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目录学研究综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新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目录学论著，目录学理论、历史、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同时，目录学研究是在“困惑和冲突”中进行的，研究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缺陷，有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这方面已有不少专文予以总结[1][2][3][4]。本文拟对1990年以来我国目录学的研究作一概述，介绍主要进展，并对一些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和思考。
1 关于目录学基础理论
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涉及而较广，包括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基础等方面的探讨。研究对象是目录学研究领域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80年代的“矛盾说”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1990年陈光祚提出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认识，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的论点[5]。 认为当代目录学研究就是把文献流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其运动的规律、内部构成的变化，特别是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这一认识突破了目录学是“目录之学”的固有观念，研究的视野扩大，更能容纳和反映当代书目活动的实践内容，理论概括的逻辑性也比较清晰，在近年来目录学研究对象探索上，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此外，罗娟华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应为“图书文献、目录以及目录生成的相关工具和其它应用条件”[6]， 似乎未能把握目录学的本质特征，也忽视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东西必须是该领域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样一个事实。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取得了一些成果。葛民在《大众传播理论与目录学》一文中认为，无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还是从学科的性质、特征来看，目录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提出大众传播理论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息理论、文化学说一起成为目录学的一种理论基础，并具体考察了传播理论对目录学的启示[7]。 柯平在《试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一文中提出“信息理论”应成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8]， 认为信息理论影响并渗透到目录学领域，正在改变着目录学的知识结构，“引入信息理论建立的书目情报理论是现代目录学的基础理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必将向信息化方向发展。杨河源认为目录学研究的只能是人类社会信息中的一部分，即文献信息，因此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不能笼统地称为信息科学，而应是文献信息学[9]。 肖希明在《论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由哲学基础和学科基础组成的层次体系，在与目录学相关的众多学科中，能深刻揭示书目现象本质，对目录学的发展起到确定起点的作用，并始终提供宏观指导和理论支持的基础学科是信息科学和文化学说[10]。这些观点均视野开阔，言之成理，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尤其从信息理论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更能切合目录学的时代特征，体现目录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探索方向。
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系到目录学学科的发展，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1992年朱天俊提出“尽早求得对目录学体系的共识”[11]。曾令霞在《关于目录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当代目录学处于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指出经验要素、理论要素、方法要素和结构要素四个方面相互作用构成目录学的学科体系，并将这种体系框架归纳为两种形式：反映学科本身形成、进化过程的本体论框架和反映书目工作流程的过程论框架，按照前者，目录学理论体系由理论目录学、应用目录学和专科目录学组成[12]。肖希明依据目录学理论对书目工作实践的影响和作用的直接程度，将目录学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目录学理论基础、目录学基础理论及目录学应用理论，三者相结合构成目录学理论体系[13]。程焕文则从当代目录学变革的高度进行研究，认为“目录学”这一名称过于狭小，已无法与其对象的义域相对应，以打破当代目录学程式的认识前提出发，他站在世界书目控制的高度提出了建立“二次文献学”的设想，并具体构画了相应的学科体系[1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的确立和研究出发点的定位，研究对象是理论体系的灵魂和骨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体系的框架和轨迹，以上诸家对理论体系的不同构建，主要是各人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和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应该承认，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唯一的，在当代目录学处于深刻变革的情况下，任何持之有据的探索都应该得到鼓励和价值上的认同，因为它们都是学科素材的积累，将使科学认识之球越滚越大，并最终逼近对认识对象的本质理解。
2 关于目录学史的研究
中国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对目录学史的研究一直在目录学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90年代目录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正得到进一步发展。1992年出版的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水平[15]。该书在继承以往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录学史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史论结合，材料翔实，对历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和理论成就作了比较科学的梳理和总结，尤其对近现代和当代目录学也进行系统研究，成为全面反映中国目录学历史进程的第一部著作。在目录学史研究中，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将目录学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考相结合，钱振新、朱天俊等均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认为：把传统目录学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是对学术最大的贡献，将可改变整个传统目录学研究的面貌，也可影响和推动中国目录学史的面貌[16][17]。90年代这一动向值得注意的成果是李国新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所进行的哲学思考[18]，文章认为，由《七略》所奠定的中国传统目录条别群书的结构体系，是当时普遍流行的阴阳五行模式的移置，贯穿于这个结构体系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柯平《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则从理论上探讨了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19]。这些探索对提高目录学史研究的理论深度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
关于我国目录学思想的研究，除了对历代有影响的目录学家学术思想的研讨外，也开始重视对今人如叶德辉[20]、彭斐章[21]等目录学思想的探讨。沈焱的《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评估》一文将比较方法引入目录学思想研究，对郑樵、章学诚目录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比较，从各自目录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揭示其学术特点、评论其成就与不足及对后世的影响[22]。
（收稿日期：1995—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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