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玲[1]2003年在《顺应—关联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语言交际模式作了尝试性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交际中语言的产生和理解。通过文献回顾，作者发现语码交际模式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都没有很好地阐明语言交际的本质。基于Sperber & Wilson(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和Verschueren(1987，1995，1998，1999)开创并阐释的顺应理论，本文提出了顺应—关联的交际模式，此交际模式主要有以下观点： 首先，运用语言在于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这种选择发生在语言的产生和理解两个过程中。为了达到交际的成功，交际者需要根据关联原则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设想其具有最佳关联性。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的任务就是要去表达与听话者相关的语言信息，而听话者则是要去找到满足最佳关联假设的语言解释。 其次，语言选择和语境资源的选择是相互顺应的过程。这些语境资源主要包括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说话者做出一定语言选择的同时，也进行着一定的与之相符合的语境资源的选择。只有语言选择顺应一定语境资源的选择，而语境资源的选择也符合一定的语言选择，交际才能达到最佳关联的效果，从而交际才会成功。这种语言选择体现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句法、语篇。 再次，交际者的关联假设决定他的语言选择。关联假设是对外部世界进行的表征，表征的对象主要来自于说话人对听话人所处的具体语境顺应的结果。这个顺应的过程也是寻找关联的过程。面对具体语境(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因素（绝对和相对空间与时间；权利、地位、社交角色等；以及感情。信念、欲望、意向等），说话人只能顺应那些符合关联的成分。根据）l匝应一关联模式，关联假设是在不断的顺应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交际者对各种语境资源不断顺应的结果。 最后，关联顺应是策略选择的过程。说话者不仅选择语言的形式，同时也选择策略。功能和形式之间并不是—一对应的，因此语言选择背后一定有某种动机存在。同样的交际目的而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明了不同情景因素的存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量影响着语言选择，像年龄。性别。地位、身份等等。 这种新的交际模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首先，它可以用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根据顺应一关联模式，一个具体的间接言语行为是受关联原则所支配的，其中包括交际者对语境资源的顺应。具体而言，间接言语行为主要是根据说话人对听话人认知资源量和听话人推理能力程度的估计而产生的。从本质上讲，间接言语行为是说话者在追求关联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言语策略。为了达到交际成功，说话者需要在追求最佳关联的过程中不断适应不同的语境成分。以顺应一关联为理论框架，我们能对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规律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既能充分地描述说话人如何利用不同的语境成分作出相应的间接言语表达，并说明在语言层次上的表现；同时还能从关联的角度对间接言语的使用机制作出认知上的阐释。 第二，此模式可以用来解释礼貌行为。以顺应一关联理论为框架，可以解释礼貌的认知机制，阐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礼貌才具有认知效果；同时，我们还能说明礼貌是一种对社会关系（如权力、地位、身份等）进行顺应的结果，描述顺应的结果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上的表现。礼貌言语的目的在于改变听话者的认知环境，使听话者意识到说话者尊重他，最终达到说话者交际的短期或长期目标。 第叁，本文所研究的理论模式还有助于研究语言学中的其它有关问题。它刁以帮助我们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从而得出结论，不同文化中具体言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是由于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语境信息量和加工能力的估计不同而造成的。从此模式出发，我们还可以找出交际中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在于说话人对听话人语境资源和推理能力的错误估计。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都将使听话者加工非关联的信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除此之外，此项研究对语言教学、广告语言的研究
马培培[2]2012年在《关联顺应论视阙下的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民俗文化词语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传承和传递的主要载体，因此，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对于中国民俗文化成功地进行异域传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研究拥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此的探讨却屈指可数。现有的研究主要倾注于探讨民俗文化词语所蕴涵的民俗事象，而中国民俗词语翻译长久以来仅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地位。鉴于此，通过采用对现实中中国民俗文化词语语料进行理论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在关联—顺应理论视阙下探究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由斯珀伯和威尔逊于1986年提出的关联理论将人类的言语交际视为是涉及说话人明示其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及听话人对其意图进行推理的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他们将“关联”定义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其所处语境中能具有某种语境效果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是关联的。其中，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与处理话语时付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关联程度存在“完全关联”、“不完全关联”和“不关联”。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与交际分别遵循关联的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并提出以语境为基础、寻求最佳关联的推理是对说话人明示刺激的理解过程。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是一个包含语言选择和策略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其选择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此外，顺应论围绕四个角度进一步审视了语言使用，即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结合关联论与顺应论各自的优势，杨平教授于2001年提出了关联—顺应综合模式。这一模式指出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是说话人首先进行关联假设，再顺应相关物理、社会文化与心理语境作出最佳关联的语言选择和策略抉择的过程。关联-顺应模式是一种综合且全面的模式因为它不仅关注话语生成过程，还注重话语理解方面；不仅涵盖了以关联为导向的研究还囊括了以顺应为导向的研究。通过对大量中国民俗文化词汇语料的详细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是一个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是一个顺应语言语境和顺应包括物理语境、心理认知语境及社会文化语境在内的非语言语境的过程。第二，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的译者在其顺应过程中有着相对较高的意识凸显度或元语用意识，因为译者要有意识地自我监控自身的语言选择和策略选择以使他们的译本一方面忠实于原表达的语义内容及语言和文化韵味，另一方面顺应目标语使用者的语言与非语言语境。第叁，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过程中的五个参与者（即原词、原词使用者、译者、译词即译词使用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网，而译者是这一关系网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原词使用者赋予原词语以关联性，接着译者推理寻求原词语传递的关联性并在译词中予以明示，最终，目标读者通过推理获得译词所传递的关联性。最后，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的顺应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其顺应过程的动态性体现在语言选择在语音、形态、语义、句法、及语用层面的变异性和策略选择在音译、直译、意译、加注、替代、省略及图像传译法之间的协商性。本研究结尾描绘了一幅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关联顺应过程的蓝图—译者首先推理原词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再推断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最后从各种可能性中进行语言和策略的协商选择以顺应译词读者的认知语境且忠实地传达原词的语义内容和语言文化韵味。
吉益民[3]2016年在《现代汉语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现代汉语中具有主观极量表达特点的图式性构式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语言观为研究向导,以构式语法、功能语法、语义语法、主观性和主观化理论、语法与修辞互联理论等为研究手段,较为系统地探究了现代汉语中诸多图式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语用功能和生成理据等问题,为现代汉语中特定义类构式的系统性研究和理据性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八章,按照从总体到个案顺序编排研究内容。第一、二章属于总体研究,第叁章到第八章属于个案研究,所讨论的构式个案主要包括:1)同语差比图式构式“比X还X”;2)同语修饰图式构式“X中的X”;3)紧缩倚变图式构式“要多X有多X”;4)喻化唯补图式构式“A/V+C+(了)”;5)跨域转指图式构式“X(的)Y”;6)元语否定图式构式“最M+H,没有之一”。第一章探讨了图式构式与主观极量表达的关系问题。首先指出本文考察的图式构式是一种“框架标”,由恒定框架与可变构件组合而成,可以允准多个实例,结构语义具有一定的规约性。然后从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互联角度阐述了相关问题,认为本文所考察的主观极量图式构式分布于“语法构式-修辞构式”连续统上,呈现出程度不等的语法性和修辞性,构式语义来源于二者的交融互动。最后重点探究了主观极量义的图式化表达问题,认为图式构式是现代汉语表达主观极量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其赋义机制是:基于范畴化结构模框并通过充填可量化构件而运作起来。第二章基于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开展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的多维研究。首先概述了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强调句法、语义和语用有规约性互动关联;然后分别探究了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和语用功能等问题。关于建构机制,重点分析了建构类型与“图式范畴化”机制;关于语义表达,文章将其细分为八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关于语用功能,文章分别探究了语境分布、组篇功能、语用顺应和主观评价等问题。第叁章研究对象为同语差比图式构式“比X还X”,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特征、语义表达和生成理据等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构式中比较结果与比较客体同形,致使该构式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评价性、比较客体的优选性和比较结果的认知性等性质特点。所谓的修辞性与变异性只是表层现象,在潜层次上,该构式的建构蕴涵着人类特有的认知功能动因。主观认知评价、比较客体的典型性、主客体之间的相似性、转喻认知、比较结果的认知强化、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推理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比X还X”主观极量表达结构的产生与流行。第四章研究对象为同语修饰图式构式“X中的X”,主要探究了“X中的X”的图式构式特征、主观极量义的生成机制、语境依存与功能拓展等问题,并附带论及了其他同语复迭表达结构。第一,构式中“X”的嵌入需要接受音节形式和语义条件的限制;第二,其主观极量义是构式赋义、认知处理和后“X”极化共同作用的产物;第叁,该类构式所依存的语境具有肯定评价、称名标记和多式连用等共性特点;第四,与同语重复修饰建构相伴而生的是语义表达的主观极量性和语用功能的夸饰评价性。第五章研究对象为紧缩倚变图式构式“要多X有多X”,分别探究了结构模框与待嵌成分、紧缩倚变与极量表达、语篇组织与情感强化等问题。从形式上来看,“要多X有多X”是一种紧缩构式,形式上的紧凑概括为其语义表达与用例衍生提供了规约性固化载体;从语义表达来看,该构式语义具有倚变互动关系,现实性的“有多X”依据意愿性的“要多X”而动,主观意愿决定现实拥有,可以为主观极量表达提供一种具有“唯心论”色彩的语义基础,致使相关语义表达极具夸张性。第六章研究对象为喻化唯补图式构式“A/V+C+(了)”,重点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与运行状况。第一,由具象域中的广义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是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重要建构机制;第二,在核心谓词前后的程度化句法环境中,补位比状位更具极性程度表达优势;第叁,遵循“关联标记模式”,该类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运行呈现出强烈否定排斥表达倾向;第四,为了弥补程度磨损,去惯例化已成为其不断拓展衍生的重要动因。第七章研究对象为跨域转指图式构式“X(的)Y”,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义域类型、认知理据和语义表达等问题。研究发现,“X(的)Y”是汉语中的一种极性评价表达式。该构式所转指的义域类型具有多样化特点;属种范畴错置是其建构机制,双域特质彰显是其生成条件,源域属性泛化是其多样转指的内在动因:极性评价是该类构式语义表达的共有特征,其极性评价义的生成是构式赋义、极性传导和语境帮衬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八章研究对象为元语否定图式构式“最M+H,没有之一”,分别探究了该类构式的建构机制、语义表达、修辞特质和流行动因等问题。研究发现,“最M+H,没有之一”是一种新兴主观极量构式。该构式通过元语否定得以建构,旨在固化并突显评价对象与表述对象之间的极性等同关系;其主观极量义是构式框架、待嵌构件和依存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结构性质来看,该构式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而生成的修辞构式,其修辞特质表现在建构机制、表义特点与具体运用等方面;网络语境、形式意味与文化涵义赋予该类构式以广泛流行的传播优势,能够满足网民们的极端情绪化诉求。总之,图式构式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主观极量表达的一种典型样态,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构式语法综观性理论对该表达样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句法变异与加工,语义增值与转移,语用调节与顺应,都可以在该理论视阈中得到全面而科学的阐释。
廖巧云[4]2005年在《合作·关联·顺应模式再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C-R-A模式初级模式认为,言语交际是交际者在其经验框架内做出顺应的言语-认知过程。在该新建模式中,合作、关联、顺应均有层级之分,经验框架以"常规关系"为主要依据,推理机制是多级-二步明示推理。因此,该初级模式能够较为成功地阐释简单交际过程,同时也是扩展模式的基础。
李雅波[5]2013年在《文化交往视角下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西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中西方的交往与沟通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同文化间的商务交往与沟通也日益频繁而密切，跨文化交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亨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非常直接地指明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的威胁。然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冲突与对话构成了跨文化交往研究的两个维度，与其说是二元对立，还不如说是相互转化中的不断演进和发展。国际间经济贸易的交流融合和人际之间的相互往来必然带来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维特根斯坦认为现实的、实在的经验世界是人的认知共同性的依据，语言用法上的一致决定人们的一致(凃记亮，2003:144）。人们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但是由于多样的生活形式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人们总会通过主体间平等的语言翻译来沟通和交流思想，最终能够在交往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了一个广泛交流和优化配置的平台，把人类带入了物质丰富、商品琳琅满目的商业信息化时代。商业广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球流通商品的广告对文化的传播作用也日益凸显，美国知名广告人迪诺·贝蒂·范德努特对广告的文化功能概括为：我们应当承认广告确实影响了世界的文化,因为广告工作是当代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李志刚，2004：57）。中国学者孔慧怡对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的理解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孔惠怡，1999：总序）。因为语言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媒介，吸收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知识就会涉及到其他文化的语言，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长久以来都是学习外来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出，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翻译活动，凭借翻译，人类的精神得以沟通，文化得以交流，社会得以发展。因此，商业广告翻译必须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量体裁衣，才可以使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给公司、企业带来利润，增添人类生活的新意和情趣，丰富社会生活的内容。所以说商业广告翻译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它在不同文化间宣传和推销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传播、影响甚至创新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第一章《绪论》是本文的基础篇。这一章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理论基础，力图解释哲学与文化、语言与文化、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化交往的关系。本文从文化交往哲学的视角，研究中文广告英译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比较分析了中外相关的研究文献，从而论证了本文写作的重要性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文化交往视角下对商业广告翻译的理解》以及第叁章《顺应文化交往的商业广告译者主体性发挥》是本文的核心篇。第二章主要阐释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文化交往的理解、文化交往对商业广告翻译的影响和要求、商业广告翻译的属性及翻译难点。第叁章主要阐释和分析了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各种因素以及文化交往视角下商业广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笔者力图在本部分从理论层面厘清文化交往与商业广告翻译的关系，尝试从发现规律的角度深化和完善广告翻译研究，并赋予这一问题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第四章《符合文化交往要求的商业广告翻译原则》与第五章《以文化外宣为目标的商业广告英译语言策略》是本文的应用篇。第四章主要在分析比较了中英文广告文化特征和语言特征后，总结出了中文商业广告对外翻译原则。第五章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商业广告翻译的反思和审视，在错误译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找到了文化交往视角下的中文商业广告翻译的具体方法。本部分是本文立论的落脚点，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商业广告翻译作为应用性文本研究，是实实在在需要社会生活的检验，从而获得丰富和发展。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篇。主要是总结了本课题研究成果及进一步研究方向。由于笔者个人能力之限，在理论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案例分析等方面，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所以，只希望本研究会可以激起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之波的层层涟漪，为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参考。
廖巧云[6]2006年在《合作·关联·顺应模式再探》文中提出C-R-A模式初级模式认为,言语交际是交际者在其经验框架内做出顺应的言语-认知过程。在该模式中,合作、关联、顺应均有层级之分,经验框架以“常规关系”为主要依据,推理机制是多级—二步明示推理。因此,该初级模式能够较为成功地阐释简单交际过程,同时也是扩展模式的基础。
王爱军[7]2005年在《从宏观语用学的角度析古汉语诗词语篇翻译》文中认为关联理论是Sperber & wiison(1986/1995)在符号学交际观的语码模式及Grice(1975)的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relevance maxim)与推理交际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把语言交际看作是一个明示一推理过程,并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对交际与认知进行了阐释。以关联理论为基础,Gutt(1991,1997)对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行为作出了关联的阐释,指出交际的推理性决定了关联的推理离不开语境。关联理论中的言语语境是一个心理构建,不仅仅限于具体的言语或语篇语境,还包括交际双方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设、宗教信仰、对史实的记忆、文化预设、心理状态等。因此,影响着信息的可获得性与所需付出的处理努力。Gutt(1997)认为,翻译作为对语言的阐释性使用,译文必须旨在取得与原文阐释的相似性,即原文与译文明示与隐含意义的共享。人类交际的推理性决定了恰当的语言阐释(翻译)必须是语境依存性的;相应地,语境的变化就决定了言语意义的差异。语境的动态性决定了译者必须以一定的顺应策略来激活译文读者的记忆,使之获得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最大关联的互文联想。也就是说,关联原则指导下的译者必须在兼顾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的前提下,寻求译文与原文语境的最大趋同。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基本框架,采用跨学科移植的方法来比较评析古汉语诗词翻译。一方面,从文学语用学的角度,创新地采用传统上用来分析小说的视点分析方法,探讨了译者视点对诗词翻译中意境的创造、文化信息的传递、文本内容的再现及意象的重构的影响,分析了视点的层级性、有序性、关联性与一致性在语篇连贯方面所产生的语境效果。另一方面,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根据关联理论与与Verschueren(1999)提出的顺应论,探讨了作为语言的阐释性使用的翻译过程中语言的选择与语境的顺应。研究表明语言选择和语境(包括物质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的选择是相互顺应的,以取得最佳关联性为目的。选择的过程即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翻译中语境缺失不同于语境缺省,造成的理解障碍必须通过语境顺应策略,采用语境补足、加注、转换与释译的方法来弥补缺失的语境信息。而语境补全又必须以能使译文读者产生最大关联为依据,在解决语篇连贯重构(包括忠实再现原文作者的视点)的前提下,满足读者期待,实现交际意图。同时指出关联顺应只是一种策略选择,形式与功能并不对应。因此,所谓的完全对等不过是幻想。关联原则指导下的译者的职责在于寻求译文与原文的最大趋同。成功的翻译关键在于通过一定的顺应策略寻求最佳关联,这也是迄今为止翻译的最佳准则。
辛春晖[8]2005年在《顺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维什尔伦(Verschueren)的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即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顺应交际的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而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翻译也可从顺应论的视角去研究。语境关系顺应要求译者在做出语言选择时，要顺应译语读者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同时要考虑两种语言不同的衔接原则、互文性的转移和语序规则。语言结构顺应表明语言选择涉及到语言、语码和文体等的选择以及从一系列话语构筑的要素(语音、语素、单词、句子、命题等)中做出的选择，译者要根据译语的话语构筑原则建构起具体类型的话语或话语束。根据顺应的动态性，译者要考虑时间的顺应、不同语境对语言选择的制约和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同时要顺应译语语言生成的策略，并使互动性意义生成的动态性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如会话含义、修辞效果等的传递)。由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可知，译者要顺应译语的社会心智(社会和认知)，考虑意识的突显程度和元语用意识，这样可以使译者仔细研究相关的句子，提高译文的质量。总之，顺应理论对翻译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将顺应理论应用于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翻译研究迈向更广阔的空间。
马草[9]2017年在《魏晋南北朝形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审美获得了全面发展,实现了自觉,是中国美学发展的关键期。形式的自觉与完善是魏晋南北朝审美自觉的重要组成,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之一。形式是美学的基本层面与基础领域,形式研究是理解魏晋南北朝美学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对形式的认知,标志着美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绪论对形式及相关概念、形式研究的意义与中国美学中的形式观念进行了研究。形式指对象各要素间的结构、秩序,及各要素呈现的外在感性表象。形式、形式美与形式美学,形式与内容等是一系列相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的概念。“文”是中国美学的形式概念,是研究中国美学形式问题最恰当的对象。第一章对魏晋南北朝形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究。个体生命觉醒是审美自觉的必要前提。审美自觉既是个体生命觉醒的重要组成,又推动了个体生命的觉醒。形式自觉是审美自觉的重要构成,标志特征是精致化、专业化、体系化与个性化。魏晋南北朝形式发展实现了由文到采的转变,采成为形式自觉的时代主题。采的核心是对品质的追求,主导精神是新变精神。观念自觉是形式自觉的重要内容,形成了若干具有稳定性、抽象性、普遍性的专业概念,如道、言、体、法、丽等。此时期形成了有关形式的若干重要命题,如文道、文笔、言意、情采、形神、功夫与自然等。此时期形式生成有两大基本原则:个体性与集体性原则、审美性原则与功能性原则。第二章探究了人物美与自然美形式。人物美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最早自觉的领域,形式美是其重要内容。人物美的自觉与对身体的认知密不可分。人物的形式美分为容貌之美与服饰之美。对人物美的认知奠定了审美活动的基础,人物美的形式成为审美形式的主体来源。对物的肯定是自然审美自觉的必要条件。自然的形式美指声色之美,其在刘宋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然审美是审美活动的基础环节,自然形式成为审美形式的客观来源。第叁章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探究。魏晋南北朝言辞选用以采为标准,辞藻呈现出丽化趋向。辞在理论层面获得全面、深入的探讨;实词化成为诗歌语言发展的趋向,意象走向繁密。诗歌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建构起了诗性逻辑关系和结构。魏晋南北朝对文体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深入的理论探讨。五言成为最重要的文体,其句法、句式结构多样,语法与语意功能完备,建构起了诗性的语法关系、逻辑关系与语言结构,具有流动性的节律美。文字的声音得到了专门开发,形成声律,实现了诗歌内在的音乐化。通过声律,诗歌建立了音乐化的结构与音义对比结构,重组了时空结构,建立了节律化的诗歌结构,生成了流动性的形式美感。隐喻成为普遍的表达方式,物兴与用典得到广泛使用。借助物兴与用典,文学具有了双重的意义结构和时空结构,建立了诗性逻辑和结构,生成了多样化的美感效应。乐府民歌是文人诗歌的形式来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精致、专业发展。二者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决于形式生成的基本原则。第四章研究了书法与绘画形式。新书体在东晋定型,技法体系逐渐完善,奠定了书法自觉的形式基础。书法形成了专门的形式概念,如笔、法、体、骨、势等。妍媚成为书法形式发展的趋向,体现为线条品质的精致化与形态的丰富性。新体广泛使用提按,对线条及其组合进行了改进,强化了线条的表现性,重构了时空结构,建立了审美性的艺术语言结构和体系。绘画在东晋实现了自觉。绘画形成了专门的形式概念,如笔、采、位置、形、骨等。精微成为绘画形式发展的趋向,表现为造型的准确性与线条的表现性。绘画强化了线条的表现性,实现了色彩与构图的进步,重构了时空结构,建立了审美性的艺术语言结构和体系。集体书画是个体书画的形式来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精致化发展。形式生成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书画与个体书画形式差异的根源。第五章对魏晋南北朝形式自觉进行了评价。丽是形式自觉的审美理想与必然,本质是生命的体现,包含叁个类型与层次。通过与秦汉、隋唐形式的比较,认为魏晋南北朝为形式自觉的第二阶段,即全面展开期,具有过渡性、时代性与个体性、经典性等特征。此时期形式自觉分为叁个阶段:魏、西晋的转折期,东晋与刘宋的突破期,齐梁陈北朝的全面发展期。高度成熟的形式与庸常的情感内涵间失衡,致使形式超越了内容,产生了形式主义。南北朝文风不应被称之为形式主义,其原因在于内容,而非形式。中国美学抒情特征的形成与形式密不可分,成熟的形式是抒情特征生成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是形式的自觉期,是中国美学抒情特征形成的关键期。
丁炜[10]2009年在《全语言研究》文中提出全语言作为20世纪中叶在美国诞生的语言教育思潮,立足于整体与联系的原则,考察语言与语言学习的本质,并以改变以技能为导向的语言教育现状为旨趣,提出了组织语言课程与实施教学的基本理念,在20世纪后半期主导了美国许多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与国人的关注。本研究力求联系全语言发生、发展的历史境脉,发掘全语言的理论渊源,深入理解全语言的基本理论,以突破全语言局限性为目标,聚焦语言学习问题,提出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观,并以一则案例研究践行自己对全语言与语言学习社会文化观的认识,为我国的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启示。全文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从美国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中梳理影响全语言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寻找全语言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全语言的发展分期。第二章,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各领域中寻找影响全语言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通过阐述夸美纽斯、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韩礼德等人关于语言学习与发展、语言教育的论述,为理解全语言的主要理论观点奠定基础。第叁章,从语言观、语言学习观、语言发展观、课程观与教学观等五个方面论述全语言的基础理论,构建起对全语言理论观点的较为完整的认识。第四章,结合同时期的主流语言学、主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以及美国教育改革的背景,评述全语言的贡献与局限,并对全语言为我国小学语文教育可能带来的启示作出思考。第五章,揭示全语言关于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学习科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文化心理学以及教育政治学的观点,分析研究语言学习社会文化观的多维视角,并对其基本观点以及语言学习活动模型作了初步探讨。第六章,聚焦小学作文活动,描述一则在上海市某小学开展的基于社会文化观的语言学习活动实践案例研究,以较为详实的资料和数据检验活动模型的有效性,并深化对全语言与语言学习社会文化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顺应—关联模式[D]. 江玲.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关联顺应论视阙下的中国民俗文化词语翻译研究[D]. 马培培. 中南民族大学. 2012
[3]. 现代汉语主观极量图式构式研究[D]. 吉益民. 扬州大学. 2016
[4]. 合作·关联·顺应模式再探[J]. 廖巧云.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5
[5]. 文化交往视角下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D]. 李雅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合作·关联·顺应模式再探[J]. 廖巧云. 外语教学. 2006
[7]. 从宏观语用学的角度析古汉语诗词语篇翻译[D]. 王爱军.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8]. 顺应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D]. 辛春晖.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9]. 魏晋南北朝形式问题研究[D]. 马草. 南开大学. 2017
[10]. 全语言研究[D]. 丁炜.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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