国其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 此外，提供自然物特别是能源的国家，其贸易顺差的取得主要依靠能源出口。2014年，沙特和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分别为543.4百万吨和534.1百万吨，分别居世界第1和第2位，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原苏联国家原油净出口量分别为838.7百万吨和294.7百万吨，油品净出口量分别为85.4百万吨和137.7百万吨。当化石能源因碳减排被抑制的时候，这类国家的能源出口势必受到影响。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的情况可能较沙特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俄罗斯已经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32.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2位，2014年天然气生产量为587.7十亿立方米，居世界第2位，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净出口量为177.7十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位。如果各国提升天然气的利用比例，而降低石油的利用比例，俄罗斯则可能实现在降低石油出口的同时提升天然气出口，从而可以缓解巴黎协议对贸易的冲击。与俄罗斯情况类似的国家还包括伊朗，但是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可完全排除这些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可能。美英法意四国是主要的贸易逆差国，也是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2014年，美英法意四国的石油消费量分别为836.1百万吨、69.3百万吨、76.9百万吨、56.6百万吨，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759.4十亿立方米、66.7十亿立方米、35.9十亿立方米、56.8十亿立方米。此外，2014年美国的石油净进口量为258.7百万吨，英法意三国与德国一样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欧洲整体石油净进口量为510.2百万吨。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虽然在2014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却仍净进口33.6十亿立方米，英法意三国也皆为天然气净进口国，净进口量分别33.6十亿立方米、32.8十亿立方米、51.2十亿立方米。结合前文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由于去工业化，能源消费及其所导致的碳排放较发展中国家更多集中于服务业与家庭部门，因此这些国家削减碳排放也需要更多地从上述部门入手，这将导致消费市场收缩及能源进口减少。
3.《巴黎协议》第三个层次的影响：世界体系 《巴黎协议》通过改变世界经济秩序，以碳排放为约束，对各国的生产生活成本施加影响。特别是当减排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时，如果再设置技术壁垒，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势。当然，如果寄希望于以《巴黎协议》彻底扭转全球经济失衡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其平衡贸易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缩减逆差国的需求来实现，但全球失衡的根源则在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与信用扩张，巴黎协议显然无法改变这种长期的历史趋势。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巴黎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对立的问题。因为贸易失衡的问题在于去工业化，发生去工业化又在于工业资本的长期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下降的根源则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掠夺。显然，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是《巴黎协议》无论如何无法触动并且改变的，因此不能指望以其来拯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此外，《巴黎协议》对于美国而言，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副作用”，即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执行价值尺度功能的影响。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转变为世界货币。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价值尺度功能的基础是美国如日中天的制造业优势，即将其定价能力与本国制造业商品绑定。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及7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受到了日本与德国的冲击。反复出现的美元危机最终使得1971年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导致世界货币体系演变为牙买加体系，同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则成为一种纯粹信用货币。两次石油危机让世界看到了石油的重要性，而美元也迅速绑定石油，得以继续执行世界货币价值尺度功能。所谓“石油美元”正是对上述变化的一种形象描述。巴黎协议所推动的碳减排要求以天然气或者清洁能源替代石油，这将在长期弱化石油在国际大宗商品中的地位。由于美国本来就有丰富的能源储量，并且又致力于页岩气的利用，《巴黎协议》不会对美国的能源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其却将深刻影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原因在于向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天然气储量大国施加政治军事影响的难度要高于影响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两种贸易商品就是机械机器和资源能源，其占比分别为37.4%和35.0%。如果既没有制造业基础，石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被弱化，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必将变得更加脆弱。当前，美国之所以希望维持低油价并推动《巴黎协议》，无非是以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这里的短期利益是指一方面通过打压油价向各国输出通缩，另一方面配合强势美元与加息周期实现美元回流，进而共同促成美元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可是，这种方式只能是饮鸩止渴：如果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与作用被逐渐弱化，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把美国一步步推向更为严重的危机，而不是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去工业化和金融化导致的双赤字根本不可能长期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美元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信用攫取由他国创造的价值。所以，当下的美国已经不同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其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极高的寄生性，而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也因此显得愈发脆弱。这不仅是美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目前，全球经济的复苏无非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帮助美国重铸经济，修复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的美元信用，依然以美国作为世界消费市场，沿着原来的道路与旧有的体系继续前进。上述选择要求所有的贸易顺差国都向美国输血，帮助美国填补已经异常庞大的美联储资产、美元债务以及金融体系的利润缺口。对美国而言，只能是进一步扩大贸易失衡，使其经济的寄生性进一步加深，其作为霸权国家的经济基础进一步被弱化，其世界影响力越来越依靠政治军事影响力。其二是弱化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寻求新的增长空间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该选择要求贸易顺差国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而这意味着外部需求的收缩，至少在没有形成替代性需求之前，贸易顺差国需要经历经济增速降低的考验，同时国内的产业结构也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然，对美国而言，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会持续降低，美元信用扩张的世界空间被压缩，进而美国的经济霸权被逐步削弱，甚至坍塌。由此可见，前者与贸易再平衡根本就不相容，而后者虽然能够实现贸易再平衡，但却会导致美国逐步丧失经济霸权。因此，这构成一组关于贸易再平衡的矛盾。此外，这也说明《巴黎协议》无法帮助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并且会加速世界体系的变革。此外，从当前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所能实现的效果来看，与2摄氏度还有差距。虽然《巴黎协议》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就规避生态危机而言，依然任重道远。相比于减排相对较“硬”的约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方面的约束则要“软”得多，说明发达国家依然在推卸减排的责任并转嫁减排的成本。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碳排放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工业化则是经济起飞与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因此，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与能源结构之下，碳排放的本质既是一种引发温室效应、带来生态危机的污染行为，又是事关一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权利。本文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已经深陷双重危机，一方面去工业化已使其丧失实体经济的基础，导致长期出现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态恶化日益逼近。在此背景下，基于贸易再平衡与转嫁碳减排成本的目的，《巴黎协议》登上了世界舞台，作为全球性碳减排体系构成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维度，进而重新协调碳排放权利与碳减排成本。 对各国所提交的国家减排贡献进行粗略估算可以发现，至少从目前至2030年期间难言彻底地贯彻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虽然达成机制为“自下而上”，自主申报，虽然其纳入了资金与技术转移的相关内容，虽然其也为发展中国家留出了一定的碳排放空间，但在这些表象掩盖下的依旧是历史累积排放量的不平等，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与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进行第二重环境剥削。同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难以实现，只能依靠改变世界经济规则来推动贸易再平衡，但依靠《巴黎协议》也无法规避经济危机，更不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走向。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艰苦奋斗，中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适时推动改革开放，抓住了西方国家去工业化、金融化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并加入WTO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加速工业化进程，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实现了经济起飞，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同时，受第一重环境剥削的影响，不仅碳排放量持续飙升，而且国内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所以，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只要通过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同样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家，但是中国的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与德国相比，是其5.18倍。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贯彻绿色理念，将减排治污、搞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前提，并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向以资本品为主的工业化跃升，效仿德日，抓住低污染、低排放、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与产业链环节，打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争夺产品定价权。只有依靠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才能切实规避发达国家主导的环境剥削。 既然中国已经做出了碳减排的承诺，那么一方面就需要在碳排放的约束下，合理配置有限的碳排放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以打造新竞争优势的方式，降低碳减排对经济的冲击与影响。具体而言，中国可以综合推进以下七个方面的系统性工作。第一，推动一次能源结构调整，建立低碳能源体系。逐步推动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适时发展核能，考虑大范围利用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制度（RPS）推动新能源发展，对传统化石能源形成有益补充。第二，加速电力体制改革，调整电价体系。推动大工业用户的直购是降低成本的重要尝试，有利于缓解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同时调整电力价格的交叉补贴，适当提升消费侧价格，降低生产侧价格，不仅可以鼓励家庭节电，而且有利于降低生产用电的成本。第三，尽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升碳排放权配置效率。基于年度减排目标的总量控制，科学划分区域减排指标、行业部门减排指标、企业减排指标，在全国七个试点的基础上对接构建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通过交易优化提升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效率，同时谋求国际碳排放的定价权。第四，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作用，重塑中国工业竞争优势。一方面落实制造业2025战略，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鼓励万众创新，释放市场活力，共同打造以自主创新为内核的竞争优势。第五，结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化解过剩产能，释放存量资源。以兼并重组提升市场集中度，避免恶性竞争、无序盲目发展。同时，积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推动高标准自由贸易区谈判，打开新的外部市场空间，逐步调整资源存量。第六，以结构性政策为核心，调节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综合利用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实现成本、税收、利息等方面有降有升，打造利润洼地与高地，引导资源流动。第七，利用人民币纳入SDR的契机以及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中的定价作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规避大宗商品价格因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①“气候变化经济学”也称“地球温暖化经济学”。 ②Nordhaus,W.D.,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4,Sandler,T.and K.Hartley,"Economics of Alliances:The Less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9(2001),pp.869-896; Stem,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Dell,M.,B J.Jones,B.A.Olken,"Temperature and Income:Reconciling New Cross Sectional and Panel Estimates",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vol.99(2009),pp 198-204. ③Hoel,M,"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Effects of Unilatera Actions Taken by One Country",Journal of Envirim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vol.20(1991),pp.55-70; Carraro,C.and D.Siniscalco,"Strateg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52 (1993),pp.309-328；Carraro,C.and D.Siniscalco,"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2(1998),pp.561-572; Barrett,S.,"Self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46(1994),pp.878-894; Barnett,S.,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Nordhaus,W.D.,"A Review of the Stem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5(2007),pp.686-702; Weitzman,M.,Income,Wealth,and the Maximum Princi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Weitzman,M.,"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5(2007),pp.703-724. ⑤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⑥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乔晓楠、何自力、马世珍：《全球气候变化与南北经济关系调整》，《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⑧谢富胜、程瀚、李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⑨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⑩麦迪逊：《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 (11)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高峰：《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2)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是针对当期排放总量而言的，而非历史累计排放总量或者人均排放量。 (13)Nordhaus,W.D.,"After Kyoto:Alternative Mechanisms to Control Global Warming",Joint Sess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January 4(2001),Atlanta. (14)何自力：《产业变迁与资本主义的衰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4期；何自力：《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何自力：《去工业化、去周期化与经济停滞常态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乔晓楠、张欣：《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启示》，《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2期；乔晓楠、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一个分类比较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 (15)乔晓楠、何一清、穆艺南：《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工作论文（即将发表），2015年。 (16)何自力：《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8)Foster,J.N.,"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2(1999).pp.366-400. (19)区别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第一重矛盾”。 (20)引自国务院新闻办于2015年12月23日召开的“巴黎归来谈气变”中外媒体见面会。 (21)成本数据采用日本经济产业省给出的参考值，并按照100日元兑换5.387 5人民币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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