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苏联东欧的剧变，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是一场悲剧。然而，历史不能倒转，一切已成为既成的事实。痛定思痛，认真地反思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满怀信心地迎接21世纪的到来，是大有裨益的。实事求是地剖析这场导致遗祸久远的悲剧，我认为有五点经验教训是必须认真思考和记取的。（1 ）社会主义国家要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2）社会主义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高水准的政党，才能产生高水平的领导。 （3）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或改革失效都将导致失败，而改革脱离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4） 缺乏民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没有社会主义；即使一时成功，终究是要归于失败的。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应当研究民主社会主义，但不能仿效民主社会主义。（5）共产党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清除腐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之，执政党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所面临的境况，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稳住自己的阵脚，这也许正是苏联东欧在80年代末演变了而50年代没有演变，苏联东欧演变了而中国没有演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像中国这样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避免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得而复失？这是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科学回答的。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某些事实和迹像看，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并且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不等于一定能够永远把人民政权保持下去；人民已经翻身作了主人，也不等于就没有重新沦为奴隶的可能性，实践还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们有责任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证明。总结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我认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理论指导，首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因为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所在，又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人民群众对当代社会主义产生种种疑虑和困惑，除了实际工作的失误之外，与执政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艰难曲折始终估计不足，以致人们对它的期望值过高、过急不无关系。中国曾以宣传“一天等于资本主义20年”。限定15年或20年建成共产主义而自豪，似乎“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其实，当时建国还不到10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刚刚两年，对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过程作出的论断，完全是脱离现实基础、超越现实的。殊不知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反倒把社会主义神话化和魔术化了，而一旦神话破灭了，期望落空了，人们便由狂热走向心灰意冷，对社会主义悲观怀疑起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最高方法论原则。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劝告，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对人民群众都“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9卷，第283页）
要慎防再度出现对社会主义含义理解的误差。恩格斯在考察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时，既肯定了19世纪初期三大思想家的伟大作用，同时又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观察现实社会的通病在于“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陷入空想。实践中的失误，通常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理论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创造性”，往往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的发生。比如，前些年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必须有的“一定观察基础”，就当作我们今天鉴别社会主义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经验告诉人们，过去的许多重大失误从理论指导上看，恰恰出在类似问题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 ）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认定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2）在发展生产力上， 搞脱离实际的“大跃进”；（3）在所有制形式上， 认为“一大二公”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4）排斥任何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企图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建成社会主义；（5）推行平均主义， 力图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6）在经营管理上， 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限制甚至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7） 在领导体制上，党政不分，不赞成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认为这是削弱党的领导；（8）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 屡犯超阶段向共产主义冒进的错误。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所作的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某些预言，当作社会主义的蓝图和客观标准加以固守；其二，把马克思恩格斯某些预测当作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等各种现实问题的依据和准则。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构想的社会属于社会生产力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向共产主义飞跃的特称命题，而现实社会主义是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飞跃的特称命题，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丰富和发展、创造这一命题的内涵。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当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出现巨大差距的时候，如果不采纳列宁“一切都在于实践”、“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观点，那末，即使在今后仍难免要出现以现实社会主义之“足”，去适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社会主义之“履”的后果。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创造一种活生生的、崭新的社会理论、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要警惕再度把某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凝固化。由于苏联自斯大林时代起就推行“苏联模式”，所以后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都按照同一个模式来建设、组织管理经济。对苏联模式稍作分析就可发现：第一，它是在特定艰难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它是在没有任何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三，它在历史上（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确实起过积极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模式本身功能的好坏，而在于后人错误地以为按照这个固定模式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就能达到完美的理想境界。这种照搬别国模式或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加以理想化的成份等，正是导致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受挫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过去我们曾错误地认为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名词，在社会主义的辞典里是找不到的。历史和现实校正了我们的视角“原来经济危机乃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存在着危机的现象和可能，只是内容和形式有所区别罢了。如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基本特征和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危机则是需求过旺，生产相对不足型的危机。无论在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或带有危机性的危险，都具有供应短缺的特征。邓小平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论点。这从本质上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从实践上说，就是要破除“固定模式论”，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探索过程，具有多样化的“个性”，它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凝固的模式，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实践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大胆开拓，勇于创新。现在，国际上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为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然而，无论我们今后获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把我们的做法当作模式强加于人。
要避免“左”的思想指导再度干扰经济建设。在“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屡次受挫、屡次纠偏又屡次重犯。其根源在于：（1）从浅层的共同原因看是“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又是由事物发展曲折性、没有经验之说以及“赶超意识”之说共同作用的结果。（2 ） 从深层的共同原因看是主观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来对待。我经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屡犯“超阶段”错误？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试图通过过渡时期或缩短期限，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试图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缩短期限，迅速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三是试图越过社会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1）教条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社会主义的各种僵化观念，是“超越阶段”错误的思想根源；（2）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是“超越阶段”错误发生的认识根源；（3）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超越阶段”错误在组织上的根源；（4）党的领导工作中的急性病和在领导能力、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超越阶段”错误在干部素质、条件上的根源。要防止和避免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大的失误与偏差，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崇尚实事求是，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必须尊重社会主义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遵循列宁的教诲：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
要重新树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良好形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其他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向心力和吸引力的作用。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如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较全面地设计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它集中地表现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它突出地表现为“中国活跃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坚定的“站住了”；预计到下世纪中叶，当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中国将第三次改变形象，它将鲜明地展示出中华民族以“富强、民主、文明”的崭新面目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损害容易塑造难。我们必须维护中国的形象，在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的同时，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中国形象的斗争继续下去。只要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当代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应当向世界展示出五种良好形象：第一，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第二，要致力于塑造“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的形象；第三，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第四，要保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形象；第五，要树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总之，要努力使世界人民透过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希望。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以社会主义建设卓有成效的事实去证实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还其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和良好形象。
二
21世纪是一个富于理想和充满希望的世纪。要根据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实去预测其未来，意味着对本世纪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贯穿着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作象19世纪的社会主义那样的阐释，也不能象20世纪那样把社会主义在某一完全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当作普遍规律来理解；不能把21世纪的社会主义当作毫无目的地摸索着走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迷途，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具体明确且定了型的模式，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发展的过程。对于世纪之交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千头万绪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沉痛经历作历史的反思，避免重冒任何僵化、教条的风险，做一个清醒的、富有开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反思既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反映，又是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要求。“反思”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之一，它是一种自反性的思维能力的活动。黑格尔曾把反思定义为：反思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为思想。在他看来，反思的对象是思想，是对思想本身的再认识，反思的目的是使“思想自觉为思想”，更自觉地进行思维。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反思是对“认识”的再认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所以，我认为反思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反映，是认识经过实践发展到再认识的高一阶段的反映。反思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实践也需要反思，这是由主客观双向原因所决定的。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每次失误之后也作检讨，但由于没有按照认识的辩证本性去反思，在诸多问题上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往往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实际，违背了从客观实际“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的客观原则的结果，在理论上造成混乱、在实践上造成危害。我们的实践之所以出错，就因为没有按认识的辩证法本性去思考，不是依据实践结果来检验和判定其属性，而习惯于采用一种先验模式来判定姓“社”姓“资”，用从书本上来的、从自己头脑中臆想和推测出来的观念作为评判标准。我国1993年3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将其定为国策，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重大理论贡献。应当说，这既是实践反思“认识”的成果，又是进一步反思认识的巨大推动力。当然，我们也要反对和防止假借“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或反思的名义，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丢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等于丢掉了我们的真正优势。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没有过时。列宁是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的第一位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观点，即要求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合作社和自治的观点，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实行租赁制的观点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现实意义；他的民主观念，尤其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建设公民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建立真正人民政权的观念，也已成为我们今天政治生活的中心；他旨在吸收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和世界文明成果的文化理论，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在寻求摆脱生活险境的出路中，列宁曾经作过明智的妥协，勇敢地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并通过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列宁主义遗产中的所有这一切，正在经受当代经验的检验并为当代经验所丰富，正在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服务。然而，20世纪末掀起了一股攻击列宁本人及其理论遗产的恶浪，不仅列宁的理论原则受到怀疑，就连他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措施也遭到非议。美国《民族利益》杂志发表的美国教授福山的《历史终结了吗？》的文章，就曾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打上了“休止符”，断言“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事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棺盖钉下了最后一根钉子。”（见季塔连科：《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是人类进步的条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12期，第22页）现在国际上议论马列主义的“错误”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不过这些议论多半出自肤浅地对待马列主义的那些人之口。其实，列宁主义并不像它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已经枯死”、“已经过时”，它不是那么容易就诋毁得了的。列宁主义无需安魂，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决不会容许把“乌烟瘴气”描绘成“理论创新”的皇冠。列宁主义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大胆地扬弃某些过时的原则，研究正在发展的真实的社会主义进程；需要不断地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去丰富它，用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去检验它，赋予它新的活力和现实意义。
在世界性的大剧变中，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引起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忧虑和沉思。苏联东欧诸国为什么发生演变呢？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讲，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缺陷。本来集中、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它能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重点工程建设，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由于过度集权，统得过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反倒使苏东各国社会主义缺乏活力。它在本世纪末期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生产上本已缩小的差距又扩大了，人民生活未能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从而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攻势面前终生悲剧。苏东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经过沉痛的反思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死胡同”，悲剧的发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们警告说：别再在模式的选择上犯错误了。阿纳托利·布坚科在列宁诞辰120 周年前夕的圆桌会议上就说过：“当一个通常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崩溃，而且信誓旦旦地说要永远忠实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遭到破坏，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必然贬值”；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历史道路的终结，我们可以引证一句流行的谚语：‘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就是说，只要世界上还有穷人和富人，只要还有人剥削人的现象，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会破灭，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会被战胜，那是荒唐可笑的。”（《列宁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2期，第40、41 页）苏东的演变给社会主义建设史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然而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吸取了这种财富，就预示着社会主义必将从沉思走向成熟。
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多种抉择。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A ·莱福特维奇在《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吗？》中说：“根据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历史轨迹或是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并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见《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15期，第26页）在当代发达的西方世界看来，苏联东欧演变后再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出路是否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离奇可笑、甚至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维拉斯：《社会主义还是第三世界的一种选择吗？》，（美）《每月评论》1990年第7—8月号）要使这些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的预言破产，争取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当苏联的模式被历史抛弃之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再人为地树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样板”，而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多样抉择。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抉择不屑一顾，那是异常错误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总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开始的，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往往是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形成而实现的。任何国家实现社会转变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取得实现转变的历史主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在任何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都要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从而把思想引入新的境界，把革命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革命和建设都要适合民族特点和国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理所当然地应该选择一条适合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在会见捷共总书记雅克什时说过：“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在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任何国家、任何政党，无论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都不能再度充当“老子党”，随便向人“指手划脚”。只有这样，在未来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执政党之间，友谊和合作的基础才能更加牢固和持久。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认清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责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社会主义迄今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并在落后的基点上开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这些不利条件，都不得不迫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顶住外来的沉重压力，又要克服内部的脆弱，顽强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进程、一种社会主义实践而对当代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世纪之交之际，社会主义各国势必要担负“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任务，非此便无法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决定当代社会主义进程的诸多因素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力与形象是压倒一切的。面对社会主义出现的暂时低潮，革命者既不能害怕、退却、悲观丧气，也不能手足无措，束手待毙。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低潮，但并不认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形式，不能把低潮发展等同于整个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在低潮时期固然容易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动摇情绪和怀疑态度，但它的确也可以促使人们独立思考，重新冷静地观察和估量客观形势，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从而在整体上积蓄革命力量，在逆境中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各国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认真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重新组织队伍，调整战略策略，积极创造革命转变条件，在当前和今后都是极为重要的。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列宁告诉我们要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运用世界历史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12页）因此，我们对当前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情况，也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既要讲历史的大趋势，又要考虑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黑夜过后是黎明”，低潮通常孕育着新的高潮的到来。“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6—457页）
要着力探讨和研究21世纪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从零开始构想，也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已经先验地形成封闭体系的事物。未来的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动因，它来自对20世纪历史的反思和具体经验积累，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所以，探索21世纪发端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我们更详细地审视当代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对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专家们对此也曾预言：“21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直接与目前及将来的国际关系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现在与将来的国际关系，不仅是推进或减缓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因素，而且对已经进行政治革命的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的推进或减缓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南〕A·格尔里科夫著：《21 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1987年第9期，第40页）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描述未来的共产主义前景时，从来都是从全球着眼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进程和价值取向。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进程看，社会主义事业在当前只不过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困难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作为真正的历史大趋势终将突破历史强加给它的种种限制，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和优势充分发掘和表达出来。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空间的缩小，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和危机向外部转移的过程将无以为继，甚至已被转移出去的矛盾和危机必然会“反弹回来”；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相对稳定发展正在和必将成为过去。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仅会改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孕育出新的社会主义实体。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自愈机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会被错误和挫折所压垮。列宁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列宁选集》第3 卷第576页）到2000年，社会主义的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不是算命先生，这只有到那时才能作出完满的答案。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不切实际地虚构未来的发展细节，科学社会主义者只限于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一点早在1919年发表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就已作出深刻的总结：“共产主义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除了蓬蓬勃勃的高潮之外，也有过低潮时期；除了成功之外，也有过严酷的失败。但运动基本上是循着《共产党宣言》预言的道路前进的。”（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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