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成立论文,初期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书评论(简称书评)，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图书进行真实介绍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的文化出版宣传的一种研究性、学术性活动。书评具有多种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思想宣传部门和出版管理部门，都很重视书评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今。回顾一下当时书评开展的情况，对今天如何开展书评，对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是有现实意义的。
适应新的形势 开辟书评阵地
开展图书评论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利用传播工具，开辟宣传阵地。1950年4月5日，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图书评论》专刊创刊，每隔两周在《人民日报》刊出一期。为扩大这个刊物的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当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向各地新闻出版局(处)发出通知：“我署为加强与群众联系及建立有益于人民出版事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由我署编审局编刊《图书评论》，自4月5日起每隔两周在北京《人民日报》出刊一次。这个刊物出版后，引起读者和出版工作者极大的注意……对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帮助很大。”“全国其他地区的图书批评工作也应该及时展开。”[1]《图书评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报纸上创刊最早的一个书评专刊。它除发表书评文章外，还介绍了苏联的一些出版情况及经验，开辟有《好书推荐》、《读者意见箱》、《读者·编者》、《出版动态》等栏目。这个专刊从1950年4月5日出至1950年12月28日20期后更名《书报评论》，但其办刊宗旨不变，只是评论的内容不限于图书，增加了报纸评论的内容。为了迅速及时开展书报评论，由原来的双周刊改为周刊。1951年6月25日出至25期停刊。
另一个重要的书评阵地是1950年11月10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的副刊《读书与出版》(双周刊)。编者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提出：“我们的愿望，是想经过这个刊物，来加强读书界与出版界的联系。一方面使出版物的质量能逐步提高，以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读者群众对书刊能作适宜的选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读书运动。”这个副刊除发表大量书评文章外，还开辟有《新书简介》、《读者之声》、《读者意见箱》等栏目。
《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书评阵地。此外一些地方报纸和一些期刊当时也陆续开辟了书评阵地。如上海的《大公报》有《读书与出版》周刊、汉口《长江日报》有《图书评介》双周刊、上海《解放日报》出了有关出版的副刊、济南《大众日报》有不定期的书评副刊；《东北日报》、《新华日报》、《南方日报》的副刊中，都有书评刊出。另外，《中国青年》、《人民教育》、《翻译通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都不定期地刊出有关书评文章。由于适时开辟了书评阵地，广大作者、读者踊跃为其撰稿，书评活动顿呈活跃之势。
加大书评力度 促进出版繁荣
多出好书，向读者介绍好书，批评不好的书，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的需要，是出版工作者的根本任务。当时《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推荐的好书有以下几个类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党革命领导人的著作、向革命群众进行历史传统教育、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及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在解放区广泛流传的我国的优秀文艺作品及翻译的苏联优秀文艺作品、科普读物等。当时总的情况是大多数出版业者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书籍的政治思想水平在逐步提高，内容恶劣的书籍所占的比率很小。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出版部门公营、私营并存，一些出版部门特别是私营出版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出版了一些思想错误以至内容有严重问题的图书；有些出版单位没有健全的编辑机构，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将旧中国出版的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物，不加选择原封不动地重印，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还有的是受作者思想文化水平的限制，使一些图书存在某些问题。这些有问题的图书理所当然地受到批评。刊载于1950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第四号由出版家金灿然撰写的《反对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出版者——评“时代百科小丛书”》一文，针对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时代百科小丛书”中存在的荒谬思想及错误的历史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以《怎样学习历史》一书为例，认为该书作者毫无国家与民族观念，把鸦片战争说成是英国与中国的文明与落后的斗争，抹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鸦片战争》一书中，该书作者认为“英国是一个产业革命最先进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征服农业诸民族的道路发展的”，英国“所以一定争着鸦片这一特殊商品的贸易自由，也实在因为没有别的商品可能大量运到中国市场来畅销”。这就是说英国“这个先进国家用鸦片来征服中国这个落后国家是情有可原的”。文章批评：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叙述，会给读者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回顾撰写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向广大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出版工作的一项光荣任务。然而，有些作者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人物，在写作中歪曲事实。刊于《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第24期(1951年10月22日)上的《一本歪曲革命先烈的坏书——略评〈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8月版)，书评作者认为该书歪曲了革命家形象，歪曲革命史实，替反动统治者做宣传，美化特务分子，把战犯当作人民革命战士，应该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见报后，北京宣文书店致函《光明日报》，表示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并对书的内容作了检查，“发现其中确有许多令人不可容忍的严重错误……”，出版者“对该书已作如下处理：1.即日起停止发行；2.对该书决定不再修正出版，原有纸型销毁”。[2]
地理教科书和地图类图书出版中有许多敏感问题容易发生政治性错误，如关于民族问题、疆域问题。在《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第三号(1950年5月3日)，金灿然发表了《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一文，针对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复兴高中本国地理》和《开明新编本国地理》、《开明新编初级外国地理》3种教科书中存在的原则性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这些书的内容有的与全国解放后的形势要求不符合；有的虽然在解放后由出版者进行过修订，但仍然存在许多原则性的重大缺点。丁华在《消灭地图出版中粗制滥造的现象》一文中，对上海震球与地学社1951年2月出版的《最新地图》中，将少数民族称为“蛮子”、“苗蛮”，并解释说该民族“凶悍残忍”，“常和汉人械斗”，作者认为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是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表现。另有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把我国新疆的布尔根城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3]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错误。
辞书、工具书出版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当时一些辞书出版比较混乱，突出表现是乱编乱印，重复出版，互相抄袭，错误较多。林江在《反对出版工作上重复浪费现象》一文中，对北京的益民书局、科学社、励志书店翻印出版的正中书局《少年字典》的批评就是突出一例，此书中的一些条目，充满着浓厚的反动阶级的观念，受到读者的批评。[4]作者长风、王城对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新知识辞典》和春明书店出版的《新名词词典》提出了批评，认为在这些辞典中“最显著的表现着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书中保留着许多陈旧的、不合时的材料……存着难以容忍的荒谬的记载”。如《新知识辞典》在解释“五月学潮”条目(指1947年京沪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爱国运动)时作如下说明：“政府闻悉，乃宣布‘紧急处理法’，经镇压后方告平息。”这些解释“很突出地表现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养成的盲目的‘正统观念’”。这样“一本包含着相当多的错误的辞典是会极有害于读者的”。[5]鉴于此，出版总署1950年2月28日发出指示：“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新知识辞典》一书，内容有许多地方歪曲事实，反对人民民主。因为这类书易于流行，读者容易受其欺骗，故令你处(指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制委员会——作者注)即令其停止发售。”[6]
批评的目的在于改进出版工作。北新书局于1951年1月致函《人民日报》的《书报评论》编者：“我们出版的新知识辞典，承蒙批评指导后，我们一方面把全部存书停售，纸版销毁；一方面进行彻底改编。差不多每条都经过几次讨论修改，同时又增加了很多新的材料和条目，删除了许多不重要的条目，经过10个月的辛勤、认真地工作，现改名《新编新知识辞典》，业已出版，希望继续批评指教……”《书报评论》编者发表这一来信时加了如下按语：“北新书局这种对出版负责的精神是很好的……为了供给读者一本更完整的辞典，希望读者对该书多多提出批评，同时希望出版界对这方面的工作，作进一步的努力。”[7]
出版物中编校不认真，差错过多，引起读者批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对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资本论》1950年1月上海第1版，由于校对不精、错漏很多提出批评。作者列举《资本论》第一卷补遗后勘误表计33页，1658条；三联发行的《家庭私有制》一书，正本不过200页，勘误表就有4页80条。读者的批评引起三联的重视，并答复读者：“《资本论》误排的确很多，因一时重排为难，故不得已，作一长得可怕的勘误表，现在旧版已经卖完，我们决定不再重印。译者并已在改，不但改正了误排，还改正了不适当的解释。”[8]
当时出版物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私营出版业出版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急于求成，助长了粗制滥造，加之一些小规模的出版部门不但没有编辑部，甚至连校对员都没有，出版时把未经过认真编校潦草糊涂的原稿直接发交印刷所草率出版。二是一些出版者片面满足读者需要，将解放前出版的图书，不经过认真审查、修订，或不经作者同意，甚至有的虽向作者提出修改或增订要求，但出版者为了减少成本，不加修改、不愿重排，还是照原样出版，事后才发现许多难以挽回的政治性错误。三是一些图书作者，由于受旧时代的思想影响，旧的认识残存于思想之中，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出某些错误观点，加之出版者审读不严，也是酿成出版物质量不高甚至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四是当时出版法规尚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也是形成图书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
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针对书评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出版管理部门加大了开展书评的力度。1951年3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指出：一是要求全国报刊应增设专刊开展书评。二是书评文章应与人为善，力求认真负责，恰如其分，既不模棱两可，敷衍了事，也不粗暴鲁莽，夸大缺点错误。三是要求书评的编辑与各方面建立联系，使正确的批评产生实际效果，不正确的批评得到辩证。为了进一步引导书评工作，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书报评论是领导出版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肯定前一时期书评工作成绩的同时，强调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地建立书报评论工作。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评工作，针对当时出版物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展了适时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且效果明显，对扭转这一时期图书市场出现的混乱现象，起到了净化作用，对繁荣新中国初期的出版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 做好当今书评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评工作，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有些好的传统值得今天发扬。
第一，勇于批评，敢讲真话。一般说来，图书出版后，出版者、作者总喜欢听奉承话、好听的话。对读者批评的话、刺耳的话难以接受。批评者如果大胆地讲真话，对某些出版物加以批评，就有一定的阻力，要承担较大风险，甚至招来不应有的麻烦。但是当时的图书评论，总体上气氛是好的。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光明日报》的《图书与出版》在创刊的一年多时间里，发表书评文章180余篇，其中评论好书的文章70余篇，其余大都是批评性的文章，这当中有不少是很尖锐的批评，但被批评者一般都对批评意见持欢迎态度表示接受，并提出了整改意见。事实证明，只要勇于批评，敢讲真话，是深受出版者及读者欢迎的。
第二，实事求是，讲究实效。书评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坚持实事求是。正如鲁迅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书评工作必须坚持原则性的正当批评，对好书不一味吹捧，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图书要分析具体情况，不一笔抹杀。“我们的书评工作的基本精神是‘与人为善’，事实表明大多数出版者都是努力地向进步的路上走，都能尊重舆论和广大读者的意见，书评工作者就应该成为出版者的良师益友。批评者不应该是单纯抱着‘找岔子’的态度，而必须怀着积极地帮助出版者做好他们的工作的热情。发现了值得介绍给读者的书籍，那才是书评工作者的最大的愉快。有的出版者虽然努力想做好工作，而有时也出版了马虎的不够严肃的书籍，书评工作者自然应该认真地向他们指出，但这和完全投机骗人的市侩书商究竟还是有所不同，也就不应该把他们描写成是陷入无可救药的错误中间。”[9]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书评的真实情况。正因为在书评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书评的效果是良好的。如王子野曾在《图书评论》上发表《反对滥印文集》一文，批评一些作者随便找一些对今天没有现实意义的旧东西编入文集，是一种不好的风气，并点名批评了周而复出版的《北望楼杂文》集，周而复见到批评后，致函《图书评论》编者表示虚心接受，并加以改正。由于这个时期书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人民日报》的《书报评论》当时曾受到胡乔木的肯定。他说：“为着改进出版物的质量，应该把书评工作有系统地发展起来，出版总署可以考虑出版一种评价书的刊物……《人民日报》曾出过《书报评论》副刊，有些出版社很不放心，常来问有没有批评他们的出版物的，现在这个副刊不出了，他们好放心了。应该使出版社永远不放心，让他们提心吊胆，这样出版工作才能向前推进”。[10]
第三，发扬民主，互相探讨。书评的主要对象是图书。图书多种多样，内容千差万别。评论者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对同一种出版物在评价上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就需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互相探讨，展开争鸣。当时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尚未提出，但当时的书评活动总的气氛是好的。书评作者基本上能本着科学分析，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一些图书发表不同意见，达成共识。批评对了，出版者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批评错了也允许出版者、作者进行申辩或反批评。《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曾登载了一篇对华岗所著《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史》中的史料运用提出批评，认为材料取舍粗糙，并提出了四点具体意见。华岗见到批评后，表示接受读者批评，认为意见中肯，对作者提出的几点意见作了申述与说明。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
不可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书评工作处于起始阶段，当时的书评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书评文章在对某些出版物批评时缺乏对出版物产生错误的历史背景的具体分析，有对改进出版的要求过急、过高的现象；对于出版物中存在的一般性错误与政治上的错误缺乏严格的区分，对原则性的错误及个别技术性的错误也严格区分不够。二是在重视批评不好图书的同时，对出版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好书缺乏系统地分析评论，正面引导的力度和示范作用不够。三是由于没有专业书评刊物的创办，报纸上的书评文章显得零碎分散，影响了书评文章整体效益的发挥。四是尚未建立一支专业的书评队伍，书评工作的开展缺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评工作，领导重视，措施得力，书评的指导思想明确，书评的社会风气良好，它对繁荣当时的出版事业起到了积极有力的监督推动作用，其中的不少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