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总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系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世界文化革命潮流的兴起，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发生了空前的伟大变革，这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此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年，却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纪的诞生。作为其重要组成之一的东北现代文学，就其主流而言，反映三十年来东北社会历史进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表现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苦难、抗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于丰富和充实中国现代文学无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东北社会形态的演变同步，应大致包含三部分：（一）五四到“九·一八”以前的新文学；（二）“九·一八”事变后曲折发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其间，崛起于关内文坛的东北作家群及其创作是东北现代文学最具华彩的乐章；（三）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文学，以东北解放区文学为主，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学的延伸和发展。可以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贯穿于东北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内容。东北现代文学虽然起步晚，阶段水平不平衡，但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创作中皆有独领风气之先而应名留史册之作。特别是1931—1949年的二十余年间，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出抗日文学的先锋作家群体——东北作家群，而且以坚实多样的创作实绩展示了殖民统治下文学发展的特异形态，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内容，在更高的层面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提供了抵抗文学的实证。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崭新的翻身农民系列形象。东北解放区文学所遵循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为建国后东北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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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东北新文学起步较关内迟缓。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毕竟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随着那滚动的时代车轮，冲击着关东大地。1919年开始，《泰东日报》、《盛京时报》等报纸陆续刊登介绍新文化思潮的文章和新文学作品。鲁迅、叶绍钧、冰心、刘大白、俞平伯等人的新文学作品，给东北新文学作者以最初的启蒙。1921年4月， 《盛京时报》开始刊登本地作者新诗，如金光耀《问牵牛花的话》、幺生的《牧童歌》等。1923年以后，效仿关内文坛，相继涌现出一批进步的文学团体。其中，吉林的穆木天、郭开轩、刘政同等人组织白杨社（出版《白杨文坛》杂志），沈阳的梅佛光等人组织启明学会（出版《启明旬刊》杂志）。它们倡导新思潮，反对封建势力，成为“东北文坛新文学运动第一次具体的表现”〔1〕。1928年，东北易帜，关内外形成统一的局面。 在左翼文学推动下，成长中的东北新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倾向性，兴起了“普罗文学”、“民族爱国文学”等文艺思潮。此期的东北新文学，多依赖报纸副刊，总体艺术水平不是很高，但传播了新思潮，于新文学创作是初步的尝试。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如萧军（三郎）、萧红（悄吟）等人就是在此氛围下开始文学启蒙和创作的。几年间，东北新文学以突进姿态走完了关内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路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新文学的正常发展进程被阻断，呈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是复杂扭曲的面貌。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疯狂鼓吹法西斯文学，扶植卖国主义的汉奸文学和为敌人歌功颂德的粉饰文学；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影响下，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可以说，在东北作家中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在民族情感感召下，葆有文学家的良知，以多种文艺形式，隐晦曲折地表达东北人民热爱乡土、仇恨侵略者的爱国情绪。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爱国进步文学在与日本殖民当局扶植的卖国汉奸文学、粉饰文学的较量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其大致经历可分三个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为第一阶段。
东北沦陷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忙于军事侵略，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尚未严密。在敌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哈尔滨地区，形成了以中共党员和爱国作家为主体的北满作家群。其主要成员有金剑啸、姜椿芳、舒群、罗烽、萧军、萧红、白朗、山丁等人。他们翻译介绍外国（尤其是苏联）作家的作品，开展新戏剧活动，以报纸副刊为阵地，创作、发表了许多抗日和暴露现实的作品。如金剑啸讴歌抗联勇士的长诗《大兴安岭的风雪》，萧军的小说《烛心》，萧红的小说《夜风》、《王阿嫂的死》，罗烽的话剧《两个阵营的对峙》等，为沦陷区文学树立了正视现实，暴露黑暗的传统。1930年10月出版的萧军、萧红的小说合集《跋涉》，代表了此期文学的主要成就。1934年，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为逃避日伪迫害，相继南下，哈尔滨地区的文艺活动渐渐冷落下来。1936年左右，在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心上海，流亡的东北作家以集束式的创作和群体优势给当时文坛以新奇和震动，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东北作家群，其主要成员皆来自哈尔滨北满作家群。
可以说，东北生活题材的作品最早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坛，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些东北籍作家，如沉钟社的杨晦、创造社的穆木天、绿波社的于成泽（于毅夫）等人已在他们的戏剧、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中，描绘了封建军阀统治下东北人民的生活和反抗，勾勒出东北鲜为人知的壮丽的自然景观。三十年代以后，李辉英、师田手、马加（白晓光）、李满红、雷加、林珏（唐景阳）等东北籍作家，也在关内各地发表过反映东北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他们的作品发表时大多比较分散，也未形成流派，对当时文坛未能产生强烈影响。
1935年以后，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第七个坑》、白朗《伊瓦鲁河畔》、骆宾基《边陲线上》等一系列小说相继发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东北作家群引起文坛的特殊关注。他们的创作给正在兴起的抗日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增添了抗日救国的崭新内容，发出了强烈的时代呼声，因而也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此时，在东北本土上，新文学则呈现出十分艰难曲折的景象。在日本侵略者野蛮统治下，东北新文学遭到严重摧残。直到1934年以后，敌伪实行高压与怀柔兼施的政策，允许一些报纸副刊出版。沈阳、大连、抚顺等地才渐渐出现一些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颇有影响的有四个。即：标榜追求完美技巧的冷雾社；因袭欧洲古典创作的新社；贴近现实的飘零社；讲求纯艺术的白光社。《凤凰》、《新青年》等杂志的陆续创刊，改变了文学创作完全依赖于报纸副刊的局面，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文艺作品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艺术技巧也有了较大提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颁布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统治较之沦陷初期更加严密、系统，专门成立弘报处，控制新闻出版，把持舆论宣传，全面加强法西斯统治。1941年3月颁布《艺文指导要纲》， 更加强化了对文艺的殖民统治，强调以所谓“八纮一宇”的“建国精神”作为文艺目标，明确规定不许写黑暗面，严禁流露悲观失望情绪。沦陷区进步的作者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进步的文学思想，借鉴关内新文学和外国进步文学的斗争经验，异常艰难地发展东北新文学。围绕“描写现实”、“暴露黑暗”等问题，引发了关于“乡土文学”、“写与印”、“没有方向的方向”等文坛论争，并由此促成了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的形成。尽管在文艺观上存在分歧，但派别间的论争推动了文艺创作。文选、文丛派主办的文学刊物《文选》，艺文志派主办的《艺文志》（以及在此之前的《明明》月刊）和其他综合性刊物，如《斯民》、《麒麟》、《新满洲》、《新青年》等都经常发表新文学作品。1940年前后，东北沦陷区文学进入到繁荣阶段。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剧本）等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了较丰硕的成果，出现了热衷于长篇小说和叙事长诗创作的现象。山丁的《绿色的谷》、秋萤的《河流的底层》、田琅的《大地的波动》、石军的《沃土》、姜灵非的《新土地》、小松的《北归》、古丁的《平沙》等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一阶段开始酝酿、创作、发表的。这些作品以立体式的图景展示了东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军事冲突相互交融的实况。在文体发展上与同时期关内新文学注重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势不谋而合。山丁的《大凌河》、冷歌的《船厂》、外文的《王乾歌》、蓝苓的《科尔沁草原的牧者》、金音的《塞外梦》等叙事长诗，或追溯东北历史的掌故传说，或将热爱乡土之情化为现实的抗争，或描绘关东旷野的雄浑辽阔，或讴歌黑土地的开拓者。这些诗作乡土味浓郁，以通俗简明的民歌民谣形式将东北新诗的艺术水准提高了一步。据不完全统计，除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作品外，当时出版的作家作品集计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单行本约四十多部，散文集十余部，诗集二十多部，发表的剧本近十部。活跃在文坛上的作者近百人，有一定知名度的近四十人。山丁、袁犀、秋萤、孟素、陈因、梅娘、吴瑛、吴郎、李乔、安犀等文选、文丛派作家，古丁、小松、爵青、疑迟、辛嘉、外文、百灵等艺文志派作家，以及其他流派的金音、成弦、姜灵非、石军、田兵、田琅、关沫南、李季疯、冷歌等人成为创作的主力军，并且表现出各呈异彩的风格特色。
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颁布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第三阶段。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在军事上已走向没落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力鼓吹日本、德国法西斯的“决战文学”，将文学完全纳入其战争轨道，强迫作家们创作宣扬“尚武增产”、“勤劳奉士”的官样文章，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并在东北全境进行过数次对左翼文学作者的大搜捕。至此，真正的新文学已被日伪高压统治摧残得奄奄一息。
1945年“九三”胜利，东北人民终于结束了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然而，正当东北新文学作者满怀抗战胜利的巨大喜悦时，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在东北大地燃起内战的烽火，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占领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的新文学作者，反对独裁，反对内战。《星火》、《东北文艺》等刊物还开展对沦陷时期文学的再认识以及东北文学的新使命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东北新文学的发展。
与国民党占领区的新文学不同，东北解放区文学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在东北的西部和北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东北解放区。这里的文艺工作是在东北文协的统一组织下开展的，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大批内地文艺工作者组成东北文工团，支援东北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建设。东北文工团的成员除部分东北籍作家外，还有许多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地作家。他们不仅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冲锋陷阵，而且带来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东北解放区文学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引导下，密切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塑造了崭新的工农兵形象。同时，对旧有民间艺术的改造，对塑造新的典型人物、歌颂与暴露等新时期新问题的论争，活跃了解放区的文艺氛围。一批迅速反映土改和恢复工业生产的中、长篇小说，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作品先后问世，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东北解放区文学继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轰动效应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也存在严重不足和历史局限，因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文学与现实的距离过于密切，许多作家未能深入研究艺术规律，也没有条件精雕细刻，加之在大众化的号召引导下，有忽视艺术规律和艺术技巧的偏颇。个别作品因图解政治过于直白而缺少艺术魅力。另外，错误地将一些本属文艺论争范畴的问题政治化，甚至演变为政治批判，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萧军及《文化报》的批判即属此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解放区文学的繁荣，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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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现代文学，就其主流而言，以抗战胜利为界，前后的创作倾向和所表达的精神气质还是有所不同的。抗战胜利前的文学，描写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在民族危机的情势下，将我国反帝爱国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抗日文学的先锋。其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通过文学形象正面描绘抗日斗争场面，表现东北人民雄强、慓悍的精神气概，开辟了现代文学题材的新领域，作家们的创作心态是激动亢奋的。而东北沦陷区文学在日本殖民统治十分严酷的条件下，创作环境极不自由，作家们对国难乡愁这样重大的主题只能作“暗”的描述，抗日图景写得不太明显，多采用“暗示”笔法来揭露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潜藏着深深的反抗意味。同时，在刚强、朴实的劳动人民身上寄托对“明”的希求，蕴含着胜利的信念。抗战胜利后的东北解放区文学，一改沦陷区的艺术格调，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趣味，真实再现解放战争进程，塑造出一批觉醒了的劳动人民形象，其所洋溢的解放者英勇奋进的乐观情绪，是以往的东北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特殊的人文历史及地理环境，决定了东北现代文学在发展前提、文学渊源、题材选择、主题表达、艺术风格等许多方面，除具备关内新文学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外，又有自己的特色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觉的理论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提
近代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生存危机时刻压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中国现代文学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使得它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格外密切起来。这在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使东北作家特别强调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大大超出了对文学自身艺术技巧的探索。虽有少数作家本着文学表现自我的宗旨，沉湎于对个人心灵的体验，但是，这无法代替东北现代文学成为民族解放斗争先锋的角色。文学不仅担负时代精神记录者的任务。还肩扛着启发民智、教育民众的思想启蒙者的任务。这双重的使命，使东北作家在接受五四新文学理论、开展文坛论争时，其着眼点往往集中在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上，而对文学的自身形式问题重视不够。在艺术表达上往往偏向于自然质朴，不太讲究技巧修饰。而对关内文坛的理论之争则相当敏感，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敏感性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自觉参与意识，不断推动他们跟上关内文坛前进的步伐。
早在二十年代初，“革命文学”论争初起时，东北就有安怀音等与之呼应，极力倡导东北作家要有“群众化的思想，社会化的观念”，“到民间去，到社会里去”，写出“革命化的作品”。左翼文学兴起时，受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作品影响，东北新文学在理论上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文学青年们普遍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即：东北文学要建立起来并引起关内文坛注意，必须分析东北社会情况，把握时代基调，反映民众苦闷。创作上出现不少具有反封建内容的作品。
东北沦陷时期进步的文艺理论和派别论争对于匡正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具有重要的作用。沦陷初期，萧军、罗烽等率先提出了“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的主张，表达了鲜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1935年后，先是由大连响涛社成员引起的“建设东北文坛”的论争，再到文选、文丛派与艺文志派之间的关于“乡土文学”、“写与印”、“没有方向的方向”等问题的论争，实际上都是不同价值取向的作家因对文艺现实战斗性的看法不同造成的，其论争焦点集中在是否要“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上。这些论争虽夹杂着不同派别间意气用事，但对作家们的创作倾向的发展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是标榜“超然”艺术观的艺文志派作家的大多数创作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现实内容，反映了殖民地生活的苦难，透露出他们个人心灵的真实变化。
此外，东北沦陷区还曾就“第三种人”、“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等问题，发表过文章，呼应关内论争。当然，他们对关内文坛论争的面貌并无透彻了解，对论争实质的理解也很肤浅。然而，正是这种较强烈的理论热情和主动参与意识，使东北沦陷区文学紧跟关内新文学前进步伐，历经磨难，顽强地生存并发展起来。
至于文学气息迥异于沦陷时期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其文学成就的取得也得益于广大作家对文艺服务对象、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普及与提高、文艺大众化等理论问题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秧歌、评剧等东北民间艺术进行的改造、创新，充分展示了东北解放区作家的理论创造性。
二、勇于吸收祖国优秀文化成果，大胆借鉴外国进步文艺经验，是东北现代文学得以发展的动力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给闭塞的东北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新时代的气息，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一些在关内受到新文学运动洗礼的东北作家返回东北参与东北新文学的开拓工作。东北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些新文学作家的文学活动开始活跃。他们翻译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大胆吸收域外的文学营养。二十年代末东北文学在关内文学的鼓舞下也兴起了“普罗文学”热潮，涌现出一批带有左翼文学色彩的作品。东北新文学本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大步走下去，然而，这一生动局面却被“九·一八”的炮火击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严酷的思想专制统治，大量销毁中国书籍，查封、禁销中国报刊，大量输入日本书籍，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文化思想上切断东北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使东北人民成为任其宰割、任其奴役的驯良奴隶。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根本无创作自由可言。东北新文学作者们只能一方面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学习其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学不畏强暴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关内文艺动态和进步作品。当时，东北一些报纸副刊和杂志的编辑人员大都是新文学的爱好者，因此，在他们负责的版面上刊载了不少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另外，当时一些书商以赢利为目的盗印关内的文艺作品，如关内长春益智书店就曾以这种方式出版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客观上为东北文学青年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艺术榜样。
东北作家还在外国进步文学中获得了艺术“共鸣”。译介外国文学之风，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兴起了。《北国》、《关外》等进步文学刊物都登载过翻译文章，介绍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正在兴起的“普罗文学”理论。据载，东北沦陷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作品集约四十余部，译者多为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东北作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影响程度，因地域不同而各有侧重。哈尔滨地区受俄苏文学影响更直接些。1933年，温佩筠自费出版了译文集《零露集》，收有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的作品三十余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也经常介绍俄苏作家作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就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以写“乡土文学”著称的山丁，在《绿色的谷》后记中，明确表示在创作方法上借鉴了《死魂灵》和《静静的顿河》。再如艺文志派作家疑迟，其小说的背景与人物也带有明显的俄国文学的影响。与哈尔滨地区相比，辽宁地区受英美、日本文学影响更多些。新社、白光社成员的审美趣味与十九世纪欧美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十分投合。在小松、爵青等人的创作中，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对于日本文学，东北作家的心态是复杂的。出于民族意识，他们强烈反对日本殖民文学，但从接受人类进步文化遗产角度讲，对日本进步文学又大胆借鉴。通过日本书刊，及时了解关内文坛动向，比如，古丁曾借翻译日人所著《鲁迅著书题解》，向沦陷区人民宣传鲁迅。沦陷时期，受制于日伪当局的文化管制政策，外国文学的翻译基本通过日文转译的。即使这样，许多作家仍从外国文学作品中获得不少宝贵经验，尤其是处于相似的民族苦难和现实处境中，作家们十分重视借鉴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经验。《作风》、《文选》、《文丛》等刊物都曾发表过欧亚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还编译过保加利亚、波兰、朝鲜等国作品译文特辑。
抗战胜利以后，祖国内地的新文学书籍又可以公开阅读出版了，关内作家抗战期间创作发表的作品更是让东北作家眼界大开。萧军、萧红等东北籍作家的作品也得以在东北重印。在东北解放区，重印出版了许多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版一下子缩短了东北文学与关内文学的距离。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成为主流。当时的主要报刊如《东北日报》、《东北文艺》、《前进报》、《群众文艺》都有介绍苏联文艺的专栏，经常发表苏联作家卫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东北日报》还数次以多半版篇幅译发过苏联《真理报》有关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问题的长篇文章。所有这些都使东北作家能紧跟世界文艺潮流，选择进步的文学理论，进而指导东北的文艺运动。
三、贴近现实，描绘国难乡愁和人民觉醒的真实图景，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
在民族矛盾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历史紧要关头，东北现代文学及时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巨变，以其特有的风貌承载了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东北作家普遍具有的积极入世精神、时代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东北现代文学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1.以文学的世界折射现实世界，反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锋中的小人物命运。
与关内新文学相比，东北现代文学在表现小人物命运悲剧时，多通过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和场景，以小人物的视角透视社会历史变化、人心的动荡；通过细节描写展示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表达作家对黑暗社会制度的抗争，发掘蕴藏在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反抗精神，以此来探求民族自强新生之路。从本大系可以看出，戏剧和小说这两种文体对这一主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年代，作家们主要描写的是军阀统治下遭受阶级压迫之苦的社会下层人物，如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有鲜明的对贫富不均的罪恶社会的谴责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对象也复杂起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互相勾结。在文学领域，对现实极其敏感的东北作家在作品中较明显地将阶级矛盾和民族仇恨融合在一起，在反映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当时，大多数的小说和戏剧是反映那些衣食无着、精神萎缩、整日在垃圾堆里打滚的人们的生活，当时的评论就指出“暗”的题材——描写阴暗面的题材是东北作家普遍的取材趋势〔2〕。金剑啸、罗烽、关沫南、山丁、秋萤、袁犀、 疑迟、石军、田兵、季疯、吴瑛、梅娘、李乔、安犀等许多作家都善于以小人物的悲欢反映时代风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记载他们对民族苦难的深切思考，塑造了许多感人的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当然，处于敌伪高压政治下东北沦陷区的作家虽然没有放弃对新文学的苦苦追求，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的结局经常是非逃即亡，让人看不到出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东北作家往往是以俯视的态度来对待描写对象，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感情主要是悲悯，很少发现蕴含在他们身上的顽强求生的意志和可贵的抗争精神。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袁犀以对劳动人民的深刻理解开掘了“出路文学”。让人看到劳动人民的善良本性，决不屈服于命运的乐观情绪。更为难得的是，袁犀以浓厚的忧患意识，由一般社会写实进入到人物灵魂的写实，极大地提高了沦陷时期文学的文化内涵。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小人物的生活仍是创作的主流。所不同的是，作家对描写对象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塑造的是具有积极进取精神和乐观向上情绪的工农兵形象，更看重他们精神的变化的过程。《暴风骤雨》、《江山村十日》、《政治委员》、《在零下四十度》、《无敌三勇士》、《原动力》等许多小说中都有这样的典型人物。戏剧中这样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新秧歌剧、评剧等许多剧种更直接地宣传“旧人换新人”、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和土改斗争的主题。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精神上的彻底解放。
2.忠实记录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和民族灾难面前的不同选择和表现，展示他们或沉或浮的心路历程。
在五四文化思潮的鼓舞下，东北民众中最先觉醒的当属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在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这与关内新文学的发展趋势也是大体契合的。除了小说，诗歌和散文更是抒发知识青年对封建礼教的憎恨和渴望光明自由前程的主要艺术形式。“九·一八”以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强烈地受到现实黑暗的压迫，政治压迫感、生存危机感时刻缠绕着他们。众多的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不断地诉说着他们无法宣泄的精神苦闷，也描绘着他们在民族战争中的不同命运选择。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萧明和安娜，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山丁《绿色的谷》中的林小彪，秋萤《河流的底层》中的林梦吉，古丁《平沙》中的白今虚，爵青《麦》中的陈穆，等等。这些人物有的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有的曾是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民族灾难面前，他们有的经不住恶劣环境的诱迫；有的为了生计放弃理想苟且度日；有的自甘堕落，沉沦在感官刺激中，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也有的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为敌人当走卒压榨自己的同胞而成为被历史唾弃的社会渣滓。当然，大时代里除了苟且偷生者，更有英勇顽强的斗士。事实上，不少东北作家如金剑啸等人就用他们的一腔热血谱写了知识分子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壮丽篇章，记录下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历程。在对“多余人”的惋惜同情中，希冀他们自省、自新；在对充当民族解放先锋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中，引导东北青年走向光明的前路。
解放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最典型的当属范政的小说《夏红秋》了。夏红秋这个知识青年曾是“‘满洲国’最优秀的儿童”，又曾对国民党有着“盲目正统观念”，对共产党有某种惧怕心理，终于一步步走上了革命历程。作家对这一类型人物的描绘，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在当时就曾引起文坛的注意和讨论。这也说明，凡是有正义感和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最终必将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改造自我，重塑自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历史规律。
3.在反封建题材中暗含反帝主题，从知识分子的视角，透视封建家庭在内忧外患的矛盾中走向破落的命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缩影。中国式的“家”的内涵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历史容量”。以鲁迅、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通过对中国式的“家”的反思，描写出不同的“家”的类型，真实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家庭的兴衰变化。对此，东北现代文学也概莫能外，特别是当东北处于民族危亡的多难之秋，作家们对封建家庭兴衰变迁的历史描述，就更具有了多层次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二十年代的东北文学作品中，对于封建家庭的描写往往体现为“父与子”的冲突或“新与旧”的抗衡。四十年代中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土改和战争是当时的主要文学主题，纯粹的以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不算多。描写封建家庭兴衰变化的文学作品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反映抗日斗争历史画卷时，也未忘勾画深受抗日大潮冲击的封建大家庭的真实面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科尔沁旗草原》、《边陲线上》等，都以宏大的气势反映了东北家庭制度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关内移民家庭的兴衰充分展示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这些封建大家庭中的投影。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期兴起于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和叙事长诗的创作热潮中，涌现出大量怀古追昔、寻根问祖的作品。诗歌如山丁的《大凌河》、冷歌的《船厂》、金音的《塞外梦》；小说如古丁的《平沙》和《原野》、小松的《北归》、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梅娘的《蟹》、吴瑛的《墟园》等等。这些作品以家庭为窗口广泛描绘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乡村、城镇、都市风景，从不同侧面展示封建大家庭的内部纷乱景况，在反封建题材中，暗含反帝主题，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笼罩着悲凉的时代气氛。
在东北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女作家功不可没。根据现有史料，二十年代东北尚末出现颇有影响的女性作者，直到三十年代初，随着女性在社会谋职机会的增多，女性作者才开始被文坛注意。这与同期关内许多女作家早已蜚声文苑的情况正相反，说明东北文化教育的落后和女性从文的艰难。据吴瑛的文章记载，沦陷时期活跃在文坛的女性作家约有二十余人。她们当中有些人一直坚守在文学创作领域，有些人则如彗星般稍露光芒即因各种原因弃笔了。其中，悄吟（萧红）、刘莉（白朗）、吴瑛、梅娘、但娣、左蒂、蓝苓、杨絮、朱媞、冰壶等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女作家〔3〕。她们以细腻的观察，敏锐的目光， 与男作家们一同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使命。女作家们结合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倾诉对弱小者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对侵略者的仇恨。当然，她们对女性所受的不平等社会待遇感受比男作家们深刻得多，也细腻得多。因此，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在个人感情的抒发上，或多或少体现了女作家本人的性格特点。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刚强，在她们的女性形象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已经觉醒了的新时代女性。这说明，东北女作家在民族灾难面前，已开始告别“小我”，走向广阔的人生舞台，并与男作家们一起支撑起东北现代文坛。
四、凝重、沉郁、隐喻，成为东北现代文学艺术风格的总体趋势
翻开东北作家的作品，其背景多是广袤的荒原、苍莽的原始森林、弥漫天际的飞雪。而东北特殊的人文环境则更促使东北作家在创作中逼近生活原型，很少刻意雕琢。与关内的作品相比，他们的作品显得不那么精巧和典雅。这实在是由东北地域文化特点决定的。
历史上，东北曾长期处于雪原狩猎、深山挖参、冰江捕鱼、跑马拓荒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中。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低下的生产方式，铸成了东北人顽强勇敢、不屈不挠的气质和品格。汉、满、蒙、回、朝鲜等不同民族世代杂居并处，互相熏染，使东北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开放性。东北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渗透，使程式极严的中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在东北民间历来“尚武少文”，人们向往的是“武化英雄”，而非“文化名人”。一般民众在审美上喜爱“野性”、“泼辣刺激”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凡此种种，决定东北作家在审美上强调真实俗白，在艺术表现上讲究力度，强调雄浑、质朴和凝重。与“京派”作家探索人性、“海派”作家琢磨心理不同，东北作家则常在苍茫的自然背景下，以强劲有力的笔触，探求普通人生命的力，“土地”的力，“森林”的力，凝重沉毅之气让人过目难忘。
在东北作家的作品中，自然界经常是被人格化了。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中往往渗入作者浓厚的主观情绪。那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那日月星辰和四季更迭，已不再是纯粹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而是融入了社会氛围，寄托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一种体验，带有骏马秋风似的冷峻，呈现出浓重的苍凉色彩。东北作家笔下的自然界，缺少江南水乡的静美，湘西苗寨的安详，却充满着冰冷、粗糙、空旷和寂寥。夜风吹满山谷，风雪弥漫人间，既是自然环境的写实，又可看作是东北地域文化特质的象征性表述。二十年代中期于成泽描绘黑龙江的系列散文，杨晦以辽南为背景的多部戏剧，第一次使关内读者惊讶于白山黑水的壮阔、东北民风的强悍。三十年代中期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更以一种东北风格标榜于关内文坛，席天卷地的漫天大雪，荫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弥漫着神秘色彩的野店山村，许多无生命的自然景观被引入审美视野，作品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既对立又和谐的关系，正是借助人格化的风雪、森林、夜色等意象实现的。“夜”作为沦陷时期东北作家广泛使用的象征性人文化意象，既代表纯自然现象，更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写照。作家们不仅在艺术形象上采用它，有的还直接把它当做作品的标题。如李乔就写过四部以“夜”为标题的独幕剧：《夜歌》、《夜航》、《夜巷》、《夜深沉》，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当时的许多作品也常以弥漫着夜色的密林、原野、小径、野店、乡村为背景，在阴暗低沉的氛围中展开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这既是作家们对自然空间与社会环境的共同感受，也是他们的艺术苦心和大胆探索精神的具体表现。
语言是艺术风格的直接载体。纯朴自然的东北方言对创造东北地域文化氛围，形成东北现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至关重要。民风、民俗等地方特色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中才更见风采。东北作家群之所以给上海文坛以新奇感，除其主题的先进性外，也由于东北方言及其构成的地方风情十分引人注目。萧红笔下的跳大神、放河灯、看秧歌、逛庙会、庆寿与祭礼等等习俗都因有了鲜活的东北地方语言才那么生动。萧军笔下的辽西“胡子”的侠肝义胆、关东妇女的刚烈豪放的性格特征，正是通过地方化的语言，才让人感到一股股强劲的“东北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方语言的兼容性、可效仿性极强，东北解放区文学在运用东北地方语言方面取得了值得深入研究的成绩。许多内地作家一踏上东北大地，很快就能接受和熟悉东北方言，并且运用自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之华、颜一烟等人的戏剧在运用东北方言上成绩突出，带有十足的“东北风味”。
在感受共同的时空环境氛围时，东北作家形成了大致近似的凝重、沉郁、隐喻的艺术风格。但因创作个性的差异，他们在审美上各有侧重，对不同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各有偏爱。二十年代是中外各种思潮涌入、生根的时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都有不同的信仰者。比较而言，在诗歌和散文戏剧创作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气息更浓烈些。小说创作则以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为主。沦陷时期，出于逃避现实的需要，现代主义的诸流派受到重视，出现了爵青这样专以描写“心理真实”见长的“鬼才”作家。但多数作家，特别是东北作家群和沦陷区进步作家看重的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迫于敌人的高压统治，普遍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在一定层面上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东北解放区文学则洋溢着革命现实主义色彩，是完全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可以说，现代三大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有过程度不同的演变，而现实主义以其真实的艺术力量更契合现代东北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因而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主潮。
总之，在东北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艺理论批评等诸多文体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渐向成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表现东北社会历史进程和对东北民风人情世态的描摹上，在文学体式的自我完善等方面，小说这一文体无疑代表了东北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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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现代文学作为地域性文学，以其多姿多彩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谱写了独具特色的篇章，对于全面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进历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与作用是深远而重要的。
首先，东北现代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卓有成绩的东北作家群，开了抗日文学的先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作家群以其昂扬向上的爱国主义作品，最早在关内文坛展现了东北沦陷区的实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东北人民英勇的反抗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于抗战前夕的救亡运动起到了唤醒民众、教育民众、鼓舞斗志的作用。这些作品既有别于近代反帝题材作品，也不同于二十年代初的反帝文学作品，它所表现出的粗犷、雄浑、高昂的艺术格调，浓厚的地方色彩，独特的社会内涵和东北风情及其人物形象，为新文学宝库增添了瑰丽的艺术珍品。
其次，东北现代文学对题材的特殊处理方式，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属性。东北现代文学也同样具有这个性质。一方面，在反封建题材作品中，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融在一起，将东北城乡的衰败、人民的苦难与异族侵略联系起来，让人看到东北人民的苦难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封建主义长期奴役造成的，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另一方面，在对封建主义压迫下东北人民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表现中，隐含着对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历史原因的揭示，说明封建愚民政策对人民精神的腐蚀。在对封建传统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剖析中，呼唤民主精神、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
第三，东北现代文学扩大了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影响，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与二十年代鲁迅所倡导的乡土文学相比，东北的乡土文学作品则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抗争意识，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痕迹。从广义上讲，东北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乡土文学。其“暴露乡土现实”的主张，包含着鲜明的时代内容。它的核心就是要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描写东北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文学的形式作一段形象的历史记载。因此，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戏剧，甚至是文艺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东北“乡土味”，体现着创作主体赤诚的乡土情怀。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曾使得殖民当局惶恐不安，作家们运用“暗示”手法，暴露黑暗，表现抗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艺术容量。
四十年代中后期，围绕着战争与土改这两大时代主题，东北解放区文学在乐观、自信、明朗的乡土讴歌中唱出了东北人民获得新生的喜悦，从文学取材、场景选择到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具有强烈的东北地方特色。这时期，工农兵群众直接参与到文艺创作中，与专业文艺工作者一起创造出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文学的通俗性、大众性展示了乡土文学可以达到的新的高度。
第四，东北现代文学为东北当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模式。
东北现代文学既是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又与本地区各民族现代文学互相交融而成为一体。三十年的东北现代文学鲜明地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的文学精神。五四时期，这种文学精神，多表现为社会批判。三十年代以后，它便转向更密切地与民族政治、国家意识相连接，在国土沦丧的历史灾难面前，东北作家勇敢地以文学方式为民族图存而战。即使在东北沦陷区，作家们也以曲折、隐晦的文学方式实现着民族卫士的职责。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文学的现代精神更融入了呼唤社会文明，渴望理想生活的意识成分。东北文学的现代精神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形态，但都产生于东北的文化土壤，表达着东北人民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人生取向。东北现代文学的永久价值不仅体现在它自身的意义，也体现在它对东北当代文学的影响。它规定了东北当代文学的性质，提供了其创作的基本范式，东北当代文学既是在更高的层次和起点上对五四新文学的回归，又是对东北现代文学前所末见的超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东北文学以其独特的风格样式展示了东北文化的内涵，从而表现出其特有的文学价值。
注释：
〔1〕谷实：《满洲新文学年表》，载《满洲新文学史料》， 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版。
〔2〕山丁：《〈去故集〉的作者》，载《满洲作家论集》， 实业印书馆1943年版。
〔3〕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 载《青年文化》1944年2月5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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