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个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1-0030-05
周恩来于1959年12月指出：“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 建设。”[1]深入地探讨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三个建设”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运用周恩来的党建思想，并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三个代表”理论 丰富内涵的理解、把握和贯彻落实。
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都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列宁曾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社 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更为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他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在对社会主义建 设的论述中也自始至终地将经济建设置于首位。
新中国建立之初，作为中国经济工作总指挥的周恩来即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十分落 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努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执政党要把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 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经济方 面”，“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3]。在1954年9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 又明确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 使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3]“逐步改善人民 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 于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3]。在此后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进 一步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于首要的地位。”[3]“我们所以要 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 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4]
在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博大精深，最重要之处，首先是为我国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四个现 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他在1964年12月20日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今 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 世界先进水平。”[4]从而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第二，经济工作要实 事求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3]。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制 定经济计划，使国民经济较为均衡地发展。第三，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化” 的关键的思想。“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 ，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先进的经济力量。”[3]第四，坚持农业是基础 ，工业是主导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一方面，“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 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3]。另一方面，“没有工业的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必 须坚持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3]。第五，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 展状况的论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5]。从而提出了我国在三大改造 完成后应建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 结构模式。他还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提出“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 觉悟程度来决定”的论点。第六，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博 采各国之长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 需求，首先就是贸易来往，技术的合作。”[6]“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于全人类都是 有用的。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但学习外国 的东西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切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生吞活剥。“学习外国必 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4]。
周恩来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这些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 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国后，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 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 基础。但此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 产力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的严重错误，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把是否有利 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了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示出新的活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制定了一系列 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新的阶段。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世界上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 化，为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的科学论断，更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把始终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保持我党先进性的第一条要求，包含了新的时代内涵 。
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反 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同时又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 进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推动 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周恩来将精神和文化建设规 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分重视和关心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对于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曾作过精辟、深刻的论述，提出过许多富于创造性的见解 。
首先，强调必须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建设的 领导权毋庸置疑，但是否能够并必须领导文化建设?对此，周恩来十分坚定地指出：我 们党”在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是 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有办法了，在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 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 法，是毫无根据的”[3]。
第二，深入分析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周恩来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随 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不应 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 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7]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 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如果文化建设“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 受到影响”[3]。一方面，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 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并根据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建设需要文 化建设的支持。“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 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而培养干部、人才，就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所 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部门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
第三，文教事业的发展要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提出文化建设不仅要 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3]，即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 需要。他在1959年4月18日全国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 要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 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巩固和提高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为此，他明确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正确地估价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7]并就如何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 分子的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第四，吸收中外文化优秀成果，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周恩来指出，要继承我国优秀 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 大。当然，学习古代的东西，是为了今天的创造，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今天的创造之中 。同时，要以我为主，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对待外国的文化，必须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外国好 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最终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3]
第五，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恩来指出，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是要坚持百花齐放。艺术形式要多样化 ，题材要多样化，艺术典型要多样化，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文艺工作者，要“各显 所长，百花齐放”，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需要。二是要坚持百家 争鸣。“文艺作品要允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 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要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 义大框框中争论，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3]。
第六，思想改造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过好社会主义关，树立马克 思主义世界观。他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 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其他劳动者要“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和观点”[3]。而思想改造即精神建设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 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 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改造无止境。”[3]对于领导干部的改造，他提出要“过‘五关’，第一关就是‘过思 想关”，即思想改造，“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3]。
周恩来关于文化建设的这些论述和见解不仅直接指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 践，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事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不但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 文化传统，而且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文 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不乏 失误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通过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在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到了突出位置。邓小 平同志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了进一步适应新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形势，面对国内改革的深 入发展和群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始终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宝库的最新贡献。
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党的性质、宗旨做过深刻的阐述：共产党人 始终坚持和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利益，因此它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 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以“为人民谋利益作为 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作为人民总理的周恩来不仅一生都是把党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成为广大人民利益代表的化身、人民心中永铸的丰碑 ，而且始终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他的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精神，堪称全党永恒的精神财富，内容极 为丰富。
第一，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 了人民。“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都是为 着解放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 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 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 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第二，党的根本宗旨是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是立党为 公，不是立党为私。”[5]因此，“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 ，共命运”[6]，应该时时刻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的利益、群众的疾苦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把为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的困难放在首位。做到勤政、廉政、慎政 ，切切实实把为人民服务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 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干事业。为了 人民的利益，要有不怕困难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 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7]，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之， 领导干部“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公愤的”[3]。这 些丰富深邃的警世恒言，应当永远成为我们党的干部拒腐防变、服务人民的强有力的思 想武器。
第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力戒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周恩来谆谆告诫领导干部：“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在 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 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3]他还在1963年5月 写的《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列举出官僚主义的19种表现，为官僚主义者作了生动的 画像，以警示全党，坚决克服和防止官僚主义习气的滋长。
第四，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民的各种利益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利 益表现为诸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种种 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稍有不慎，就将给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必 须辩证科学地妥善处理。周恩来指出，首先，“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力的重点放 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一切只顾个人不 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 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 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3]什么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人民的根本利益呢?就是提高我们 国家的生产力。他明确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加生产，就是坚持了全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相互一致 的”，“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没有人民的切身利益、眼前 利益，也就不会有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因此，不仅要首先考虑到人民群众根本 的、长远的利益，而且要经常想到人民群众具体的、眼前的切身利益。“发展重工业，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是，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 人民过份地束紧裤腰带……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 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的辩证思想[4]。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也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本质特征、根本宗旨，和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解 放和发展，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深深地扎根 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 利益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因而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但是，我们党在解决 这个“代表”问题过程中，也曾在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上，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分 离而走过弯路，遭遇曲折，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背离人民利益与要求 的错误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政 策，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进入新世 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经济成份、利益 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对我们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如何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人民性、坚持党的宗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和前 所未有的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进一步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党的性质提出来，不仅体现了周恩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境界，而且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明了方向。
收稿日期：200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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