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举子是用传奇行卷的吗——兼论唐代科举与传奇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传奇论文,科举论文,关系论文,举子是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162（2001）03—0006—07
关于科举与传奇，南宋人赵彦卫说过：“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注：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此后，人们在论及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进士科与唐传奇的关系时，多借此阐述科举对唐传奇的促进之功（注：唐代举子投献作品，包括向礼部纳省卷和向达官名士行卷，本文以考察行卷为主，兼及省卷。）。
这段文字明显有扞格处，后人多予补正。鲁迅先生说：“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许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做‘行卷’。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 1年版。 ）程千帆先生说，这条材料“告诉了我们唐人用传奇小说行卷这个重要事实。但其所叙述的某些方面则殊嫌含混，有待订正。因为它既没有将举子们纳省卷与投行卷这两种不同的事实区别开来，也没有将无论是纳省卷或投行卷都主要是应进士科的举子的特有风尚而与明经科并无关系这一事实指陈出来。”（注：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近年来，研究者对赵彦卫的说法，表示怀疑或持否定态度（注：吴庚舜、石昌渝、李剑国、侯忠义等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唐举子纳省卷、行卷之风大约始于天宝元年（742）， 形成于天宝中，至中唐风气大盛，成为举子特别是进士科举子应试的必由之路。唐代进士科举子确有以传奇投献者，证据现有两条：除了上文《幽怪录》、《传奇》外；还有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抑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下面逐一考察。
唐传奇集以《幽怪录》命名者有两种，一是《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牛僧孺十卷《玄怪录》，宋人避始祖玄朗名讳改为《幽怪录》；一是《宋史·艺文志五》“小说家类”著录的李德裕十四卷《幽怪录》，今已佚。据《新唐书·李德裕传》，李德裕“不喜与诸生试有司，以荫补校书郎”，不会去行卷，故此《幽怪录》就是牛僧孺书。牛僧孺《玄怪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著录为十卷，后有散佚窜乱，今存明陈应翔刻本四卷44篇，程毅中先生据以点校，又补遗12篇，共得56篇，出版了点校本《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1982年）。还有明崇祯年间高承埏稽古堂刻本，十一卷44篇，较陈刻本佳，今存国家图书馆，笔者曾两次进京校补。作者牛僧孺（780—849），中晚唐重要的政治家、传奇小说家。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 ）进士及第，宪宗元和三年（808）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 两度拜相，三任节镇，封奇章郡公。关于创作动机，后人依赵彦卫说，都以为是作者早年行卷，“《玄怪录》十卷，大抵未通籍以前所作”（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玄怪录》的大部分作品都说明了故事发生年代，有的还标明了作者记录时间，这就为确定它的创作时间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现存的56篇作品中，确知故事时间或创作时间的有50篇，其中写于作者及第之后的有17篇。较晚的有写于文宗大和六年（832 ）的《党氏女》和故事发生于大和八年（834）九月的《崔绍》，时作者已五十余岁， 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其余33篇作品，只知故事发生时间在作者及第前，但不知撰录时间，按理说也不是全写于及第前。这说明，《玄怪录》不少作品作于牛僧儒中进士之后的数十年间。
再考证《玄怪录》的结集时间。最早提到《玄怪录》的，是托名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注：《全唐书》卷七一○。据南唐张洎《贾氏谈录》，作者可能为李德裕门人、与牛僧孺同时的韦瓘。）：“余尝闻太牢氏（李党对牛僧孺的蔑称）好奇怪其身，险易其形，……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罢（相）”。“又罢（相）”者，指李德裕最后一次罢相，在会昌六年（846）四月（注：转引自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 年版。）。说明《周秦行纪论》的写作时间，在会昌六年四月之后。当时《玄怪录》已结集成书，并流布于世。但会昌四年（844）十月， 牛僧孺远谪循州（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四年”。），不可能为传奇结集，故下限应在会昌四年十月。大和末年牛僧孺仍有传奇写作，故上限最早只能在开成初年。这样，《玄怪录》成书应在文宗开成至会昌四年之间（836—844），已是作者晚年了。可见，牛僧孺用传奇集“温卷”之说非确论。
牛僧孺早年确曾拜访名士，并以所作投献，但或诗或文，均没有传奇。“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注：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中华书局1987年版。）。牛僧孺秋卷应作于贞元二十年（804）， 当时刘禹锡居官监察御史里行，颇有文名，牛僧孺向他投献求拔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公荐”条记载：“韩文公（愈）、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其首篇《说乐》，韩（愈）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牛僧孺此文已佚，由文题推测，当是一篇论。韦绚是顺宗朝宰相韦执谊子、李德裕幕僚，比牛僧孺稍晚；王定保是五代人，与牛僧孺相距不到百年，他们的记载必有所据。唐宋史料，除赵彦卫外，未见牛僧孺用传奇投献的记载。
《传奇》是晚唐人裴铏编写的小说集，《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著录为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六卷，宋以后散佚。《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清钞本《传奇》三卷30篇，非原本。周楞伽先生据《太平广记》辑录31篇，出版了辑注本《裴铏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裴铏，号“谷神子”，生卒年不详，唐懿宗咸通五年至九年（864—868）曾为静海军节度使（初称安南都护，七年置）高骈的掌书记。九年八月，高骈调右金吾大将军，裴铏于此时加侍御史、内供奉。僖宗乾符五年（878）为成都节度副使， 加御史大夫（注：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全唐文》作者小传和吴廷燮《唐方镇年表》。）。
至晚唐，礼部对举子投献已有严格限制，如上文， 开成五年（840）李复言用传奇集纳省卷被罢斥，说明考官对传奇相当排斥，“这就是要求它所记述的必须有关于‘经济’，而不能允许虚妄怪诞之作送呈”（注：《唐代科举与文学》第25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与裴铏同时应举的皮日休，咸通七年（866 ）编订其省卷——《文薮》时，选录的文章“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注：《皮子文薮·文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除诗文外，没有传奇，第二年便进士及第。当时考官苦于举子省卷繁多，要求精简，“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注：王定保《唐摭言》“四凶”、“自负”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因纳卷太多，忤考官意，竟得“凶誉”，这恐怕是举子始料未及的。据《登科记考》，刘允章于咸通九年（868）知贡举。受风气的影响， 正在应举的裴铏，肯定不会拿“神仙怪谲”且卷轶较多的小说集《传奇》去投献。
另据周楞伽先生考证，《传奇》“写作年代必在咸通末，至迟不出乾符初”（注：《裴铏传奇·前言》。）。高骈咸通十年（870）十二月已移镇天平（咸通共十五年），乾符二年（874）正月任西川节度使。这时，裴铏应已得到高骈力荐，加侍御史、内供奉，居官六品，再也没必要行卷了。
可见，牛僧孺、裴铏不可能用传奇集《玄怪录》、《传奇》去温卷。但他们会不会在应举之年，用其中的个别作品去投献呢？《玄怪录》有33篇作品不具撰录时间、故事发生在作者及第之前，《传奇》现存的31篇作品均不著撰写时间。这就需要将它们与那些用于投献的传奇作比较，判断有没有投献的可能性，再按礼部对举子纳省卷和行卷的要求进行衡量，判断是否允许用传奇投献。
由于确知用于投献的传奇，只有李复言的《纂异》，这里用它作参照。《南部新书》李复言纳省卷的记载，应确有其事。考《登科记考》，李景让知贡举在开成五年（840）。礼部认为此书“事非经济， 动涉虚妄”，将作品退还，作者罢举。今《纂异》不存，但有《续玄怪录》，疑二者为同一书。关于《续玄怪录》（以下简称《续录》）作者李复言，有两说：一说李谅（775—833），字复言，贞元十七年进士，曾任京兆尹、桂管观察使等，大和七年（833）， 终岭南节度使（注：卞孝萱先生对李谅生平考证甚详，有《〈续玄怪录〉作者及写作年代探索》、《再谈〈续玄怪录〉》、《唐代小说与政治》等专文论述。）。一说乃开成举子，即《纂异》作者，曾为李谅幕僚（注：李剑国对此说考辩甚力，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续玄怪录》，南开大学1993年版。）。
《玄怪录》、《续录》提供了李复言的有关情况，从中可查证他的身份和行踪：元和十二年秋，在长安，冬，馆于原献陵台令、再从妹夫武全益家（《驴言》《王国良》，时李复言至少二十岁）。大和二年，求岐州之荐（《钱义方》）。四年，游巴南（《尼妙寂》）。六年，在长安（《梁革》）。他自称“陇西李复言”，当指郡望。约生于贞元中，早期活动及社会关系，集中在长安、洛阳一带，大中以后卒。大半世奔波于科举途中，终生不第。显然，李复言生平与李谅不合，《续玄怪录》的作者应是举子李复言。
自元和末以来，李复言久试不第，大和初年三十余岁时，曾入李谅幕署，大和七年，李谅卒后，失落无成。开成年间，传奇结集之风盛行，李复言遂将自己的传奇分门别类结集，向礼部纳省卷，这时约四十余岁。大中年间，《玄怪录》成书后不久，年近六十的李复言将传奇集《纂异》重新辑录，名为《续玄怪录》（注：李复言将书命名为《玄怪录》续书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他曾经投靠的李谅与牛僧孺同党。）。《续录》现存29篇作品，有28篇标明了故事发生时间或撰录时间，其中开成五年纳省卷之前的有26篇，开成以后的两篇，最晚是大中年间的《麒麟客》，说明他罢举后，并未辍笔，仍写作传奇。
看来，《纂异》是行卷本，《续录》是后来编辑的定本，宋代避讳，改为《续幽怪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作十卷，与《南部新书》同。今残存四卷23篇，有南宋临安府尹家书铺四卷本与《玄怪录》合刻本两种。程毅中先生据四卷本点校、补遗，收入《玄怪录·续玄怪录》中。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小说类”载：“《续玄怪录》十卷，右唐李复言撰，续牛僧孺书也，分仙、术、感应三门。”（注：后人多疑此处有阙讹，径改作“仙术、感应二门”，或标点为“仙术、感应三门”，误。）但现存本子都不分类，若仔细考察作品，还能找出分类的痕迹，以南宋尹家书铺四卷刻本《续幽怪录》为据，卷一《杨恭政》等5篇归“仙门”；卷二卷三《卢仆射从史》等11 篇归“感应门”；卷四《张逢》等7篇归“术门”。 《玄怪录》故事年代在作者及第之前，未具撰录时间的有33篇，除去有异议的5 篇（注：《杜子春》等五篇，《太平广记》题作“出《续玄怪录》”。今本窜乱，大概是二书合刊所致。），得28篇。将《续录》与《玄怪录》的28篇、《传奇》的31篇相比，会发现《续录》有以下特点：
1.求真：主人公在正史中有传的，《续录》9人，《玄怪录》6人，《传奇》无一人。《续录》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增添了故事真实性，有些作品甚至被认为记录着时事，如《辛公平上仙》，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影射宪宗被杀事（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北京大学四十周年论文集》乙编。），卞孝萱先生认为在影射顺宗被杀事（注：卞孝萱《唐代小说与政治》，《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 《玄怪录》往往根据故事情节虚构人物，如主人公夜遇精灵，联句赋诗，将他名为“元无有”。以书生不该起淫心刁难善良的母猪精而遭报应，将主人公命名尹纵之（即“应纵之”）。《传奇》主人公尽为凡人俗妇，其结局一般是“不知所适”（《张无颇》）；或“一时返真”（《樊夫人》），极尽神仙术士玄妙之能事。
2.求信：《续录》除一残篇《马震》外，均具故事时间、地点或故事来源，有的甚至具体到某时某地。如《杨敬真》（宋人避讳改为《杨恭政》）记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虢州阆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杨敬真成仙事。作者记录自己的活动也是如此，上文据作品勾勒出作者的简略行踪。明人高儒说：“（《玄怪录》）各具闻见出处，起信于人”（注：明高儒《百川书志》子部小说家“《幽怪录》”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因他看到的是《玄怪录》与《续录》的合刻本（详后），其实这是《续录》的特点。《玄怪录》和《传奇》，故事时间地点模糊，大部分作品求其大概，如故事“似在陈隋之间”等。《传奇》为体现仙术虚无缥缈的境界，一则短小的故事往往在数地展开，时间地点不可能有详细交代，如《昆仑奴》、《樊夫人》等。
3.劝谕：故事中有所寄托规劝，这是传奇劝谕功能最突出的体现。《续录》说明创作原由或有所讽谕的16篇，如“警道途之傲者”（《辛公平上仙》），“诫欺暗者”（《驴言》）等等，语涉箴规。《玄怪录》28篇中，这样的作品仅有3篇，且劝诫之义甚微，言幽冥定数， 如“梦信足征”（《韦氏》）等。《传奇》更少劝谕之作，大多通过演绎故事，言神道之神通灵异。
《续录》作品求真、求信，寓劝诫于故事中，属于现实意义较强的传奇，李复言用它来纳省卷，可窥见他的一番苦心，但礼部还是认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如按考官的标准，颇多虚妄之辞的《玄怪录》、《传奇》，就更荒诞不经了，特别是《玄怪录》“时时示人以造作，不求见信”、“有意为小说”，如《元无有》、《巴邛人》等，暗示故事之子虚乌有，都是无关教化之作。这些于科举无益的作品，还有多少举子愿意用来温卷呢！
唐代礼部评判举子投献的标准是什么？盛、中、晚唐大同小异，大致有：
1.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
2.以意到为辞，辞迄成章（注：李观《贴经日上侍郎书》，《全唐文》卷五三三。）。
3、重时事，轻旧作（注：《南部新书》庚卷“裴说应举”， 中华书局1958年版。）。
4、多称誉之词，勿触家讳（注：《唐摭言》卷十一《恶分疏》。 ）。
5、须装修卷轴、厚纸谨字， 忌繁多（注：《唐摭言》卷九《四凶》。）。
第一条贯穿于纳卷发展的全过程，如纳卷之初， 天宝十二载（753）元结省卷的“可诫可劝，可安可顺”（注：元结《元次山集》卷十《文编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贞元年间李观省卷的“上不罔古，下不附今”（注：《贴经日上侍郎书》。），晚唐皮日休省卷的“上剥远非，下补近失”，到礼部斥退李复言的“事非经济，动涉虚妄”等，均要求内容匡时济世，忌虚妄空言。第二条侧重辞章，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文章“上不罔古，下不附今”，与第一条相辅相成。第三条其实是“下补近失”的具体体现。后两条在晚唐受到重视，因为那时限制渐多渐严。
但并无赵彦卫所说的“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条。事实说明，举子单纯用文或诗，虽不备众体，照样可得到礼部考官、达官名士的认可，获得成功。如贞元七年（791 ）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只用十篇文纳省卷，其中有碑文、书、赞、记、吊文等，没有诗作，更没有传奇，第二年便进士及第。傅璇琮先生说：“（李观）交纳的省卷，是十篇文，没有诗作，这与李观长于为文而短于作诗相合，由此也知举子交纳旧文时当是有所选择，把自己擅长的文体送交”（注：《唐代科举与文学》第253页。）。也就是说，士子文章各有所长， 不可能也没必要“文备众体”，仅以擅长的文体送交亦可。如果说“赵彦卫为了在温卷的风气中，（说明）举人投献所业，主要还是诗文，而不是幽怪录传奇，所以偶然替此类作品（传奇）下了一个为什么可以投献的注脚”（注：黄云眉《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文史哲》1955年第八期。）的话，那么，这个“注脚”建立在赵彦卫臆测的基础上，经不起考证。
唐举子可以投献哪些作品呢？大致为严肃文体，如诗、赋、骚体等杂文，还有碑、铭、论、赞、书、序、记、传等。程千帆、傅璇琮先生都有详细的论述。至唐末五代，礼部对举子投献限制更加严格，连神道碑、志文也不许了（注：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礼部侍郎、 知贡举窦仪《条陈贡举事例奏》，《全唐文》卷八六二。）。
既然如此，为什么赵彦卫要将《玄怪录》和《传奇》作为举子温卷的例子呢？
李剑国先生认为，“李复言《续玄怪录》与牛（僧孺）书常混，故疑赵彦卫所云《幽怪录》实指李（复言）书，赵氏见李书尝用以纳省卷，遂大而广之，以至一般，谓晚唐之习。”（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624页。）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但需要证据。
赵彦卫是南宋初人，当时《玄怪录》、《续录》行世的版本有两种，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本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郡斋》（衢州本）本《玄怪录》、《续录》皆为十卷，《续录》“分仙、术、感应三门”。《直斋》本“《玄怪录》十卷，……今但有十一卷，而无《续录》”。《郡斋》本主要流行蜀地，应是完本，今已佚；《直斋》本流行江浙闽一带，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也曾著录，至今存世，即明崇祯年间高承埏稽古堂刻本，十一卷44篇，用《太平广记》校勘，可以发现，这是南宋新出现的二书合刻的残本。说明至近从南宋起，二书就合刻刊行，并有离析窜乱。
赵彦卫见到的是哪个本子呢？赵彦卫（约1140—约1210），祖籍浚义（今河南开封），宋宗室，靖康之难时移居江阴（今江苏江阴）。生活在宋高宗、宁宗之间，孝宗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佐江阴幕，历任长洲（今江苏苏州）县丞，乌程（今浙江湖州）知县，徽州、天台（今浙江天台）通判，随州（今湖北随州）、徽州（今安徽歙县）知府（注：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附录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一生都活动在两浙、京西南路一带。陈振孙（1183？—1261？），浙江安吉人，比赵彦卫晚约四十年，在宁宗、理宗之际，曾任江西南城知县、兴化军（在今福建莆田）通判、浙西提举，嘉熙元年（1237）改知嘉兴府，淳祐四年（1244）除国子司业，至侍郎，九年（1249），以宝章阁待制致仕（注：《宋史翼》卷二九，《四库提要辨证》卷九。），主要活动在两浙、福建一带。他们生活时间接近，活动范围基本相同。既然藏书甚富的陈振孙未见到《郡斋》著录的《续录》，见到的只是《直斋》著录本，那么赵彦卫理应也只见到《直斋》著录的书名为《玄怪录》的二书合刻残本，而且是已避讳作《幽怪录》的本子（或赵彦卫在引用时避讳）。他从前人记载得知，李复言书是纳省卷之作，于是，就笼统地将《幽怪录》（赵彦卫实际指《续录》）作为举子投献的例作，列举在《云麓漫钞》之中。
赵彦卫为什么要将《传奇》当成温卷之作？与《续录》不同，赵彦卫确实有可能见到《直斋》著录的《传奇》，知此书“所记皆神仙怪谲事”。宋人认为，裴铏身为幕僚，不予规劝反而著此书，高骈晚年迷信神仙妖术，与此是有关系的，是“导谀”。赵彦卫将世人所说的“导谀”与举子“献谄”的行卷混为一谈，得出裴书乃温卷之作的结论。要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须将幕府文士的撰录与举子行卷区分开来。
中晚唐藩镇州郡集中了一些文士，其中以落第举子居多，他们希望通过节镇的举荐直接入仕，走仕途捷径。作为幕僚，不管他原来是下第举子，还是及第进士，其重要职责之一，是代上司撰写文章，既包括奏议、谢表等实用文书，也包括传奇等“闲适文字”，如《异梦录》是沈亚之在泾州节度使李汇幕下任记室时奉命撰录的，《戎幕闲谈》是韦绚在李德裕幕中记录的古今异事。这些传奇，一般是投上司之所好，奉命撰录者居多（这样难免有“导谀”、“献谄”之嫌），并不由于投考的目的，不能因它出于曾经是举子的幕府文士之手，就想当然地将它归为行卷之作。
另外，幕府官职有定额，迁转也有一定的年限和程序，如贞元十六年（800）十二月敕令：诸道诸使“应奏副使、行军、判官、支使、 参谋、掌书记、推官、巡官，请改转台省官，宜三周年以上与改转”。文士幕府任职，除可以按例参加吏部的铨选外，还可以参加吏部选举试，这比礼部的贡举考试要容易得多，考中后可“依资注与好官”（注：《唐会要》“科目杂录”、“诸使杂录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 由于这些捷径，幕府任职的文士，一般不再应贡举试，行卷、纳省卷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更不用说为投献而刻意写作传奇了。
应试的举子向藩镇州郡长官投书请竭，这是行卷。因为长期在幕中的文士，一般备受重视，等待仕途捷径，不用行卷。应试的举子多属短期来幕者，他们往往声名未显且旅食贫寒，须在近期内获得引誉或得到资助，以求速效，再赶往他处或京城，因急功近利、干谒试探，故行卷具有短小精少的特点。如沈亚之为求举送，一年曾奔走于四郡之间（注：沈亚之《与同州试官书》，《全唐文》卷七三五。）；许棠未第前，用五首诗行卷（注：许棠《陈情献江西李常侍五首》，《全唐诗》卷六○三。）。举子能被赏识，有暇征异话奇、撰录传奇的机会并不多，据研究，在中晚唐幕府创作的传奇中，“许多传奇都出于幕僚的手笔”（注：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第162页，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 这些不应属于行卷的。这种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称颂赞美之词。如会昌年间，刘蜕向岭南节度使行卷，将对方与齐桓公、晏平仲相提并论，尽虚饰溢美之词（注：刘蜕《复崔尚书书》，《全唐文》卷七八九。）。明胡震亨说：“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至所干投行卷，半属谄辞，概出赝剿”（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谈丛》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后人极易把幕中歌功颂德或投其所好的文章，与举子有“谄词”的行卷混同，误以为是行卷之作。
裴铏与韦绚仕途相似，小说创作情况也相同。裴铏撰录《传奇》，正如韦绚受命撰录《戎幕闲谈》一样，都不属于行卷。高骈喜好神仙道术，幕下网罗了一批术士，热衷于神仙之事，当时任掌书记的裴铏，也撰录了有关的传奇。所以，晁公武把裴铏的行为称作“导谀”（注：《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传奇》”条，中国书店《四部丛刊》三编。），而非行卷，鲁迅先生也将《传奇》称为“谀导之作”（注：《且介亭杂文二集》）。还有一个例证，唐末志怪传奇集《阙史》，是高彦休在高骈淮南幕中任盐铁判官时，撰写并结集的（注：据《阙史》“自序”及新罗人崔致远《奏请从事官状》，《唐文拾遗》卷三五。），但没有人认为是行卷之作，大概是因为它以记录唐代轶事为主，有些记载“足与史传相参订”（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有现实意义，并无“导谀”之嫌，没有与虚饰溢美的投献之作混同。
赵彦卫把文士及第前干谒他人、希图援引的写作，都当作应举的准备活动，即纳省卷或行卷，将幕府文士的著录与举子的行卷等同视之，所以，把裴铏在入幕之后撰录的《传奇》，误以为是“温卷”。
另外，还有把元和十年（815 ）举子撰写的《王义传》也当做传奇行卷的。其实，根据真人真事，将它当作传记似乎更当。“武黄门（元衡）之死也，裴晋公（度）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扦刃而毙，（裴）度自为文祭之。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注：《南部新书》戊卷。）。举子们的文章今不传世，举子迎合行卷重时事的风气，歌颂王义舍身救主的行为，支持朝廷的削藩政策，希望得到朝臣名士赏识。还有武宗末年举子写的《王才人传》（注：今不传世。张祜误为孟才人，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改，见《唐代科举与文学》第275页。）， 张祜《孟才人叹》自序和《新唐书·后妃传》均有记载。以真人真事写传记而被视作传奇，说明人物传记和传奇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不能因它是行卷之作，就归为传奇。
可见，赵彦卫列举传奇“温卷”的例子，都是由于误引或误解，终归不可靠。进士科举子用传奇温卷，也是极少数人为之，李复言用《纂异》纳省卷这条材料“告诉了我们唐人用传奇小说行卷这个事实”，说明有的举子“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即使在传奇兴盛的文宗时期，传奇纳省卷仍得不到认可，这种特效很难达到，有此覆辙，举子自然不会用传奇去赌自己的前程，更不用说形成创作的风气。翻检唐末五代科举资料，也没有发现用传奇纳省卷或行卷。传奇行卷的说法是不确当的，行卷的风气也不会直接促进唐传奇的发展。
下面再讨论唐代科举与传奇创作的关系。
传奇在中唐进入高潮，“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注：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与科举发展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但此后科举进一步完善，传奇却渐趋衰落，科举与传奇到底有什么关系？
中唐传奇创作的兴盛，有多种促进因素，科举就是其中之一，但并非举子行卷之风的盛行，而是由于科举人才进入传奇创作，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科举提供了高水平的作家，促进了小说意识的进步。举子及第前，一般只留意科举文字，当他们及第走上仕途之后，一些人在公务闲暇之际，征异话奇，并润饰为传奇。这就是为什么中唐绝大部分传奇（集）都编写于作者及第或入仕之后，这也是伴随着科举制进入中唐极盛期，在建中、贞元年间产生的第一批高水平传奇作家，名篇几乎尽出其手。元和至大和间，及第进士、官僚们的创作发扬光大，出现了大量的传奇集，入幕的文士也陆续撰录了一些传奇，形成了后续的创作热潮。这些科举出身的作家可分为两种：一种从事短期创作，如沈既济、许尧佐、柳宗元、元稹、陈鸿、白行简等，一种从事长期创作，如牛僧孺、沈亚之、卢肇、张读等。前者多生活在中唐，后者多在晚唐，故中唐以单篇居多，晚唐以集子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进士走上仕途后的传奇创作，体现为基于兴趣的自由创造，作者将各种表达技巧融入自觉的写作之中，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促进了创作意识的进步。部分作家，如牛僧孺等，突破了六朝小说传鬼神明因果的传统，“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注：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七”。），“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古今名家都看到了唐人小说意识的进步。
二、进士的创作，扩大了传奇的影响。如果说建中至元和时期的传奇创作，还主要流行在科举出身的文士和官吏这个圈子中的话，那么大和以后，随着他们通达，风气已扩大到更宽广的范围。这些科举出身的达官名流，凭借其社会地位，推动了统治阶层对传奇的认可。如《玄怪录》续作纷出，《周秦行记》问世以后，李党借题发挥，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甚至引起了文宗皇帝的注意，流传到了边地（注：张洎《贾氏谈录》，《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后晋清泰二年（934 ）敦煌抄本（伯3741）有《周秦行记》。）。
三、传奇的创作成就，吸引了古文家加入。传奇进入高潮以后，一些古文家也参与其中，他们属于传奇的边缘作家，包括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新乐府运动发起者元稹等。他们尝试将诗文技巧运用到小说中去，写出了一些传奇或传奇式的杂著，如《莺莺传》、《毛颖传》、《河间传》等。
相反的是，晚唐古文运动盛行之后，大批文士，尤其是原来创作出传奇名篇的进士阶层及其出身的官吏，着眼于古文创作，很少再留心那些“闲适文字”。晚唐著名作家，如科举出身的皮日休、牛峤、杜荀鹤、韦庄和非科举出身的罗隐、陆龟蒙等，都致力于诗文，甚至词的创作，但不屑于传奇。晚唐小说不乏“作意好奇”的意识，但缺少优秀、有影响力的作家。笔者统计了德宗至昭宗一百余年间传奇作者的情况，以文宗开成元年（836）为界，此前（约60年）的作者中，科举出身者14人；此后（约70年）的作者中，科举出身者仅3人。开成以后， 随着以牛僧孺、沈亚之为代表的中唐传奇作家退出文坛，作家的文化层次和整体社会地位大大降低，这种变化又影响了题材的摄取和创作手法的创新，传奇数量因集子的增多而上升，但罕有与中唐媲美者。高彦休在当时就指出“自武德、贞元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后来明胡应麟也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其实，这个苗头在唐末已经显露出来了。这都从反面证明了科举人才对传奇创作和繁荣的重要性。
（本文初稿完成之后，傅璇琮先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收稿日期]20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