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电视文化批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批评论文,电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电视批判的前沿学术问题和分类
王岳川：央视网站的《电视批判》开播两年了，两年来《电视批判》在全球范围内受 众最多的平台上，讨论前言文化和学术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提升了中国文化界的 水准。今天，我们力求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同东方和西方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思考的 结果，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关于电视文化的深层对话，使我们在面对后现代影视艺术平台 的时候，能够有东方的内容、东方的声音。
问：王岳川老师，您是《电视批判》的老朋友了，在这两周岁之际，我想您一定有很 多话要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电视批判》提出的“理性的思考，建设性的批判”口号 ，您认为在事实上他们做到这一点了吗?
王岳川：谢谢你的问题。“理性的思考，建设性的批判”一直是文化研究和学术研究 的重要精神支柱，当然也是《电视批判》的重要内涵。由于电视是一个涉及面最广，受 众最多，带有大众参与性质的一种文化形式，因此在理性的思考当中，必然受到过分感 性化的某些干扰，在建设性批判方面可能会遭遇到体系性不严谨的指责。我想这都是思 想批判过程中的问题，可以逐步地加以解决。相信新世纪电视文化批判会成为文化批判 的最重要形式。
问：您是如何看待网络上电视批评的?您曾座客《电视批判》论坛，今天，《电视批判 》已经开播两周年了，您认为《电视批判》应该如何进行深入的电视批评呢?
王岳川：两岁了，值得祝贺!更值得思考和展望!今后的《电视批判》节目，在我看来 应该从总体批判走向分类批判，从一般性的讨论变成前沿专业的讨论，从三七开的讨论 变成更尖锐和推进式的讨论。明确地说，分类批判指的是将电视批判分成四类：1.电视 新闻批判：对新闻中的主持人的风度，新闻的基本态势，中西对话当中的中国形象提出 尖锐的批评；2.电视文化批判：对跨国的重大问题和争端提出批评，对当下的文化现象 症候提出批评；3.电视文学批判：对当前的各种电视剧中的平面化现象、调侃性现象、 虚无化现象和国骂化现象加以批判；4.电视艺术批判：对中国电视平台上张扬的音乐艺 术、先锋艺术、流行艺术、时装艺术、大地艺术、生态艺术加以分析和专业的批判。这 样，《电视批判》才会深入中国文化艺术中间，才会真正走向成功。
问：《电视批判》更加希望听到来自哪方面的声音?
王岳川：更希望听到来自真正的学者的声音。在我看来，《电视批判》应该分为三个 部分：第一是电视新闻批判，第二是电视文化批判，第三是电视文艺批判。目前，在电 视新闻批判方面，对西方的妖魔化东方的新闻现象有所警惕，但批判尚不够。对电视文 化批判关注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比较多，但对国际上重大的、东西方反应很大的文化 现象触及较少。如有一人写了两本书说，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 了基督教的熏陶，她用《圣经·旧约》的材料，而且还提到汉民族是闪民族发展而来。 里面充满了错误的理解和没有依据的过度想象，但没人有根有据地学术反驳。第二本书有9万字，谈到四川的三星堆，认为这是外族人的东西。这都应该在文化平台上认真清理。我的意思是说，电视文化也罢，网络文化也罢都牵涉到一些重要的争端，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泛化的批评和网络的随意浏览，很多重要的问题将消失。所以，电视批评需要在一个全球化批评当中发出东方的声音，另一方面网络需要解决好英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关系，这其中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尤其是东亚文化的竞争问题。
问：根据电视发展的现状和规律，电视批评的客体应该包括电视、电视作品以及受众 群体，批判电视的运作、作品的文本阐释，以及受众研究。请问嘉宾，电视批评应如何 拓展评判的文本视野空间?
王岳川：电视批评的文本分析是第一重要的，它是分析的基准，也是分析的原点。如 果仅仅是进行一些现象的分析，望文生义的分析，跟潮式的问题将是一种与电视平面的 共舞。相反，重视文本分析，文本细读，文本阐释，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探索里面所 蕴含的落叶知秋，对其中的世俗化的防微杜渐，才可能拓展批判的文本视野空间，形成 良性的批评循环。
二、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
问：我理解电视批评与电视批判的概念有所不同，电视批判更注重的是电视文化批判 ，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视野，请问教授，为什么生态批评会成为当代文化批评的热点，它 们与电视文化的发展有何内在关系?
王岳川：学术界有人认为，全球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使得当今 世界处于四大冲突引发的四大生态危机之中：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引发自然生态危机 ；二是人与他人的冲突，引发社会生态危机；三是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精神生态危机 ；四是人与文明的冲突，引发文化生态危机。这是非常到位的说法。当今学术界达成的 基本共识是：在自然生态方面，诸如全球化地征服自然，使生态失衡，森林毁灭，水土 流失，资源枯竭，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海洋污染，物种退化，生化武器危害生命，克 隆人类危及人类尊严和生存。在社会生态方面，全球化地掠夺与剥削、倾销与榨取、欺 骗与侵蚀，加剧了贫富分化而生态灾难危机四伏。在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方面，自然生 存危机带来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连锁反应，人性扭曲，道德沦丧，心态失衡，现代人 产生异己感、丢弃感、孤独感、荒原感，失去终极关怀；工业文明与宗教文明在全球化 冲突中暴露出反生态性质，导致垄断、腐败、战争、恐怖、迷信与堕落，形成一种殃及 全球威胁人类的生态大灾场。面对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 于是，“生态运动”、“生态革命”、生态文化学、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在全世界勃然 而兴。在我看来，生态批评不在于具有过去的纯西方理论输出的单维性，也不再具有西 方文化霸权的中心性，它是吸收了东方文化精神以后的东西方文化整合的人和自然和谐 的一种文化批评方法。因此，它具有包容性、整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也许这种东西方 文化的整合会产生新的批评方法，能正确的描述人类基本思想的互补性和彼此话语的沟 通性，在这方面我更欣赏那些为文化生态批评提供中国编码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将成为 人类的共同财富。
问：王老师好，电视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它面对着当下最现实的问题，需要有相 当敏锐的思维和对现实的把握。您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资深教授对电视批评有何特别的 感触?
王岳川：谢谢你的问题，文化批评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电视文化，二是网络文化， 我想都回答一下。就电视文化而言，因为图像具有时效性，反映现实文化快，需要批评 家对现实相当深入的批判；而网络具有延续性，文字互动性，因此需要网络的清洁的语 言和负责任的说法。有人说，尼采杀死了上帝，德里达杀死了人，这里的人并不是肉体 意义上的人，而是指自文艺复兴以来高歌猛进、正面的主体的人。主体意义上的人死了 ，我们成了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孤零零的单个人。所以，我们丧失了那种具有英雄气概、 理想情结和始终保持一种家园感并进行无穷思索的人。我们被自己流放在网络的不归路 上。这时候，罗兰·巴特告诉我们，作者也死了。这里并不是写作的人死了，而是说作 者在完成了其创作之后被别人阅读的时候，作者似乎是不存在了。所以，接受美学给我 们的启示就是，读者大于作者，意义的可能性大于意义的原生性。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 充满了困惑。正如曹禺所说，我自己没有那个意思，你怎么给我加了那么多的意思，还 硬说是曹禺说的。在这时，我们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坚持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但是 在网络上做到读者和作者的互动的确非常难。另外是坚持作者的具有弹性的暗示和基本 框架的制约，所以网上一些误读包括那些不健康的短信息的出现都是因为弹性太大了。 当弹性变成了谐语双关，变成了模棱两可，成了后现代的模糊思维的时候，误读就是不 可避免的事了。我还是觉得，今后署名作家和署名读者的反馈将会浮出水面。前不久， 央视网站和其他几个网站发表联合声明，要杜绝网络犯罪和攻击。今后网络将不再是匿 名的，网络上是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对话，那时我们的网络文学创作和批评将会变得健 康和明朗得多。同样，有了电视文化批评的及时反馈，我们的电视话语和电视明星的精 神生态就会健康的多。
问：王老师好!听你的文化输出好多次，有一困惑，即文化输出仅通过典籍的输出有多 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文化输出大多采取一种生活方式输出，一种生存境域的 输出。
王岳川：你说的好，要生活方式输出，生存境域输出。这在大唐曾经做到过，但在今 天西方对中国文化仅仅停留在物质接受方面(丝绸、瓷器、园林、戏曲变脸、武术等)是 远远不够的，艺术文化和精神文化尚未充分展开，因此，典籍的输出不可忽略。当然我 们还会有艺术文化的输出，我们目前正在组织北大书法研究所与日本、韩国、新加坡、 美国的书法研究教授进行书法交流展和书法国际讨论会，这将是避免单一的典籍输出的 单维性。
问：请问王教授，现在很多电视节目不好看，是不是因为赶不上科技文化?就像通信行 业已经进入了3G时代，彩电进入了高清晰时代，那么电视应该进入一个什么时代呢?我 们的电视好像很缺乏高科技的含量。
王岳川：电视剧《西游记》好看不好看，似乎跟高科技含量相关，但难道与对真正的 佛、道、儒三家相反相成的深刻理解不无关系吗?技术当然要与时俱进，进入高新时代 ，而电视思想和精神则应该像打井一样强调深邃性，进入多元文化整合时代。
问：王教授，作为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在最近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上，您一直为 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重建而鼓劲呼吁，对于电视媒体、电视文化的发展也一直 表示关注，您是否可以介绍当代批评理论的热点问题以及存在的弊端?
王岳川：你的问题很重要，电视与网络都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媒体平台，严格意义 上说它是一个西方技术传入中国的结果。在这个技术平台上，我们应该不仅仅只运载着 西方的精神、思想、艺术与文化，这样的结果将使得全球化等于全球同质化。相反，在 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尊重差异的过程，所以只有突出在公众平台上的东方思想、东方精 神、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才可以同世界其它文化形成互动，形成对话，形成彼此对差 异性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强调中国文化的精神生态意义是中国电视批评关注的前沿问 题。
非常高兴的是关于生态文化批评在国内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老一代的理论家、批评家 将生态学的思路引入文化研究方面，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和谐；二是更年轻的一批博 士，比如厦门大学一位海归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的刘蓓博士强调的是生态文化批评的基 本构成在西方的发展态势，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茜博士和北京广播学院张文娟博士， 则分别提出了文学生态批评论和电视艺术批评论，其观点颇为新颖、是具有学术前沿意 识和理论勇气的博士论文，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精神风采和深远的目光。尤其是他 们对中国文学、电视意识中的一些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应当为文学界和电视界所重视 。
问：王老师：您好!您曾经在您的著作中持这样的观点：在肯定后现代某些特征的同时 ，我们必须拒绝它在人文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请问在当今这个后现代话语充斥的社会里 ，如何避免电视媒体人文价值的缺失?
王岳川：你的问题很尖锐，我们确实面对着后现代话语充斥的社会。但是，这个问题 需要一分为三，后现代确实带来了一种价值方面的平面性，但它比工业社会而言更强调 的是一种文化问题，而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强调的是GDP达到人均三千美金以上的精神 走向问题，而不是人均GDP一千美金的现代性单纯物质化问题。其二，后现代在艺术方 面引进了媒体、高科技，因此可能会产生一种基本形式的超越，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 ，这方面需要人文工作者警惕人文价值的缺失；第三，后现代是一个圆桌会议时代，是 一个没有中心、注重边缘、注重弱势声音的时代，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发言。当然，也可 能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心的声音变的不重要，比如人文知识分子价值情怀遭到消解，需 要人文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人文情怀，在电视媒体批判中注入自己的价值立场判断。
问：王老师，不同文化间尊重精神差异在全球化的今天到底能否实现?是在学术话语层 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
王岳川：不同文化间的精神差异性正在全球化中变成平面性，是否实现，基于我们在 全球范围内所分享的话语权，而且依据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对处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的 主动输出。在我看来，在全球化传媒时代的汉语文化危机有三个方面：一是汉语占的比 例比较少；二是所占的精英部分少；三是对世界前沿问题、文学问题、东亚局势问题的 关注很少。汉语丧失了一大片的话语地区，而只是满足于个人的泄愤，这是匿名耗子式 的快乐。现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界限几乎是消失了。能说作家的身世研究、传记研究就 不属于文学研究吗?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所以，当这些重要的话题消失， 这个问题就很难了。我认为，汉语与英语的比例最终会改变，但是主要战场的收复还是 要有主动意识。同时，当媒体变成低俗的东西平台时，上网的人也会变少。在文化发展 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等，就是说不能等到经济发展之后才开始发展文化。而且经济发展 了是否文化也跟着发展，还是未知数；经济不发展文化是不是就很落后，这也不一定。 中国学者没有注意到清洁汉语的功能问题。海外有个学者叫周蕾，她说台湾是英语不行 ，香港是国语不行，而大陆是二者都不行。这里所说的“不行”是指语言太糙，格调境 界太低。所以我们不要狂欢，不要光谈份额，浓缩是精华。现在的文化已经是很大了， 媒体文化成为中心，问题是如何打强心针，如何使之条理化、法制化，使之更为清洁。
问：请问王岳川先生：如果让您来讲“中国新闻政治学”，您会讲些什么内容?或者说 ，您最想讲的是什么?
王岳川：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也许新闻和政治对我来说，都属于专业的边缘上，但都 在我的视野中。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主要谈的是思想解放，精神敞开，话语平等，学术 自由的问题。但我认为网络时代，这些问题都会渐渐的成为现实。所以我讲什么不重要 ，而在于我们彼此明白的未来终将变成现实才是重要的。
问：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有人说，我国的电视在宣传奴性文化，因为天天在播放帝王 将相、清官侠客，老师们怎么看?
王岳川：你的问题非常尖锐，我部分的同意您的看法。帝王将相作为中国传统中的、 朝代中的重要人物和现象，不宜一概而论为奴性，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 以及三国文化对今天的重要意义，不能否定；再如《红楼梦》为女性的命运而悲的深切 大爱也是不能否定的。所以，评价电视文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在历史上、在现 实中代表人类对自我的超越、对精神的向往、对境界的提升，而不在于对奇谈怪论的猎 奇，对您说的帝王将相的歌功颂德，对清官侠客的膜拜，这才是需要批评的。
问：请问王岳川教授，如何重构中国电视话语?传统的好与坏二元对立的语境是否不适 应思维模式了?
王岳川：任何重构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重构，也是在消解过去弊端之后的重构。传统 的好坏二元对立是西方现代性构造出来的，需要我们今天仔细的清理，清除它已经死亡 的部分，整合它尚有用处的部分，提升它对人类仍然有滋养的部分，这样重构才有真正 的意义。
问：王先生，昨天光线传媒的总裁说，必须要把媒体娱乐产品的制造过程工业化、流 水线化。我们不要制造媒体节目的劳斯莱斯，那种靠手工磨制的零件组装的汽车只属于 少数人、劳斯莱斯是文化，我们要做媒体节目的宝马，用工业生产的方式尽量压缩成本 。他说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收视率，如果说他的节目里有文化，那么也是依照大众的口味 添加的。王老师对电视节目的唯收视率取向有什么看法?对中国娱乐节目的未来有何见 解?
王岳川：在我看来，媒体产品制造过程的流水线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事实上今天的 电视制作已经是工业化的模式。我忧虑的是电视产品的内涵、文化的内容和宏观视野的 缺乏，这是流水线所不能获取的。您说做媒体节目宝马的意思，我理解是否是出优秀节 目，出名牌节目，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仍然认为技术是手段，文化是关键，收视率是结 果。
问：光线总裁说的是，宝马是工业化的产品，是汽车中的中上品，但是不如手工产品 、有文化气和贵族气的劳斯莱斯，劳斯莱斯一年才生产几千辆。没有文化的理念能做出 文化气质的产品才怪。
王岳川：你说的和我说的不矛盾，所以我才强调文化是关键，技术是手段。请仔细看 。
三、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的价值立场
问：王老师，您好!您多次在央视上就许多不同问题发表见地深刻的看法，非常受启发 ，受益匪浅。我感觉到您的观点中有某种自始至终的线索，就是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品格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渐渐失落的危机意识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今天的话题是电视 批评，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中，有越来越明显的模仿强大文明电视媒体节目 形式的趋势，香港媒体已走过的这段历史，我们还在忙不迭地重复。作为学院知识分子 ，您真有力量扭转这种传媒殖民化的倾向吗?
王岳川：我将你引为同道，你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中，有越来越明显的模仿强 大文明电视媒体节目形式的趋势。我也有些同感，但是如果从大语境来看，从五四以来 中国就是“拿来主义”大国，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在拿来，所 以电视当然也只能是拿来。然而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再也不能够全盘拿来主 义了。所以近十年来，我针对拿来主义和西方中心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 。就是不想再重复他人的脚印，不想重复他人的声音。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我们如果 意识到了东方文化的生态含义，差异性文化含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同时吸收西方文 化中的精髓部分，整合成新世纪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获得纠正传媒殖民化倾向 的力量。
问：关键是我们是否具备这种输出能力啊!
王岳川：您认为没有吗?为什么?以什么作为标准?
问：东方文化，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的电视文化输出在西方几乎无立 足之地是不争之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发现了东方，又如之奈何?
王岳川：悲观至此，当何以堪?!虚无主义与霸权主义均不可取。
问：电视文化批判就是要把电视提升到文化建设中来，请问教授如何看待电视媒体的 这种功能，当代批评理论如何促进电视文化价值重建?王老师应该自己做一个节目，把 东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加入进去。身体力行去做整合和保存。王老师有这方面的 设想和动作了吗?
王岳川：我正在做三样事情：第一、拍100集的东方discovery，探索中国文明中的重 要文化现象，包括三星堆现象、金沙遗址、古蜀文字、随州编钟、成吉思汗等等；第二 ，拍200集《千年古县》，现已立项，将中国社会构成的最小细胞完整的呈现出来；第 三，拍当代文化生态(蓝皮书)，正在筹划中。我将力求您所建议的方向去做，谢谢您的 建议!
问：请问王老师，人文知识分子常在电视上露面到底是知识分子利用了电视的讲坛， 还是电视挟持了知识分子?
王岳川：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言说总是和传播媒体紧密相关，如果西方知识分子不 能够具有活字印刷和纸张印刷，那么他们是不可能战胜中世纪的贵族所读的羊皮《圣经 》；如果现代知识分子不用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作为传播思想的平台，这种民主和 自由就不会迅速到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都充分利用电视和电 台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以说，你说电视挟持了知识分子，只是说那些没有思想的知识分 子，一味的为电视说话，歌功颂德，丧失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了自己批判的立 场和前沿身份，才是被挟持的。
问：中国电视批评目前有哪些不太正常的地方?
王岳川：严格地说电视批评不存在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而存在深刻与不深刻的问题。 另外还有电视剧中的若干现象，比如，哈日哈韩现象，戏说古代现象，皇帝戏过多现象 ，以及现代音乐过热成为中心而传统音乐边缘化现象等等，都缺乏批评的声音，所以有 待于我们电视文化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问：请问老师，电视批评的主体是什么，即谁来批评媒体?
王岳川：电视批评的主体是人文知识分子，同时包括广大民众当中具有关注文化发展 、文化陶冶力量的群体，同时还包括政府部门的分管电视和电视方面的从业人员。当然 ，人文知识分子是批评的重要主体，他们的批评依据的是优劣原则、精神原则和价值原 则，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评家成为一种只说好的面子批评家，提不出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也不敢对媒体当中的不良倾向、不正常倾向加以批评，这是需要提起大家注意的。
问：有人做过统计，认为目前70%的电视批评是来自网络，不知老师认为网络媒体进行 电视批评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王岳川：在说明这个问题以前，有必要先对知识分子与网络的关系做一下分析：人文 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媒体的问题不可忽略。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处于油盐酱醋茶的日常境 遇当中。我们既不住在白宫，也不住在中南海。但是，人文知识分子这张皮使得这些人 是既处于泥潭当中，又超于云霄之外。他们必须从看不见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否则他 们作为社会的基本要素的价值功能就消失了。所以在网络大众化的时代，知识分子还必 须关注学术精英的走向，关注学术精英的高层对话。我相信，通过网络法制的健全，我 指的是对黑客攻击、恶意谩骂、相互造谣等行为的有效制止，这个问题会找到比较好的 解决途径。学术精英如何在网络上与大众文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诱导是我们要思考的 问题。因为今天很多人中现代性的毒太深了。现代性是一种线性发展观，由前现代到现 代再到后现代。越是往后就越是前沿的，越是靠前就越落后越失败。但是前现代价值以 及知识积累是否在线性的现代时间中失效了呢，中国的屈原、李白、曹雪芹是否就在今 天的网络文学中失去了意义呢?我不这样看。我提出另外一个评判标准，在过去现在未 来这种线性发展模式之上，有一个纵轴，最底层是生存境界，人都要吃饭，李泽厚提出 吃法哲学。中间一层是艺术境界，所以要琴棋书画，要主动的寻找人生有意义的东西， 而不是把网络变成一个满足于泄愤、泄欲，或者是下半身写作狂欢的平台。最高层是天 地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无论基督教也好，儒道释也罢，对他来说，都不是认知对 象，而是心灵的感召。真正高明的人，无论是用毛笔写作，用钢笔写作，用电脑写作， 还是用网络写作，最终都要通过写作达到一个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说，是与他人与人类 的沟通；对民族来说，是要展示一个民族的优势。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尽管曾经辉煌过 ，但是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已经边缘化，我想，今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有 一份担当。因此，网络对电视的一种监督机制和文字对图像的批判机制，我认为是不可 忽略的。
问：王老师说的深刻!您的话语风格完成了从艰涩到直白的转变，鼓掌!《电视批判》 为什么采取网络的形式?
王岳川：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北美基本上是价值和文化统一了，以美国的马 首是瞻。而欧洲连货币都统一了，它现在可以和美国叫板，可以提出关于德国和法国的 特殊性问题，而且在语言方面，到德国、法国留学甚至读语言方面的大学都可以免费， 还提供很多的优惠。原因何在?就是要和美国俯视性的伦理相抗衡。我的判断是，在世 界范围内，现在最具有活力、最具有不稳定因素、最具有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性，但是也 是最具有毁灭性的地方，是亚洲。我们现在所处的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正 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文化说到底不是让我们赏心悦目地玩，而是文化定输赢— —文化最后是引起相互摩擦和争端的一个前台。所以我们面临双重问题，第一是电视节 目的东方特色和西方拿来问题，这其实是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的过程。如何增加中国电 视文化的份额，这是中国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你的问题提的很好，甚至是一个关系到网络和电视关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回答它 不容易，但是在我看来电视依据的是图像，图像是有现实的丰满性、快捷性；网站主要 依据的是文字，而文字具有精神的深拓性和意义的准确性，它们只能互补才能达到图文 互动。再往深的说，网络文学是指国际文化的一个基本走向，其中也包含着国际文化资 本的运作和国际文化话语权力的运作。它不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玩的，在这个过程当 中，在西方普适化的价值体系当中，中国的价值怎样提出?
四、消费主义文化中的精神自由
问：最近因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闹得很厉害，各位老师有什么看法?我们怎样来对 待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改编?
王岳川：红色经典的时尚化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症候，包含三个含义：1、在红色经典当 中包含了一代人的生命、理想和记忆，因此，欣赏红色经典变成那一代人寻找失去时光 的集体行动；2、红色经典在消费时代具有调侃和消解意义，将红色的政治含义消除， 将红色的艺术形式加以后现代化，于是形成一种文化形式与精神的错位，由此成为一种 大众文化消费品；3、红色文化也说明了一个时代已经逝去了，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产 品被整合在文化工业中，被新一代大众在传唱中获得点滴的价值认同。因此，你提出的 怎样对待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的改编，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历史总是在 当代史中变形和重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问：王岳川老师，您好!现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铺天盖地，他们都打着“满足受众需求 ”的旗号追求自身的合法化，我想请问您认为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个“伪需求”问题，也 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受众需求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灌注到受众身上，进而为他们培 养一种收视惯性?如果存在这种可能的话，您对此如何评价呢?
王岳川：你的话很尖锐。我在国外的时候，尽管白天看到很多娱乐节目，但是到了晚 上尤其是到了黄金时间，文化节目的分量、精度让我叹为观止。西方的电视台从来没有 将电视看成与大众共同的世俗化平台，而是一个分层的平台，所以它的晚上总是为了猫 头鹰的起飞而准备的。所以，晚上的文化节目在凤凰卫视当中也可以见到其深度和重量 。目前中国的电视大约只有十频道和新推出的音乐频道具有或接近这样的水准。您谈到 的“伪需求”问题，是一个双面刃的问题，是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受众的基本判断 问题。我们有八亿农民，有一亿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因此，面对农民的乡土中国欣赏 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世界前沿的欣赏问题，电视平台要照顾，确实比较难，中间还有若干 的大众的世俗化要求也需要满足。所以，欣赏者的需求是需要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不是 简单的收视率可以解释的。受众的需求——实际上他们制造出来灌注受众身上的收视惯 性问题，也是需要深加追问的问题。
主持人：今晚各位嘉宾对《电视批判》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虽然他们的论述即 将结束，但他们的理念仍需我们不断品味和思考。今晚，《电视批判》找到了未来的发 展方向，在共同探索中国电视批评的道路上找到了同仁和朋友，请各位嘉宾谈谈，你们 对《电视批判》栏目有何期望和要求?也请嘉宾谈谈对我们这些网友的期望和要求。
王岳川：《电视批判》应该在两个方面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名牌产品：一是树立百名 《电视批判》著名学者，通过他们的声音使强大的媒体获得一种批判精神，使广大的民 众认可学者的声音；二是出现一系列重要的电视文化节目，当央视的栏目从15个频道扩 展到未来的50个频道的时候，如果丧失了电视批判的声音，丧失了学者的加入，丧失了 有境界、有文化深度的声音，那将只是做大，而没有做强，要想做强，精神的力量是不 可忽略的，学者群体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东方的声音是不可忽略的，前沿的思想更是 不可忽略的。
主持人：各位嘉宾，在《电视批评》二周年之际，请给《电视批判》留几句赠言吧。
王岳川：《电视批判》应该寻找到自己更多的理论武库，其中最可关注的是电视生态 批判，这不仅是世界学术前沿，也是中国学者可以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最好方式，更 是东西方文化走向整合的一个契机。因此，在《电视批判》上开出电视生态文化批评的 栏目，对当前中国电视文化艺术加以生态批评，会使我们的《电视批判》面目一新，成 果愈丰。
问：主持人，我发现一个问题，这5位嘉宾有几位老师都和四川有关系，请问这是你们 特意安排的呢，还是说明蜀中多才子呢?期待回答。
王岳川：不好说，中国人都很聪明，偏巧了四川人比较偏远，所以喜欢偏远的思想， 但是当偏远的思想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也许就变成面对面的思想了，谢谢你!
主持人：时间过得飞快，今晚论坛就要结束了，现在请给我们带来头脑风暴的专家们 跟大家告个别吧。
王岳川：电视文化批判关键词是电视和批判，底蕴是文化。没有文化的电视无批判可 言，没有批判的电视在文化当中将随风飘去。所以批判是生命，文化是精神，电视是载 体，通过这个载体传播的是批判和文化，人类才可以从沉沦走向提升，才可以从西方中 心走向东西互动，才可以从文化单边主义走向文化多元互动，愿电视文化批判成为思想 者的家园，成为爱思想的人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