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有着干支纪年历史传统的东亚各国对60年一度的甲子更新无不十分重视，善良的人们祈祷战争永不再来，渴望通过正视过去的历史来避免悲剧重演。
然而，进入了2005年的中日关系却好似今春北风料峭的“倒春寒”一样，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在过去的半年中，两国民意调查显示相互的亲近感大幅度降低，（注：2004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较去年进行的上一次调查减少了10.3个百分点，下降到37.6％，是自1975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最低的一次。近7成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不亲近。）政府间的东海磋商进展不利，日本利用中国潜艇误入事件挑起安全摩擦，先是制定“西南诸岛有事方针”、游说欧盟成员国放弃对华武器出口解禁，进而公布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注：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该大纲在关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部分中指出：“对该地区安全保障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及导弹战斗力与海空军现代化的同时，正在谋求扩大海上活动范围，今后有必要继续关注此种动向”。）最近又在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中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亚太地区共同的战略目标，（注：2005年2月19日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中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日亚太地区共同的战略目标。该声明指出：“亚太地区共同的战略目标包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该国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及建设性的作用；推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促进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在台湾问题上搞战略目标“明晰化”。此外，在中日经济交流合作关系发展、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的同时，也潜伏多重摩擦因素。政治关系的冷峻也逐渐影响到经济领域，不单是大型合作项目受到政治因素牵制，相对于中国外贸总体增长率的两国贸易增长率、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的外资总量中的比重等硬性指标，均呈现相对下降态势。人们开始关注起“政冷经热”是否能继续，中日关系会不会进一步“滑坡”的严重问题。
一、正确定位中日关系历史问题
拿破仑有句名言：“相邻强国无友善。”这句话显然带有帝国争霸时代零和博弈的色彩。但历史毕竟不能割断，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
认识中日两国的历史时应当注意三点：第一，两国的交通往来历史是一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其中发生了五次战争，但从整体讲，友好仍旧是主线。第二，近代以后的两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痛至今未消，尤其是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依然健在的时候，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和行动，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第三，中国方面不忘过去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行为正是在为子孙后代创造两国关系上新的历史，所以有责任“向前看”，共同创造友好合作的东亚繁荣。
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最近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动向。作为历史上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给亚洲邻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加害国日本，非但不思悔改反而频频做出与受害国家对抗的姿态。最近，在与邻国争夺外岛、加紧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步伐外，又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形成决议，将4月29日国民休假的“绿色日”更改为“昭和日”。
了解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4月29日是昭和天皇裕仁的生日。这一天在绝对主义天皇制盛行的战前，曾被指定为“天长节”，法西斯军部曾借此向民众灌输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的谎言，甚至迫使被侵占国家的民众向日本天皇朝拜。战后，日本为了清除军国主义遗痕，政府把过去的“天长节”改为“绿色日”，这体现了日本民众珍爱自然、渴望和平的愿望，也见证出和平宪法规范下天皇仅仅成为“国家的象征”。加之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裕仁本人在战后恢复了博物学家的职业身份，所以将其生日指定为“绿色日”以表示尊重大自然和重视环保倒也很是妥当。可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中的这一改动却一直让某些民族主义政治家感到芒刺在背。早在裕仁天皇病逝的1989年，日本就出现了以恢复“昭和日”为目的的“昭和日推进网”。在这个组织的策动下，1998年日本成立了“推进昭和日超党派议员联盟”，并在2000年和2003年两次向国会提出过将昭和天皇生日恢复为“昭和日”的议案。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保守主义思潮上扬，2004年，自民党和公明党再次提出了恢复“昭和日”的议案。进入2005年后，小泉内阁中官房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组织起“皇位继承及国民祝日相关法律恳谈会”，在小泉党羽的推动下超党派议员联盟从200多人扩大到334人。与此同时，同年3月底，民主党的影子内阁决定支持政府议案，十几年来暗流涌动的“昭和日”终于在4月初的国会讨论中成为现实。
日本政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嬗变？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首先，是构成社会政治生活主体的日本国民所持有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后，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追求取代了过去由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立场的局面，“保革对立”模式消失后，民族主义不断上扬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结果导致政治学意义上的右倾化与整体保守化。据说，“昭和日推进网”在不到一个月里就征集到170万人的支持签名，这在一向政治冷漠的日本老百姓中不能不说是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其次，政治家群体更新使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相继退出政治舞台，而标榜民族主义理想的石原慎太郎、亲自登过钓鱼岛的西村真悟、遗族会会长板垣正等右派人物却残留下来。新生代政治家主导国家权力后，在国际关系上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争于摘掉“侵略国家”的帽子，不断涂改侵略战争的丑恶历史；再次，与右翼政治力量猖獗形成相反趋势的是旧的革新势力衰落。冷战时期曾与自民党长期抗衡的社会党在改变为社民党后逐渐缩小，国会中只有势单力孤的共产党持反对意见，终究不能扭转大局。在保守势力大联合的强大压力下，社会上一些进步势力试图把“昭和日”定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10月10日的温和方案也随之流产。最后，外因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要求日本提升同盟中地位与作用。而美国霸权战略在亚洲的需求与日本21世纪初期做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吻合，从外部刺激了日本保守势力的“昭和情结”。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了鼓吹建造“大和舰”、篡改历史教科书、炮制“男人的大和”电影等一系列“重新认识昭和时代”的躁动。最近，自民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修改宪法草案说明中，宣布“在昭和64年漫长历史中，日本经历了战争的黑暗和战后经济复兴的奇迹，应当用‘昭和’鼓励和教训后人，因为昭和时代是验证了日本民族生命力的时代”。“昭和日推进网”更是声称“昭和分别代表着‘苦难’与‘复兴’，要让人们自由地追思过去的岁月，牢记过去的苦难与复兴历程是我国思考未来的基点”。
怎样看待昭和历史，向来是涉及正义是非的原则问题。昭和历史以1945年为分界，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1929到1945年里，裕仁天皇是军事统帅，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这一点连昭和天皇本人也不否认，他在1945年面见盟军总部司令麦克阿瑟时已经亲口承认过战争责任。任何对黑暗历史的“自由追思”，都意味着对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否定！而日本在昭和后期的繁荣与发展，恰恰是奉行和平主义的结果。假如想玩弄移花接木或是模糊逻辑的手法去混淆历史，不仅不会“验证日本民族生命力”，到头来恐怕要伤害掉日本民族的发展前程。
二、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
众所周知，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中，美日关系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定位决定着它同中国的态度与行为。近日，有位日本学者在香港《亚洲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将成为远东的英国》的文章，指出：“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盟友，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近期美日军事合作明显升温，这标志着美国正在把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
把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的提法最早见于2000年10月，当时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与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首次谈到要“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榜样，强化美日安全关系”，并鼓励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其作者正是日后成为美国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这篇被舆论界称为“阿米蒂奇的报告”所阐述的对日战略，在此后几年中，随着阿米蒂奇在布什政府中职位的升迁，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主流观点和中心内容。得知布什政府有意将自己变成“远东的英国”，日本方面非常兴奋。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战略班子立刻着手研究“把美国提升日本在同盟中地位的机遇，转化为本国新世纪战略发展”的方案。2001年6月，小泉应邀到布什的私人别墅做客，此前作为日本首相被美国总统邀请到家中的只有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两人。得到布什如此垂青，小泉自然大喜过望，加上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又在一旁鼓动：“在这个世界上，能与布什总统心心相印的政治家，惟有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和小泉首相三人而已。”于是，小泉顺水推舟地默认了“美日关系等同于美英关系”的说法。
“9.11”事件后，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不断上升。2004年夏，美国保守的企业研究所提出要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英国”。该报告建议政府鼓励日本不要再躲在“和平宪法”后面，而要在安全战略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该报告将日本从“远东的英国”升格为“亚洲的英国”，表示美日同盟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也是全球性的，美日安保条约应当“超越双边关系”，从“确保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扩展到“全球范围”。美国方面新的呼吁又一次得到了小泉政府的积极回应。2004年11月，小泉向布什许诺“在缩减美军基地的同时增强自卫队任务与作用，以分担美军的任务”。一个多月后，《读卖新闻》刊登了小泉政府智囊人物冈崎久彦的文章《在“等同于美英关系的日美同盟”基础上，努力实现“集体自卫权”》。
对美国来说，日本能否真的成为“亚洲的英国”呢？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英国与日本既然同为海岛国家，又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帮手地位，两者间的确有许多可比之处。日语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叫做“岛国根性”。按照《广辞苑》的解释，是指海岛国家因缺乏与别国交流而造成的视野狭窄，以及由此形成的小家子气的闭锁性格。显然，这里所说的“岛国根性”是指古代因航海技术落后而缺乏沟通的历史性特征，并不适用于世界早已融为一体的今天。然而，很多遗留的民族性格中的思维定式，在今天仍然依稀可见。比方说，大陆国家的交通规则多为右侧通行，这源于古代演兵的队列操练，只有右侧行进规则才能保证士兵们持兵器的右手都在外侧，避免迎面过来的队列受兵刃的伤害。而在海岛国家那里，行船的规则就成为日后交通规则的依据。船舶转向多为“左满舵”，为了保证相向而行的船队互不妨碍地左转弯，只能实行左侧通行规则。所以，今天的英国和日本都是实行左侧通行的国家。
同样，海岛国家与大陆国家对待领土的态度也迥然有别。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相挨着在大陆上生活的国家通常都有割让或交换部分领土的经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相互让步和妥协的现实。而岛国则不然，广阔的大海本身就是国土的天然屏障，决定了岛国的疆土既不能无限扩大，也不太容易被外部侵吞蚕食而缩小，加之岛国无法实行民族迁徙，因此对领土的依恋近乎疯狂，甚至“寸礁不让”。否则就很难理解1982年，英国会为了一个距本土7000海里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受到阿根廷的挑战，大动干戈地打了一场“马岛战争”；也无法理解日本为什么不惜破坏日韩建交40周年的“友情年”气氛，强行通过宣示主权的“竹岛之日”条例案。近来，日本不但跟韩国争独岛（日本称竹岛），跟俄罗斯争北方四岛，还跟中国争钓鱼岛和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权。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岛国根性的一种体现，是在日本决心做“普通国家”、改变军事防御原则后这种习惯思维的集中爆发。
日本与英国的岛国共性还在于，由于都处在大陆之外，两者跟大陆国家之间多少有些隔膜，因此都希望借重外力，来凸显自己在地区中的地位。英国在欧盟中是长期游离于“法德轴心”之外的，在法德等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时候，英国始终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似乎比英国更困难，日本急着要变成“亚洲的英国”，恐怕也是想借美国之力，平衡它在亚洲的地位。不过，在笔者看来，日本还是不做“亚洲的英国”为好，因为日本毕竟迥然有别于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讲过一个著名的论点：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东方的日本与西方的英国存在着许多差异，美日同盟与美英同盟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英国与美国是有着“血浓于水”的渊源关系的，许多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英国人。相比之下，日美在历史上关系就差得多了。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扩张，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法西斯阵线的痛击，不仅成了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对象，战后还被美国长期占领。而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在当时对美国人的心理打击，几乎可以跟“9.11”事件相比，被美国人视为国耻。如今，日本一提发展军力，一提改变自卫队的职能，不但在亚洲邻国，而且在美国也有舆论纷纷发出警惕的声音。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上，日本没法与英国相比。尽管美国也支持日本进安理会，但反对的声音很多。连美国的盟友韩国国内都天天在搞反日游行，美国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英国”，必然会遭受各种质疑和阻力。其次，英国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如果说今天的英国紧紧追随美国，是出于老大帝国衰落后的一种无奈，那么日本则属于自己精明计算后的主动抉择。攀附强者发展自己既符合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符合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对如何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判断。英国与日本在各自区域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按照社会比较理论，一个民族，其自我认定的价值来自于同其他民族的“比较”。曾经长时间处于亚洲经济“领头雁”地位的日本，面对落后于自己的周边国家，比英国有着更多的民族优越感。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戒心时，当经济大国的傲慢与经济衰退的颓丧情绪交织在一起时，决定了日本寻求日美同盟，不是为了寻求在区域事务中处于弱势时的帮助，而是寻求区域霸权。对于亚洲各国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毋庸置疑，美日同盟关系是越来越热了。2005年3月19日，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发表演讲，称赞日本“不仅在反恐战争和中东改革等方面扮演了美国的重要伙伴，并且在全球范围承担了更加广泛的责任”，她还为美日间“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同盟”安上了更加动人的头衔：“相互体贴的同盟”。从表面上看，美国的亚洲安全战略与日本的“富国强兵”路线真可谓一拍即合。但实际上，美国与日本的想法是不尽相同的。说到底，美国拉拢日本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让日本成为美国所谓的“不稳定弧”东亚部分的一个支点。二是日本的军事水平确实很先进，日本的海军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精密军事工业有不少美国想要学习的地方，因此，美国也想利用日本展开军事合作。三是美国现在想把太平洋司令部移到冲绳，这是美军在亚洲调整部署的重要一步，但在日本民间引起了很大的抗议，因此也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而日本方面也有另一把算盘。含蓄的日本政治家通常不喜欢直白地表露真实目的，但既要赚取依靠美国的好处，又要在地区战略制衡中快速发展自己的意图却清晰可见。概括地说，去除战败国的历史包袱，完成“普通国家”的转变，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联美抑华”，努力在东亚地区排斥中国——这些就是日本想当“亚洲英国”的目的。很明显，日本与美国在同盟关系升温中的着眼点是有所不同的，尽管美日两国在共同主宰亚洲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两国战略关系中的阶段性任务终究不可以代替日本寻求自身发展的终极目标。
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对自己的定位，明治维新后曾努力“脱亚入欧”，而二战后又试图“重返亚洲”，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使得日本与邻国关系总是搞得有些扭曲——政治上一面要求遭受过自己侵略的国家学习法国宽恕德国，一面自己却不肯像德国那样认真反省历史上的罪行；在地区安全上，日本在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同时，却又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上处处与中国作对，甚至借口“中国威胁”，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已故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曾用“山顶上的云朵”比喻日本民族的困惑——当它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奋力攀登到达峰顶时，往往会因狂风吹散了作为理想的浮云而茫然不知自己应当走向何方。其实，日本就是日本，倘若真的想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有与邻国坦诚相处的真心和四海一家的磊落襟怀。试图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到头来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
三、中日两国的相互定位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的对华强硬路线浮出水面的变化，恰恰发生在中国根据自己的睦邻外交政策着手改善中日关系上“政冷经热”局面的努力过程中。这种中方越是善意亲和日方越是消极回应的“负相关状态”，昭示着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未来几年内不大可能“风平浪静”，中日摩擦的基本格局还将持续下去。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发展开始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国内一度出现要和美国共建世界秩序的呼声。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当了首相就匆匆忙忙地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就是说他急着要扭转战后的和平思潮。这是在80年代。到了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普通国家论”，为日本新的国家定位做出了新的注解，它要求日本在外交上要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在安全领域则与其他国家一样发挥作用，包括派兵出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意味着日本将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然而好景不长，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产业发展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与欧洲各国相比，其优势也多有丧失。
与之相反，中国从1991、92年起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这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世界之首，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结构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方面开始急起直追，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对于日本的看法改变，也反过来影响到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诚如克林顿时代的国务院官员奈尔·西尔佛（ Neil E.Silver） 所言：“近几年，日中关系的政治力学受国际关系中两极体制的消失、中国的崛起、比预想更糟糕的日本经济的低落这三者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到了桥本龙太郎前首相、己故小渊惠三首相、森喜郎前首相等60岁上下的中生代政治家，他们似乎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既意识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问题所占的重要性，同时又开始积极地“超越历史”，寻求中日关系的新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的意识转向“超越战后”，希望成为不愿让人“说三道四”、与美中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日本各界主张以经济实力为背景、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越来越多。而随着时代变迁，日本年轻一代政治家大量走上前台，但他们往往不了解近一百年中日之间充满曲折的历史，尤其是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及心理上的创伤，也不了解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来之不易。这使得他们主导的日本主流政治意识发生与迄今不同的变化，对华强硬路线的苗头越来越明显。
于是，在日本与中国的定位问题上就突显出一个焦灼的提问——相邻在东亚的两大核心国家能否以客观、冷静的心态相互“平视”？在现代国际关系与政治格局中，大国间确定外交战略时的基本着眼点是相互关系的定位和对对手的定义。而“定位”与“定义”又相互关联，大体可以划分为4种基本情况：即分别将对方看作自己国家发展的“威胁”、“对手”、“伙伴”或“盟友”。
就今天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来说，首先绝非是同盟关系。日本不可能视中国为自己的盟友。攀附强者发展自己既符合日本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也符合今天的战略派政治家对如何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路径的判断。所以，小泉政府选择美国做自己的靠山和盟友，一面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以换取美国的支持，一面在“联美抑华”政策过程中同中国较量，努力在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软霸权。日本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中日之间不可能是“盟友关系”；其次，日本也不视中国为自己的伙伴。1998年，中日两国之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日本虽然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一政治性限定，内心却从未当真。纸面上的伙伴关系并不能消弭日本政府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担心和疑虑。小泉本人以及多数主流派政治家始终没有改变对华疑惧心理和抗拒意识，根本不把中国当作“可以信赖的伙伴”，用小泉私下的表述就是：“对中国要风险防得到位，机遇抓得牢固”。当然，对日本来说中国也不是传统的完整意义上的“威胁”。作为政府，日本必须考虑两国之间的多重关系，小泉自己也多次讲“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因为，明白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远未达到威胁日本安全的实力，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威胁，反倒拉动着日本经济复兴。日本朝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感受，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威胁论”、“中国军事扩张的威胁论”、“对中国投资的风险论”交替出现，而“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论”也大有市场。
其实，最能够准确标识出今天中日关系的定位，莫过于相对中性的“对手”。这种战略定位包含着相互影响的不同侧面：即在政治上的基本属性是相互竞争对手，在经济合作交流上属于可以相互借重、进行发展合作的对手，在地区安全上属于既有共同利益又要适当防范的对手。简言之，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或曰“竞争性伙伴”。应当充分认识到中日在地区繁荣发展上所具有的共同利益，看清楚相关的价值判断取向也是相互影响的。就此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上需要高瞻远瞩的大手笔，具体到实际问题上既不能理想化、也不应当情绪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应当抓住有利时机，促使两国关系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转化。
注释：
④共同社2005年3月2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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