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_华阳国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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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常璩撰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史志著作和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倍受历代史家重视。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少年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李氏成汉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获读宫中图籍档案,接触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曾撰《梁益宁三州地志》、《蜀汉书》等书多种。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兵临成都城下,常璩等劝李氏归降,所以桓温灭成汉后以常璩为参军,随至东晋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江左重用中原故族,轻蜀人,当时常璩已老,又得不到重用,遂不复仕进,怀愤改写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时或作《华阳记》,“华阳,梁州地也”[2], 《尚书·禹贡》有“华阳黑水为梁州”之语,此梁州范围包括今四川全省及云南、贵州各一部分,总体位于西岳华山之南,“山南为阳”[3], 故书以“华阳”为名。全书共为十二卷,分为三大部分:卷一至卷四述梁、益、宁三州地理,卷五至卷九志公孙述以来蜀地割据者始末,卷十、卷十一标榜蜀中人物,最后殿以《序志》一卷。此书叙事,始自远古,止于成汉之灭(347年),同时记述地理、历史、人物, 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所以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三)》中说:“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

该书地理之部为全书的精华所在[4], 其为后世所称道与引用的,亦大抵不出前四卷,即卷一《巴志》、卷二《汉中志》、卷三《蜀志》、卷四《南中志》(下文径称篇名)。四卷主要记载当时政区梁、益、宁三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所、山川、交通、物产、风俗、民族乃至名宦、大姓等等。在这四卷当中,解释地名渊源三十四处,具体说来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水名和以水为名 “汉中”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地名,汉中盆地至今仍是陕西省著名的“粮仓”之一。《汉中志》说,汉中郡:“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即是说以汉水为名。同卷魏兴郡洵阳县:“洵水所出。”《巴志》江州县:“县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另外,《南中志》还有关于“竹王水”来历、“滇池”释名的记述。

四川省会成都别称“锦官城”,这个别称闻名遐迩,大诗人杜甫的“锦官城外柏森森”、“花重锦官城”等著名诗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蜀志》蜀郡:“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

由于成都平原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水道众多,纵横交错,李冰在检、郫二江上构作了冲里、市、江、万里、夷里(笮)、长昇、永平七桥和咸阳门外昇仙桥,蜀人深感其便,故纷纷仿效,造了很多的桥,常璩总结道;“于是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5],意谓汉代划分乡里时,多因所在桥名以为里名, 这已是对水乡地名命名带有规律性的总结了。

二、山名和以山为名 今四川江油县东北近剑阁的五华山(或称五子山),《汉书·地理志》记载为“五妇山”,《蜀志》则载为“五妇冢山”,地名是这样来的:“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 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因揪蛇而山崩之事或不可信,但常璩记载了四个地名的来历却是确确实实的史实。

《南中志》堂螂县:“因山名也”;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均是以山为名的典型事例。《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蜀郡严道县:“邛崃山本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蜀郡旄牛县:“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此二例都是关于邛崃山山名来历的记载,为今本《华阳国志》所佚,故补述于此。

三、姓氏人物地名 秦国原有奸臣吕不韦,秦王嬴政(即日后的秦始皇)亲政后将它的势力翦除,并且“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6]。西汉武帝时,南越国相吕嘉(据说是吕不韦的后代)又杀国王起兵谋反,结果南越被平,吕嘉被杀,于是在西南夷地区“置唐、 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之恶”[7]。 这是一个贬义的人物地名。《续汉书·郡国志》蜀郡严道县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杨母阁“昔杨氏倡造作阁,故名焉。”据记载,谷昌县得名与西汉郭昌有关,详后。

四、方位地名 秦灭蜀后,封王族中一个叫恽的人为蜀侯。由于秦王听信谗言,赐恽自尽。后真相大白,知恽系无罪冤死,便派使者至成都迎丧,《蜀志》说:“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因北门朝向秦都咸阳而得名。又《蜀志》:“沙头津,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改曰东州头。”

五、以乡邑仓故国民族物产为名 除上述四类以外,《华阳国志》中以乡、邑、仓、故国、民族、物产命名的地名亦复不少,如《汉中志》魏兴郡郧乡县:“县有郧乡”;《蜀志》越郡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又《蜀志》广汉郡五城县:“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又《蜀志》越郡定笮县:“笮,笮夷也”;《南中志》兴古郡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又《南中志》建宁郡牧麻县:“出好升麻”[8]。此外,以物产、形象、 组合等形式命名的地名,常璩作了渊源解释的还有竹王祠、王女陌、天府、犀牛里、石牛门、三巴、三蜀等。

常璩在书末《序志》中说:“(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故作此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著作。该书涉及地名渊源虽仅三十多处,但由上述可知它在地名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关于桥与里名命名规律性的总结,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常璩继承东汉末应劭首次提出“因山以名县”的原则,将它明确归纳为“因山名也”这一普遍原则。

与其它著作一样,《华阳国志》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南中志》载,晋宁郡滇池县“故滇国也,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这段文字,系据谯周《异物志》改易而成[9],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滇池”为西南夷语旧称, 根本不能用汉语的“颠倒”一词来解释,谯周乃附会之说[10]。常璩因袭未改。又如《南中志》建宁郡谷昌县:“汉武帝将军郭昌讨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时改为谷昌也”,郭昌实有其人,出征西南夷也确有其事,俱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附传,然据《汉书·地理志》,益州郡辖县已有“谷昌”,“谷昌”本为汉代云南某一土著部落名称[11],以此名县,实属情理中事[12],然常璩望文生义,以为先以将军郭昌之名名县,东汉章帝时改名谷昌,故致误。以望文生义之法而释地名渊源之起始,今虽已无从考究,但常璩的说法恐怕还是比较早的两例。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地名学源流》成果之一。

注释:

[1]《华阳国志》卷12《序志》。

[2]《郡斋读书志》卷7《华阳国志》条。

[3]《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冬。

[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巴蜀书社,1984年版。

[5]《华阳国志》卷3《蜀志》。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54页注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8]据任乃强先生考证,“牧麻”为“升麻”之误, 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74页注⑤。

[9]《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 “滇池在晋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

[10]《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71页注(11)。

[11]《蛮书》卷6“柘东城”条。

[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407页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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