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养老保险和政府责任_养老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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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7-0072-09

一、引言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的探讨也越来越激烈。社会保障关联着经济发展战略,关乎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消费、投资和储蓄等多方面经济活动。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不单单是一个公众福利问题,更涉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机会平等、政府宏观调控等,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保障覆盖面还有待扩大,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应承担多大责任,就成为研究的重点。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年化社会,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工程。Casamatta等认为现收现付制是比较好的社会保障方式,而在生育率或生产率水平出现较大变动时,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就尤为重要[1]。为更好地规避人口或经济因素波动的影响,采取税收形式的社会保险缴费制度,能达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目的,同时政府支出对个人经济行为具有较强的直接调节能力[2]。Grochulski和Kocherlakota认为由于存在消费偏好的连续性,选择资产收入税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保障功能[3]。另外,工薪税[4]或消费税的选择都被证明能较好地促进经济与福利增长。这说明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财政手段的介入尤为重要,政府必须承担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责任。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处于成长阶段[5],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应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强制储蓄制,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不可否认。福利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制度模式的选择,政府经济责任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必然伴随着政府福利责任的膨胀[6]。面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问题,必须加大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强调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支付责任[7],特别是加大农村公共支出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增大社会福利[8]。而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高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损失[9],并且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成本往往被低估[10]。Jovanovic指出高通货膨胀一方面会减少消费,另一方面并不必然会促进资本存量的提高,从而带来社会福利的降低[11]。由于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预测和掌握通货膨胀必须了解通货膨胀预期产生的机制,说明增大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政策并不会显著促使通货膨胀问题的产生。要降低我国高通货膨胀水平的关键是要降低公众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也即是说,我国的高通货膨胀背景会降低我国社会福利水平,而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不会带来高通货膨胀压力。通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缓解通货膨胀的市场预期,从而达到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

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制度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否合理?这是本研究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经验数据与逻辑推理

现今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并存。通货膨胀率持续偏高,导致普通老百姓的财富蒸发,幸福感降低,从而也就增大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社会保障首要关注的对象一般是经济活动中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失业者或有疾病的个体等。相对而言,该群体收入低、不稳定,通货膨胀对于他们的威胁更大,因为高收入者可以有更多的投融资方式来规避通货膨胀的市场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但低收入群体的资产结构以食品等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导,储蓄成为其最普遍的理财方式,资金结构单一且不能满足多元化投资理财需求,也即是说,通货膨胀会给穷人带来更大的财富蒸发威胁,而对高收入者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更为重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1978-2009年我国CPI指数与GDP指数的变化趋势可知,两者的关联性并不很强,CPI指数波动要比GDP指数波动更频繁。具体而言,1978-199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探路期,经济发展不稳定,增长率短期波动幅度较大。而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以CPI指数反映)在1978-1988年基本上呈逐步攀升态势,在1989-1995年间出现大幅震荡,通货膨胀率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幅度。虽然1992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平稳,但通货膨胀率水平仍然变化频繁。1994-1999年是我国通货膨胀率变化的下行区间,但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仍达8.63%,尽管之后通货膨胀率相对平稳但又有不断上升趋势。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事实已经不容否认,所以急需政府承担起更多的社会支出责任,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确保低收入者的财富不致流失,保证低收入者能实现合理的市场需求与收入稳定增长。对此,协调通货膨胀风险与社会福利收入的平衡,将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

政府社会保障责任的凸显,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上。在通货膨胀背景下,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名义上是增大的,但是在具有完全货币发行权的货币金融体制下,实际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是有限的。控制货币发行权就等于控制市场财富及其分配,我国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央行(也即是中国政府)手中,所以实际增大的不是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压力而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成本上涨压力。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较低,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过高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排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实际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长率并不令人满意。在消除物价因素后,实际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增长比例在2000年之后是不断下降的,这并不符合我国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民生的客观要求。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必须充分加强政府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

一方面,高通货膨胀蒸发了低收入群体的部分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增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压力较小,实际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增加政府投入,明确政府社会保障责任是非常必须、也是必要的。

图1给出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与流转关系。养老金的个人缴费与企业缴费体现市场经济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与个人的劳动力供需关系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提存量。养老基金运作则属于金融活动,通过资金的筹集、保值与增值,来实现正常养老金支付的目的。财政作为调节手段参与养老基金,调节企业或个人的储蓄与消费行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调节养老基金的保障水平与再分配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市场行为、养老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三个方面组成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框架。

社会保障基金提存 养老基金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经济周期 企业(劳动力需求)税收 社会保障缴费(强制储蓄)政府财政

退休工资 工资 转移支付 消费

个人(劳动力供给)税收 生命周期 人口年龄结构

图1 养老保险资金转移关系框图

要提高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增加退休工资,扩大养老保险覆盖率,首先应考虑从提高养老基金收入着手,其主要来源于企业、个人与政府财政,这意味着要么增加个人或企业缴费比例,要么加大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支持力度。然而,个人与企业并没有足够的直接激励来增加养老基金缴费;另外,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更为有效。对此推断,本文将从市场环境、养老金制度和政府财政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市场环境

公共养老金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问题,而且关乎经济发展。企业为员工的养老金缴费,涉及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以及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问题。通过强制增加企业养老金缴费途径来提高本国养老保障基金收入水平,可能迫使用人单位降低工资水平或减少雇佣量,更多的非高技能型劳动力被迫转移至非正规部门以降低企业营业外支出成本,而中低端劳动力往往属于低收入群体范围,所以并不能很好实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目的,甚至会产生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且,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已超过企业的最高承受能力。

对个人而言,养老金缴费关系着劳动力的供给、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过高的养老金缴费比例,必然以牺牲当前消费与投资为代价。由于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私人储蓄水平,个人缴费比例较高,会使就业者被迫降低当前自由储蓄倾向。在我国部分累积制下,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名义养老金强制储蓄部分很可能被“现收现付”制的实际操作所支出,不能转换为投资。从宏观经济基本循环框架来分析,当期消费与投资量的缩减,将阻碍社会再生产进程,这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根本目的是相违背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养老金缴费率过高,就业者将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才能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劳动供给量增加,①工资率降低;同时也会催生出提前退休现象,增加养老基金支出负担。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就业者会更偏好在当期或近期消费行为,而对较长时期的资金存续缺乏信心,这也是以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比例来增加社会保障水平往往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

企业与个人在养老保险问题上可以抽象地概括为经济周期与个人生命周期计划的协调。企业按照雇佣者平均工资高低与雇员数量缴纳保险费,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表现为与经济发展周期相统一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繁荣期雇佣者数量及工资水平都会较高,则养老保障缴费也会增加。同样,对于个人而言,养老保险缴费是其对于自己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与储蓄的规划,不同个体对未来收入与消费预期的不同,会导致参与养老保险计划的差异,不同年龄阶段的保障需求体现不同生命阶段的缴费激励。所以,企业与个人在养老保险金投入上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只有国家财政支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动力。

通过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途径,不仅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作用,缓解社会矛盾,更能实现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的循序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所以增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才是当前最有效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手段。

2.养老金制度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部分累计制度的基本养老金计划,即个人账户部分用于个人养老金缴费积累,而企业缴费与政府转移支付部分则用于社会统筹,结合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累积制的特点,既体现了个人激励又能实现再分配功能。而再分配效应的体现,必然伴之以政府强有力的转移支付手段来进行。

我国养老保险金的社会统筹制度还有待健全,目前尚未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金统筹安排,特别是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上严重滞后。虽然基金制养老保险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社会总储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在城镇,我国养老基金运转模式更接近于现收现付制;在农村,基本上以家庭养老为主,养老制度积累效应没有很好地实现,缺乏个人缴费激励机制,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由于人口增长率、生产率和边际资本产出的变化,关系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必将受到人口结构调整的巨大冲击,在此情况下要保证现收现付制体系的稳定性,保障过渡时期这代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只有三个途径:即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和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比率。鉴于目前我国的高就业压力与较低的养老保险水平,显然前两个方法都不现实,只能选择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量,这就需要政府在此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确保部分累积制的合理实现。

社会养老保险能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收入再分配,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越大[12]。1995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2%,1999年上升为10.2%,2009年达到11.6%,呈不断上升趋势。我国20世纪60-70年代属于人口高出生率阶段,这一部分人将在10年后进入退休阶段,而2000年之后出生率明显降低,这意味着10年后将存在比现在更大的养老保险金支出压力。这是现收现付制与部分累积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只能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稳定。

3.财政制度

如果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提高养老保险整体水平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国财政是否有能力负担持续上升的社会保障资金支出需求所带来的压力?

由图2可知,1990-2009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55.04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7 851.85亿元,绝对数的增长量高达140倍,成绩是显著的。然而从增长率来看,1999年之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基本呈快速上升趋势,增长率最高曾达到100%左右,这与当时我国社会保障覆盖率偏低、基数小有很大关系;但2000年之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陡然降低,至2009年仅为21.55%,这是否能满足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需求还有待验证。

图2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及增长率趋势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增长比重应该与财政收入比重协调增长[1]。从我国财政收支的趋势可知,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增长率是持续增大的,2004年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1.6%和15.6%,2007年为32.4%和23.2%,2009年为11.7%和21.9%;而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约为17.33%,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长率为12.17%,2007年分别为17.03%和21.81%,2009年分别为21.55%和20.36%。说明近年来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基本上是低于财政收支增长率的。而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超过了政府总财政支出的1/3,但1998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585.6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5.5%,2009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至7 851.85亿元,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10.29%。所以增大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并不会在近期给我国财政造成过大压力。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已知,在我国高通货膨胀背景下,增大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是完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客观要求,而且我国财政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对此,通过变参数计量模型,进一步对我国养老保险、通货膨胀水平与政府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以验证前文推理的显著性。实证分析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实际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增加是否会被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抵消,社会福利水平是否因为通货膨胀而有所降低?第二,我国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合理,其增长率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增长需求?第三,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水平提高的影响程度?

根据模型构建情况,指标选择如表1所示。

根据社会保障资金运行基本原理,在现收现付制情况下,当期社会保障支出来源于本期或前一期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其资金管理受投资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往往十分稳健,其回报率基本应与市场利率相当,所以重点考虑通货膨胀率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r代表积累部分的比率;t代表时间变量,一般以年或以月计算;表明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障基金会有部分结余以备保障基金安全之用,预防市场风险。

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当期账面计算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不能满足实际下一期支付时的客观需求,社会保障支出应当按通货膨胀率等基本经济指标进行相应折算调整。所以有:

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增长率会受到通货膨胀率或者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所以本文选用变参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以反映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随时间、政策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影响关系。

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变参数模型(1),其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为:

估计得出α和β的拟合序列如图3和图4所示。1991-2009年,α值变化很大,呈逐渐增大趋势,1991-1996年α值由-0.78增大至0.67,而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为105.1,1996年为108.8,其间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近20年以来的最高值,分别为16.1%、25%和16.8%,此时的α值远远低于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说明即使在社会保障覆盖面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实际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购买力水平要远远小于同等单位量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购买力水平,实际的社会保障力度是有所贬值的。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增长率应当等于或高于通货膨胀水平,才符合经济发展进程的现实。然而1997年以后,虽然α值有所增大,大约在0.90—0.95的范围内,2009年为0.90,预测值为0.89,但仍小于1,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不仅不能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而且是负增长,社会保障收支增长率亟待进一步提高。

由模型(2)检验得到,β序列由高走低,1993年为1.28,2000年为1.18,2009年降为0.97,说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指数β在近年来也是低于通货膨胀率,并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这与我国加强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目标有所背离,现有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增加不能抵消高通货膨胀给退休人员带来的财富损失,养老金实际支出水平有略减趋势,换言之,退休人员实际享有的养老保障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另外,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的变化又受到哪些约束,我国的养老保障水平对财政支出又有怎样的要求,本文将进一步进行计量分析。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包含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和政府转移支付,可表达为下式:

根据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个人缴纳工资8%的养老保险金,企业缴纳职员工资总量20%养老保险金,γ表示政府财政中养老保险支出占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养老基金支出包含个人账户部分与社会统筹部分,即积累基金与当期所需支付的退休工资的总和,可表述为下式:

其中,C表示养老基金的累积部分,不用于社会统筹支付;v表示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或退休前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

如前所述,养老金的支出应该按照当期通货膨胀率甚至是经济增长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则此时有:

ρ估计值约为8.9,说明我国老年人口数或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1%,会产生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提高大约8.9%的新资金需求。当退休的人数增多,以及退休工资的期望越来越高,养老保险基金运转对于政府财政支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显然我国正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现实,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我国财政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支出的推论。同时养老金支出应当在经济稳定增长进程中有一个自然增长率(考虑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假设社会平均工资不变且通货膨胀率为4%,鉴于200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增长约为3.2%,则预期未来对财政社会保障金支出需求的增长率将会达到32.48%以上,而2009年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率只有21.55%,所以我国进一步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当务之急。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必须明确财政支出对于养老基金存在多大影响?所以关于目前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养老基金收支的影响度由以下两个变参数模型估计得出。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养老金收入的测量方程: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当前我国经济高通货膨胀背景下,要进一步改善民生关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政府应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特别是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一方面,高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财富的威胁,使得财政支持成为维持社会福利水平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要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要实现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扩大,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手段。同时,政府不必担心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财政会造成过重负担。虽然近年来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名义支出增长较快,但实际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在2000年之后是不断下降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偏低,社会保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通过变参数模型检验证明我国不断增长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指数或社会保障支出指数比率低于我国通货膨胀率,社会保障效应有所损失。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金支出增长率应在32.48%以上才能抵挡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趋势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冲击,实现实际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

注释:

①不考虑养老金缴费率过高所带来的个人在单位时间内选择休闲的效用大于参与劳动所得效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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