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与规律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规律性论文,历史性论文,三代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50年来，我党三代领导核心一贯重视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历经半个世纪之久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磨难，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往开来和开拓创新，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大大加深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日益增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我党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以苏为鉴：毛泽东初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发展规律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开创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首先，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客观上提出了“走自己道路”的必然要求。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到来，我们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过渡时期中比较熟悉的东西逐渐被搁置起来，摆在全党面前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重新熟悉，尤其是要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新的发展道路。因而，当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他先抓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制定，于1956年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与此同时， 刘少奇开始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听取了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最后由毛泽东概括为十个问题。4月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作了阐述。这表明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最早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其次，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激励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在农业改造中，采取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经济，并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方针和措施。又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完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和改造的任务。这些都是我们党“走自己道路”的成功范例。我党走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改造道路的成功实践经验，启发和激励我们大胆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苏联体制弊端的暴露，促使毛泽东另辟新路。
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是：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中央对计划、财政、物资、干部等包揽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各地区的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苏联体制中的弊端和严重后果。同年6月和10 月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表明苏联模式照搬到东欧各国也发生了严重后果。其后，在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部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体制表示了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第四部分，已经敏锐指出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同年9 月党的八大对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相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毛泽东1957年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等，都是这种探索的集中表现。在这些重要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政治生活中的敌我矛盾和人内部矛盾，经济建设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等矛盾关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中，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总之，50年代中期，毛泽东领导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初步尝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又体现了当时我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必要性。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初步形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路和设想。
第一，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经批评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来，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还具体分析了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矛盾的性质、矛盾的表现、矛盾的诸方面情况及如何解决的办法。在基本矛盾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
毛泽东在对“共产风”的失误进行反思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认识逐渐趋于清晰。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两阶段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这个思想虽然在内涵上远不及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它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
第三，规划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毛泽东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速度和时间，由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百年发展战略。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到1962年急躁冒进和“共产风”的教训时，强调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把时间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太短了反而有害。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这里，毛泽东已经萌发了用一百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多年路程的战略构想。
第四，揭示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内容十分丰富，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的分析中，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建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旦违反了它，就会使经济建设出现混乱，遭受损失，回过头来还必须按此进行调整，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第五，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
毛泽东在吸取“共产风”的教训时，比较早地提出了在我国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首先，他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和货币的极“左”错误，强调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其次，毛泽东批判了那种把商业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同什么联系，是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有计划进行的，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再次，毛泽东纠正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的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如农业生产资料。再其次，毛泽东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可以增加人们的货币收入，实现富裕的目标；可以逐步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可以开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当然，毛泽东也主张对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加以限制。最后，毛泽东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求用这方面的事实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表明，毛泽东已经初步涉及了社主义商品经济问题。
第六，确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不受制于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他又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向外国学习可以扬长避短。毛泽东明确，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在学习外国的东西时，要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要防止盲目排外和机械照搬的错误倾向。1964年，毛泽东还具体地设想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让华侨投资建厂，但由于国际局势的严峻，这些设想难以付诸实施。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和精彩的观点。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有些观点不够深刻和缺乏验证，有些观点不尽全面甚至有失偏颇，有些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不能一以贯之，但是从总体上看，已经初步涉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二、拨乱反正：邓小平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规律
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与毛泽东时期有极大的不同。有好多情况、好多条件、好多教训等等，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这就为我们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拓展了思维领域，为实现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一，十年“文革”的教训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病的暴露，迫使我们深刻反思，另辟新蹊。
如果说，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多事之秋”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首次暴露，那么中国的十年“文革”是这一体制弊端的进一步暴露，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则是该体制弊端的彻底暴露。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文革”的教训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时，总是深刻地揭示体制上的弊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旧体制。在分析经济落后的原因时，他又指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发展有阻碍作用，强调进行体制改革，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死守僵化的旧体制，照抄苏联的模式只能死路一条。只有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闯出一条生路和活路。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指导我们自觉地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邓小平较早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正因为思想解放了，我们才得以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地制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激励我们选择一条既快又好的发展道路。
由于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基础上搞现代化建设，由于过去的失误导致20年被耽误，我们一次又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拉大了。在世界高新科技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邓小平正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总体设计，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第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要求我们探索一条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
苏东演变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人民普遍关注的事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世界性命题。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基于上述深刻的背景，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两个搞清楚”的新课题，初步回答了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首先，在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文革”期间，由于受“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等极“左”思想和理论的破坏，在人们头脑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被搞得很混乱。此外，长期以来人们还存在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对苏联模式的僵化、保守观念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空想论错误接受。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几乎使科学社会主义变得面目全非了。所以，粉碎“四人帮”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必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的问题。
其次，在实践上，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前提下，紧接着弄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特别善于通过总结自己经验和参照别国教训，研究和阐述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什么叫做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在摸索之中。我们总结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顺便指出，邓小平在表述上习惯于先讲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后讲“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和道路选择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本质不清，必然导致道路不明；一旦社会主义本质搞清楚了，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逐渐明朗了。弄清楚本质是走上正路的基本前提，走上正路是弄清本质的必然结果。
第三，在战略上，考虑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如何站住脚，揭示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自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逐步进入低潮以后，尤其是苏东演变以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邓小平在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在实践上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上究竟能否站住脚、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善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从当今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中，从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上，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乃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并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
邓小平历来推崇“实事求是”，并把它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精神实质，归结起来就是事实求是，他一再自诩为“实事求是派”。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革命风格，必定引导他注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和总结。邓小平带领我党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主要表现和杰出贡献是：
——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创立一套基本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和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要理论观点，已经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制定一条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中国的发展路线。
——设计一个宏伟目标：“分三步走”，花百年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相应地设计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
阐明一条基本方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
——揭示一个总趋势：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20年来，我们正是遵循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去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取得卓越的成就。
三、承前启后：江泽民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
1989年春夏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国内外政治风波迭起之际，在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规律方面担负着重大使命。在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既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努力解决“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进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性课题。新的历史性的探索和规律性认识，带有鲜明的走向新世纪、开辟新时代的特征。
首先，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奠定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探索的新起点。
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实现权力交接和代际更替的过程中，对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了“政治交代”。他在1989年5月底至9月初，接连发表了《组织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改革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等重要讲话，对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规律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
其次，世纪之交的挑战与机遇，提供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探索的新契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国际局势出现了种种新的变化。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纪金融风险的考验、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世界文化的激荡等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如国际环境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上是有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理顺、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指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保证等等。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大步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站在世纪之交重大历史关头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而庄重的使命。
第三，新的伟大实践，深化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规律探索的新认识。
1989年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他认为，对于客观规律，我们可以认识和利用，但不能违反，否则是要受惩罚的。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做过一些违背经济规律而事与愿违的事，这种历史教训应当牢牢记取。这些年我们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就是因为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他提出，我们不仅要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同志的庄严的历史责任。
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9 月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1997年9月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五大报告和199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牢牢把握中国的大局、坚持与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贯穿于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其中包括：形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把它写进党章，载入宪法，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精支柱；深刻阐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全面、准确地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提出并落实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党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继续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等等。
——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其主要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基本特征；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统一起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既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展开，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总和。
——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其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用善于抓住一切机遇，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
——进一步规划和实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部署。在经济上：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正确处理一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市场机制和客观调控等关系；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等等。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党与政府等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等等。在文化上：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确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培育“四有”的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
——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其中包括：牢牢把握中国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根本保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结合起来；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的重要政治课题；等等。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其中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致力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改善和发展我国同大国的关系、同邻国的关系、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改善和发展我党同外国政党的关系；等等。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其中包括：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大力加强反腐倡廉；等等。
当前，我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充分表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在向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和规律层面等多层次、多层面深入推进。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将迎来50华诞。半个世纪来，从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自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甚了了”、“没有一套”，到邓小平在80年代得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再到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全面、系统地概括近20年多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确实大大深化和细化了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一伟大成就，标志着我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已开始步入“五十知天命”的境界。当然，在我们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一规律性的认识，必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必定能够自觉地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逐步走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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