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①这种“从后思索法”不仅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而且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一种思维方法，可以说是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历史逻辑分析，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本文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高度，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启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1956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中心工作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一贯注重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的毛泽东，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很多经济著作，包括《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1958年毛泽东三次研读并批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年11月9日至10日就该书进行谈话，1959年1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研读了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谈这两本书的记录，已由邓力群整理、编辑成《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出版了清样本。仔细品读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可以体会到他当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急迫心情。这些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一次宝贵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力群回顾说，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饱含着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②吴易风教授对毛泽东批注和谈话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这些批注和谈话，为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③ 说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不仅基于毛泽东上述探索的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以下理由。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在谈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④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到了“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的问题。⑤可见，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已经在思考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问题。 第二，毛泽东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多次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⑦这就突破了斯大林的局限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然沿袭斯大林的说法，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大多沿用这种提法。毛泽东认为，这样规定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化了，提出了“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两个“联系研究”的思路。当然，毛泽东也注意了研究对象泛化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⑧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既避免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又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基础性的思路。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思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时，就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主线。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他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⑨ 第四，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哲学头脑对经济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贡献来说明这个道理：“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⑩他在肯定苏联“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11)的同时，又针对性地指出，这本书的问题主要是缺少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的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12)毛泽东还指出苏联教科书老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的毛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行为：“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3)这就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的原则。这既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锐利思想武器。毛泽东还指出了“从经济事实出发”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经济学必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14) 第五，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高度评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指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15)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和历史性的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论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断，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的论断，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的论断，依靠群众管理经济的论断，科学技术革命的论断，物质利益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论断，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实行计划经济，但“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6)他反对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明确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17)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后来的有关论述与这些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 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不长，自身规律还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探索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也意识到在那个时AI写作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18)毛泽东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和利用商品经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而这个突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核心，真正的破题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完成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者，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表现在三个重大突破上。 第一，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是这一突破的实践基础。实践前进一步，思想的突破就迈进一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方针，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思想认识虽然仍局限于计划经济的框架，但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打开了闸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已经不再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进展。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邓小平有关计划与市场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7年2月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的论断：“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恰恰出现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因此，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显得特别重要。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就谈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性问题：“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22)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3)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本事实依据和实践根基。 第三，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首次提及社会主义本质，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5)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系统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社会主义本质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极为重要，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层面突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些思想必须通过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和体制机制，才能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筹备党的十四大的过程中，尤其是1991年10月到12月，江泽民召集国内一批经济学家召开了11次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主持了全部会议。这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的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讨论”。(27)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做了系统回顾，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引起强烈反响。同年6月12日，江泽民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这个提法”。(28)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9)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一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经济要有宏观调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 第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在现有生产力状况下鼓励扶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当时的主流认识是，个体经济只能是公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范围扩展到了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和外商独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后，我们党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十四大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彻底突破了“主体—补充”思维模式，确立了“主体—共同发展”思维模式，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三，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始终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不断适应性调整的。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时候，在分配制度上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十三大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了“主体—补充”论，在分配制度上也相应形成了“主体—补充”论，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相应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 第四，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思想，并推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实践进程。党的十五大突破了公有制仅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存在形式的传统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股份制，“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有新论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0)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效果不断显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一，“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线。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精神研讨班上指出，“要深刻理解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 第二，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力量，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强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运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 第三，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资源支持的思想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智慧”。科学发展观从中华文化中寻求智慧资源。“以人为本”显然是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现代改造和提升，“和谐社会”思想明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发扬光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自然”的现代利用。可见，中华文化基因是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引入经济思考的社会视角，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求，但是，社会进步往往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为了解决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诸多矛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建设突破了单纯着眼于“人”与“物”的关系，开始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2006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间的关系”(31)；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2) 第五，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了自然规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2005年3月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首次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2007年12月胡锦涛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拓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是单向度地张扬人的生产能力，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前所未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第一，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成为一门植根中国实践、凝聚中国智慧的系统科学理论。2014年7月在邀请经济学界专家座谈时，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明确和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第二，从历史逻辑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3)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科学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历史源流和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遵循。 第三，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34)“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需要坚持六个重大原则。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第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制度保证。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从理论逻辑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凝聚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和结构体系。第一，坚持人民立场，构建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观点、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第二，研究对象是中国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发展，任务是揭示三大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第三，理论基石或者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他一切论断都将失去根基，失去理论解释力。第四，两大主体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主线是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五，理论逻辑终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总结、提炼出新经济结构、新运行方式、新经济形态蕴含的新经济规律。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35) ①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②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2页。 ③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④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2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 ⑥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22页。 ⑧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22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21-422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803页。 (11)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70页。 (12)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422-423页。 (13)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70页。 (14)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803页。 (15)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16)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61页。 (17)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50页。 (18)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80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314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27)陈君、洪南：《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28)陈君、洪南：《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9)《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3)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34)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35)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资本论论文; 生态文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