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成本转移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成本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102—05
一、环境成本转移及其影响
大多数有关贸易与环境规制松紧度之间联系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产业迁移假说（污染避难所）或者产业专业化假说。前者主要是考察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其关注的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可能性；后者的研究则主要考察宽松的环境标准是否会加深从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程度。盛行的观点认为，随着贸易壁垒的消减，国家间的边境概念将会变淡，这将引起投资和就业的竞争，从而带来世界范围内环境标准的恶化（即所谓的“竞争到底线”效应，race-to-the-bottom effect）和污染产业向低标准国家的转移（即“污染避难所”效应，pollution haven）。因此， 国家间管制的差异将会自动地引起“竞争到底线”。上述将国际竞争力与资本流动视为环境标准下降的原因的观点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担忧（Bhagwati,1997）。[1] 发达国家担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倾销会降低本国的环境标准，因此希望设置贸易壁垒，实施统一的环境标准。与此对立的是，一些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非关税壁垒是当前阻碍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所以对生态的关心很可能被用来遮掩发达国家游说集团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在污染产业上似乎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背后，潜藏着环境成本转移的陷阱。
1.环境成本转移说
如果将廉价的初级产品在国际间的流动视为环境成本从进口国转到出口国的“生态流动”（ecological flow）， 那么更自由的贸易将带来越来越多的环境成本转移（environmental-load displacement）。环境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可以看作是牺牲其他国家环境来改善本国环境的一种手段。Ekins（1997）[2] 就指出，可以通过进口以不断满足本国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的消费。有证据表明，美国较严格的污染规制的确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模式，倾向于更多地进口具有较高污染成分的商品（Robinson,1988）。[3] 环境库兹涅滋曲线（EKC）只是国际化分工的结果，即穷国从事污染产业和原料密集型产品（material intensive）的生产，而富国则专业化于清洁和使用原材料较少的产品（material extensive），但消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Stern等，1994;Suri and Chapman,1998）。[4—5]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竞争到底”的说法就无法成立，因为自由贸易并没有导致环境标准的普遍恶化；相反，自由贸易会改善发达国家的环境并促进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却会发生环境恶化和经济停滞。根据上述观点，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流向穷国的资本并不会使富国成为“绝对的失败者”；相反，穷国会因此承受环境损失成为真正的受害者。波特（Porter,1999）[6] 认为，“竞争到底”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本身已经具有很高环境标准的国家，但对环境标准低而制度又不健全的国家，竞争的确会造成巨大影响，形成所谓的“陷入低环境标准”（stuck at the bottom）的情形，进而形成环境状况在国际间的两极分化。
环境成本转移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生产与贸易结构的不对称现象，即发达国家的环境可能更多地获益于国际贸易，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受到更多的不利影响。受要素禀赋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初级产品占有比较高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则偏重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及主要以初级产品为原料的纺织品占50％以上，而发达国家不到20％。从全球来看，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发达国家消费的初级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2/3），而初级产品又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绝大部分（Arden-Clarke,1992;OECD,1997）。[7—8] 这种生产和贸易格局，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通常以资源消耗来获取收益和提供环境服务，而发达国家则以资源加工获取高附加值，并利用全球环境资源，分摊其生产的环境成本，如二氧化碳气体的自由排放。
2.环境成本转移的影响——专业化陷阱
发展中国家从事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很可能使其陷入“专业化陷阱”（specialization trop）。当经济是以非加工型产品为基础时，要想提高收入，需要与进口商达成协议，这通常很难实现；或者增加供给，而这就压低了市场价格并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如果这种贸易模式不改变，“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强迫贸易”（Ropke,1994）。[9] 另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背负巨额债务，为了偿还这些负债，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开采资源并大量出口，这就会导致出口价格的下跌。为了维持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售更多的资源，从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损害。专业化生产加工程度低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也严重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与信息密集型部门不同，原材料部门自身并不会推动技术创新或劳动技能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可供选择的分工机会十分有限，始终处于价值链的末端。由此，并非所有的比较优势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一些缺乏动态比较优势的国家甚至会陷入经济停滞（Ekins等，1994）。[10] 另外，在当前贸易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关税升级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这种专业化陷阱中。
经验分析表明，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对非出口部门的外部效应很小（Fosa,1996）。[11] 这与传统的静态增长理论的观点相反。传统的增长理论用一个古典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型证明了资源型出口部门的扩张会因为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而加快人均收入的增长。如果该理论的假设不成立，而且资源出口部门与其他部门也没有联系，那么旨在推动廉价初级产品出口作为增长发动机的政策就具有误导性，并由此引发不可持续发展。所以，像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所实施的旨在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出口型初级产品部门的发展战略，只会在短期内造成收入分配上的更不平等和“虚幻”（illusory）增长，其长期的发展也无法实现可持续性（Tussie,1999）。[12]
表1给出了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1971～1996年的西德、1991～1996年统一后的德国）、荷兰、西班牙、瑞典、丹麦、英国以及爱尔兰在1971～1976年以及1991～1996年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非再生资源的平均总量（权重与价格）的变化百分比。这里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World Bank,1998），[13] 将中低收入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表中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处每年出版的世界贸易年鉴。表1说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国家非再生资源的出口是有联系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有以下特点：（1）越来越多地消费发展中国家的非再生资源；（2）非再生资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这些非再生资源的价格在过去20年里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原因可能是产品供过于求，而供过于求本身可能是“专业化陷阱”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由于陷入“专业化陷阱”，其承担的环境成本没能内部化到产品价格中，发展中国家因而出现福利损失和环境损失，而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者无形中得到了补贴。发达国家得以以低于产品实际成本的价格进口消费非再生资源产品，发展中国家被迫承担了不合理的环境成本。
我们从表1还可以看到， 发达国家原材料进口的增长速度不如半成品进口的增长速度快。这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简单地开采原材料，对原材料进行再加工的增值产业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然而，半成品的出口相对原材料出口而言，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环境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半成品的环境成本同时包括了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的环境成本。而从表1可知， 半成品和原材料的贸易条件都在持续恶化，这就阻碍了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半成品的生产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更多的环境成本，给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
表1 北方国家在1971～1976年和1991～1996年从南方国家
进口非再生资源的平均进口额和价格的变化百分比统计表
百分比变化率
重量 价格（以美国1987年的价格为统计价格）
铝矾土30 -71
铁矿石-32-10
锌矿石8 -45
镍矿石-3 -46
铅矿石-10-34
铜矿石70 -52
锡矿石22 -97
原油 -10-12
天然气128-10
铝660-12
生铁 306-26
钢铁 238-31
锌87 -35
镍196-22
铅9 -46
铜32 -35
锡12 -63
石油制品 230-21
化肥 -17-51
资料来源：Roldan Muradian,Joan Marinez,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from a Southern Perspective,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6:281—297.[14]
由此可见，目前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差距和发达国家相去甚远，陷入了“专业化陷阱”当中，而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此还起到强化的作用。在国际上，关税保护使制成品的关税一般高于初级产品和半成品，由有效保护率ERP＝
（其中t[,i]，t[,j]，分别表示半成品和最终产品的关税税率）可知，当t[,j]一定，t[,i]愈低，最终产品的保护作用愈大，对进口国愈有利；反过来会阻止产出国对初级产品的深层次加工，造成出口国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从关税结构上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干预的结果导致畸形贸易，阻碍了资源对环境的有效配置。
二、对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西部大开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开发道路，是实现西部现代化的重要步骤。然而长期以来，在“重经济，轻环保”的思想影响下，西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西部开发对环境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并且正在逐步对开发产生了强烈的制约作用。归纳起来讲，西部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弱：环境承载力弱；两个不容乐观：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环境污染严重；三个不足：资金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支撑保障能力不足。环境问题将是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隐性赤字。
1.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风险
（1）经济总量拉动的高污染总量与能源矿产加工业的高污染排放强度同时并存。由于西部省区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工业结构以资源开采及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效益差，经济增长方式相对发达地区而言，更加依赖于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及劳动力的模式，所以，西部地区的万元工业产值“三废”排放量大大超过发达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未来西部的支柱产业，基本均为第二产业，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结构，而且尚处于高能耗的初级工业化阶段。除矿产及能源工业外，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仪器工业、建材工业、纺织业、冶金工业和电子工业将成为带有全局意义的工业经济增长点。根据1996年全国20个行业“三废”排放情况粗略估算，上述行业“三废”排放在总量中的份额是，废水占66.7％、废气占53.9％、固废占76.1％。也就是说， 西部未来的支柱产业也是污染负荷最大的重污染行业。另外，这些工业基本上属资源、能源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现有基础上生产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2 ）区域经济梯度发展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污染转移是西部地区今后面临的新挑战。随着沿海城市技术、资金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涨和土地资源的紧缺已不可避免。特别是沿海城市生产的轻工产品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同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价格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在这种形势下，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中，原来那些物耗能耗高、产品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起步行业已被或将被取代，所淘汰的设备因价格上的优势又被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看好，形成实物性的污染转移。另一种实物性转移的表现是资金和整个污染行业的转移，由于西部劳动力成本低，资源能源丰富，技术起点低，对东部形成投资引力。这种引力的初期结果，仍是资源初级产品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形成新的污染源。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资料，近年来，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迁移的确加重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程度。1986年东、中、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27％和14％，1995年相应变为64％、24％和12％，即十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相反，工业污染的集中却明显的偏向中西部地区。1995年，东、中、西部COD 排放量占全国的份额为43％、31％和26％，SO[,2]排放量的份额为45％、27％和28％；1986年，COD的相应值是50％、36％和14％，SO[,2]的相应值是48％、24％和28％，即近十年来，COD向西迁了12个百分点，速度非常之快；SO[,2]向中部迁移了3个百分点。
2.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从世界各国区域开发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加强环境保护能对规范和引导开发行为起到重要作用。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为改善西部环境，1873年政府出台了《鼓励西部植物法》，规定只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一定面积的树木，到一定时间后就可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1877年出台《沙漠土地法》，规定对参加在干旱土地上修筑灌溉渠的人，在他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后，可以低价出售给他一定面积的土地。印度在开发东北疆过程中，积极鼓励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同时也注意采取措施保护那里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正是由于采取了保护环境的各种措施，美国、印度等国的区域开发才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没有走上歧路，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开发取得明显成效。相反，一些国家由于在区域开发中盲目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大肆砍伐树木，滥采矿产资源，为求得经济的一时快速发展不择手段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吞噬了开发的成果，造成经济畸形发展，经济社会效益呈现下降态势，开发所取得的成效也逐步化为乌有。
因此，在利用外资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应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生态系统更加脆弱，一旦被破坏将很难复原。西部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缺水的问题，更进一步限制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加之很多准备投资于西部的FDI都是资源导向型的，污染排放比较严重，而成本压力又较大，环保措施往往缺乏，所以很容易给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东部地区的环保体系已经较为规范，有些严重污染行业的外国中小企业可能利用西部急需外资的处境，把应该淘汰的生产设施转移到西部这个“污染避难所”。所以，在利用外资和产业布局上，应有超前意识和长远眼光，避免走回头路。
三、具体建议
1.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外贸发展战略
西部地区具有煤、油、有色金属等资源丰富的优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资源性商品，绝大部分是从西部地区直接或间接出口。但随着资源的深度开发，低成本优势会逐渐消失，而且资源产业受价格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大，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度下跌。同时，国内由于长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一般出口加工工业能力普遍过剩。因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要改变粗放型开发经营矿产资源和盲目扩大出口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做法，更加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商品升级换代，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增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质量和附加值，使资源优势确实转化为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的优势。
2.加快对传统工业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降低资源密集和重污染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自然资源消耗少和污染排放少的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电子电气设备、交通设备及部分无污染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要积极开展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技术创新，尤其是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对化工、造纸、冶金、电力等重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要注重以信息化带动这些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并由此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应加强替代资源、替代产品的开发利用。对于稀缺或者开发成本高、污染较重的资源，应积极寻找替代资源，也可以考虑以进口或合作开发国外资源来代替国内生产，并注重搞好替代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
3.发挥潜在优势，注重培育和形成新的西部地区外贸增长点
要利用西部地区特有的生态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着力发展特色农业、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并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使更多的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要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旅游资源丰富的突出特点，大力改善交通、通信、住宿等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加强旅游景点的环境保护，吸引外国游客，增加旅游外汇收入，促进外贸的发展。
4.鼓励西部地区发展优势产品出口
建立有机农产品生产服务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加快有机农业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建设一批无规定疫病区和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扩大有机农产品、畜产品出口。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前提下，对西部地区出口产品，逐步增加主产省主营生产企业的出口配额比例，鼓励西部地区优势初级矿产品和农副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5.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要把环保产业培植成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有效扶持、引导和管理，尤其是要有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的支持，对有碍环境保护的生产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环境税或污染治理费，并用此税费建立“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贴息或贷款担保等形式对从事环保产业生产的企业进行扶持，对企业从事环保产品的开发进行风险投资，以促使环保产业在市场机制下得到更快发展。同时，要结合企业改革，因地制宜对一些从事环保产业生产的企业进行优化组合，以尽全力托起一批具有龙头作用的骨干企业、企业集团，以形成开拓市场的规模优势。政府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环保产业的技术规范和行为标准，完善监督机制，对环保产品实行质量认证和环境标志制度，规范市场运作。
6.制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战略
（1）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施力度。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应就投资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进行科学的调查、预测和评估。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对象时，应按污染程度而非简单投资额设立投资审批制度，对污染程度较大的项目应严格控制；对高污染但又无法控制的项目，应禁止设立。
（2）积极引导跨国公司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服务。 应要求跨国公司采取母国环境标准；对工人进行良好的环境知识培训；提交年度环保报告；帮助其合资经营的伙伴、供货商等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收稿日期：2006—02—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4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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