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及宏观调控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宏观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国家计委综合司和北京市计委在北京联全举办了“宏观政策及宏观调控国际研讨会”。中外专家代表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宏观政策和调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现将研讨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关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是外加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美国经济学会前任主席罗伯特·艾森伦尔教授指出，市场经济的原则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缺点是周期波动和失业。西方经济学往往忽视市场的不完善性，所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应把市场过于理想化。中国目前及今后始终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硬件、软件以及中国独特的人口压力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动态过程，指出中国实行“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并举”这一政策的成功，是对西方新古典学派的“管理最少的政府（或国家）就是最好的政府（或国家）”的教条的挑战。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白和金认为，高教授的这一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既不能将市场机制的作用理想化，也不能把宏观调控的作用理想化，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要相互结合，不能偏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樊纲通过对我国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国有经济分权的分析，提出面对双重体制只能以“双轨调控”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而要实现长期稳定，必须从基本经济关系的改革入手，改革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阿格瓦拉认为，与原东欧国家的改革相比，中国稳步推进的改革更有成效，如最终成功，将预示着一种崭新理论的建立。因此，目前全世界都在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改革。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
艾森伦尔特别强调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对美国经济现有的增长潜力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经济潜在的年增长能力不是美联储认定的2.5%，而是可以达到3.5%—4.0%。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已持续14个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并没有引发通胀。阿格瓦拉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这期间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与价格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今后10年内仍可能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和10%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凯恩斯，要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把计划与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世界银行愿与中国合作，需要中国成功的经验。白和金认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通胀与失业也不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但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是粗放式的，这种经济增长，如果速度过高就难以避免引发高通胀。同时，要注意区分周期性通胀和失业与结构性通胀和失业，在宏观调控中把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认为，在宏观调控中，把产业政策作为区别于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即短期需求调节的总量政策突出出来，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其他外国专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对中国应在持续发展中治理通货膨胀，而不是以经济停滞、下降为代价来治理通货膨胀给予肯定的评价。
三、关于财税、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许善达介绍了1994年财税改革中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和成效。国外专家对中国财税改革的平稳过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强调了增强国家财税调控能力的必要性。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谢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李扬指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展很快，但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现行的货币政策带有极大的随机性。主要表现为：用行政手段控制银行对客户的贷款限额和存贷款利率水平，而同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却表现为一种随机过程。根据多重目标确定贷款数量，其后果往往导致货币和信贷增长过多，成为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有的直接信贷规模管理效用弱化的情况下，加快发展全国统一的规范的货币市场，加快中央银行向以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为目标的间接性货币管理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英国得比大学教授高兰德在分析了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后指出，体制转型国家贷款的风险成本高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有多种手段可供选择，就中国目前的体制状况而言，不应过早地放弃对贷款的直接数量控制。艾森伦尔认为，货币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较长期的过程。中国发展货币市场是必要的，但不能过急，当年美国和日本就做得太快了。美国波士顿大学、莫林银行和金融法律研究中心教授简·艾雷斯塔，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指出，在过去10年中，由于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已成为更加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导致国际间的金融危机传递更加迅速。而国际上对资本的大规模投机性流动却还没有什么抑制办法，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注意保护自己，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国际因素。建议中国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可能冲击本币稳定的情况要有防范准备。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阿格瓦拉对中国国有企业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与其他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承担那么多社会职能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表现是最好的，从世界范围看也是罕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改革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是要做得更好。法立克迪克逊大学经济和金融系主任得吉莫坡洛斯教授指出，私有化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选择，重要的是要加强竞争、反对垄断。美国康州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裴基泰教授在详细介绍了欧美的反垄断政策法规后，建议中国在发展企业集团的同时，也要注意反垄断问题。与会专家还对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外专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面临两难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从本国国情出发，起点标准不能太高，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享受更高水平的保障就需要在工作时期增加个人帐户的储蓄。一些专家对目前社会保障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局面表示担忧，建议及早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国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白和金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体制划分为“新古典主义型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混合与改良型市场经济”三类主要的模式，从经济思想、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各类体制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5点认识：（1）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程度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在市场经济、即使在发育尚不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3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必须从国情出发，并随着多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完善。 （4）后发国家（如日本和东亚等国）运用计划指导和产业政策，大大加快了经济成长、结构转换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目前，西方先起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等国）的宏观调控，不再是单纯地调节社会总需求，重大结构问题也纳入了宏观调控的视野。（5 ）宏观管理职能机构和调控手段的配置，既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又与政府机构和宏观管理的历史沿革有关，目的在于尽可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减少调控成本。捷克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和世界银行特邀专家克雷斯米尔·扎吉克通过比较研究指出，捷克改革与东欧其他国家及前苏联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国家把一个旧的经济制度摧毁了，但同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制度。而捷克在破除旧制度的同时特别注重市场机制及金融体系的建立。中国专家认为，这种注重机制建设的做法值得重视，同时也指出两国国情有很大不同，一些改革方法可以彼此借鉴，但最终还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选择。
（国家计委综合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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