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的发掘和研究
在度过荒凉的“文革”十年之后，新时期里，资料、考据工作又取得新的成绩，陆续发现 了《文木山房集》外的吴敬梓佚文佚诗五篇和《文木山房诗说》，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第一手 宝 贵资料。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新资料的发现，往往能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就新时期发现的佚作来说，《文木山房诗说》是仅见的吴敬梓学术著作，表现了吴敬梓追 求学术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努力，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尚书私学序》是吴敬梓直 接陈述其学术思想的仅见文献，表现了反理学、反八股的明显倾向，表现了既不愿“在宋儒 下盘旋”，又不愿为“汉晋诸贤”所束缚，主张贵在发表独创“卓识”的思想，有助于了 解作家的世界观和《儒林外史》的创作。《西湖归舟有感》证明吴敬梓晚年到过浙江，游过 西湖，证实《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所云“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是有 生活原型的实际经历作依据的。黄小田评点是重大的发现；《从好斋辑校本》的发现并从中 发掘出石史徐允临的题识、眉批、跋，华约渔题记，王承基给徐允临的信等，为理清《儒林 外史》的版本、评点、流布提供了宝贵资料，充实了《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内容。苏州潘氏 清抄本的清理也丰富了研究的成果。
吴敬梓亲友的诗文集，如吴烺《杉亭集》、江昱《松泉诗集》、郭肇鐄《佛香阁诗存》 、 宁楷《修洁堂集略》等，也逐渐发掘了出来，其中有不少与吴敬梓的生活和创作有关的重要 资料，例如从宁楷的《挽吴赠君敏轩四首》可知吴敬梓晚年想注道家典籍《云笈七签》，证 实他对道家的兴趣。连同过去已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吴檠、金榘、吴培源、程廷祚、程晋芳、 王又曾、金兆燕、严长明等人集子中的有关资料，已经可以为吴敬梓的创作道路和交游情况 勾画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陈汝衡的《吴敬梓传》，孟醒仁的《吴敬梓年谱》、《吴敬梓评传 》，陈美林的《吴敬梓评传》、《吴敬梓研究》、《儒林外史人物论》，李汉秋的《儒林外 史研究资料》、《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吴敬梓诗文集》、《儒林外史研究》，张国风的《儒林外史及其时代》等专 书， 在文献资料的发掘、考据和研究方面，取得大丰收，为《儒林外史》研究的新进展准备了良 好的条件。陈美林的力作就是在扎实的资料和考据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张锦池的 《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大大发展了吴小如先生提出的“时间顺序说”，以及章培 恒的《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谈凤梁的《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都给学术界留下深 刻 印象。
（二）观念、视野、方法的发展
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总是与研究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发展相联系的。50年 代初的学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儒林外史》研究因而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正像近来有些 同志指出的，那时一般采用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免也有其局限和不足。例如，一般偏重 于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缺少 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研究；而且往往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缺少多 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放开眼界，汲取各方面有益 的养料，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所发展，《儒林外史》研究必然会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攀登上新的高峰。
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困扰，开始出现繁荣的征兆。1981年在安 徽滁州举行的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江苏南京举行的纪念吴敬 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和1996年在安徽全椒和南京举行的第三、四届全国 《 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都有力地推进了《儒林外史》的研究。四次会议前后发表了好几十 篇论文，先后结集出版了两本《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一本，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李汉秋主编的一本；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于1984年成立后，还主办了 《儒林外史学刊》；近年则有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陈美林的《吴敬梓评传》等代表 新时期研究成果的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如果说50年代的第一次研究高潮，着重在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作总体性的综合考察研 究，那么，新时期则多就作家作品的各个侧面作专题性的考察，不仅研究的方面扩大了，而 且各个方面的研究深入了。
如果说过去基本上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那么，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研 究的观念更新了，视野开阔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发展了。
这首先表现在审美分析大大加强了，并且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席卷全国的美学热的推动下 ，许多研究者自觉地回到恩格斯所说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上来，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 观点”相统一的方法，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和鉴赏规律出发，对《儒林外史》进行审美把 握和审美分析，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偏颇。例如，过去论者每把《儒林外史》看作儒林的“群 丑图”，是“丑史”。傅继馥的《一代文人的厄运》提出，它不是儒林的“丑史”，而是儒 林的“痛史”，小说所写的一代文人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小说的批判锋 芒不是指向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而是指向制造厄运的封建统治者。同时发表的郭因、李汉 秋 、陈新的论文不约而同地否定丑史说。与“丑史”的看法相联系，过去多只注意《儒林外史 》的讽刺艺术，而讽刺，如鲁迅所说，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因而论者阐发的多是喜剧 性的一面。赵齐平的《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的《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 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指出人们读了吴敬梓的小说“不是有着厌 恶情绪得到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内心的厚重与精神的压抑。”“在他的讽刺人 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 到 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种悲喜溶合已经“产生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新元素”，而不是悲 喜混杂。像这样从美学高度进行论析，比单纯就讽刺谈讽刺要深刻得多。此外，王明居的 《儒林外史艺术美新探》运用美学范畴探讨《儒林外史》的结构；鲁德才的《小说掺合了戏 剧因素》探讨了《儒林外史》的美学风格，都颇有新意。
吴敬梓审美追求的历史继承与发展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汉秋的《吴敬梓与魏晋风度》 从恣情任性、愤世嫉俗、颂美隐逸诸方面分析了吴敬梓的审美理想与魏晋风度的继承关系， 已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何永康的《狂·戚·谐·隐》认为王冕形象的“狂傲美”是对明中 叶李贽等个性解放思潮的继承，但又浸润着悲凉的时代气氛，表现了吴敬梓寓狂戚于诙谐的 美的探求。
随着思想的开放，人们一面汲取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的思维成果，一面吸收国外有益的文学 研究方法，用以弥补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之不足。《儒林外史》研究在这方面虽 然起步较晚，但也已经可以发现探索者的最初足迹，例如黄岩柏的《论<儒林外史>的和谐美 》，就带有浓厚的系统论方法的色彩。作者尝试用有机整体的观念代替机械整体的观念，把 小说中形形色色人物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考察系统内部各种人物的联系和结构层次。李汉 秋的《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分析方法探求此书的深层结构，提出 《儒林外史》有一个褒贬对比的深层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 具有肯定性特征和否定性特征的两类人物分居两侧，互成反照系，实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两翼 。陈文新等的《颠覆传统——<外史>的解构主义特征》以解构主义观念分析小说。这类文章 多是尝试性的，反映了探索《儒林外史》研究的科学化和多样化的努力。
古典文学研究应当逐渐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对各种有益的研究方法，应当兼 容 并蓄，吸收其长处，用以丰富发展我们的研究。新时期举行的四次全国《儒林外史》学术讨 论会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1981年第一次讨论会时运用美学分析取得显著成果；1984年第二 次讨论会上出现了运用系统论的尝试；“文化热”中举行的第三、四次会议，文化学的眼光 成 为引人注目的新特色。宁宗一的《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提出：《儒林外史》的重 要审美特色是它的反思性，吴敬梓创作的总体构想就是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 的反思。吴敬梓并没有停留在对一些社会表层的溃疡面的揭露上，而是发展到对民族文化深 隐层次的宏观探索。他的《一位古代小说家的历史反思》，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周月亮 的《误解与反讽——略论<儒林外史>所揭示的文化与现状的矛盾》和胡益民的《<儒林><女 仙>合说》也都把小说引进社会—历史—文化的范围，以宏观的、综合研究的方法，为开拓 小说研究的途径作了有益的探索。胡益民、周月亮合著的《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对上 述见解作了系统的阐发，是本有锋芒的青年学者论著。李汉秋的著作《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 》，从儒士和名士的特征和文化渊源展开论述。张国风的著作《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则从政 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吴敬梓如何“以称颂孝、悌、否定功名富贵的方式去曲折地表现自己对 盛世的否定”。这三本专著之外，杨义的《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具有很高的审 美和文化品位；张锦池的《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意蕴与思想性质》是功力深厚而有见地的力作 。李汉秋的《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张岱年先生称赞说：“写得极好，有重要意义 。”
随着研究视野和领域的拓展，人们已经不是就《儒林外史》论《儒林外史》，而是把它放 在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宏观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因而，对《儒林外史 》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较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何满子的《总结型和开拓型》认为， “总结型的小说表现为其题材、境界和格局都是前人有过的或长期累积而成的，不过到它手 里达到了高度的不可逾越的完成”。“开拓型的小说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内容和形式都开 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表现方法，乃至新的审美格局”。《金瓶梅》是开拓型的，《儒林 外史》是《金瓶梅》之后的又一次开拓，“也是古代小说中最后的一部开拓型小说。传统长 篇 小说中集中表现的主题：战争（历史小说）、神魔、爱情、伦理，都牢笼不住它，与现实生活 和日常人生带有某种距离的英雄、才子佳人，传奇性的、超人间的形象悉数被摒弃。小说展 开了一幅朴素的、直薄人生的社会风俗画，这是以往小说家所没有发现和未尝涉足过的新的 疆域，也是小说艺术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黄霖的《<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 承和发展》认为，《儒林外史》描摹世态人情客观自然，思考人性问题集中深刻，去浅露， 重婉曲，变谐俗而尚文雅，比《金瓶梅》又有了发展和进步。宁稼雨的《从<世说新语>到< 儒林外史>》论析了古代文人群体人格从魏晋到清代的变异。
1984年围绕李汉秋的《批判倾向与讽刺倾向》，《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曾展开一场关 于《儒林外史》是否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战。1987年李汉秋发表《近代现实主义的曙 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从五个方面论证这部小说已具有近代现实主义的高峰— —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他的这篇文章正是1984年那篇文章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可以 说是对1984年那场论战的反思。之后，论者对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有了深一步的探讨。陈铁 镔的《<儒林外史>艺术风格的再认识》说：“有的人认为《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也有的 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这都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深入《儒林外史》内部，……可以看到 ，只用讽刺来概括，弃置幽默而不顾，很明显是有所不足的。”
（三）诸说纷呈
随着思想的解放，《儒林外史》研究领域诸说纷呈。仅就1995年以来的一百多篇论文来说 ，论作品思想题旨和文化内蕴的约35篇，论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的约30篇，论叙事结构和叙 事模式的约18篇，论作者生平、思想、交游的约18篇，论作品批评的约13篇，作比较研究的 约10篇，其他方面的还有一、二十篇。兹依次择斑窥豹。
朱万曙的《<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和李灵年、韩石的《论<儒林外史>所 体现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都阐论了这部小说的理性特点和理性精神。张锦池的《论<儒林 外史>的思想意蕴与思想性质》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相连 属而存在的，形成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并对吴敬梓的“理想国”作了分析。萧相恺的 《打击日下世风，探索士子人格建构的书》、徐明安的《论<儒林外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批 判和超越》、胡发贵的《<儒林外史>“异端”思想片论》等，对各自的论题作了阐发。杜贵 晨的《<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重新提出吴敬梓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问题。
冯保善的《论吴敬梓的理想人物范型》、平慧善和叶岗的《儒林士子的分途嬗变：杜少卿 、杜慎卿比较论》、凌云岚的《<外史>中的人物类型及其文化模式》、王忠阁的《<儒林外 史>的美学观与清初美学思潮》等，都把作品人物放在文化大背景中把脉。
徐又良的《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外史>结构新探》认为该小说结构的创造不在它的分 散性，而在于它的有机性。而许建平的《<儒林外史>：一部意在言志的诗化小说》和陈 文新等的《论<外史>的写意特征》则强调该小说的诗化结构或写意特征。美国学者连心达的 《欧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评介》使我们了解到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见解。这些都有利于《 儒林外史》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