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宋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宋史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的论文集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漆侠全集（12卷）》（河北大学出版社），朱瑞熙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浙江大学出版社），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罗家祥《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等。工具书有〔美〕包弼德原作、〔比利时〕魏希德修订《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专著方面，仅《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就有29种之多，其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南宋人口史》、《南宋思想史》、《南宋教育史》、《南宋交通史》、《南宋军事史》、《南宋手工业史》、《南宋绘画史》、《南宋戏曲史》、《南宋书法史》，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陆九渊研究》、《陆游研究》、《马扩研究》、《文天祥研究》、《辛弃疾研究》、《岳飞研究》、《秦桧研究》、《宋理宗研究》、《叶适研究》、《朱熹研究》、《南宋史学史》、《南宋政治史》、《南宋宗教史》，杭州出版社编辑的《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官窑》、《南宋临安城考古》、《南宋临安大事记》、《南宋临安典籍文化》、《南宋临安对外交流》、《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等等。另有其他专著50余种，论文约600余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限于篇幅与信息的不足，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补正。
一、政治史
政治。王曾瑜、贾芳芳《宋代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中央手中，各项制度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地方政府对中央既有惟命是从，也有奉行不虔甚至欺瞒。贾芳芳、王曾瑜《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文史哲》3期）在发掘地方官员为政状况的同时，更着重剖析了等级授权制下地方政治所必然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其对宋代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包伟民、傅俊《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与影响。何灿浩《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史学月刊》9期）探讨了赵宋兼并吴越国所采取的方式及其原因与实现条件、历史意义等问题。楼劲《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2期）考察了宋初礼制沿袭五代而损益变化的内容和形式，探讨了宋制取舍和借鉴唐制的形态和路向，同时明确了“宋承唐制”说的内涵和局限。王瑞来《“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文史知识》12期）考证指出，柱斧就是掸拭尘埃和驱赶蚊蝇的柱拂子，而太祖平时有手持柱斧的习惯，因而柱斧在“烛影斧声”之夜出现在太祖寝宫并非偶然，并完全有可能成为杀害太祖的凶器。姜锡东《关于宋太祖祖籍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4期）依据可靠的四条人证、物证，支持宋太祖的祖籍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这一说，并探讨了清苑县宋陵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对有关宋太祖祖籍的若干问题提出初步看法。杨果《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史学集刊》1期）从宋仁宗与刘太后、郭皇后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兼及仁宗时期内廷外朝的权力格局，探讨了郭后被废的原因。张其凡《杨业之死发覆》（《史学月刊》5期）全面探讨、分析了有关杨业之死的基本资料，认为刘吉是为杨业“雪冤”之人，杨业之死是为“奸臣”所迫，侯莫陈利用应对杨业之死负主要责任。此外，还有陈晔《玉玺呈瑞：宋哲宗朝传国玺事件剖析》（《史学月刊》12期），等等。
改革。《河北学刊》第5期以“宋代改革的历史特点及后世影响”为题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分别是：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葛金芳《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此外，李华瑞《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文史哲》1期）认为，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诸葛忆兵《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3期）论述了范仲淹的变革思想及其与王安石变法的异同。另外，还有张祥云《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与实践再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7期），等等。
信息渠道。邓小南主编有《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有《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历史研究》第3期以“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为题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分别是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远藤隆俊《宋代的外国使节与文书传递：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线索》、王化雨《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此外，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丛》1期）阐释了宋朝“敕命”在形成文字过程中必经的两种程式：书行和书读。李全德《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中国史研究》2期）以通进银台司为切入点，探讨了宋代政治生活中的文书运行状况，以及庶僚、宰执乃至君主在这一关节点上各自发挥的独特作用。王化雨《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国学研究》第二十一卷）以内东门为中心，探讨了北宋时期宫廷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交流沟通的关系。王化雨另有论文《宋朝经筵中的君臣交流——以端平元年为个案》（《文史》2辑）。曹家齐《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文史》3辑）探讨了南宋邮传更张的具体背景、邮传路线的走向，以及不同线路邮传的设置特点与作用。薛政超《唐宋时期湖南移民信息传递途径考述》（《社科纵横》1期）认为，唐宋时期湖南移民获得迁入地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为政府之榜告，二为社会之传闻，三为亲友之相告，四为亲自之游历。焦杰《北宋急脚递的传递方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认为，急脚递的传递方式本应乘马，但受马匹来源所限，至中后期以后不得已而采取走传的方式作为补充。
军事。王曾瑜《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述评》（《南开学报》1期）认为，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决不是一场不对称的军事较量，相反，宋军在船舰数量方面还占有优势，而宋军之所以彻底失败，是张世傑的军事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辑）考察了南宋川陕战区兵力分布的失衡与吴曦之变的关系，探讨了在兵力部署演变中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实质。苏晓红、陈武强《论北宋真仁时期严禁西北边防军事情报泄漏的法令》（《甘肃高师学报》4期）认为，真宗、仁宗时期，宋朝西北边防形势十分严峻，基于对种种泄漏边防军事情报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惩，宋廷订立了相关法令。史继刚《论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宋代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并分析了出现这一趋势的历史背景。淮建利《北宋河清兵考论》（《史学集刊》4期）论述了北宋河清兵的分布和来源、职能和任务。汪天顺《北宋陕西路沿边的弓箭手组织》（《宁夏社会科学》2期）勾勒了弓箭手组织产生、发展鼎盛以至最后走向衰落的历程，考察了其盛衰之因及历史贡献。何兆泉《宋代“以车制骑”问题初探》（《军事历史研究》4期）分析了“以车制骑”的可能性与历史经验的借鉴，考察了宋朝“以车制骑”的实践及其失败的原因。刘缙《宋代军事训练概述》（《西北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的军事训练不但对士兵的体力和技能非常重视，而且在阵队协同作战训练和新式武器应用方面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实战中也取得了不错效果。郭志安《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北方论丛》4期）认为，北宋政权通过不断加强黄河沿线的军事建设与布防，充分利用黄河的军事防御功能，从而在与辽等民族政权的对峙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官制。王晓龙出版有专著《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宋代的提点刑狱司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徐东升《论宋代的监司关系》（《江西社会科学》5期）通过辨析监司之名实，考察了监司对各项职权的分割、行使，并分析了监司关系的成因。何玉红《试析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5期）论述了南宋四川总领所的具体职能。姚建根《宋朝制置使考述》（《甘肃社会科学》6期）论述了制置使的类别及任职资格在两宋时期的嬗变过程。佟建荣《北宋西北蕃官略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4期）在北宋西北民族关系的背景下，动态地考察了西北蕃官的时空分布、官制特点以及蕃官制推行的社会条件。刘冬青、胡坤《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河北学刊》4期）认为，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胡坤《从南宋士大夫的议论看宋代的荐举之弊》（《浙江社会科学》11期）归纳、分析了南宋士大夫文集中对荐举之弊的议论。郭志安《论北宋河政管理中的责任追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期）从河堤决溢、河策失误以及河政腐败三个方面，对北宋河政管理中的责任追究做了探讨。田雁《宋“军”设置数量考辨》（《湖北社会科学》1期）考证指出，宋代三百多年间先后设置过130个军。
科举。专著有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龚延明《宋代恩科论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指出，宋代恩科包括特奏名和特赐第，并分别论述了这两种制度的实施情况。钱建状《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厦门大学学报》5期）以两宋之际为历史断限，着重从政治背景、历史实际、社会需求、时代思潮诸层面考察了南宋进士分科考试的形成契机，探讨了两宋科考内容衍变的若干特点。吴铮强《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社会学研究》2期）分析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随着社会结构变化所发生的演变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而探讨了相关的社会问题。
法制。专著有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郭东旭《宋代法律与社会》（人民出版社）、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肖建新《宋代法制文明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张晓宇《奁中物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江苏教育出版社）。论文有：高叶青《“宋无罚金之刑”质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提出“宋无罚金之刑”的论断不妥，宋代有罚金之刑，且适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选拔等方面。陈志英《论宋代对私权的法律调整》（《河北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重视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规制，并论述了其具体表现与特征。刘志刚《论宋代担保质权体制的转型》（《河北学刊》5期）论述了宋代担保质权标的物的变化、质权担保的专营化发展，以及动产质权法规的体系化发展。赵旭《宋代赎刑制度考述》（《辽宁大学学报》1期）论述了赎刑制度自宋代以来的演变，揭示了赎刑作为一种官僚的法律特权在宋代所呈现出的日渐下移的趋势。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及其意义》（《南京大学学报》4期）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用历史叙事的方式，首先分析梳理概念，然后对宋代司法的理念、运作机制、审判原则、语境进行探讨，揭示了宋代司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及其现代意义。李文军《论北宋对西北边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指出，宋政府根据边防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实施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政策和法令，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郭东旭、刘志刚《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河北法学》10期）指出，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岳纯之《论宋代民间不动产买卖的原因与程序》（《烟台大学学报》3期）论述了宋代出卖不动产的原因与程序。郭丽冰《宋代女儿的家产继承权探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期）探讨了宋代女儿承继家产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张明、马红军《宋代战时军法考述》（《河北大学学报》3期）论述了宋代战时军法由初创到成熟、完善的相关情况。张明《宋代军事刑罚制度考察》（《福建论坛》5期）论述了宋代军事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原则等问题。另外，还有马泓波《宋代司法检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4期），等等。
对外关系。王继东《北宋对越南从“郡县其地”到宗藩关系确立的转变》（《郑州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宋朝对越政策的转变、原因及影响。张春海《“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3期）以钑面刑与黥刑的关系为线索，探讨了宋代法制对高丽发生影响的历史时期和途径、“华化”与土俗之争对移植宋代法制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姜歆《论宋代在华穆斯林的法律地位——兼论伊斯兰教在宋时的传播与发展》（《宁夏社会科学》4期）从宋代的对外政策、穆斯林来华后各方面的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展示了宋代在华穆斯林的生活、经商等场景，并指出大量来华的穆斯林也促使了伊斯兰教在华的进一步发展。盖巍《宋代穆斯林蕃客社会习俗探析》（《开封大学学报》4期）论述了宋代穆斯林蕃商蕃客在社会生活方面中的具体情况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民族关系。专著有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韦兵《竞争与认同：从历日颁赐、历法之争看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民族研究》5期）认为，10-13世纪，华夏地区有宋、辽、金等几个相互竞争、边界变动的正朔颁布中心，历法的颁受折射出民族政权间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华夏认同、朝贡体制形成和维系的一些细节。范家全、吴晓萍《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两宋与辽、金之间的外交文书入手，探讨了外交盟约的缔结、国书的往来及其交接礼仪等几个方面，反思了宋代外交的得失及教训。赵永春《试论“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期）认为，“澶渊之盟”有关“兄弟之国”的约定对宋辽百年和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有关“岁币”的约定以及双方领土利益的驱使，又为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宋辽关系的破裂。赵永春《“澶渊之盟”对宋金和战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期）指出，“澶渊之盟”的“求和”精神被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视为处理宋金关系的典范，但宋高宗等人则从消极方面吸取“澶渊之盟”的经验，不惜屈己求和，这是不应该肯定的。陶玉坤《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安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赐与田宅是北宋安置契丹归明人最普遍的措施；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后代实行恩荫政策，归明人子孙在恩荫制度下可以继续享有录官、赐田等优惠政策，表明了北宋对契丹归明人政策的连续性。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史学集刊》5期）认为，宋人对于辽朝始终有着畏惧的心态，并导致了长期的屈辱外交，只有收复燕云才可以摆脱这种屈辱感，这也是宋人的“燕云”情结。汪天顺《北宋对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变及其指导下的西北边疆经营述评》（《贵州民族研究》3期）指出，北宋的西北民族政策及其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经历了由积极到消极被动、再到积极主动的变化过程，其经营方式也由单一的土地开发转向全方位的综合经营。李清凌《北宋治理西北边疆民族的思想和实践》（《河西学院学报》1期）认为，宋朝政府对待西北少数民族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重内轻外，疏于防备到积极设防，再到控蕃御夏、开边拓地的战略思想转变过程，同时摸索出一些新的管理措施。林文勋《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从商品经济史的视角，分析了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游彪《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期）通过考察郭景脩的墓志铭，探讨了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杨文《试论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形态对北宋制夏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期）认为，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宗教文化，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平息和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以期最终达到经制西夏的目标。杨晓青《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间的“贡赐贸易”摭议》（《中国藏学》4期）认为，北宋王朝与西北边陲吐蕃部族间的“贡赐贸易”，鲜明地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受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义利观”的深刻影响。
二、经济史
财政。程民生出版了专著《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对宋代的各种物价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曹福铉《宋代米价变动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政府的市场介入、战争和大小动乱、自然灾害、供给不平衡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等原因，造成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王青松《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措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即实际购买力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结果导致铜钱的销熔、外流和沉淀等痼疾不仅不能舒解，反而愈演愈烈，而政府赋税的货币化与严厉的“铜禁”和“钱禁”法令，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加剧了流通中铜钱的缺乏。尹向阳《宋代政府市场管制制度演进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考察了宋代市场管制机构、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等具体情况，探讨了宋代市场管制的演进及其新特点。魏天安《北宋前期东南茶法沿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着重探讨了东南茶法历次变革的内在联系及其以茶作为支付物时的折价率。
农牧业与田制。李文涛《制度抑或现象：南宋时期的稻麦复种制》（《南都学坛》3期）认为，南宋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偶尔出现稻麦复种现象，但是当时大部分地区晚稻的收割还是在十月左右，加以主户的反对和稻麦复种的收益不大，所以并没有形成稻麦复种的制度。张显运《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辽宁大学学报》5期）、《简论宋代牧驴业及其社会效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3期）分别探讨了宋代的牧羊业与牧驴业。徐东升《唐宋麻布生产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探讨了唐宋时期麻纺织分布的州府以及麻纺织技术、麻布产量、质量的分布等问题。姜密《宋代地方政府与国有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河北学刊》5期）考察了国有土地在出租、买卖中存在的弊端，并分析了其原因。姜密《试论宋代“系官田产”的产权变动与“亲邻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由唐至宋，国有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附着在田产之上的“亲邻关系”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其变化呈淡化趋势。耿元骊《“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辽宁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宋间的所谓“土地兼并”是“反复进行”的低水平重复，其实质是“换手”，是权势者对失势者和“公共土地”的掠夺，而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掠夺。
赋役。吴业国、王棣《南宋县级税赋征收体制检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剖析了县级官方税赋征收制度中乡都役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了宋代县乡基层税赋征收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刁培俊《从“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两宋乡役“迁延不定”的历时性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在“稽古行道”的外在口号下“随时立法”，以致前后不但有役名上的反复和叠压，也有差役、募役和名募实差等差派方式的变化。刁培俊《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南开学报》1期）认为，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王丽《宋代的豪强形势户》（《天中学刊》3期）对两宋不同意义上形势户的身份特权及其在乡村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山东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梁建国《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南都学坛》2期）认为，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在乡村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在北宋前期，其职责由在乡村催税等事务转向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到了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地域经济。葛金芳《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路向的转折发生于南宋时期》（《浙江社会科学》9期）认为，唐宋之际的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已然发生重大转折，而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恃自身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拓展海外贸易，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来提高两浙、福建和江南东、西等路人口承载能力的崭新道路。汤文博《宋代江南东路农村经济研究》（《湖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江南东路农村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上升、高峰、下降、再上升和衰退五个阶段，而军需负担、赋役博弈、官吏素质、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则是江南东路农村经济曲折起伏的重要影响因子。
城市与镇市。专著有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齐鲁书社）。徐吉军《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浙江社会科学》9期）从商业、手工业、城市建设、社会风俗、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宗教等七个方面论述了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浙江学刊》3期）从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人口规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其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张晓虹等《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剖析了南宋临安的节日活动空间、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特征，探讨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林正秋《试探南宋杭州城市建设的成就与特点》（《杭州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南宋杭州城市建设的成就与特点。牟振宇《南宋临安城寺庙分布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期）指出，南宋临安城存在着三种主要寺院的分布格局及其相关因素。成荫《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6期）考察了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情况，指出由唐及宋发生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即公共服务职能趋于强化和都城服务业日益兴盛。陈国灿《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史学月刊》4期）侧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等级、行业组织和群体意识等方面，对南宋时期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做了个案分析。杨建宏《宋代长沙城市休闲文化管窥》（《长沙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文化消费呈现出下移化与普及化态势，南方内地城市长沙休闲文化尤其发达，其中游乐、宗教与艺术休闲是长沙休闲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王涛《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也形成了网络状结构，并在与北方城市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地位，成为全国主要的商品发散地。马玉臣《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河北大学学报》3期）根据《宋会要辑稿》所存的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的资料估算，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牛林豪《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及其功能》（《宁夏社会科学》1期）认为，军事上的需要是北宋时期陇东地区小城镇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这些小城镇具有军事、商业、行政管理、教育教化、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功能。
贸易。专著有李晓《宋代茶业经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谢天开《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农业考古》3期）指出，宋代蜀地茶马互市这样的特殊形式自有产生的财政背景，同时也反映了两宋种茶民族与吐蕃诸部游牧民族的茶马情结，又是宋代的国防军事防范与政治控制的结果。王晓燕《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分析》（《中国藏学》3期）认为，官营茶马贸易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不仅有其经济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龚绍方《宋代海上丝路源头新探》（《中州学刊》5期）认为，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才成为国家外交、外贸与文化交流的主通道，朝廷通过加强对外贸的集权管理，使汴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源头。杨瑾《于阗与北宋王朝的贸易路线初探》（《新疆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转折性的标志，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由盛而衰，贸易路线发生巨大改变。
三、文化史
文化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河北大学出版社）、雷家宏《宋代社会与文化管窥》（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思想。专著有郭齐《朱子学新探》（四川大学出版社）、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的历史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张建民《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2期）论述了宋初至庆历间经学的特点，并探析了庆历新学风的社会成因。刘京菊《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3期）认为，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众多“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这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李承贵《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中国哲学史》1期）认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历史哲学》（《哲学研究》2期）论述了两宋理学家对历史学性质的反思和对历史学功能的界定。杜海军《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了后人对吕祖谦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的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
史学。专著有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燕永成《〈宋太祖实录〉探微》（《史学史研究》4期）探讨了《宋太祖实录》的编修与流传、所载内容及其影响等问题。吴漫《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南都学坛》5期）指出，明代宋史学者在深入认识各种史料不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宋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吴漫《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6期）指出，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何玉红《南宋东南边防史地类论著的勃兴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2期）梳理了南宋东南边防史地类论著的具体情况，总结出这些论著的特点：强烈的经世思想、以三国六朝史研究的形式出现、图文并茂、史地结合、侧重议论等。王晴、方建新《试论南宋图书编撰的创新与对典籍文化的贡献》（《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认为，南宋的图书编撰，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创新，且不管是官修与私撰，都十分重视当代史的修撰，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教育。专著有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邹锦良、孙小明《宋代江西乡村私学与地方社会述评——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江西教育学院学报》5期）从地方知识阶层参与地方办学的角度，分析了宋代江西乡村私学的兴起良机、乡村私学的发展及其对江西地方社会的影响。张雪红《南宋教育重心的下移与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新特征》（《河南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南宋社会随时代潮流而动的教育重心之历史性下移，考察了教育转型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构成要素、运行轨迹、传播条件及时代创新特征。王丽《宋代州学教授设置、选任与职掌考论》（《河南大学学报》4期）论述了宋代州学的相关情况。郭九灵《宋代县学述论》（《岱宗学刊》1期）介绍了县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阐明了县学在宋代兴盛的两个重要原因，分析了宋代县学的分布特点及原因，评价了县学在培养人才和推进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范立舟《论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互动》（《社会科学战线》7期）认为，南宋书院与新兴的理学学术思潮之间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强化了二者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亦有利于理学精巧高深的学术体系的建造。
文献。专著有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宏生《北宋书学文献考论》（上海三联书店）。夏微《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史学集刊》4期）认为，宋代的《周礼》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大致可分为传说、分篇、专著、图谱四类，在训诂上喜与郑、贾立异，并多以义理解经。潘斌《宋代〈礼记〉学文献综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指出，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很大，分为论说类和考据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丛各部。马丽丽《〈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认为《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邓瑞全、李开升《〈清异录〉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期）在考察现存主要版本的基础上，大致理清了《清异录》的版本源流，并对各本的特点、优劣作了初步分析。方彦寿《两宋莆田官私刻书考述》（《文献》3期）以刊刻者为线索，对两宋时期莆田的官私刻书进行了考述。雒有仓《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文献》4期）论述了宋代学者在族氏铭文整理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失误则是次要的。
其他。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6期）以宋初忠节文化建设及困境为背景，考察天书封祀这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并探讨了其所展现的历史变动及其对宋代忠节文化建设的影响。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5期）从雅乐、祭典和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等方面，考察了宋代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方建新、王晴《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浙江大学学报》3期）指出，宋代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
四、社会史
士人与社会。专著有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9期）指出，宋代地方先贤祠选择祭祀对象的决定性因素是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并在与明代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观察了宋代士人的地域认同观念。高楠、宋燕鹏《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史学月刊》1期）指出，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张兴武《宋初隐逸研究》（《文史》3辑）讨论了宋初隐逸群体的境遇变迁、教育业绩、学术贡献及隐逸诗风的南北差异等问题。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中国史研究》3期）考察了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现象，进而探讨了拜谒活动所生成的三种门生关系。
灾疫与救济。石涛《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相关史料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王菱菱、王文书《论宋政府对遗孤财产的检校与放贷》（《中国经济史研究》4期）分析了宋代遗孤财产检校与放贷制度的发展及实施过程，并评价了宋政府的作用。韩毅《宋代西藏的地震灾害及其应对措施》（《中国藏学》3期）梳理分析了宋代西藏地震的时间、位置、强度、次数、构造体系等，探讨了地震造成的灾害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对震灾的应对措施。郭文佳《宋代地方医疗机构与疾疫救治》（《求索》8期）论述了宋代地方的医疗机构和地方疾疫的救治政策。张新宇《试论我国南方地区的宋代漏泽园遗迹》（《江汉考古》3期）根据几批南方地区出土两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部分考古发现的唐代遗迹，论述了有关制度的渊源与火葬的关系，以及两宋漏泽园制度在南方地区实施的年代、特点和发展演变情况。陈鑫《北宋蝗灾浅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从蝗灾灾情、时空分布特点及其防治措施和灾后救济等方面对北宋时期的蝗灾进行了论述。曾雄生《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际——社会生态史的一个案例》（《南开学报》2期）通过考察熙宁七年的事例，展示了古人对于雨水的认识，探讨了社会在面对灾害性天气时所做出的反应。另外，还有李华瑞《北宋治理黄河的技术和费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
宗教与信仰。专著有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皮庆生《论宋代的打击“淫祀”与文明的推广》（《清华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宋代朝廷、地方官员、士人对淫祀的态度及其同异，探讨了打击淫祀与社会变迁、文明推进之间的关系。范立舟《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之关系——以宋元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5期）探讨了宋元时期的白莲教与佛教净土信仰及摩尼教的关系。彭鹏《宋代的五通神信仰——初探〈夷坚志〉中的五通神》通过分析《夷坚志》中关于五通神的记载，再现了宋代的五通神形象，进而考察五通神与佛教的渊源以及宋代五通神信仰的接受心理。李志鸿《天心正法与两宋道教的斋醮之变》（《世界宗教研究》1期）以天心正法为中心，指出两宋是道教斋醮法术的转变时期。
家族与宗族。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唐代以前的家族组织以北方政治型的世家大族为主要形态，宋代以后血缘型的家族组织成了普遍形态，并且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其变化主要是缘于家庭组织自身发展的结果。尉艳芝《宋代赵州宋氏家族盛衰原因初探》（《中华文化论坛》3期）认为，宋氏家族盛衰的原因既有自身的因素，也同宋代的政治、经济、战争环境以及重文政策密切相关。远藤隆俊《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了坟墓的分布和迁居，坟墓的择地和风水、阶层、夫妇合葬，坟寺和祖先祭祀，以及祠堂的管理、运营等问题。游彪《建构和谐：宋儒理想状态的家庭邻里关系》（《上海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朝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齐家”理念和“居家礼仪”，而单个的家庭又与宗族、邻里之间逐渐形成为既存在矛盾又利害与共的某种共同体。王善军《共财与家法——宋代饶阳李氏家族探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将李氏家庭作为宋代世家大族的代表，侧重对共财和家法这两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7期）认为，宋代世家大族的消费大体可分为生存性消费、享乐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公益性消费四种类型。
女性与婚姻。方燕出版有专著《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中华书局），并刊发了一系列论文，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铁爱花《论宋代国家对女性的旌表》（《历史教学》6期）考察了宋代国家旌表女性的类型、程序、方式及社会影响等问题。杨果、陆溪《宋代女性自杀原因初探》（《兰州大学学报》5期）考察了资料所见的121例宋代女性自杀现象，并分析了其自杀原因。朱蕾、任仲书《宋代社会中媒人的活动与影响》（《渤海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社会中的媒人有了相应的等级种类划分，成婚用媒已由单纯的礼制要求，变为法制规范；媒人除了在沟通两性联系、促成婚姻缔结方面以外，还在传递社会信息、加强人际交流、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一定影响。
其他。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9期）指出，以往人们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绝不能贬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政府控制》（《社会科学战线》7期）论述了宋代贫富分化的状况、政府所采取的控制手段及其效果。陈凌《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贵州文史丛刊》4期）从宋代谶谣涉及的内容着手分析了谶谣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并指出一些谶谣的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曾育荣、张其凡《关于宋代人口政策的若干问题》（《江汉论坛》2期）以婚育政策、救助政策、移民政策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等为主要内容，探讨了宋代人口政策的若干特点。钱克金《宋代苏南地区人地矛盾及其引发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农史》4期）探讨了两宋时期苏南人地矛盾的日趋尖锐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五、研究回顾
相关文章主要有：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为例》（《北京大学学报》3期）、李华瑞《2007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刘云军《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中国地方志》1期）、耿元骊《十年来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期）、罗炳良《20世纪的（宋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6期）、梁建国《2007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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