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审美的界限——对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一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现代性论文,界限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795年，席勒在《季节女神》杂志上发表了《论美的必然界限，特别是在说明哲学真理的时候》及《论审美习俗的危害》，1801年将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冠以《论运用美的形式的必然界限》。这些文章以及《美育书简》的后面几封信中，我们看到席勒将重点放在对审美的界限的思考上，他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在生活中和科学中滥用美，会产生很多危害。
“如果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者为了履行某种义务，必须作为纯粹理性的本质活动以及不依赖于任何感性的影响，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联系必须暂时断绝，那么就给审美趣味制定着一些界限，审美趣味只要不改变目的或者不使我们离开我们的义务，就不敢违背这些界限。……在进行任何认识时必须摆脱感觉，而在任何道德要求中必须摆脱欲望。”[1]233 席勒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下，明确地规定了美的限度：在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审美应该有所不为。
首先，在认识领域，席勒指出，“审美趣味的判断并不扩大我们的认识，而无论什么认识，即使是对美的事物的认识，都不是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觉获得的”[1]233。在传达真理时，优美的形式固然可以减少认识的阻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人们在传达他的思想时所有意采取的认识方式和信念程度，对内容的叙述也必须符合思维的法则。如果过分注重美的形式，不但不会促进，反而会阻碍对真理的认识，因为审美中的想象力为了自身的自由会与思维中的必然性进行持续的争战，“想象力的兴趣是任意地改变自己的对象，理智的兴趣则是用严格的必然性结合自己的对象”[1]236。想象力总是想不理会任何法则，摆脱遵循必然性和合规律性的理智的控制。所以，“在需要思维的严格连续性的地方，就绝对必须使想象力放弃任意的性质，而学会服从于理智的要求，以及为理智的要求牺牲自己追求在表象中有尽可能多的自由的意向”[1]235。审美的介入必须以使心灵处于一种有利于认识的心境为限；但是，它绝对不应该在涉及到事情本质的一切东西中，为自己无理要求权威。如果审美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在内容、本质、真实应该取胜的地方，使自己成为惟一的仲裁者，那么，就会妨碍对真理的认识。
在实践领域，席勒认为，“如果人把自己仅仅托付给美感并使审美趣味成为自己意志的无限制的立法者，那么审美的精细雅致就会把他引向危险的绝境”[1]248。席勒细致地分析了审美趣味取代道德成为意志领域的立法者的“诡计”。有审美趣味的人会经常使自己对快感的追求服从理性，使道德感和美感结合在一起，以至于理性以为欲望本身就是崇高的，从而将意志的权力转交给这种充满高尚精神的本能，即审美趣味，不知不觉地让审美趣味赢得了权力的证书。“变得高尚的爱好已经能够使自己善于窃取尊敬，因而也就不想再隶属于理性，它想与理性平起平坐……它想让自己成为与理性权力平等的道德立法者。”[1]250 审美趣味暗渡陈仓，窃取了理性的位置，使爱好而非义务、感性而非理性扮演立法者的角色。
席勒还敏锐地指出，人们为使自己追求欲望具有合法的理由，“他首先推翻妨碍他的欲望的崇高权威，而且在违背法律之前他先使立法者的权力本身遭到怀疑”[1]252。不是我的行为有问题，而是你们的价值标准有问题，标准变化了，行为是否合理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理性命令的权威和约束不具有合法性时，对行为的制约也就无效了。这样，审美在自己不具有立法权的地方行使立法权，就会使人陷入堕落——文雅的堕落。审美趣味也就成了道德的敌人。而这种审美趣味是危险的，由它产生的是不完善的义务，与由理性决定的完善的义务相对立。“有多少人为了能够成为宽宏大量的人而让自己成为不公正的人啊！……有多少人为了加速达到精神的完善而毁灭自己的身体，为了装饰自己的理智而贬低自己的性格啊！……某些德行表面上的大公无私使他们具有纯洁的外貌，这种纯洁使他们敢于当面嘲笑义务，而且他们的想象力往往玩弄奇特的欺骗把戏，声称他们超越了道德性的界限而又比理性更有理性。”[1]251 某些具有精细、高雅的审美趣味的人最终以美取代道德，以感性取代理性命令，以趣味、幸福取代责任、义务，在本应理性立法的地方让位于美感。在此，我们不得不由衷佩服席勒的超越历史的眼光，我们时代的伦理生活中，不是充满着以追求美好、幸福为名而最终丧失了身心健康的现象吗？
在《美育书简》中，席勒明确了想象力、美感对应的是形体而非实体，人在审美享受中的支配权就仅仅是对形体的支配权，而不能扩展到实体世界中。“人们拥有这种主宰权，也仅限于假象（Schein,也译为观照）的世界，仅限于想象力的无实体的王国，仅限于这样的情况，他在理论上认真地抑制自己不去肯定假象就是实际存在，在实践中也不借助假象来施舍实际存在。”[2]140 想象王国和实际存在遵循不同的法则，比如从道德角度看，义务是不能超越的，而从审美角度看，义务是可以超越的。他将审美严格限制在假象领域，其既不想代表实在也不应代表实在，将审美现实化、美感侵入道德领域是妄想。
因此，席勒虽然重视审美、美育之于人类的意义，肯定审美对实现道德要求、理性命令的作用，认为审美使心灵对道德有好感，因而就使意志能够以比较轻松的道德努力履行道德的命令，但是，道德永远具有最高的地位，不能因为审美具有促进道德的作用，就以为凡是审美的，就是道德的。
二
席勒对现代社会对人性异化的揭示，使得后人多把他当作批判现代性的先行者，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审美为资源对现代性批判的越演越烈，人们也把席勒的思想与审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席勒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的问题，即席勒是不是审美主义者？
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3]。其相对于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 是将感性的作用推至极端的一种反抗和否定性力量，是一种人生态度或生存原则，将感性看作生存的最高原则，将道德、科学、宗教等排斥在外或在次。正如麦吉尔在《危机预言家》中所分析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意义上的审美主义不是指“自足的美的领域，而是指一种将美扩展到整个现实领域”，“是把艺术看作人生经验的首要原则”。[4] 我们可以将审美主义理解为对现代性片面发展出的工具理性后果的抗议。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和《秀美与尊严》等作品中所表达的关于审美界限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席勒的审美话语与审美现代性话语的重要差别。
首先，席勒所理解的理性并非象审美现代性话语所认为的那样与感性势不两立，更非主张感性本体论。恰恰相反，这正是席勒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在审美上试图要解决的问题。以尼采等为代表的审美主义、审美现代性话语所攻击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具有分离两者并蔑视感性的倾向。柏拉图的绝对理性本体论传统强调理式世界的本原性、真实性，鄙弃有限的、虚幻的感性此在，其理性之在与感性之在是分离的；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本体论的理性强调的是思辨、逻辑、知识性的可靠性，理念世界是最高的，虽然其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看到了理性与感性融洽的可能性，但依然可清晰看出理念、理性的至高性，所以，其理性和感性依然是分离的；而在席勒，则没有将感性与理性对立起来，而是主张感性与理性应当统一的整体本体论。如他的“游戏冲动”就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弥合，理性的感性化，感性的理性化。游戏冲动既避免了感性冲动所受到的来自自然要求的强迫，也能避免来自理性冲动所受到的理性要求的强迫，从而消除一切强迫，使人在感性方面和理性方面都恢复自由。
相比之下，席勒在对感性的态度上确实要比康德、黑格尔等理性主义者温和得多，他肯定人的感性需要，反对为了维护道德秩序、理性而取消感性、兽性，认为这样也就最终取消了人存在的基本条件，“感性必须成功地维持其领地，并抵御精神借其扩张活动很可能要对它施加的暴力”[2]63。 马尔库塞正是在这一点上最心仪席勒，认为席勒的意义在于他恢复了感性应有的地位。但这并不能得出席勒就是肯定人的感性生存的结论，更不能忽视席勒与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差异。
席勒对感性并不是直接加以肯定，相反，他反对感性冲动对人的强制，认为这种状态的人还是处于“野人”，人性还没有真正开始，需要上升到审美阶段。在他看来，审美对感性必须具有领导权，必须使感性的人首先成为审美的人，之后才可能成为理性的人。“只要人在他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只是受动地承受世界，只是感觉到它，人就仍然与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体的，正因为他自己仅仅是世界，所以对人说来还不存在世界。”在这种状况下，人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受现象规律的支配，即人受动地被规定。“只有当他在审美状态中把世界置于他自己的身外或观赏世界时，他的人格性才与世界分开，对他来说才出现了世界，因为他不再与世界构成一体。观赏（反思）是人同他周围的宇宙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2]130 美感不同于物质性的快感，是自由的快感，是人从对象主动取得快感。
因此，主张感性审美化而非肯定原始的感性使得席勒和尼采等人把对感性的推崇区分开来。正如德国后现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席勒是美学先行论，即主张审美是人的本来状态，单单根据人性的感性方面，或是单单根据精神方面，都不能使人成为整体，感性必须上升到审美。韦尔施指出席勒的这种美学先行论也是美学的独断主义：认为感性和自由无缘，从而放逐了感性。他用尼采的观点来批评席勒，尼采曾批评过所谓的原始感觉向高一级的审美的提升，而主张以原始的感觉为高一级的判断确立标准，反对形式对感性施暴。所以，韦尔施很反感席勒的这种对待感性的严格的道德化的态度，并且认为这种做法是消灭了感性，组织和管理感性，而不是认识和解放感性，因此，丧失了生活、感性世界，是一种独断主义。[5]
所以说，在审美与道德的关系上，席勒与尼采及后现代的伦理生活审美化恰恰是两个方向。前者认为审美中富有促进伦理道德的因素，并且可以真正地改造人心，使心灵易于接受道德的命令，实现道德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从相反的立场看中审美中的非道德的因素，借着审美化实现非道德的东西；前者是将审美视为符合道德的高尚感性而加以肯定，而后者则试图借审美释放出应被道德化的低级的感性，为不服管理的感性正名。
无论是审美现代性话语还是席勒的思想，其产生都与人追求自由、消除异化的要求相关。但是，二者的自由观有很大差异。在席勒看来，“仅仅作为感性本质我们是不独立的，作为理性本质我们是自由的。”[1]179 受制于感性的人远远没有达到自由，而审美，“虽然美就是自由的表现，不过不是使我们高过自然威力和从一切物质影响中解放出来的那种自由的表现，……我们在美那里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与理性法则和谐相处，我们在崇高那里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立法不起作用，在这里精神活动着，好像它不服从除开它自己的法则以外的其他法则”[1]204。正是崇高而非美、感性才能使人真正得到自由。席勒的自由仍然没有溢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的范围，即不是感性从理性、道德约束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而是人借着理性的能力，使精神克服、升华感性、物质性的欲望或压力来达到的纯粹境界。而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及后现代哲学以及我们一般中国人所指的自由大多是感性、欲望、个我不受约束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席勒和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恰恰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席勒并不认为人的理想状态就是审美状态，更不认为审美是生存的最高原则。如前文所分析的，席勒的审美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应该由道德立法的地方由审美来立法。审美的不一定是道德的，而道德在人类生活中才具有最高裁判权。审美在帮助人的心灵接受理性命令方面具有独特的功用，但并非审美就是一切，就是最终目的。任何一种思想话语都有产生的具体语境和合理性，超越时空地将席勒的思想拿来与审美现代性话语等同，不仅抹杀了二者的差异，也丧失了审视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参照。
收稿日期：2005—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CZ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