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还是重构?——传媒对文学的双重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传媒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发展面临几个绕不过的问题:纯文学能否依然凌空高舞?俗文学真的占据并控制了文学的主导话语权?文学多元格局的建立除了自身的因素外,外部的影响来自哪里?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还能坚持多久?在对问题的追问与研究中,传媒作为不可忽视也无法忽视的因素,对文学的发展起着无形与有形的影响。那么传媒到底是抹煞了文学的纯洁性、消解了文学的严肃性,还是在影响文学自身的同时使得文学重构自身的成长?
一、问题的历史回顾
对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追述。在分析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时有必要进行简单的历史梳理。文学自身在其成长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形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即文学体裁的四分法。文学的传播途径则主要是从口头传播、书面传播演进到以电子为媒介的传播。这几种文学形态和传播方式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同时存在。当文学形态平行存在的时候,它们被接受的程度在不同时期并非“平分秋色”,总有一个占比重稍大一些。从当下来看,小说占据文学的中心位置是不争的事实,“小小说”“另类小说”“先锋小说”“原创小说”“实验小说”等以类的形态异样纷呈,如此多样的表现形态本身就显示出它的蓬勃生长。诗歌的境遇就不那么乐观了。创作者的大批流散,作品数量的减少,读者群的疏远,都标志着诗歌不济的命运。这恰恰印证了黑格尔关于诗性文学作品衰落的判断(注:[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8页。)。
我们只是以这两种文学形态作为切片,关键是想弄清如此态势的出现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外,传媒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从诗歌和小说的品性上看,诗歌主要以抽象的哲理再现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小说则借助的是故事和叙述的力量来传达对生活的认识,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抒情的艺术,而小说则属于叙事类。传媒的品格和机制要求传播对象通俗化,感性化,易被理解,只有这样传媒才能进入工业社会发挥其作用。在这种工具与主体,对象与载体,中介与目的的相互作用中,作为文学传播工具的传媒对接近于自身特性的小说逐渐接纳,而对于自己无法认可的形态则出现了背离;而且除了接纳之外,当传媒适合哪种文学形态的时候,就意味着哪种文学形态可以借助它发展起来,小说的故事性恰恰适合了小说的传播,因此小说的繁盛、诗歌的衰落便是自然的了。由此不难看出,传媒对于文学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的,但要使它发挥作用还必须使文学本身存在与传媒相适应的因素,因此,文学传媒实质上是作为外部力量对文学产生着作用,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文学要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力量的挑战,而传媒的工具性恰恰能适应其为文学服务的要求,二者自然形成了一种关系:文学首先是主体,传媒是工具性的中介,这是二者初始的关系。
传媒对于文学的作用力在起初是微弱的,因为它自身发展得并不成熟。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传媒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迅速成长起来,由单一到复合,由平面走向立体,尤其是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传媒的发展进程,文学与传媒各自为政的局面自然也在发生着改变。传媒并不仅仅作为工具和外部力量影响着文学的变化。如果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传媒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就不能成为一门显学。这里必须关注的是,这种变化对双方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不妨把关注点放在文学和传媒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变的20世纪后20年到当下,其研究才更有启示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传媒从工具理性向功能主体的转换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尔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文化工业”(注:[德]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1-252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被同化到现存制度中,并且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也就是通过按技术——理性工具和消费至上原则构成的“文化工业”来实现的。在其后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他认为“文化工业”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注:[德]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1-252页。)他将传媒既作为工具,——现代文学产品的生产是借助于传媒的先进技术,又将传媒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主体影响着文学的生产,当然他对传媒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恰恰又显示出传媒的另一面,传媒已经不只是作为工具为文学的生产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左右文学的生产,改变着文学的成长轨迹。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早期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对文学的传播起着辅助的作用,文学的主体位置并不因媒体的介入而有所改变,它遵循的是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与媒体是主从的关系。随着力量的强大,媒体开始在各个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渐改变了与文学的关系格局。大众传播成为文化空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力量。技术的发达使得媒体改造了我们的文学,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电视等大众传媒不仅影响到文学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而且影响到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深深潜入到创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和意识中,改变了对文学接受的视野。王富仁先生认为,到了当代社会,媒体的主动性加强了,媒体的选择在有形与无形中影响着文学的生产(注:王富仁:《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读书》,2004年第五期,第87页。)。更为关键的是媒体对于文学的干预有了自觉意识,不是盲目的,随意的,顺从的,已经从自在走向自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而一旦这种意识生成了,便会自觉地要求文学的改变。“华语文学传媒奖”就是媒体自觉意识的一个例证。它由媒体发起,让文学参与到自己的评价体系中来,对文学价值观的认同也是以媒体的要求为标准,媒体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公布对文学考察后的结果。这表明媒体对文学的干预意识已经形成,对文学的介入机制也在逐步成熟。
具体来看,在媒体领域,电视、网络突起并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文学提供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塑造出新的文学形态。正如金元浦先生在《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今天,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越界、扩容与转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注: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见《文化研究网》理论与实践栏目。)。正是这些新的文学形态显示出了文学的内在变化,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别样姿态显示着文学新的生命力。媒体对文学的干预从创作者、作品的生产消费到作品的评论再到接受,对每个环节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媒体对于文学的影响再也不是单单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从文学产品的生产、流通、接受到消费全方位地起着作用。尤其是“文化产业”形成后,媒体逐渐成为文学产业链条上的一环,这就意味着媒体已经进入文学生产的内部。一种力量从外部的渗透到内部的延伸其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它的介入必然打破传统文学的发展轨迹,促使其在断裂中重新生成新的成长形态。在对这种变化有了明晰的认识后,最重要的也是体现其变化意义的则在于探讨这种变化的外在表现及其产生的影响。本文在对媒体负面影响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试图挖掘媒体对文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一面,以使我们对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有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
三、传媒塑造了文学新的成长点
承认传媒正在消解文学的纯洁性、严肃性并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悖论:既然认可传媒对文学正在消解,可是这种消解是如何意识到的?对纯文学回归的呼喊又是怎么知晓的?如果没有传媒的介入,即使文学界意识到了,社会要听到这种呼声还是要借助媒体的传达,文学必须通过大众传媒发声,它无法建立独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如果说有这样的频道的话,那也是在大众传媒系统之外存在着,或者与大众传媒形成遥远的呼应。正是由于媒体能够勇敢地担当这个任务,并且竭力呼喊,我们才能够知道当下文学的境况。在对媒体“批判”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媒体又为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新气象,对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具有哪些意义?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发展在改变文学的同时在多大意义上建构了文学别样姿态的成长?
首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文学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在解体,尤其以“五四”为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主要作用是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文学的政治、功利化色彩非常浓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都没有多大改观。虽然有一些文人如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用自己的思想在坚守纯文学的创作,但整体上文学的发展一直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下,以“载道”的身份出现,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有着根本的相通,改变只在于文学语言、文体等形式上。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转折,文学的发展明显呈现出独立性的姿态。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媒体发展的程度愈来愈高,体制愈来愈健全,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变得互动起来,虽然有消极影响,但理性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媒体对于文学的发展还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文学的传播渠道,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表现在:(1)作品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仅长篇小说的创作2003年就达900多部,并以较高的比例上升。数量的丰富并不代表创作整体的提高,但却反映出一个趋势,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并非因经济的发展而减弱,相反的是扩大了。(2)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小小说”“散文诗”“电视散文”等更宽泛的文学体裁出现,并借助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形态更丰富,表现生活更多彩。尤其是这些新的体裁与古老的体裁相结合,互相包容,又互相竞争,形成了文学发展的多样化局面。(3)文学创作队伍扩大,个人创作呈现出强劲势头。原来只有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或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主体才会进入到创作圈子中来,随着媒介提供的平台的丰富,只要对文学有表达愿望的个体都可以参与进来,文学的平民化姿态明显加强。在文学的外围,传统的创作体制也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2004年广东省文学院首先打破供养作家的体制,宣布不再支付工资给作家,将作家推向市场,让市场去造就新的文学创作者。(4)文学与外部联系加大,实现了日常生活的文学化,审美化。如短信文学正在兴起,一些广告作品对文学的表现因素的借鉴,甚至一张普通的生日贺卡也会印首诗歌等都表明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加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深刻地表明了文学的一个转向,文学与其他艺术及非艺术的联系更加紧密,用文化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日常生活日益审美化。(5)文学生产的体系化、产业化形成,从生产到消费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一个环节与另一个环节之间的结合程度更加紧凑,呈多向度的辐射,纸质作品—电视剧—电影的生成时间大大缩短,流通周期加快,不只是新创作的作品,一些经典作品经过改编重新进入这个体系。引进作品、翻译作品也纷纷流入,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的文学大家庭。
文学创作呈现的多元化局面固然是文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成熟的外在显现,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与媒体的推动分不开的。
2.进入90年代后,个体解放带来了创作主体的解放,文学开始对政治话语进行破坏、颠覆,重新整合、诉说自己的话语。文学完成了文化启蒙任务,重新向审美靠近。无论从观念还是写作实践,民间创作重新崛起,文学的民主化程度大大提高。当然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也是不应抛弃的,但是它不再占据文学的主导权,不再一枝独秀,通俗文学可以与其平起平坐。文学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而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结构性的作用,媒体对文学传播的介入使得文学内部重新划分,反映大众的、人性的东西成了文学自身的需要。巴赫金在“狂欢化诗学”理论中就指出民间文学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恢复话语的平等权,而媒体则为文学的民间性、个体性与政治性相抗衡提供了条件。女性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们高扬个体旗帜,表达个体的生命感受。特别是网络,如博客网、榕树下等为创作者个体提供了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民间的、个人的话语得到了传达、传播,使得每个对文学怀有表达情绪的个体都有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样文学对政治的一味顺从就有了反抗的可能,在反抗中求得自身的独立,独立了才可以重新建构自身的成长体系,实现文学真正的话语权。
3.在后现代媒体的冲击下,文学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移,扩大了文学的空间域。现代媒体以强大的冲击力撞开了文学封闭的大门,将文学从“自恋”状态中解放出来。文学要发展,必走的一步就是参与到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来,和外部建立对话关系。文学无法绕过媒体而一再强调自己的独立。哈贝马斯在《启蒙性的批判还是拯救性的批判》中通过对本杰明艺术理论的分析指出,随着“魔法”的被粉碎,艺术品最内在的象征结构发生了偏移……与艺术品的改变的结构相适应,艺术品的感知和接受有一个改变了的机制。独立艺术的目的是个人的艺术享受,而在艺术的魔法被取消后,目的却是群众的接受(注:[德]哈贝马斯:《启蒙性的批判还是拯救性的批判》,见刘小枫主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089页。)。在媒体的冲击下,文学不再是自言自语,它与大众的关系从疏离到对话,实现了文学对读者真正的话语平等权,而且在互相对话的过程中,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的传播,也使文学真正回归到自身,是在用自己的声音与大众对话。
4.媒体对文学传播的作用力还有一个显著的突破就是文学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来。文学作品的传播无论是外部的翻译引进还是中国作品的输出都在快速进行,使得中西方的文学交流实现了“对接”。先锋派对西方创作观念的横向移植,中国传统的“意境”理论对西方的影响,就是互相观照的结果。现当代许多作家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都会提到西方作家对其创作的影响。正是媒体对文学传播进程的加快,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文学参与到全球化的脚步才迈得如此之快。另外,文学参与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只有那些经典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才有机会走出去、流进来,媒体的力量强化后,民间意识形态的个人化的创作也进入到传播视野,通过纸质、电子、影视、网络等多渠道传播、发散,传播空间突破地域的限制,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的文学创作格局。
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不单与时代环境相关,也与文学生产的方式密切相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影响生产,而当下媒介实质上已作为文学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参与到文学产业中来。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被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特征,对应于用生产来描述的现代社会。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页。)。消费社会背景下不论媒体是以消解的力量出现,还是以建构的力量出现,媒体对文学的变革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一方面媒体使得文学从政治权利的话语中解放出来,在提供了新的文学语境的同时也改变着文学的格局,通过文化市场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形态进行协调和整合,初步形成文化多元格局;但随着政治话语的淡出,媒体的话语力量对文学又构成了另一种威胁,即商业色彩的加重。一方面媒体为个体创作提供了平台,可是另一方面,机械复制又将创作导入类型化的困境。因此,我们在看到传媒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消费场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我们必须警惕文学生产的方式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传媒,处在市场中的传媒也要生存要发展,问题是,文学自身由于关注现实生活热情的降温、社会责任感的淡漠、不少作家文化修养的欠缺加上创作心态的浮躁,使得当下文学普遍缺少宏大气象,渐渐疏离读者。作为文学传播第一载体的文学期刊,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文学本身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牵着文学的鼻子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媒体毕竟是媒体,媒体的蓬勃发展最终还得依赖承载物的品质,所以媒体到底是为文学的高尚在坚守,还是背离,在媒体的影响下文学是回归了自身还是离自身走远了,似乎在一系列的悖论中还找不到一个定性化的答案,最终恐怕只能由文学自身做出回答。但现实是,媒体和文学似乎都意识到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都自觉地向有利于文学发展的一面在努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媒体与文学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在重新调整关系格局后将会使文学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