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A Retortion upon the Seifcentralism of Nationality，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民族论文,自我论文,中心论文,Nationalit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紧的不是‘西方文化东渐’，而是‘中国文化西被’”（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以我故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文化中心论绵延到“文化大革命”中，变形为“世界革命中心论”，自称为“世界革命的景冈山”，要把“文革”这样的运动推向全球，要靠我们中国人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仍有一些非常革命的同志标榜我们的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中流砥柱”、“理论大国”云云。近年来还有人满有把握地主张用汉字统一全人类的语言（1994年2月13日《文汇 报》， 94年第五期《新华文摘》），足见民族文化中心论的余响偶尔 还颇高昂。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一个民族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陷入盲目性的结果，是一个民族不够成熟的表现，是一种集体阿Q主义。 一个成熟起来的民族，应该不断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幼稚心理，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世界。近代以来，随着我们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渐多，对自身的认识渐深，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受到不少睁眼看世界的先哲前贤的反对。而反拨归正最系统、最彻底者，当推当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针锋相对的论述。
中国在世界上究竟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历来只有大国之说而无小国之论。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对大国与小国的两面性作出如实的、辩证的分析。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4页，下引者只注页码）“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人多地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这对历来的“堂堂大国”论不啻是一副清醒剂：不可以陶醉于人多地广，实际上，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上，我国还远远不能跟大国相提并论。
与那些顾盼自雄，喜欢“比祖宗”，自夸“我们先前比你阔”（鲁迅语）的人不同，邓小平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有实事求是的评说。他对外宾讲：‘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第269 页）他常常胸怀坦荡地把我国的失误和不足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友人。1985年8月28 日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第140页）1988年5月25日在会见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第264页）如此平实之言， 与那种动辄乱吹我们曾经对世界作过多大贡献的论调相比，真是出入千里。
与那些自我参照、自我依恋、自我欣赏的人不同，邓小平总是以全人类的进步作为参照系来考察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地位，正视我们落后的一面，明确承认“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第249页）。 他十分厌恶夜郎自大式的自我吹擂，1991年1 月视察上海时还回忆“文革”中的“风庆轮事件”，说他“跟‘四人邦’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第367页）。他强调必须解决我国效率低下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第180页）。 他对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比人家落后的东西也毫不讳言，1987年6月12 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第241页）。敢以弱点示人，公诸国际社会， 这是虚骄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者绝对办不到的。知愧励志，知耻兴邦，正是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出于“爱国的自大”（鲁迅语），津津乐道于“华夷之辨”，以“文明古国”自居，以数千年国粹自傲，对境外的文明一概加以排斥，从而把自己封闭、禁锢起来。“文革”中把一切学习外国的行为统统斥之为“洋奴哲学”，使我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潮流。邓小平针对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和蒙昧主义，以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力主对外开放，虚心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方面他论述甚丰，本文不一一列举，仅引进外智、外才一事， 《文选》中就几处提到。 1986年12月19日在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第193 页）这些都是妄自尊大的狭隘爱国主义者说不出、不敢说、更不敢做的。
当一些外国人士把中国的国际地位看得过重时，邓小平总是坚持清醒的分析，加以适当的校正。1985年3月4日会见日本朋友时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第105页）。1985年6月4日在军事扩大会的讲话中， 则明确表示：“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第128页）他甚至对风行全球的“亚太世纪”论提出质疑，1988年12 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18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第282 页）是否可以将下个世纪称为“亚太世纪”？世人尽可各抒已见，毋须舆论一律。小平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1990年9月11 日会见加拿大客人时的提法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第361页）。这恰恰表明， 他不愿意过高估计中国目前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地位，也表明了一种“远行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历史使命感。我国有一些人一听说“亚太世纪”马上就引伸为中国的世纪，甚至把“亚太中心”作为民族自我中心的放大，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几年，这股思潮尤有抬头之势，故而很有必要经常重温小平同志对此事的论述。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有两个相关的特征：当本民族处于劣势、弱势时，尽量为本民族吹擂打气，遮羞盖丑；当本民族处于相对优势、强势，或稍稍转优转强时，则自奉圭臬，自当头领。邓小平既摒弃了为本族吹擂自慰的、阿Q式的陋习，也纠正了高标自树、好做头领的作风。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做着“蛮夷率服，万国来朝”的梦。直到当代，一些可爱的“左”先生依然摆出“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我为本宗正路，人为旁门左道”的样子，欲以自己的模式“合天下于一”，很喜欢对别的国家、民族说东道西，评头品足。邓小平对这一套很不以为然，1980年5月31日， 他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不久，这一原则精神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第407页）。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说：“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第二卷第416 页）后来他又多次重申：“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第363页）， “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第94页）。他对第三世界的朋友不厌其烦地相告：“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第94页），中国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第135页）1988年5月18日，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来访，表示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他：“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第261页）1989年3月23日又对来访的乌干达总统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第290页）有平等相处、共同探讨之意，无自作楷模、好为人师之心， 这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共运史上颇难见到的一种风范。
在处理国际共运中与兄弟党的关系方面，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一贯立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第191页）。他竭力反对任何人以大党、老党自居指挥别人。1980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二卷第318—319页）1983年4月29 日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他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第27页）1987年6月12 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他一如既往地强调：“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第236—237页）几番沧桑话，一片平常心。这其中包含了别国别党和本国本党的多少殷鉴，思之令人三叹！
任何一个时代，国际争端总是不可避免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只顾本民族的利益不顾他民族的利益，常使争端激化或长期拖延。邓小平从维护双边或多边的共同利益出发，总是“力求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第68页）。在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上，他对日本方面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关于南沙群岛中的几个岛屿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争议，邓小平也说：“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第87页）对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采取不涉及主权、共同开发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造，是对本国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克服，也是对别国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抵制。
邓小平对中国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加以有力的反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都加以竭力反对。他多次宣布：中国反对搞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曾经给全世界人民两度带来巨大灾难的“欧洲中心主义”，妄图称霸东亚及全球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想充当世界宪兵的美国霸权主义，他都坚决抨击。1990年7月11 日接见外宾时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359—360页）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搞民族自我中心主义，都是愚蠢的，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无限扩张，都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祸殃。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解除，则意味着一个民族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顺应和拥有，意味着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和谐。邓小平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否定，将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