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的形成，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高度发展以及人口的剧增等因素直接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本身也出现了诸多困扰人的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水源短缺、污染严重等等。面对城市发展中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必须及早确定一条有中国特色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城市化道路，唯如此，方能使我国的城市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以大城市为依托，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我国城市发展战略要以大城市为核心进行规划，否则不符合最优化原则。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建设如果不以大城市为依托，就会失去市场信息和科技进步的支持，也不可能得以持久地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之所以发达，根本原因是得益于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中西部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之所以不发达，正是因为它们没有依托大城市。由此可见，孤立地谈发展小城镇，是不可能真正带动农村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我国今后也需要发展中等城市，但不能单纯靠发展中等城市来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应从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带的角度来发展中等城市。
完善的城镇规模等级结构体系对城市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有专家指出：如果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者能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布局合理的城市分布网络的话，那么城乡联系将扩展到许多目前还没有这种联系的农村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城市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中的分工协作联系被人为的行政条块体制分割，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经济技术辐射力被切断，大城市固有的经济、技术、教育、文化信息等优势难以对周边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同时在大城市自身的建设过程中，也难以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应跨越地域范围，与周边的中小城市结为经济伙伴，协同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二、加快区域城市化步伐，提高城市发展的总体水平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化应充分体现区域特色，依靠区域城市化来实现城市化总体战略目标。
1.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城市化成长阶段中期，大多数省的大、中城市比较发达，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已初步形成，而且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胶东半岛、辽中南等城市密集区，这些区域城市密度偏高。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应走分散为主的道路，将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大城市的扩散和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上。关键是要完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网络和区域快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引导大城市的传统产业向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形成一批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群体。此外，这一地区也是加快我国国际化城市建设的重点依托地区。香港回归之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其繁荣稳定，继续发挥其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并且加快发展上海、北京两大全国性中心城市，使之逐步跨入国际性城市的行列。
2.中部地区正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转向成长阶段，城镇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空间分布也较为合理，但大多数省（区）的城镇体系还不够完整，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经济中心城市，或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够突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要走适度集聚的道路，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大、中城市上。首先，重点改造和发展武汉、郑州、长沙、太原、南昌、合肥、哈尔滨、长春等现有大区级中心城市和省级中心城市，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完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发展省辖地区中心城市，加强省内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使之同省级中心城市相互补充，发挥城市群体的区域核心作用；围绕能源基地的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新建或扩建一批次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铁路干线沿线和长江中上游沿岸及其他大江、大河沿岸地区的一批地方性中心城市。
3.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区）还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基地化”作用突出而综合性经济中心职能较弱，城镇体系的发育程度较低。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应走重点突破的道路，采取集中开发、集中投资的方法，重点建设若干基础好、交通条件便利的小城市，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力的中等城市，并在一些条件具备的地方发展少数大城市，有步骤地发展内陆边境口岸城市和在主要资源开发地区新建一批工矿、工贸新城镇。与此同时，要注意充实提高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南宁、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现有的大城市，注重发挥其扩散效应，使之成为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基地”和促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构建城市圈域经济，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要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比较好的发展模式。通过城市圈域经济发展，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化基础，特别是大中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强、经济效能高、带动效应大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有效发挥它们的圈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带动整个城市圈域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城市圈域经济内部的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形成由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乡镇和村所组成的城市圈域梯度链，把城市经济圈内各个经济单元、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合理的产业发展体系、技术扩散体系、市场组合体系，促进圈域内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推进整个经济高速度、高效率、高水平地发展。三是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即利用中心城市的吸引和辐射作用调控市场供求，调节市场物价，达到对整个城市圈域经济的市场调控和引导，进而达到对全国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利用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和经济能量，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对国民经济进行总量和结构调控，保障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此外，推进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如果继续采取东中西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会导致区域差异持续扩大，但缩小地区差距又不能采取抑制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采取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对我国城市圈域经济发展的态势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的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相对均衡的布局，许多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已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如果依托这些“增长极”，把其培育成各级的中心城市，并形成相应的城市圈域经济，一方面可以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将推动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迅速崛起和对外开放。既有利于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纵深，又有利于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切实解决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矛盾和问题，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实现地区间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转变城市发展的方式，提高城市的档次和质量
要使我国的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由以往单纯注意城市规模的扩大向注重城市质量的提高转变。这就要求城市必须走内涵规模扩展的路子。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来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城市规划要科学化、法制化。城市规划必须科学且具法律效力，方能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城市也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科学化是指要依据本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划，使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规划要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可行性。城市规划法制化是指要制定完备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2.加快科技进步，实现城市产业高级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加快城市企业的科技进步，能够实现城市产业高级化，集中力量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值高、能耗少、排污少、占地省的企业，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3.建立环境资源市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城市生态经济效益，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环境、资源、人口不协调发展的问题。要加强对环境资源的管理，建立环境资源市场，通过供求关系来调整资源价格，利用价值规律建立动态的资源价格管理机制，使经济杠杆在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建立生态城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变革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工业之路。生态工业是城市工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实现这个转变，才能不断提高城市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才能实现城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持续发展。
五、建立新型城市建设管理运行机制，实现城建投资多渠道、多元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城建投资的多渠道、多元化成为可能。当前来看，城建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外，还有如下筹资方式：一是实行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和土地有偿出让转让筹集建设资金，这一方式已在我国部分城市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二是实行市政公用设施的有偿使用，这可以保证投资者的回报率，更多地吸引内外资金投资城市建设。三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利用资产做文章，盘活资产存量，用好增量，缓解城市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广州、沈阳、南京等城市已通过资产存量出让置换城建资金。此外，城镇基础设施进行股权、经营权的有偿、有期出让也能加大引资的力度。四是加快公用事业价格改革，这是将公用事业企业推向市场的关键。如果价格改革不到位，就谈不上公用企业的市场化经营，也谈不上将城市建设者中的某个行为作为产业来经营。政府监控公用价格、市场形成价格的体系将是定价观念与方式上的突破。这一机制一旦建立，既可促进公用事业企业控制成本，又可调动公用事业企业在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自我发展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公用事业发展的“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管理科学化、发展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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