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村残疾老人贫困问题的对策_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论文

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料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年人论文,路径论文,贫困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6)04-0092-12

       “照料贫困”(care poverty)，最早是由芬兰于韦斯屈来理工学院(Jyvaskyla)的泰普·克罗格(Teppo Kroger)教授通过观察分析欧洲国家单亲妈妈在儿童日常照料中的难题提出的，系指因照料服务的资源不能满足照料需求所陷入的各种窘境。照料贫困的主因在于照料资本匮乏，尤其是指时间、资金、技能及其载体——照料人力的匮乏。照料贫困是在收入贫困之外的服务的贫困，可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来解释。可行能力指的是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因此，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自然陷入可行能力贫困。如果有人照料，这些老年人就不会陷入照料贫困，但问题在于，老龄社会使得失能人口随老年人，尤其高龄老年人比重的增加而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家庭在社会变迁中逐渐丧失照料老年人的能力，照料者陷入“能力贫困”，致使失能老年人陷入“照料贫困”。

       “照料贫困”已经严重侵袭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但迄今未能被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这与老龄社会之前建立的养老保障制度只重资金保障、忽视服务保障有关，也与家庭自我照料无偿且不计入家庭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有关。

       如何运用有限的资金、人力和物质资源缓解甚至解除农村的“照料贫困”，是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贯彻民生为本、兜底线、保基本的社会政策的重大挑战。

       本文试图揭示我国农村失能老年人陷入“照料贫困”的境况，并以笔者多年跟踪的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设立的“为老服务体系”为例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状况和对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贫困”

       (一)人口快速老化，农村更甚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第一个老年人口上亿的国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1月，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9％。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致使农村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不断加大。2000年，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006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3.7％，若按户籍分类，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口为10619万人，占全国老年总人口的71.26％。①2011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5.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城市。

       (二)农村“先老”是农民进城、老年人留守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98亿，其中流动人口②为2.53亿。就人户分离的人口总量而言，2014年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21亿人增加了0.77亿，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4亿增加1.94亿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农民离土、离农、离乡造成的人户分离占比高达80％以上，这既是城镇化加速的反映，也是农村老龄化率超过城市的根源。据2012年统计，农村留守的独居老年人竟有5000万人。

       (三)失能老年人主体在农村

       最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老年人，主要在农村。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和2006年的同比调查，全国范围③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由799万增加到940万，其中，农村由645万增加到746万，占全国完全失能老年人的80％左右，平均增长率达19.6％。全国范围部分失能的老年人由2000年的1461万增加到2006年的1894万，其中农村由1201万增加到1524万，年平均增长率达21.15％。全国范围内完全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从2000年的2260万增加到2006年的2834万人，其中农村由1846万人增长到2270万人，占比分别为81.7％和80.0％。2010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指出，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6.23％。而城市和乡村完全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的比例，分别为5.0％和6.9％，农村高于城市。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农村身体健康老年人所占比重为40.4％，比城市低9.5个百分点；身体不健康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为20.3％，比城市高9.7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专题研究数据显示，城市完全失能老年人中，自述有照料需求的占77.1％；农村完全失能老人中，自述有照料需求的占61.8％。农村完全失能老年人照料需求从2000年到2006年相对上升了51.0％，显著大于城市完全失能老人照料需求相对增长的15.2％。

       2015年，全国失能老年人预计高达40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9.5％。农村失能老年人的问题将更加严峻。

       (四)农村失能老年人陷入照料贫困

       失能老年人的主体在农村，而农村经济社会服务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城乡相差3倍之多，而据专家研究，差距约为5～6倍。

       为失能老年人提供的照料服务，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有很大缺口。直至目前，家庭照料仍是最主要的照料形式，城市和农村的失能老年人依靠家庭照料的比例分别达到81.0％和94.0％；接受居家上门服务的比例，农村只有3.1％，比城市的10.7％低7.6个百分点；进入机构照料的失能老年人，城市和农村分别为8.0％和2.7％，农村低于城市5.3个百分点。

       国家是如何应对照料贫困的呢?各级财政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城乡新建老年人养护设施。截至2014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110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33043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8927个，互助型的养老设施40357个，总计各类养老床位高达577.8万张，比上年增长17.0％，但床位利用率不升反降。2014年末收留抚养老年人318.4万人，比上年仅增长4.2％，全国平均的住床率仅为55％，比2009年的21.0％降低一倍多。而床位占全国70％多的农村敬老院的空床率最高。

       这就是说，国家巨额投资尤其是投给农村的养老设施并未物尽其用。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农村的敬老院主要服务五保老人，而五保老人只是无家庭、无子女的人，并未全部丧失生活能力甚至劳动能力。所以，他们往往不愿长住敬老院里。二是，非五保失能老人如果要住敬老院，必须自己出钱，但敬老院的费用远超出失能老年人家庭的可支付能力。根据有关研究发现，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0.06％和124.15％，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甚至连家庭自行照料费用也占到收入的45.14％。④可见，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资金、技术、设施，无论城乡都陷入了照料贫困，而农村由于人均收入低、社区环境和家庭卫生都处于较低水平，照料贫困的程度更深。

       2011年，徐丽萍等人提出“老年人失能的相对成本”概念，其意指相对于非失能老年人，失能老年人需额外生活成本，这些相对成本包括由失能产生的如治疗、特殊照顾、特殊服务、辅助器材等直接成本，由失能产生的如食品和住房、交通、通讯等额外日常生活成本，以及由失能产生的机会成本。经初步估算，这些成本分布情况如下。第一，关于年度机会成本，每户失能老年人家庭约丧失5000元，且城乡差距不大，城市为5747元，农村为4991元，若按该调查中非失能农户收入占城市同类的56％(这其实大大偏高)计算，⑤农村失能老年人家庭丧失的机会成本应该是8912元。第二，关于年度直接成本和作为相对成本的额外日常生活成本，独居和有子女的家庭大约相差近千元，即有子女的家庭可以减少的开支约近千元，这可以归为对失能老年人的一般照顾费用。⑥该研究采用的数据和方法都是间接的，并未按前述成本的定义直接调查，尽管这不能全面反映失能老年人的照顾成本，但足以作为失能老年人陷入照料贫困的证明。

       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提升较快，收入贫困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不过，乡村原有的组织化功能被削弱，青壮农民外出打工，农村只剩留守老年人、妇女、儿童，土地撂荒、村庄凋敝、人情不再，致使家庭越来越难以维系对老年人的照料。乡村失能老年人既缺乏家庭照料，又缺乏城市的社区或市场的照料。尽管政府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养老津贴以解决吃饭问题，但失能老年人却因缺乏照料服务变得非常弱势，不仅贫困家庭、就连经济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也大量陷入“照料贫困”。

       如前所述，农村敬老院制度迄今仍未承担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料，而经济改革后的村委会也已没有可支配的集体财产，无法照顾五保老人，更无能力照顾失能老年人。

       在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照料上，家庭、敬老院、村委会三个主体都缺乏能力，致使农村失能老年人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引发比收入贫困还要悲惨的因“照料贫困”而早亡的危机。各地发生的诸多案例表明，农村老年人一旦失能，早亡就极有可能出现。早亡普遍出现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近10年自杀率较之前明显上升，湖北京山的失能老年人甚至将自杀视作常态，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年人5倍。据武汉大学刘燕舞对我国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区域20个村的长周期调查，在1980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15年间，农村老年人年均自杀死亡率相对较为平缓，199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上升，为1980年代的3倍多，2000年以后较1990年代上升了2.6倍，较1980年代上升了约8.3倍。在老年人自杀最为严重的中部农村，1980年至2009年的年均自杀死亡率高达556.46/10万。其中最严重的某地，60～69岁年龄段的年均自杀率为238.10/10万，70岁及以上年龄段年均自杀率高达1186.99/10万，是60～69岁年龄段的5倍。这个研究还揭示了摆脱身心疾病所造成的以痛苦为主的利己型自杀与生存困难导致的绝望型自杀在1980年代的占比为50％，但2000～2009年以来的这10年则高达89％。

       据调查，选择自杀死亡的老年人，尤其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其生前主要是失能者，他们丧失了自己吃饭、穿衣的基本能力且得不到家人最起码的生活照料。对于他们而言，死亡显然胜于痛苦地活着。这表明，在农村快速城镇化和老龄化同步到来的大背景下，完全依赖家庭和市场解决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问题是不可行的，国家、社区和各类组织如果再不对此做出制度性安排，不对农村老年人自杀进行干预，那么，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潮将会越来越严重。

       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料贫困正在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我们不能一边喊社会政策要“兜底线”、“保基本”，一边对那些因缺乏照料的农村失能老年人无动于衷。探索缓解乃至消除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料贫困的可行途径，已成为非常紧迫的民生问题。

       二、山西蒲韩乡村社区解决老年人照料贫困的做法

       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是覆盖蒲州、韩阳两镇27个行政村、3千多户、1万多人口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2004年，在永济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为“蒲韩农民协会”；2007年，按照政府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将会员组合成18家合作社和一个有机种植联合社，农民协会也变更为蒲州镇果品协会。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打乱2004年登记时的农民协会的核算体制和组织方式，且在原组织基础上，以有机联合社为依托创建资金互助部、城乡互助中心、农民技术学校、红娘手工艺中心、青年有机农场等正式登记的和内部设置的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多功能综合农协的组织网络，并按照所在乡镇的地名，取名为“蒲韩乡村社区”。

       经过多年探索，蒲韩乡村社区走出了一条完全依靠农民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全网络3865户农户会员，占所在区域农户总数的62％。2015年销售收入超过5000万元，净盈利超过300万元。由当地居民组成的专职受薪团队113人，其中大中专学生占比60％多，平均年龄不足30岁，形成了一支本土化、年轻化、专业化的职业团队。自2012年始，这里成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贯彻“禾力计划”的农民培训基地，已为全国培养250多名禾力乡村社区工作者和十余名禾力乡土培训师。

       (一)蒲韩乡村社区的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的需求

       2007年春和2009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曾对蒲韩乡村社区做过社区卫生调查和老年人服务调查，2014年春又组织研究生再次对这里的老年人服务做了问卷和访谈调查。

       据2006年户籍统计资料显示，蒲州镇和韩阳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占总人数的16.9％和13.2％，65岁以上分别占11.2％和10.4％，都已超过国际社会关于进入老龄社会的指标。其中，60岁以上有10086人，其中65岁以上7072人。8年后，老龄化程度加深，6万多户籍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就接近2万人，几乎每户都有老年人。而蒲韩乡村社区43个自然村3865户中，7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千多人。

       据2009年对70位70岁以上的老年人访谈和问卷调查，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的项目见表1。40.0％的老年人需要提供站立行走方面的帮助，38.6％的老年人需要洗衣做饭方面的帮助，31.4％、21.4％、21.4％、17.1％、15.7％、14.3％的老年人需要在财务处理、如厕、洗脸洗澡、穿脱衣、吃药、吃饭方面提供帮助。

       若按照国际通用的失能程度7级量表评价，70位老年人中能自行活动的基本健康老年人占34.3％，轻度受损需要初级护理者占32.9％，中度受损需要中级护理者占12.8％，重度受损需要特别护理者占17.9％，合计需要护理的老年人高达63.6％。而老年人自我健康状况评价中，较差或很差者只占35.7％。

       2014年与2009年调查不同，选择的是30个村的60岁以上老年人，用抽样问卷的方法，发放1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4份。统计结果显示：基本健康的老年人占55.2％，轻度受损者45人，占36.0％，中度和重度受损者占8.8％；需要照料服务的比例达44.8％。可以看出，即便接受调查的老年人年龄减少10岁，需要照料的比例还是很高。而且，对老年人的照料需要经过科学评估，不能依据老年人的自我评述。2014年老年人自述健康时，较差和很差者只占15.2％，甚至8位自理能力中度受损的老年人自评为一般或比较健康。

       两次调查还发现，2009年被访70位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45人患有1种及以上慢性疾病，慢性病患病率为64.3％，且被访老年人中16人存在肢残、视力残疾等，占总人数的22.9％。2014年调查，经常服药者占24.0％，偶尔服药占72.0％。

       两次调查都表明，蒲韩乡村社区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需要长期的生活照料。

      

       2014年的调查还发现身体状况相对较好的老年人，大部分有情感交流的精神需求。在问卷“希望得到哪些帮助”一题的回答中，有68人选择需要情感交流帮助，占54.8％。而且，相比高龄老年人和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中低龄老年人和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需要情感交流。在需情感交流与年龄组交叉分析里，91位75岁以下老年人中，有56人选择需要情感交流的服务，占比61.5％；在需情感交流与综合自理能力等级交叉分析中，104位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里，有66位老年人选择需要情感交流服务，占比63.5％。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蒲韩乡村社区距离永济县城几十公里，拥有大片的平坦土地和国家未计入耕地的大片黄河滩地，致使人均土地面积高于一般地区两三倍，加之农业一直有多样化种植的传统，所以务农的收入也高于一般地区。这是当地相对比较富裕的主因，也是相当一部分农户农闲时在永济县和运城市打工，较多时间在家的原因。但即便在这样的中等富裕乡村地区，对老年人的“照料贫困”现象还是较为严重。

       (二)蒲韩社区老年人照料服务的历程⑦

       2006年，蒲韩乡村社区理事长郑冰到邻近的陕西洛川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取经，回来后创办健康协会，并动员村里的老乡医给大家讲健康知识；2008年将健康协会转为老年康乐中心，组织老年人开展健身活动。当时，村里还少有失能老年人。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老年人失能的情况屡屡发生，老年人情感慰藉的需要也凸显出来，蒲韩乡村社区下决心回应需求，自2012年开始，将老年人服务设为专项业务重点开发。

       她们首先从蒲韩乡村社区总部所在地的寨子村入手一一走访会员家庭，梳理各家各户对于老年人照料的需求，最后决定对失能老年人群体和高龄老年人群体分别以居家照料和社区日间照料的方式实施照护。对于有失能老年人并提出协助照料要求的家庭，可选择上门护理方式，即老年人家庭每月交一定的费用，社区干事负责在本村妇女中寻找合适人选上门一对一地服务。如果被服务家庭不满意，社区还负责调换人选。对于75岁及以上能独立行走的高龄老年人，社区专门设立日间照护中心，取名“芬芳同乐屋”。老年人白天在这里活动，傍晚回家。如此，芬芳同乐屋让所有的小家都有了一个可以寄托亲情的地方。几十位妇女自愿到这里当义工，村里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为芬芳同乐屋送过东西，如自家种的菜、榨的油、产的蛋，还有自家做的包子、饺子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爱温暖着村庄的每一个人，寨子村成为各家各户自愿联合的大家庭。寨子村为老服务的做法传遍十里八乡，于是各村的村长纷纷找蒲韩乡村社区：“也给我们村办一个吧”。

       2014年10月，蒲韩乡村社区正式设立养老服务部，配置专职员工，将为老服务从一个村扩大到30个村，服务的老年人从几十位增加到几百位，还专门以村为单位开设每日下午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的社区日间活动项目。

       2015年5月以来，社区老年人照料中心将芬芳同乐屋更名为“不倒翁学堂”；至7月，已经扩大到4个村；今明两年，还准备再建12个村的“不倒翁学堂”。

       截至2015年8月，蒲韩乡村社区的老年人养老服务已开辟出三种类型的老年人服务业务，共照料老年人、残疾人700余人。其中，在日间照料中心约50人，接受居家服务50人，参加社区日间集体活动600余人。服务的提供方，护理员48名，后勤员4名，志愿者442名，乡村社区工作人员中直接管理者1名，其他职位参与为老服务管理的中层4人，基层30人。

       (三)分类照料的老年人服务制度

       1.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社区日间照料服务是针对75岁以上尚能独立行走的高龄老年人的机构照护服务。每天早晨7点多，这些高龄老年人就自动从家里走出来，聚集在“不倒翁学堂”展开一天的活动，下午4点半回家。早餐、中餐都在这里就餐，周末也继续。不倒翁学堂的院子是在外打工的农户贡献的，社区每年支付2000元的象征性房租。这个院子经收拾整理，开辟了午休室和娱乐室，配备液晶电视、空调、桌椅等基本设施。照护服务的内容包括洗澡、洗头、剪指甲、理发等生活护理，体检、看病、康复锻炼等健康护理，手工艺、种花、种菜、戏剧、童谣、舞蹈等养生活动。而且，学堂还经常组织村民、儿童到这里和老年人们一起活动。还将每月28号在学堂组织一次文艺演出活动设置为专项制度。

       每个“不倒翁学堂”聘请2名妇女做护理员，1名妇女做后勤员，负责做饭和清洁卫生；另有自愿申请获得批准的志愿者28名，分成4个小组，每小组7人，每周1个小组负责，每天有志愿者来协助服务。

       2.居家照料服务

       居家照料服务针对的是失能程度比较严重的老年人的上门服务。蒲韩乡村社区将失能老年人分成不自理和半自理两类。对于不自理的失能程度严重的老年人，采取2对1的服务配置方式，即两位护理员每日轮班照料老年人。如果因家中无人照看需护理员陪夜照料的，协会就与家人协商派两位护理员，津贴是每月600～800元；如果家里有人陪夜，两位护理员合起来的津贴是每月400～500元。居家服务的内容有检查健康、打扫卫生、做饭、喂饭、洗衣、陪聊、护夜等规定的事项。

       而对于失能程度相对较轻、患有慢性病、生活依赖性较大但还可独立行走的老年人，由于家庭成员不能整天陪伴，协会就采取7比1的服务配置方式，即7名志愿者组成固定服务小组，每人执勤一天，每天两个小时，轮流上门服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喂饭、剪指甲、陪聊等。

       协会为43个村的失能较为严重的20户老年人，各配备2名妇女护理员，共40名；为30个村失能程度较轻的30户老年人，共组织210名妇女志愿者。

       3.社区日间活动

       社区日间活动针对的是尚能在他人帮助下走出家门的半失能老年人、残疾人和有情感慰藉需要的健康老年人的集体活动的组织化服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健身、体检、康复、舞蹈、知识讲座，还有书法、太极拳、唱戏等兴趣小组和文艺演出。

       刚开始时参加的人还不算多，后来发展到凡是能坐轮椅、拄拐杖走出家门的残疾人、甚至50多岁的健康中年人也自动来参加活动。30个村庄共计约有600余人。

       活动的地点在村头的空场，时间是每日下午4～6点，组织者是每个村挑选出的2名妇女志愿者。此外，活动的重要支持者还有两类：一是每个村的村医，他们免费为村民举办每月一次的体检和健康知识讲座，二是每个村一名会理发的村民，免费给大家理发。所以，社区日间活动的所有组织者、支持者都是志愿者，30个村的志愿者共120人。

       (四)成本核算与管理

       先来看老年人家庭为老支出成本。居家照料失能老年人，每个家庭需要支付给护理员的月津贴是400～800元；社区日间照护高龄老年人，每个家庭要为每位老年人每月支出护理费和饭费200元或者价值200元的米面粮油。除此，家庭再不用支出任何费用。比起一般的乡村敬老院动辄1500～2500元的费用，蒲韩乡村社区的农户为老服务的家庭负担显然减轻一倍到两倍。当然，既要降低服务成本又要保障服务质量，需要特别的制度设计和规划。蒲韩乡村社区专门设计的妇女志愿者参与为老服务的整套方案就是他们最具特色的基础制度保障。

       再看蒲韩乡村社区的管理成本。专职服务者目前只有一位女性，她也是养老服务部负责人。另外，有四位蒲韩乡村社区的中层部门领导，各自承担着联合社、土地流转、婚姻介绍、手工屋的一把手职位，同时，她们都抽出时间分别兼任4个村不倒翁学堂的指导顾问。除此之外，蒲韩社区将27个行政村划分为12个片区，每个片区设一名片区干事，另有包村、包户的18名社区辅导员分布在12个片区内，她们都有责任协助支持本片区内3种类型的为老服务，尤其是不倒翁学堂和日间老年人集体活动。目前，片区的社会服务已经形成不倒翁学堂、儿童小小学堂，青年农场、戏迷队、12个手工屋、接待屋的六统一管理方式。

       可见，蒲韩乡村社区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农协对人力资源合理调配的功能，依托社区本身的综合服务能力大大降低了为老服务的各项成本。

       (五)志愿服务

       2013年在组织芬芳同乐屋时，蒲韩乡村社区就向寨子村全体妇女发出倡议：“人人都为老年人尽点义务”。结果，200多户的寨子村，居然有五六十位妇女报名参加一月一天的志愿服务。她们轮流到芬芳同乐屋为老年人做饭、陪老年人说话、给老年人按摩保健。后来，蒲韩乡村社区采取了更有效的组织方式，将每个村志愿者设为28名，并编成志愿者小组活动。

       当服务发展到为30个村的老年人组织日间活动时，蒲韩乡村社区又动员各村的妇女为老年人献爱心，每村挑选2名妇女志愿者，30个村就有60名日间活动组织者；日间活动需要健康体检保驾护航，于是，在社区的号召下，30个村的村医愿意免费担当每月一次的体检和知识传播的任务；老年人理发需要志愿者，每个村就挑选1名会理发的农民担任。结果，30个村为老服务的日间活动，就凝聚了各村的120名志愿者。再加上居家服务中以7：1方式为30位半自理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210人，以及参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4个村的每村28名志愿者，居然有442人之多。其中，为100位失能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服务的志愿者高达322人。如今的蒲韩乡村社区，已经形成尊老、敬老和为老服务的新型的志愿文化，人人自愿为老年人搭把手。这从照料支持和社区新风尚两个方面促使那些对老年人不敬的家庭成员改善态度，同时，敬老、为老的服务推动邻里之间、村庄之间、村民和外来者之间重建信任，蒲韩乡村社区促成了近年来最和谐的社会氛围。

       (六)人才培育

       为提升为老服务的护理员和志愿者服务能力，蒲韩乡村社区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早在2008年蒲韩乡村社区就设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后来，这个学校不仅培养社区的农业技术人员，而且还根据需要举办各类社区人员培训班，其中，就有养老护理员培训班。2014年，农业技术学校的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共办过5期，每期1天，培训150人次的护理员和志愿护理员。2015年，她们将这类培训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地点从学校转移到30个村庄内，每个村每周开一次护理员和志愿者的交流座谈会，每个月还邀请受照料的老年人子女开一次座谈会，了解授薪护理员和志愿护理员的表现，及时沟通和改进服务。

       三、蒲韩乡村社区老年人照料服务的基本经验

       (一)以组织化社区的照料服务补足家庭服务，扭转老年人照料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

       森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可以初步解释蒲韩乡村社区为什么能扭转老年人照料贫困的局面。森指出，不能把贫困仅仅看成是收入缺乏或者消费水平低下，其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当人们缺乏能力，不能将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转化成对个人有价值、有效用的“功能”或“权利”时，就需要通过公共活动和政策来加强。

       蒲韩乡村社区就是以组织化的社区公共照料弥补了家庭照护的不足。

       有研究表明，依照老年人日常照料的角色介入模型的三个核心规律，老年人日常照料的社会化服务难以替代家庭照料。这三个规律是：成本命题，照料角色介入老年人日常照料的成本越大，其介入照料的概率就越低；邻近命题，和被照料者的地理和社会邻近度越高，照料角色介入的可能性就越高；责任命题，对被照料者的责任感越高，照料者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综合起来看，属于外源动机的社会化服务不可能降低内源动机，如家庭角色的照料效应，倒是家庭照料角色，特别是配偶和儿媳，在可近度上、成本上和责任上均比社会化服务具有相对优势。

       但在家庭之外，社区与其他介入照料的角色(例如老年公寓、社区外的老年人院)相比，具有相对照料成本低、最靠近家庭、最临近被照顾者的优势，如果社区愿意并且有能力承担起对本社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规划、组织、人员管理和资源配置的社会责任，并将自己放在支持和补足家庭照护角色的位置上，那么，通过社区的组织和协调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乡村老年人照料贫困。

       蒲韩乡村社区的老年人照护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就在于此。他们摸索出了一套以乡村农协为基础规划和组织社区服务补足家庭服务能力不足的长期照料模式，而且基本形成了照料乡村老年人的社区组织化、志愿者功能化制度。

       她们的做法是科学和有效的。2014年，她们曾调动社区的28个包村、包户的辅导员到30个村做调查，在上千户家庭中筛选出需要社区提供服务的一百多名高龄和失能老年人，并且记录在家庭档案中，而后由社区的养老服务部对需要照料的老年人进行分类，同时组织和培训护理员、志愿者，以不同的方式为失能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服务。

       她们采取的是辅助和支持家庭而不是代替和取消家庭照料的方式，这是蒲韩老年人照料经验中最为宝贵的一条。

       当设立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时，她们致力于协助家庭对基本健康的高龄老年人做好优质、高效、低成本的群体性照料；当为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设置护理功能和派出人员时，她们尤其注意了解家庭成员能否陪夜、以及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分情况予以补足性处置和护理补助；当为大多数家庭半自理老年人设置村庄日间集体活动时，她们鼓励和支持家人护送老年人参加活动，而且为减轻家庭负担，采取志愿服务支持的全免费方式。

       可以说，蒲韩乡村社区以社区支持家庭的老年人日常照料分类实践，基本解决了乡村老年人长期照料的难题。

       (二)社区化的综合农协之路扭转了老年人照料贫困

       如前所述，扭转照料贫困即照护能力贫困的关键在于社区要补足家庭照护的不足，承担起照护老年人的责任。乡村社区怎样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呢?

       显然，散沙一盘的社区空有“社区”之名，只是一个行政区划标识，并不构成一个行为主体，无法承担众多责任。若要社区承担起责任，势必需要通过组织化或再组织化成为一个行为主体。中国乡村目前的组织主体——村委会，已经难以承担这样的责任。尽管村委会组织法可保障其行使公共服务功能的合法性，不过，村民不信任村干部，加上村集体因缺乏经济实力无力组织村庄的公共活动、公共服务，邻里亲情和互助传统在日趋下行的社会生态中更难维系。显然，今天的农村，缺乏能够将农民再组织起来，带领农民走出经济、社会困境的公共性的行为主体，这不仅无力扭转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贫困，也无力改变乡村走向衰败的现实。

       乡村需要再组织化的重建，需要在村委会这个社区行政事务的担当者之外，设立新的组织来帮助村委会乃至乡镇政府，承担为老服务的社会责任，针对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年人的需求组织和提供长期照护服务。

       这样的组织不仅要有服务失能老年人的意愿，更要具有提供足够照料人力和经济支持的实力。遍布全国、已有130万之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不行呢?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只有几十户农户，只从事一种农作物的专业生产和销售，既无实力也无能力。而大型的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大都是私人公司翻版，经营事业均从盈利出发，怎么会承担既不盈利又要付出更多的乡村老年人照料呢?

       蒲韩乡村社区为什么能承担起照料老年人的责任呢?

       这是因为它是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多功能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是社会企业性质的乡村公益性社会团体。它不是仅仅覆盖老年人的农村老年人协会，它有经济功能和经济实力，而且以当地社区的繁荣为目标。所以，它很在意社区的各种需求，情愿使用部分经营收益承担老年人照料服务。

       蒲韩乡村社区的组织网络是多元的，经济功能的组织有联合社、信用部、青年农场、城乡互助中心，社会和文化教育功能的组织有农民学校、红娘手工艺、十二手工屋、儿童小小学堂、不倒翁学堂、幼儿园、曲艺队、母婴中心等。这些组织依靠总部和村庄双层组织体系实现统分结合，每个村都有农民自愿参加的各类功能性小组。在村级小组中，农民建立交错且融合的社会关系，增加了社会互信，丰富了生活形态；在总部的功能管理中，通过财务核算中心的纽带，促进各类功能性组织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规模效益，以及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综合效益。

       目前，这个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农民协会不仅得到当地农民的衷心拥护，还通过切实有效的老年人服务、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等社区服务项目与当地村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05年9月，全国农村人口文化大院经验交流会在山西省运城市召开。在时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的陪同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同志考察了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并给予很高评价。现在全国各地来考察取经者络绎不绝。不过，迄今为止，省、地、市政府并未对这个组织给予明确肯定。在全国对各类先进农民合作组织的表彰中，蒲韩乡村社区都榜上无名，形成政府的规范评价与农民、与社会脱离的现象。2015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11号文件，特别要求基层供销社要通过试点改革，走出姓农、为农、务农的综合发展的道路。蒲韩乡村社区历经18年，确实已经全面开发了这条道路。因此，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亲赴调查，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完全不输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协(农会)的农民合作组织经验和乡村治理经验予以总结和推广。

       (三)开发妇女能力是消除乡村老年人照料贫困的关键

       蒲韩乡村社区的经验表明，与城市相比，固然乡村为老服务资金不足、技术和专业能力不够，不过，充裕的妇女人力资源的优势，是大城市不可企及的。只要将妇女动员和组织起来，将她们的能力激发起来，在照料老年人的服务中就可以撑起整片天。蒲韩乡村社区的理事长郑冰是女性，十几个主要部门的中层领导80％是妇女，将近百人的基层工作团队中女性也占到八成多。提升妇女能力实质上就是提升社区的整体能力，由妇女去发动妇女，是蒲韩乡村社区的主要经验。

       动员妇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社区的业务工作。乡村社区进行的所有事业，都由妇女骨干去动员更多的妇女一起来做，服务老年人的442名志愿者中95％是妇女，且中老年妇女居多。依靠妇女这支人力资源队伍，蒲韩乡村社区摘掉了乡村为老服务能力贫困的帽子。

       动员妇女的主要方法是靠文化活动增强凝聚力和整体感，靠学习培训提升知识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靠农户访谈调查提高对于农户需求的理解和判断分析的能力，靠直接参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事业的促进活动，形成综合发展的能力。

       为什么蒲韩乡村社区的各项服务能做到如此高的水平呢?

       首先，这个农协组织真正“姓农”，农协113名拿工资的成员，除了十几名员工是永济、运城市户口的年轻人外，90％都是当地农民和农民子弟。农协的理事会、监事会通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农协每个分支组织都有周例会制，总部有月例会制，经常的互动交流、自我反省和更新改进的各种热火朝天讨论，让这个组织始终保持强劲的内生动力。

       其次，这个农协组织真正“为农”。他们不断推出新的适应农民需要的服务目标，并且不断改进已有的服务业务。蒲韩乡村社区的领导者郑冰，以及一批优秀的妇女骨干，通过团队合作激励事业的综合发展，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性别差异并不等于能力差异。她们掀起的乡村妇女大规模为老志愿服务行动，揭示了原本无报酬的家庭照料服务所应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将乡村老年人照料以综合农协规划的社区福利服务形态带入了乡村的公共领域。当然，蒲韩乡村社区创造的这种大规模妇女志愿者为老服务模式还要在人力配置、分类管理和专项培训上进一步提升。这方面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

       面对全国3000万、每年还以百万人速度递增的失能老年人群体，面对陷入照料贫困以自杀解困的农村失能老年人群体，中国的老年人服务社会政策必须转变，国家应将“底线”和“基本”的度量从“三无”、“五保”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转向失能老年人，建立财政兜底的对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政策和制度，将能力丧失且收入匮乏作为财政补贴的主要原则。同时，政府应大力倡导和重点支持蒲韩乡村社区这类为补足家庭服务而设置的组织化、规模化的社区失能老年人分类照料方式。它不仅低成本、高效益，而且还在提供乡村公共品、重建乡村利益共同体、改变乡村治理生态、解决乡村基层治理困境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标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老年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