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05-13
马克思在生前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死亡判决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主要是论述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死亡以及如何走向死亡的。他甚至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在19世纪就要灭亡。事实非常清楚地摆在那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马上灭亡确实并没有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至今并未敲响。现在一些人就因为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理由初一看确实十分充分：既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灭亡，那么这岂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接受这样一种业已破产的理论？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确实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真的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已不合时宜，那么人类真的可以告别马克思主义。
看来，欲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性，最要紧的是要探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发展、新变化，而这些新发展、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视或者离开这些新发展、新变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没有过时，是说服不了人的。
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1]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生前，不但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而且已发现这些新发展、新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所带来的。这只要看一下恩格斯于1892年和1893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两篇序言就一清二楚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2]267实现民族独立是1848年革命的目标，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太弱而未能以它为主体来实现民族独立，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是资产阶级。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不得不实现了民族独立。恩格斯在1893年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则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2]268恩格斯还在这句话之前，特地说明：“正如马克思所说”[2]268。
确实，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这不是恩格斯首次这样说的，马克思在以前的许多场合都这样说过，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做过详尽的说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3]462在马克思看来，由反动派来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1789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马克思看到了“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看到了“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的革命的要求的”，但马克思强调这不妨碍“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而正是这个“怪影”“在1848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3]462。
后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所“执行”的内容超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范围。当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用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不仅实现了德国的民族独立，而且在镇压革命人士的同时，又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如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年和残疾保险法等。
现今人们所赞颂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和福利制度；二是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而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密切相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明显地出现这两个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始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而罗斯福在当时之所以要推行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与干预，之所以要公布一系列社会保险法，甚至对就业者规定最低工资和每周最多工作时间，显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影响，被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无奈地”充当了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遗嘱”的“执行人”。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国家调控和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普遍被迫从其对手那里吸收与其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因素。
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明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者，却扮演了被反对和被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竟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即竟然通过其“对立面”、通过“反面的偶然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兑现，这就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在这一世界上展现和发生作用是不可阻挡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当今人类胜利前进的旗帜，不管你承认与否，你要往前走，就必须在这面旗帜下行走；说明正如后现代主义大师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必然会成为这一遗产的继承人。有人曾经这样指出，想要知晓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伟大作用，就去看一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实施的某些政策，看一看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充当其“遗嘱”的“执行人”，尽管这些“遗嘱”的“执行人”往往怀着不良的动机，用一种滑稽可笑甚至歪曲的方式来“执行”“遗嘱”，但这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发展和变化，而这些发展和变化显然有益于广大劳动人民。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并不是坏事。我们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最显著的新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但这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这一变化不足以推倒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
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讲得最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社会成了“富裕社会”。在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又获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确实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功劳”能不能完全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头上？
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的整个过程，马上会发现，这主要是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量的迅速增加，而且也改变了生产力的增长模式，科学技术直接物化为物质财富。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工具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出现了两次科技革命，而这两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社会从一般工业社会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又从一般的发达工业社会变成了“富裕社会”。[4]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它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发展及其运用为主要标志。伴随这次科技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崛起，这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次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多少财富，请看《求是》杂志的描述：“到90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万美元还多。”[5]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3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3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10.9万亿美元，独占30.28%；包括美、日、德、英、法、意与加拿大的7国集团，总人口占世界11%，但GDP却占世界65%。在这两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方面的变化，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既包括产业结构也包括就业结构。拿产业结构来说，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了5%以下，个别国家甚至只占2%左右；而第二产业即工业，一改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不断上升趋势，到了70年代以后，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下降到1/3多一点。许多传统的工业都成了“夕阳工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从20世纪60年代起则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原先的1/2上升到接近2/3。再拿就业结构来说，就业人数在各产业中的比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也如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一样，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每天都在人们面前展现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的出现与科技革命密切相关，它们主要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探讨的是，如果所有这一些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那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不能说科技革命的出现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但实际上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性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的出现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也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政治作用源自于科学技术本身。资本主义的制度对此有一定影响，但不能对这种影响估计过高，而且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甚至可以说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马克思曾经把科学技术看做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事实上，科学技术自身所具有的这种革命性与进步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互相冲突的。资本主义的最高目的是提高利润，从而它非但不可能甚至还会阻碍科学技术展现自身的进步的社会功能。资本主义总是迫使人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来换取某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履行进步的社会功能的过程中，由于得不到社会制度方面的驱动，它只能自发自主地进行，而且这种进步的社会功能一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其进步意义与内容还往往大打折扣。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倘若科技革命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真正相符合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由此看来，科技革命的出现以及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的形象得以彻底改变，并不能据此证明马克思对其的批判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变化也不支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因为所有这一些变化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
其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具有了说服力，更具有了客观现实性。[6]
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些静悄悄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有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实现的客观基础在日益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提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要经历三大社会形态：第一大社会形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人对人的直接依赖为特征；第二大社会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它一方面实现了人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第三大社会形态则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真正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现实性，最主要的取决于马克思所展现的共产主义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在不断地增加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基础，那就不但能证明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而且又能证明揭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有一位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说道，当今人类必须选择：或者全人类毁灭，或者共产主义。他的意思是，当今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增加，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除了按照马克思所指引的那样走向共产主义，别无选择。
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究竟出现了哪些不易被人们察觉和重视的新变化，从而在不断地增加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基础呢？这里且列举若干：
比如，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知识不可能是“私有化”的，即知识不可能被一些人所垄断和据为私有，知识原则上天生姓“公”。知识的意义不取决于每个人获得多少知识，而是相反，取决于大家获得多少知识，取决于它使多少人获益。生产资料的这种深刻变化，意味着它只有通过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当的运动形式。这就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政治民主化并不单纯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专利品”，并不仅仅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要求，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政治民主化也取决于技术结构的发展。技术的合理性本质上不是导致统治的合理性，而是导致社会政治民主化。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技术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想象的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需求。而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显然不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这也说明，技术合理化所形成的新的技术结构使人类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人具有了更多的用于自身的时间。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实现的关键是“自由时间”，即生产劳动以外的时间的增加，当今已有了现实的基础。所谓“第三产业”的崛起，就说明相当部分的生产劳动已围绕着人的发展而展开。所有这一些都意味着，马克思所期望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仅具有客观要求，而且所实现的物质基础也在日益增加。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已很难阻止人类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种物质基础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推动也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对“社群主义”不仅仅停留于学术上的探讨，而且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渴望。随着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人”的大量涌现，人们越来越渴望把“自由人”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共同体”，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渴望。这又说明，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加和第三产业的崛起，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当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还比如，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那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的价值目标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一价值目标导致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许多人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目标，重新安排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增加文化、精神因素在目标体系中的分量。有人看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所谓“后物质社会”的趋向性。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无限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正是资本主义的价值目标，改变这一价值目标就使资本主义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据，而与此同时却夯实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人们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新变化中更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曙光。这更说明，随着改变人的价值目标的呼声的响起，人类必然加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脚步。
上面我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旨在说明即使是这些新变化也并没有“证伪”而是“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但是，更能说明《共产党宣言》在当今时代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的，则是透过这些新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资本主义的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
为了真正认清这一点，我们最好倾听一下来自西方国家的声音。我们就从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大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评价开始：
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向人类传递了一个“事实的福音”：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无限美好，正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提出：福山的所谓“福音”“安置在可疑的和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福山所认为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7]76-76。他为了驳斥福山的“福音”，一口气列出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十大弊端。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并非像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而是“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些弊端正在“撕碎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7]115。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文艺理论家、美国学者詹姆逊指出，有些人拼命强调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言下之意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已消除了危机。而实际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推行“商品化”、“消费主义”、“全球化”等等，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他告诫整个人类：“宣扬资本主义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8]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强调：“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解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中自认为胜利的一方，事实上正处于全球性危机的层面上。他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种种“可怕的局面”并且断言：“面临这种可怕的局面，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却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9]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其弊端一目了然。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10]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把当代资本主义描绘成是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他认为，“9·11”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震撼力是“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即枪口掉转头来对准一直处于攻击地位的美国。在他看来，“9·11”事件最终根源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独裁和强权。他向人们提出了谁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的问题。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是美国。在他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阵营。美国政府正在给世界各国提供这样一个选择：“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1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当代西方世界最活跃的五大社会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建树主要在于，正当许多人借助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之际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时，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重大危机，而这种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提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已完全“殖民化”。他们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是“经济理性”，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人们热衷于在消费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人们不再遵循“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而是相信“越多越好”。完全由“经济理性”所支配的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关注的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那种劳动的活生生的感受，即给我带来幸福还是痛苦”[12]。
后殖民主义着重抨击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今的美国利用文化来实施霸权主义的行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要人们睁大眼睛仔细瞧瞧下面这一事实：帝国主义无疑仍然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在这些关系中，经济不发达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后殖民主义理论有时直接把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称为“传媒帝国主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媒体的整个宣传都是“殖民主义”的。他们看到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一面，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被这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所吓倒，而是透过这一表面现象，又看到了其“充满争议，动荡不宁”的本质。他们要人们对如下问题展开思考：美国的身份永远也不会改变吗？美国真正地如此强大吗？其他国家面对它真的如此噤若寒蝉吗？他们自己回答说：“把美国理解成一个经历着一种严重的身份冲突的国家更为准确。这种冲突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别样的纷争。美国或许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其结果远不明朗，斗争也远未结束”[13]。
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当今的胜利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一体系，特别是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的美国正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确实，上帝似乎特别照顾美国，总是赐福于美国。问题在于上帝的赐福是要有代价的，每一项赐福都伴随着矛盾。在体系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人们应当关注的是美国在接受上帝的赐福时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陷入了什么样的矛盾。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不断地衰退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认为，观察一个世界体系是否衰落总有其标志性现象，而当今这种标志性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满目皆是。正因为当今资本主义有着众多弊端，所以他们明确地说道：“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耻辱。”他们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是：“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催命剂。”[14]
依附理论学派生动地揭示了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表演：人们总是去参加有钱人一次又一次如出一辙的狂欢，急着去独占更多的财富、填塞过量的食物，此外还要吞服一些药水以防消化不良。这些人心里一直在念叨：“马克思死啦！”“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现状！”“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感觉到了什么威胁存在，稍有点担心，于是就提请同伙把宴会上的残羹剩饭分一点给穷光蛋们。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尽管资本主义敌人衰弱了，但是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贪欲颠覆了其合理性，其主要表现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资本的拥有者企图将穷人纳入剥削制度之中，但这无济于事，因为资本的逻辑必然会把穷人边缘化。资本的胜利可能会延缓这种危机，但奉劝资本的拥有者们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共产党宣言》早已把这一简单明了的道理大白于天下：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自身的矛盾。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如下基本判断：“《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富人的欢宴。然而资本规律赢得的这种暂时的、单方面的胜利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辉煌扩张，相反却是更加深重的危机。事实上，资本的阶级敌人出现一时衰弱之后，资本那永无止境的贪欲便彻底撑破了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它奉行的不平等原则颠覆了它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15]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强奸范本”的质疑来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有些人把全球化描述为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地统治世界这一点，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强奸”一词加以比喻，即把资本主义或它的代理者跨国公司比喻为“男性”，把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另类”(包括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其他领域)比喻为“女性”，把全球化的过程比喻为男性强奸女性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把强奸作为一个“客观现实”加以认可，实际上就是作为女人的被强奸者对作为男人的强奸者的不言自明的能力的认可，以及对自身的同样不言自明的软弱者的确认。关键在于，他们对作为一种强奸过程的全球化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此基础上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论证了在当代世界上作为“强奸方”的资本主义机体并非如一些人所宣传的那样强大无比，而作为“被强奸方”的非资本主义机体也并非如一些人所宣传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告诫人们无论如何记住下述这一点：在全球化范本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被描述成可以渗透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之中去，但反过来却不行”，这正如“阳具可以插入或者侵入一个女性的身体，但是一个女性却无法插入或者侵入一个女性的身体，给她留下印记”[16]。
最后我们就从西方世界出版的大量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的著作中，挑出最有代表性的10部，这每一部著作或许只分别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但把它们综合起来，则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今资本主义充满矛盾与不幸的较完整的图画。
借助于《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一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繁荣只是表面现象，掩盖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是深刻的矛盾和深重的危机。在该著作所揭露的美国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美国“二元对立”的揭露。该著作指出，在美国到处可见类似南半球的一些国家所见到的景象：在豪华别墅的旁边是矮小的贫民窟、失业者的女儿在靠近豪华商场的人行道上徘徊。美国社会的“二元对立”导致美国社会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首先，美国的民主病了；其次，美国的学校病了；最后，美国的医院病了。针对有人提出美国社会的“二元对立”和众多社会疾病，只是美国为了“强筋壮骨”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该著作又强调指出，尽管美国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光明，美国的工业在衰退，美国的财政赤字在剧增。该著作所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当年“里根式的复兴”只是“衰落中的帝国发射出来的一些余光”而已，“恢复荣誉以后风光了10年，许多彩灯相继在美国熄灭了”。[17]
《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揭示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了一个大赌场，“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卷进了这一大赌场，真正置之度外的人凤毛麟角。面临这样一个大赌场，确实很少有人能抵制住诱惑。该著作认为，当代世界的越来越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就是由“赌场资本主义”一手造成的。除了造成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则更为明显。“赌场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自身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大地增加了其不确定性，而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投机的社会。一个投机的社会也就是一个风险的社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体系全面走向赌场化最终导致这一社会充满着风险。随着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大的赌场，随着这一社会的投机性、风险性的与日俱增，“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忠诚和信心迅速消退，对自由民主社会最终的根基——伦理价值的尊重遭到贬低”，而“这很危险”。该著作预言：“赌场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结果很可能是“只有那些金融赌客将仍然在俯临资本主义城市中心的办公大楼里得以幸存，他们将举杯庆贺。对其余的人来说，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18]。
《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真面目的高倍数显微镜，通过这一高倍数显微镜，我们看到了深嵌于资本主义五颜六色之中的霉点和黑斑，而且这些霉点和黑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残酷发迹的血腥阴影的残余，而且也是其不可治愈的隐患的活性病源。该著作铿锵有力地说道：“到了20世纪过去了2/3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显示出：它能够将人类驯化到何等精确程度，它又以何种规模成功地使它的物神形式的面具变成了物质世界的面貌并甚至进一步变成自然界的诸多组成部分，而且它能够驱使成批的人自我否认到何等的地步。”该著作从各个方面对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的当今资本主义展开了分析批判，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清楚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的盲目飞行的终点，最后只能粉身碎骨”。[19]
《资本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失败以后的世界经济前景》一书从各个方面驳斥了资本主义“必胜主义”的论调。这一驳斥无疑对陶醉于资本主义必定会胜利之中的人来说，确实是帖清醒剂。说到底，资本主义“必胜主义”信奉者所说的“必胜”，主要是指美英所实施的那种极端的市场经济的“必胜”，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究竟能否真正获取最后的胜利，也主要取决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前途究竟如何，取决于这种极端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什么。从这一认识出发，该书直面当今美英的极端市场经济模式，企图通过揭示这种经济模式已经带来、正在带来和将要带来的种种弊端来进一步驳斥资本主义“必胜主义”。该著作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这样，这种全球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伤害，而且又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引向“必胜”。西方一些人是以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作为衬托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的。基于此，该书首先通过论证不能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失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之间直接画等号，来驳斥西方资本主义“必胜主义”。该书强调：“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把共产主义的崩溃解释为曾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是一种错误。”[20]
《反对资本主义宣言》是难得一见的当代反对资本主义的檄文。该著作提醒人们，千万别小看西雅图的示威者的行动，它使“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人们认识到，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人们担心社会民主已经无力阻止这种状况的蔓延，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可能已经被企业收买，国际政治机构也已经成为企业扩张战略的棋子。该著作通过对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的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和恐怖主义这三大问题的分析得出结论，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一个与整个星球相对立的制度。该著作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行，“一方面，财富和权力正越来越集中到全球社会政治的上层阶级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无产阶级扩大化正在全球上演”。[21]
《资本的帝国》富有说服力地向我们揭示出当今的美国是典型的资本帝国主义。该书不仅告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美国政府所追求的不可理喻的政策“可能是某种极具典型性的疯狂”，而且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疯狂不仅牢固地扎根于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而且也是牢固地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之中的”。该著作指出，当正式进入所谓的全球化时期以后，资本帝国主义者借助于全球化来摆脱危机，实现控制全球经济的狼子野心更加昭然若揭了。全球化与“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是对资本主义成功的反应，而是对其失败的反应”，“美国动用了自己对金融与商业网络的控制机制从而推迟了它的国内资本的清算日，使其得以将压力转嫁别处，并使到处寻求获利机会、疯狂进行金融投机的剩余资本的流动得以从容”。该著作反复提醒人们，美国在今天的存在，就意味着是战争，但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无限战争”。“这种在‘目的’上没有限制、‘时间’上没有终结的战争属于这个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疆土限制的帝国”。[22]
《反对资本主义》明确地提出该书“是逆潮流而写的”，其宗旨“是对资本主义消极性特征的一个概览”[23]中文版序，p3。该著作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做出了这样的概括：“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其体制动作的自由，而事态已变得更糟”，“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看来行将穷尽它一切存在的理由”。该著作围绕着“效率”、“增长”、“非经济价值”等方面来说明资本主义“不具有有效合理性”。该著作指出，有人总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与其市场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即使这种联系有一定根据，但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下资本主义的另外两个决定性的特征，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这两个特征能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吗？至于平等，只要考虑一下在美国占总人口90%最低层的人占有三分之一财富，最富有的人虽然只占总人口1%，但却同样占有三分之一的财富这一事实，就可知道这一社会是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对于民主，只需知道下述这一点就可以了：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财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提高让正式的民主程序反映有钱人利益的可能性”。该著作满怀信心地指出，历史将证明本书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资本主义确实是一种存在深层次缺陷的经济制度，完全不可能解决目前那些挑战人性的基本问题”[23]中文版序，p5。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用纪实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充满着残忍性和野蛮性的真实图景。该著作把资本主义全球化比喻为一部“奇妙的新机器”，认为“在向前挪动中，这部机器抛出了大量的财富和施舍物，而与此同时，却留下巨大灾难和沟壑”，它“尽管力大无比，具有无限创造力，却似乎正在失控地奔向某种深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跨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全球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这些跨国工业体系的命运。正因为如此，该书通过挖掘建立跨国工业体系的下述“潜在矛盾”来揭示全球化的逻辑是一种“疯狂的逻辑”，全球化必然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工资套利”所隐含的矛盾、“投资投标”所隐含的矛盾、“自动化”所隐含的矛盾、“开辟新兴市场”所隐含的矛盾、“相互合作”所隐含的矛盾、“购买剩余产品”所隐含的矛盾。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命运除了取决于工业跨国公司的前景外，还依仗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前途，而该书指出，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已成了难于驾驭的脱缰的野马。目前金融市场是蜂屯蚁聚。银行家和投资家对未来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而“当投资者被狂热所误导时，这种错误会是灾难性的”[24]。
《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论述了当前的资本是如何失控的并且对这种失控进行了批判。该著作提出，只要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的内在的权力结构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它们基本上一直保存着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未能改变的阶级剥削关系”，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劳动对资本的结构性从属”。该书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目前资本制度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不景气现象都与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黑洞”相关。该著作非常深刻地向人们指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理由和合法性已经消失，再多的操纵或公然的压抑也不能重新改造它。因此，当浪费的数十亿可以五十次地供养他们时，却使千百万人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这充分显示了这种统治制度的极大罪恶。”[25]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不但通过探讨“新帝国”的形成总结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揭露了“新帝国”的产生尽管消除了内外界限但并没有消除剥削和压迫，流动于全球的民众仍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该书首先通过对“主权”转变的分析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该书指出，“帝国”就是当前全球新的主权形式，而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该书又通过对“生产”转变的分析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对“新帝国”生产范式的分析过程中，该书向人们揭示了建立在这种生产范式基础上的充满着霸权主义色彩的全球金字塔结构。该书指出，在“新帝国”时期的所有的经济活动，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发生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这种经济活动属于哪一个工业阶段，都受制于信息经济，也就是说，都受制于“新帝国”的占主导的经济范式。目前不同地域的那些不同的经济范式，不能仅仅视为处于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可以共存的不同的经济范式，而应当视为是一些新的全球经济中不同的生产等级。正因为有着这种等级上的差异，所以被有效地排除在信息经济之外的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尽管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业生产，但“发现自己处在饥饿的边缘”[26]。
上述五大思想家、五大社会思潮、十部著作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已足以说明当今资本主义从总体上处于什么境遇之中了，也就是说，已足以说明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经过自我调节变成人类最美好的制度，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足以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揭露依然没有过时。
美国学者R.L.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正如海尔布隆纳所揭示的那样，纵观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大垄断集团、跨国公司，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尽管它们具有了更大的容纳力和自我调整力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仍然存在。马克思曾经说过，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7]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一些人常常用“两个决不会”来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思想。实际上，“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今天“决不会”并不表示永远“决不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垄断方式，它都不可能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都不可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28]只要还是那个资本主义，就必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就必然承受着隐含在“资本”中的各种矛盾，就必然面临着“资本”所带来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29]。资本主义的本性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就决定了金玉其外的资本主义，灯油已快熬干，熄灭是迟早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给它所下达的“死亡判决书”，延期执行了，但依然有效。
如果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点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么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矛盾则以更为清晰的形式展现在面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并不是像有些人轻描淡写地所说的是“金融市场上投机活动的失控”或“借贷过度”。确实，如果仅仅局限于从金融和金融危机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难以回答像美国“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难以认清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30]这次危机发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用注入货币、大范围减税等办法来走出危机。但是，这实际上是徒然的。马克思在当年曾经指出过：“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31]当今的美联储处于当年的英格兰银行同样的地位，也不可能借助于“海量注资”来医治好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痼疾。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从反面告诉了人们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依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过时。
下面让我们接触一下美国最近20多年从经济增长变为经济负增长、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一些具体数字，来进一步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是正确的。
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7%，进入本世纪以来的最初8年，平均增长率不足2.4%，而到了最近几年，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经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集团、昂贵的军费开支，不得不实施“赤字经济”，即依靠借债过日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到了1985年，美国就从净债权国一下子变为债务国。美国依靠历史上所形成的美元优势，大肆发行美元债券。到了2004年，美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如果把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地方政府、美国个人消费者、美国公司全部的债务加在一起，到2009年，美国总共负债57万亿美元。借债是要付利息的。如果我们就按6%计算的话，57万亿债务规模，以每年6%的速度往上涨，按40年作为尺度来计算的话，经过40年的利滚利，美国到了2050年前后，整个债务总规模将达到586万亿美元。到那时每年的利息就是35万亿美元。而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来看，现在基数是14万亿，不到15万亿。我们就按照过去的100年以来统计，按平均计算的话，美国可持续增长数字是3%，也就是说，我们满打满算，40年之后美国的GDP总额大概是33万亿左右。[3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了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就是不吃不喝，把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财富都用来偿还当年的利息还远远不够。须知，我们在计算美国的负债的数字时，只是计算了到目前为止所欠的“旧债”而没有考虑事实上美国还在不断地借债从而日益增加的“新债”，而在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数字时，只是按过去100年的平均值而不考虑其目前日益严重的衰退因素。所以事实上，情况比我们分析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些无情的数字，向我们展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除了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走向崩溃，没有别的出路。
美国的金融危机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已为许多西方思想家所确认。
德国经济史家托马斯·库钦斯基曾这样说道：《共产党宣言》发表已有160多年时间了，对《共产党宣言》的争论减少了许多，然而没有改变的是德国统治阶级的态度，他们对推广《共产党宣言》毫无兴趣，更不愿意传播它的理念，因为这些理念宣扬资本主义的覆灭和无产阶级革命。然而近些年来，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使得《共产党宣言》的理念得到了新的空间。
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利奥·帕尼奇提出，在金融危机情况下，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重新复苏。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近一次复归。人们原先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和很天真的想法，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改革获得胜利，等待着突然有一天，就超越了资本主义。美国的金融危机终于使许多人从这种错误认识中走了出来，回到了《共产党宣言》的正确轨道上。金融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275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指出，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共产党宣言》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马克思因此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共产党宣言》就值得阅读，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生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生存。
瑞士银行资深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强调，对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种抗议和其他影响世界的种种弊病的决策者来说，研读一下早就离世的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大有好处。在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萧条中，马克思的幽灵已经从坟墓中复活。这位老谋深算的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很多错误，但今天的全球经济却在某些方面和他预见的情况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确实，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在西方世界出现了马克思“王者归来”的景象。[33]
2012年7月4日的英国《卫报》，专门报道了最近在英国“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复兴”的情况。不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销量激增，而且《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广受欢迎，数千人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5天的名为“马克思主义2012”的狂欢节。这一活动虽然年年举办，但今年参与者中年轻人大量增加。组织者约瑟夫·楚纳拉对此十分感慨。他这样说道：“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复兴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34]
前不久，德国开姆尼茨市的储蓄银行发行了一张万事达信用卡。那么，卡上究竟印谁的头像好呢？该银行为了尊重用户的意见，特打了一份写有10个人名字的咨询表让用户选择，其中既有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又有巴赫、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但最后胜出的是“卡尔·马克思”。目前在德国，马克思的名字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符号。德国电视2台前不久曾在黄金时段热播一部名为《马克思和阶级斗争》的10集纪录片。纪录片中称：“没有一个德国人对世界的影响能超过马克思”。一些德国学者经常宣传的一个主题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理念，对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深入分析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目前几乎所有德国的大学都有研究马克思的项目。许多城市还有阅读马克思的专门组织。
马克思最近不仅在他的故乡德国以及流亡多年的英国再次“火”了起来，而且在他没有留下什么足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深厚从而也最敌视他的美国，也成了关注的热点。2009年4月，《大西洋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的文章。该文以金融危机为例，论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2009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有马克思画像的封面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完全摩登的马克思》。该文这样说道：为什么人们要为马克思招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后果——金融海啸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还为此预留了解救的“药方”，值得我们今天作为参考。
从上面这些最近发生在西方世界的例证中，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正在西方世界“王者归来”，而且也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王者归来”，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灾难和危机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马克思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王者归来”，预示着回归马克思是人类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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