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情境范式的芝加哥学派犯罪社会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加哥论文,范式论文,学派论文,情境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7-0071-06
作为一个专门性术语，“芝加哥学派”是卢瑟·伯纳德于1930年在介绍美国社会学流派时首次提出的，①主要用以指称在帕克和伯吉斯领导下从事学术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知识分子共同体。芝加哥学派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现代城市与工业革命紧密相关，“工业革命使得城市吸引了前所未有的人口”，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城市社区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了“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病”。②作为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则成为社会学开展城市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美国狂飙激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万神殿。由于“城市社会的激烈变迁”，在“给美国社会带来新的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③正是身处芝加哥剧烈城市化的切身体验，使得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积极投身于当时弊病丛生的城市社会问题研究中去——城市解体、道德规范崩溃、社会失范、犯罪猖獗等现象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以学者特有的敏感审慎地对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病态社会现象予以诊断，如越轨、帮会、堕落、自杀、家庭解组，等等。④在此，本文将从学科范式——情境范式——的角度来梳理芝加哥学派在犯罪社会学研究上的成就及其对当代犯罪学研究的启示。
一、情境范式——芝加哥学派的元叙事
在社会科学中，可以把一个“学派”看作类似于艺术史上的一群同类人：他们共享某种风格、技巧，或者一套符号象征，并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上具有较高水平的互动，如印象派作家、鲍豪斯建筑学派，等等。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理想类型特征来判别社会科学中的学派：不仅应该有一个奠基者、学派领袖，而且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围绕着他(她)、跟随着他(她)，人数可以在10到30多人之间。学派领袖应该具有主导性的人格魅力，不仅有一套理念、信仰、标准化的分工来联结、凝聚学术共同体，而且也应该有一个与学科内流行范式明显不同的范式，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学派追求的是学科的现代化或者再革新。⑤或者如特亚齐亚恩所言：“一个科学共同体应该围绕着一个知识上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组成一个整体，拥有调查研究经验现实的一套范式。范式的核心是由共同体的奠基者、领袖提供的，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范式典型地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由奠基领袖与其核心跟随者共同塑造。”⑥
70多年前，在奥格本、斯托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推动下，社会学经历了一场知识上的革命，即变量革命，一个“变量崇拜”的新时代来临了，如斯托弗认为，变量是探究社会学真相的捷径，而奥格本则断言，变量是社会学科学化的途径所在。“变量范式”霸权逐渐支配了现代社会学研究取向，也成为人们判断研究优劣的标准。然而，当前社会学“变量范式”霸权不仅带来了社会学的困境，而且也扼杀了真正的社会学思想，进而使得当前的社会学研究沦为“数字与符号的游戏”，丧失了思想上的洞见。在“变量范式”的霸权之下，绝大多数当代社会学都不再把社会事实的区位或者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社会事件不仅抽离了特定的时间要素，而且也抽离了空间要素，时间和空间成为与社会事件无关紧要的东西。作为分析单位的是个体而非处于社会联系中的行动者，社会学已经退化为经验的、理论的和历史的各自陈述，人们不再为自己的学术探险、标新立异的思想而惊喜。人们已经放弃了对真实经验世界的探究，相反，代之以调查变量、历史趋势以及理论抽象来描述风格化的社会世界。艾伯特认为，社会学的首要问题和主要问题是知识上的，诸如外部的政治威胁、吸引学生的困难以及学科碎片化等问题，从根本上讲仅仅是社会学自身在思想上匮乏无力的反映。⑦
与之相对的是芝加哥学派。人们常常把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风格进行对比，它们代表了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国经验社会学的两大分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曾作出如下断言：“提及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时，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默顿的中层理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量化方法论；而‘芝加哥传统’(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则是和实地质化研究联系在一起，一种相对来说不那么严格的方法论，以及一种缺乏整合的(社会学)理论。”⑩在19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00周年纪念会上，安德鲁·艾伯特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自我反思。(11)他指出，当前美国社会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上困境，更具体地说，是后芝加哥学派时代“变量范式”在学科中绝对霸权地位带来的困境。基于此，艾伯特呼吁人们重新考虑芝加哥学派“情境范式”的学科意义，以在量化研究的“变量范式”之外重新拓展社会学研究中的“质化进路”，通过对“时间与空间”情境的重视，以激发人们思想火花，并产生能够激动人心的社会学洞见，进而恢复社会学在知识上的魅力。
用一句话可以来概括芝加哥学派在思想上的洞见——如果没有理解特定社会时空中特定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安排，那么，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社会生活。(12)换言之，芝加哥学派认为，抽离了时空背景的社会事实是无意义的。社会事实是“定位性”的，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不同研究取向共享的“元叙事”！基于此，这意味着在一个共时性分析中要聚焦于它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生态学上，在历时性分析中要着眼于社会事件的进程。每一个社会事实都是情境化的，被其他关联性事实环绕着，并且与它过去的进程息息相关。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立场，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变量，即使在唯名论者那里，变量分析也会具有误导性。变量思想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不论情境，因果关系都是独立的、相同的。例如，不考虑个体的其他特质(包括经历、个人特征或者社会关系，等等)，“教育”对“职业”有因果效应。在变量分析中，尽管人们也会考虑变量间的交互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讲，变量具有独立性。常见的表达是这样的：“不考虑其他变量”，……对研究者来说，就是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度量出变量的净效应。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净效应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原因很简单，真实的社会世界中永远不会出现“不考虑其他变量”。所有的社会事实都处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为何要假装它们是独立的呢？
二、情境范式下的芝加哥学派犯罪学研究
早在1910年代威廉·托马斯就为学派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其经典性著作《波兰农民》不仅在方法论注释中塑造了学派的研究方法倾向，主要是对生活史资料的开发利用，而且也框定了学派的知识旨趣，即关注城市、关注移民、关注各种违法犯罪现象。(13)更为重要的是，他发展出来的“情境定义”成为芝加哥学派共同的知识财富，无论是帕克主导下的移民与种族同化研究，还是伯吉斯组织实施的城市犯罪学研究，抑或后来布鲁默等人开创的符号互动论都强调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微观的社会情境的重要性，都关注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价值倾向对主体行动的意义。换言之，托马斯的《波兰农民》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知识殿堂的元叙事，开创了社会学质化研究的“情境范式”传统。
在社会学理论的分类体系中，通常把越轨视为社会失范(从社会整合与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的一个客观结果，有时也把越轨视为个体病理学意义(身体的、精神的、道德的或者社会的)上的主客观偏离的结果。(14)关于失范状态的观察一直和如何定义越轨交织在一起。主要有四类看法：其一，把越轨概念和迪尔凯姆的缺乏整合的社会分工失范联系在一起，或者是与默顿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途径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与脱节联系在一起；其二，把越轨看作一种病理性、犯罪性、反社会、非法特征的行为，或者视之为对失范状态的一种适应，如默顿个体适应的著名的类型学方式：顺从、革新、仪式化以及反抗；其三，把越轨当作一种组织化情境，也就是与社会组织的差异化进程相关，如社会的劳动分工、阶级与阶层、机会和可能的出身的不平等；其四，从个体意义上来看待越轨行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失范和越轨概念不仅激活了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争论，而且也复苏了社会共识与社会冲突之间的论争。如，麦克伊弗尔和里斯曼认为，失范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一种心智状态而非一种社会问题；(15)塞巴斯蒂安·格拉茨认为，失范可以分为“简单”失范和“剧烈”失范两种；(16)帕森斯和贝尔斯认为，根据失范情境可以分为“积极”失范和“消极”失范，也就是个体具备或者不具备控制失范社会的能力。(17)
在失范与越轨研究中，客观条件与主观理解之间的张力几乎是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传统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托马斯。在他看来，越轨是一种“由客观因素和主管因素构成的”现象，研究越轨时就应该考虑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托马斯情境范式的核心要义——情境定义，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托马斯法则”。“情境定义”不仅强调社会行为的客观事实因素，同样注重对社会行为主观认知差异的理解，由此揭示了违法犯罪等越轨行为的主观向度。借助于情境定义，人们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给两个人以同样的刺激，但他们对这个刺激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群体中屡见不鲜。因而，只有注意到行动者对客观环境的主观理解，即情境定义，才能理解各种群体看似怪异的行为举止。在这里，情境定义概念使得托马斯与本能主义者、生物主义者显著区别开来，也与华生及其追随者的行为主义者拉开了距离。
正如托马斯所言：“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确定。”(18)只有意识到人类的所有意图都是由情境所限定的，并且通过这种限定来指导感性经验，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活动。在托马斯看来，个体不但能对情境的客观特征进行定义，而且能够对情境产生的意义作出理解。情境的意义一旦确定，那么，符合这一意义的行为也就成为必然。通过情境定义，个体把头脑中的原始感性材料改造为一种分类的目录索引时就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向善，也可以为恶。例如，一旦越南人被称为“劣种”、黑人被称为“黑鬼”，或者犹太人被称为“犹太佬”，情境定义的奇特炼丹术就会把他们变成另一种人，使之成为其他人歧视和偏见、暴力和侵略、甚至是屠杀的目标。托马斯认为，情境定义是一个使经验条理化的过程，通过情境定义对含混不清的事物作出决断。对移民来说，母国乡土社会中培育出来的心智、态度倾向在他们定义情境美国城市社会中的情境之时常常出现个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上的矛盾与混乱，而正是这一点诱发了移民行为举止的异常。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走上违法、犯罪越轨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的情境定义借助于萨瑟兰德之手，通过贝克尔等人的系统化阐释形成了犯罪学解释的一大传统，即标签理论——共同强调对违法、犯罪等越轨现象解释的主观意蕴向度。萨瑟兰德在描述职业窃贼的社会化过程时指出：“要想成为职业窃贼，必须得到其他职业窃贼的承认与接受。盗窃是一种群体生活，只有得到了群体的集体同意，新的成员才能进入和留下来。为了永久性地被群体接收，不仅要设法获得同伙的认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接受集体的章程和规则。”(19)为了掌握盗窃技术，某些窃贼要花费5年左右的时间在监狱中度过，这丝毫不逊色于那些把时间花费在教育上以取得博士学位或者律师资格的人。由之可以看出，违法犯罪并非是心理行为或者病理行为所引起的，人并非生来就是不正常或者要违法犯罪的，而是基于“多种因素的组合”而成为罪犯的。当人们面对的是一种犯罪环境时，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并不会把犯罪行为视为不正常行为，相反，他们会把这些行为看作一种正常活动，并由此使个体获得了关于此类行动的社会意义及其情境定义。个体不是因为血缘关系天然地或者必然的成为违法犯罪者，而是通过参与特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情境在后天学习的基础上形成各种违法越轨行为的惯习。
犯罪社会学之情境范式的集大成者是霍华德·贝克尔，其标志性成果为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越轨社会学中的研究》。(20)这是越轨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部批判性著作，奠定了“标签理论”(labelling theory)的基础。正如他在该书中表明的那样：“我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和标签理论有关的。”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传人，贝克尔对1950年代盛行的功能主义越轨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质疑功能主义学者将违法越轨视为社会系统中结构性压力而造成的论点。
标签理论认为，根据违法越轨者的个体性因素或单纯的社会结构都是无法理解违法越轨行为，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互动关系才能用社会学方法加以分析。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生物基因缺陷使然，也非后天教化不足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局外人》中贝克尔指出：“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局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局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21)贝克尔希望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行为。这里涉及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当越轨标签得到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为此，越轨理论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视为“越轨者”和“定义”越轨的他者互动的结果。(22)
三、芝加哥学派城市犯罪研究的启示
我们知道，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对人类行为的兴趣。和低等动物相比，人类对于置身于其间的社会似乎很不适应。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由他们前人的生活经验、记忆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所造成的，与生物环境截然不同。人不仅具有某种天性和继承性的个体，而且还具有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念和态度，等等。作为社会的个人而不是生物的个人，他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正是通过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对应性联系，个体确立了自己的人格，并具备了伦理道德上的特征。通过社会化改造，本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体获得了指导行为的社会规范，由此人类社会也形成了自身的秩序安排。但是，人类的社会秩序永远处于动态的紧张之中，和谐社会永远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相反，真实的人类生活总是在和种种社会病理如异常、违法、越轨、犯罪等现象的博弈中运作，而这正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病理学的研究主题。
时至今日，违法、越轨、犯罪等行为依然是困扰城市社会良性运行的毒瘤，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更是深受其害。我们知道，秉持社会进步信念的芝加哥学派对人类社会疾苦充满了浓厚的道德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他们把对异常、违法、越轨、犯罪等现象的研究聚焦于底层社会，不仅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具有文化上、社会情境上的相对性，而且基于犯罪诊断的情境范式得出了治理犯罪的全新路径，即严厉刑罚在阻止犯罪时并非总是有效的，相反，破除思维认知的偏见定势，为所谓的“犯罪分子”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宽容氛围更有利于治理犯罪。换言之，我们在诊断当前中国社会中底层社会出现的失范行为时，也应该考虑到行为发生的社会情境，认识到既有刚性的惩罚性措施并非制止犯罪的最佳途径，应该看到相当部分的违法犯罪分子并非不可救药，相反，只要改变对这些越轨者的刻板化认知，为他们提供重返正常社会的机会，是完全有可能把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重新拉进社会中。特别是对那些初次违法的、性质并非特别的青少年来说，在对其行为的定性上更应该慎之又慎。唯如此，才能防止犯罪行为的恶性循环，避免由于社会融入困难而导致的把轻度违法分子逼上惯犯、重犯的不归之路上。
注释：
①Luther Lee Bernard,"Schools of Sociology",Southwest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1(1930):117-134.
②③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1页。
④James F.Short,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Metropolis:Contributions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Urban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
⑤Martin Bulmer,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Institutionalization,Diversity,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3.
⑥E.A Tiryakian."The Significance of Sch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in William E.Snizek,ed.,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0):218-219.
⑦Andrew Abbott,"Of Time and Space: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Social Forces,vol.75,No.4(Jun.,1997):1149-1182.
⑧Frederick M.Thrasher，The Gang:A Study of l,313 Gangs in Chicag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
⑨Harvey Warren Zorbaugh,Gold Coast and Slum: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⑩Barney Glaser and Anselm Strauss,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7):viii.
(11)(12)Andrew Abbott,"Of Time and Space: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Social Forces,4(1997),pp.1149-1182,pp.1149-1182.
(13)William I.Thomas and Florian Znaniecki,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5 vols.; Boston:Badger,1918-1920).
(14)Filippo Barbano,"The neighbourhood and deviance in the Chicago School.A relationistic interpretation",in Luigi Tomasi ed.The Tradition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Vermon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8):37.
(15)Robert M.McIver,The Ramparts We Guard(New York:Macmillan,1950); David Riesman et al.,The Lonely Crow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16)Sebastian De Grazia,The Political Commu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7)Talcott Parsons,The Social System(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51); Talcott Parsons,Robert F.Bales,and Edward A.Shils,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53).
(18)William I.Thomas and Dorothy Swaine Thomas,The Child in America(New York:Alfred A.Knopf,1928).
(19)Edwin Sutherland,The Professional Thief:by a Professional Thief.Annotated and Interpreted by Edwin H.Sutherla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
(20)Howard S.Becker,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Free Press.1961).
(21)(22)Howard S.Becker,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p.9,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