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汉语诗歌写作问题三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谭五昌：目前，汉语诗歌写作状态非常活跃，呈现出新世纪开端的某种繁荣景象。但是，理论上的争论与分歧在诗人们中间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主要可以归结到汉语诗歌写作的语言资源问题和精神资源问题。下面我们三个人可以对此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
陈旭光：关于汉语诗歌写作的语言资源问题，我认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语言资源，再就是本土语言资源。在语言资源这个问题上，语言的西化并不可怕，因为即使是我们今天的“口语”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西化了。诗歌中的语言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诗人们的痛苦，其实就是语言的痛苦。
谯达摩：从创作发展的角度来说，诗人们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就是语言的痛苦；但如果从创作发生的角度来说，诗人们的痛苦主要还是心灵的痛苦和挥之不去的种种焦虑。事实上，从古到今，中外诗人几乎没有不关心语言问题的。当然，诗歌对语言的要求较之小说和散文则是最高的，以至于布罗茨基认为诗人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重要手段。
谭五昌：现代诗人都很重视语言，语言问题已被提到理论高度。80年代的时候，韩东等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这个口号一度在诗人们当中非常流行，但在我看来，这还仅仅是一种诗歌语言意识的萌芽状态，并不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普遍意义。而到了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语言意识已经达到了一个自觉的、深化的阶段。因为诗人们不仅在头脑中普遍重视诗歌的语言问题，而且完全在写作过程中将它清晰地凸现出来。
陈旭光：诗人是面对语言本身来从事创造活动的。语言的痛苦就是诗人的痛苦。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统一和非统一的关系，情形是很复杂的，因此，诗人们如何在对语言的使用和选择当中获得诗意的发现，就成了对诗人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谯达摩：我们现在的新诗，以前的古诗词，以及外国诗，只要是成功的作品，肯定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着诗人的语言意识。至于语言资源问题，我想不应该只局限于文学范畴，它应该蕴藏在一切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化之中。
谭五昌：语言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广阔前景，而又困难重重的“致命”问题。我认为现在诗人们面临的普遍困惑是对于诗的语言和非诗的语言缺乏一种敏锐的判断和甄别能力。有不少诗人把大量的日常语言拿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有一种诗意的光辉。由此可以看出，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肯定是存在差别的。
谯达摩：一般而言，口语与平民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是，诗歌不应该仅仅与平民发生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口语和书面语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说都非常密切，不分上下。因此，所谓口语写作也好，书面语写作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怎么写的。艾略特写《荒原》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用书面语还是口语，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更何况口语和书面语没有什么截然的分水岭。
陈旭光：日常语言可以理解成口语，那么我问一下：“口语化写作”当中的口语怎么朝诗的语言转换？
谭五昌：我认为，一个写作者本身对于语言是否有一种诗意的感受能力、提炼日常语言的能力，以及表达上的艺术才能，这是口语能够转化成诗性语言先决的主观条件。在一首诗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写作者本人应对日常口语进行自觉的提炼和心灵的浸润，并将它们安排在合适的结构位置上，使之迸发出诗的光芒，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陌生化”效果。
谯达摩：仅仅从语言资源来探讨当前中国诗歌的有关问题，显然不够，我们应该大致谈谈当前中国诗歌中的现代性问题情境。从学理角度说，中国诗歌现代性的问题情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诗歌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前者指中国诗人的某种深刻而又自觉的本土问题的敏感性、现实感和强烈的社会关怀。如果中国诗人缺乏这种问题意识，就很容易落入西方诗歌现代性理论所预设的种种思路和指向的窠臼；后者指的是作为诗歌中的现代性研究的对象的属性和结构。落实到中国诗歌现代性的问题上来，就是它应该有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性的某种内在性和独特性。它不是表层的结构特征，而是深层的结构关系。尤其是这个结构内部各种特异的甚至偶然的力量或因素所构成的复杂张力状态。
陈旭光：目前，诗歌界似乎在“口语写作”和“书面语写作”之间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对立状态，其实我觉得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内部会不断发生转化的，今天是口语，再过多少年就有可能成为书面语。所以，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来说，不应该在口语和书面语的选择和使用上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地。比如现代杰出诗人穆旦，他的诗歌语言非常晦涩，欧化倾向鲜明，但却表达了自己深刻的人生经验和诗性经验，将现代汉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的许多语言欧化的诗歌作品，缺乏穆旦那样的深刻人性关怀，因此在语言方面怎样做文章，都不能挽救其内在的苍白和无力。
谭五昌：我觉得旭光这段话是在提倡开放的语言态度。一个诗人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只要符合艺术的内在需要，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是好的语言，不存在高低之分，确实没必要画地为牢。
陈旭光：我认为口语写作与平民的关系非常密切。80年代韩东等人在诗歌写作中所流露的平民意识非常明显，在当时这是很可贵的。而进入90年代，这种口语化写作所流露的平民意识更加个人化，乃至私人化了。
谯达摩：将“口语写作”与“平民精神”或“平民立场”联系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绝对的。因为，“书面语写作”同样可以说是“平民精神”或“平民立场”。如果把“口语写作”与“平民精神”或“平民立场”之间划等号，毫无疑问是对“平民精神”或“平民立场”的误解，甚至是对“平民”的污辱：难道“平民”就只能属于“口语”吗？难道“平民”就不应该拥有“书面语”吗？
谭五昌：80年代的口语写作，确实张扬了一种可贵的平民精神。而到了90年代，市民社会已经由当初的萌芽状态迅速崛起、成熟、稳固起来，大众文化已经获得或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这一切给诗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刺激。目前，有许多诗人对于大众娱乐文化、消费文化持自我认同态度，用诗的方式自觉地加入了大众文化（或市民文化）的合唱行列。于是，在诗歌的语言文化意识上，由80年代的“口语写作”转入到90年代乃至当下的“后口语写作”。
谯达摩：无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后口语写作”，还是80年代的“口语写作”，都有意无意地与诗歌中的现代性问题有关。我们知道，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讨论，通常从1857年算起，即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年。迄今已有一百几十年了，其间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后现代主义论战，以及80年代开始讨论的关于现代性的多重阐释等，可见讨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陈旭光：我在这里想谈一谈所谓的“后口语写作”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两种写作实际上涉及到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后口语写作”（“民间立场写作”）是纯粹的汉语写作或母语写作，而“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西方诗歌的附庸性写作。我认为这种对立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中国诗人对于西方的话语资源的开采和挪用是应该持“拿来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对西方诗歌语言加以本土化的改造，要做到化用西方诗歌语言，而不是完全被它淹没，以此来建构现代汉语诗歌的独立诗学品位。当然，话又说回来，现代汉语诗歌本身就是在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下萌芽和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诗人恰当地引用西方典故、典籍、题材、人物来建构自己的文本，并进行诗意的转化，是能够增加汉语诗歌的魅力和深度的。
谯达摩：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写作”，还是“第三条道路写作”，语言的开放性态度都是必要和必须的，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不断开放与不断自我反省。任何故步自封或画地为牢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保守，都是背叛现代性精神的。关于西方话语资源和对待本土话语资源，我的观点是辩证地、灵活地对待它们，因为强调或突出任何一方面都将失之偏颇。我不认为吸收或借鉴西方话语资源就是对民族性的一种背叛，反之亦然。在我们这个日趋全球化的时代，难道存在绝对的民族性吗？
陈旭光：我个人认为，所谓的诗歌经验应该不存在本土经验与西方经验之间的对立。作为诗歌经验，它是一种艺术化的人性的经验，是超越国界的。何况现代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其关系如何是很难说清楚的。因此，谈论本土经验或非本土经验（西方经验）是要持高度谨慎态度的。我个人认为不如谈谈个体经验更具真理意义。我粗略地感受到，在对一首诗歌的具体的审美感觉中，本土经验和非本土经验都呈互相的融合与渗透状态，彼此难以区分。
谭五昌：我赞成你的看法。在当前日趋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诗人们很难拥有一种纯粹状态的诗性经验。从表达的角度来看，由于强调本土经验，许多诗人可能会着重强调口语写作。假如强调非本土经验，许多诗人可能会刻意追求非口语写作。这难免会造成他们作品的精神空间人为的狭窄化。诗人们的精神视野不妨再开阔些。
陈旭光：诗人们应向西方资源、本土资源开放，坚持独立的写作品格。现在诗坛上“小圈子”气氛很浓，彼此之间互相吹捧。其实，诗歌首先是给自己看的，其次才是给大众看的。如果作品成了诗人们之间互相赠送的“赞美”诗篇，那么跟大众读者有何关系？又有什么发表的价值和必要呢？
谭五昌：关于精神资源问题，旭光和达摩的见解是中肯的和精辟的。限于时间，我们就不打算全面展开来谈。实际上精神资源这个问题是与语言资源问题互为表里，不可人为地割裂开来谈论。我们刚才分开来谈，是为了表述的集中与方便起见。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三人是持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做学术上的严肃探讨，努力避免个人的偏激与偏见。迄今为止，中国新诗歌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所取得的成就与遭受的挫折都是值得当今的诗人们认真思考的。即将跨入新世纪的现代汉语诗人们，应该以开阔的艺术视野，严肃的艺术态度，去进一步开拓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