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吨垃圾包围北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吨论文,北京论文,包围论文,垃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年累积的720亿吨垃圾占地面积已超过54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半个北京城。数十米高的垃圾大山将668座城市中的大多数围抱怀中，北京也不例外。作为中国垃圾生产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市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500万吨。如果这些垃圾按照5米高×1米宽的规格沿北京三环路堆放，全长48公里的三环路将被这些垃圾整整围绕20多圈。
但是，与垃圾毗邻而居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日渐扩大的垃圾部落会给他们脚下这片世界以及他们自己带来什么
枯树 傻羊 病倒的村庄
几乎是从10年前起，北京市阿苏卫村396户村民开始坚守一个习惯：早晚不开窗户。即便在一年最热的日子，这个习惯也不会被打破。
10年前——正好是1994年12月，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建成，距阿苏卫村一里之遥。“垃圾场早晚都会放沼气，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则所，一出门就吐。”村民刘淑芳皱着鼻头说。
她的婆婆韩春菊正坐在床上对着一个砖块大的白色塑料盒吸氧。对她来说，每天例行的起床、穿衣都似一场劫难，“必须得吸氧，一边穿衣一边吸，穿完衣服，满身都是汗。”韩春菊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这种病在阿苏卫村很平常。“我在医院都不用输氧，一回家就得吸，以前早晚吸就行，现在一天得吸五六次。”
刘淑芳的丈夫刘强，今年38岁，身高体壮，比他母亲的抵抗力要强得多，不过他也得了冠心病，“什么病因，咱不好说，可是那种酸臭味儿，说实话，还没厕所味儿好闻呢！”在阿苏卫村卫生所，记者遇到3位前来求诊的哮喘病人。医生张万庆说，“现在一睁眼，基本上都是哮喘病、高血压、脑血栓这样的病。”53岁的张万庆从业35年，他说他从没见过阿苏卫村的村民发病率像现在这样高过。
记者采访时发现，该村居民最熟悉的一种仪器是“氧立得”——韩春菊使用的那种氧气机。而新华社的报道显示，阿苏卫有一半以上居民家庭备有氧气罐和氧气机装置。该报道还指出，在阿苏卫村的邻居——牛房圈村，60％的成年人患有哮喘、肺气肿类病；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患脑血栓的人数比例达60％以上；20～30岁的人中，高血压患者众多；10～20岁的人中，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比较多；而10岁以下的儿童，则有很多患有支气管炎。
1月13日，记者在阿苏卫村外通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路旁看到，路北一排杨树死了很多棵，枯黑的树干在风中直楞楞挺着。“这么多垃圾车一辆辆开过去，漏下点垃圾液浇也把它浇死了。”路旁的三轮车司机说。
“我们这儿的植物很怪，玉米树上长蘑菇，一亩地至少有几十棵那样的，占10％，产量太低。”在阿苏卫村支部书记刘长启家，一位村民向记者抱怨。“长出的都是黑苞米，像蘑菇一样，听说是一种菌。”
同样，阿苏卫村的牲畜也经常生出死胎。村南头的羊倌马有水在2002年10月的时候，还养着110多只羊，两年过去了，虽说羊群在不停地繁殖，现在却只剩了51只，“没办法，死胎、赖羊、傻羊不断，光是今年，就死了30多只。”马有水说。傻羊长什么样？“就跟人傻了一个样，没长脑子。不知道跟着羊群走，光盯着一个地方吃草，也不管有草没草。不过，比赖羊好点，赖羊一生下来，就断胳膊瘸腿的。”
“味道的确是太大，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固现在也不好说。只能是给村民争取补助呗，还能怎么样？”阿苏卫村支部书记刘长启无奈地说。
在阿苏卫垃圾场附近3个村庄中，二德庄是距离最近的一个。因为污染问题，该村村民曾与垃圾场发生过多次冲突，最终结果是，二德庄村民每人每天得到一块五的补助。“那会儿，我们村截住垃圾车不让走，警察来了好几百人，才给解决了。”二德庄村民说，“两三年前，区里就说我们这儿是严重污染区，特批了800亩地，让村庄搬迁，还专门派人来测量、搞调查什么的，可是到现在也没了动静。”
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经理王进安对村民的抱怨做出了一种解释：“说白了，这些村民就是为了多要点钱。”据了解，除二德庄村民日补助一块五外，阿苏卫和牛房圈村民日补助金都是一块。“这些补助又不是我们来发放的，我们没有决定权。”
对于垃圾场可能发生的泄漏以及污染地下水问题，王进安说，“昌平这个地方地下水本身有问题，含氟高，所以动物出现怪现象，也很正常；而死树的问题，我想可能是由于撒盐融雪造成的。这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从技术角度讲，我们整个填埋场是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设计施工的，上级监测部门每年4月、8月、12月都会对我们这儿做3次监测，主要测试大气、地下水、地表水等项目，同时我们行业内部也有监测，各项指标都合格。”
据王进安介绍，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是北京市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占地60公顷，总填埋面积40余公顷，日处理垃圾2000吨，占北京垃圾处理量的1/6。“为防止渗漏，我们在2002年，专门花1700万元对填埋场两侧修建水泥墙加固。所以，根本不会发生垃圾液渗漏。”
威胁北京的4000座垃圾场
据统计，散布在北京城郊的、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的各种新旧垃圾填埋场已达4000余座，它们正在北京四周形成“垃圾包围城市”的阵势。
“这几个村庄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有可能暴露了垃圾填埋场的污染问题，一旦污染发生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因为北京的地势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地下水的流向也是从西北流向东南，而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正好位于北京地下水的上游，紧靠首都优质地下水的补给区，直接影响着北京城近郊区地下水的环境状况。”
2002年以来，赵章元采用综合物探技术对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渗漏液情况进行了监测，“我们的监测结果令人震惊。我相信阿苏卫垃圾场也进行了很严格的监测，但是这种常规监测值没有发现超标。因为化学采样的方法只能监测垃圾填埋场浅层部分点位的地下水水质状况，而对于深层更大范围内地下水的水质检测，或判断填埋场是否发生渗漏，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化学与物理检测方式相结合的地球物理勘测方法。它能清晰地观察到地下异常图像，准确地检测出其渗漏状况。”
简单地说，赵章元的检测方法就像给地下岩层拍了个CT，即使用仪器沿垃圾填埋场周边走一圈，通过探测地底下电流的强弱，将地底岩层、黏土、地下水情况反映到电脑图上，由于地下水受垃圾渗漏液污染后导电性会变强，所以在仪器里它与不导电的物质会出现不同的反映。根据图纸，检测人员再以化学采样方法提取地下物质对照观察，最终查明垃圾渗漏的程度和深度。“从这个图上（见图1）可以看出，垃圾场下的地下水受污染情况，颜色越深表明污水渗漏越严重，颜色浅的则是地表的岩层、沙土等。”
图1：北神树卫生填埋场高密度电法检测剖面图
这份“令人震惊”的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均已发生明显渗漏。有些已造成周围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污染，致不能饮用。“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和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它们位于北京上风上水的西北郊，它们的渗漏首先会影响到其下游最近的海淀区、朝阳区，然后是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最后会影响到崇文区、宣武区和石景山区。值得深思的是，上述各区县的流向排序与2003年“非典”期间媒体发布的各区县非典发病人数统计完全吻合。”
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曾公布过一个数字：目前，全国50％的城市地下水已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118座大城市中约有98％的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而专家检测显示，地下水的第一大污染源就是城市垃圾填埋场。2002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近年来投入运行的54座垃圾填埋场进行调查监测，发现各填埋场地下水超标率为89％，主要超标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总大肠菌群和氨氮。
体制之困 谁为百亿垃圾处理费买单
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曾坦陈垃圾填埋的弊端，“垃圾填埋有三大问题：一是占用了土地资源；二是二次污染严重；三是潜在的、未可知的危险。”从其他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焚烧综合处理方式正在逐步取代填埋法。焚烧法的优势在于无害化技术稳定、垃圾减容量六、减少填埋用地，但焚烧的设备、运行以及维修成本则相对要贵得多。
“从表面上看，制约中国垃圾处理事业的直接因素是缺乏资金和技术，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的垃圾管理体系、技术经济政策等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垃圾处理发展进程的大障。”中国环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CECO总裁吴桐说。
虽然早在2002年6月，中国就开始实行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但迄今为止，只有123个城市开征，约占城市数的18.7％。建设部城建司卢英方处长说：“这一制度进展缓慢，全国通过垃圾收费文件的仅有广东、山西两省，大部分城市尚未制定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征收标准和收缴率普遍较低。”
同时，中国现行的垃圾管理体制总体上讲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国外，垃圾处理都是由私人投资的，而我们现在还处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轨阶段。”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经理王进安告诉记者，“我们垃圾场的建造、运行都是由政府投资，经济收益基本没有，只有环保收益。”1998年，中国建设垃圾处理厂的费用为86亿元，1999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00亿元。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更多要靠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行为。中国目前垃圾产业化的障碍就是政策，而解决政策的关键又在收费机制的建立问题。这个得到保障后，相信投资者会放心的进入这一领域。”清华大学环境系副教授张天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