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阶层论文,资本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把外汇和资本市场更为广泛地联在一起，而互联网、移动通讯和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社会互动更为便捷，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加强了。权威性超越国家政府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实力比许多国家政府更为强大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s)的全球网络和超越国界的其他集团，跨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一张张纵贯世界各地的平行网络，对国家内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有关贸易、劳务和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等新规则，对各国政府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并使各国政策的影响范围不断缩小。
在发达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讨论中，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而对外直接投资(FDI)和跨国公司最多只能起次要作用。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兴起，这种理论观点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往往是这样一种解释：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在当今世界性的对外投资高潮中，生产性资本的全球化成为资本全球化的核心，因为生产性资本运动决定着价值和财富的创造活动。（注：［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资本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性资本或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其直接表现就是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动。
一、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情况
一国利用外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外的援助，简称外援；另一种是外国投资。外援是通过让与条件所形成的国际转让，一般指不需要偿还的赠与和具有优惠条件的贷款。它们多半有政府、国际组织等官方机构提供。外国投资主要由私人来源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和出口信贷构成，但也包括官方来源的按市场条件提供的贷款和投资。（注：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如果不考虑建国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项目等因素，那么，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外资开始于1979年以后的开放政策。1979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在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85%的前20个发展中国家接受国当中，中国1997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53亿美元，在20个发展中国家占32%的份额，占世界外国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强(27.2%)。如果再加上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入，则1997年当年中国利用外资额达到552.2亿美元。（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充满人性的全球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中国统计年鉴(2002)》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5684.07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额1471.57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额3935.12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77.38亿美元。（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用的数据资料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另外，根据外经贸部外资司的统计资料，2002年1-12月份，中国共批准外资项目34171个，比去年同期增长30.72%；合同外资金额累计达847.5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15%；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550.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67%。其中，外国直接投资额527.43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12.51%。截止到2002年12月底，中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国投资管理司：“2002年1-12月中国利用外资统计简表”，2003年1月8日，http://wzs.moftec.gov.cn/article/200301/20030100063657-1.xml。）
二、跨国公司的进入
跨国公司的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作为生产国际化、全球化的直接体现，其作用目前尚有较多争论，但跨国公司在近20多年的大发展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的跨国公司有7000多家，现在已达到4.45万家，其境外分支机构达27.6万家之多。至1996年，跨国公司在本国之外拥有的工厂、设备和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3倍于各国投资的总额。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及其他技术转让。这些巨型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已可以与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销售额大约相当于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三井和通用电气法国分公司的销售额加在一起超过丹麦、葡萄牙、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要比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产总值高出500多亿美元。（注：刘利、章彰：《经济全球化：福兮？祸兮？》，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转引自雷达、于春海编著：《走近经济全球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根据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的统计，如果把跨国公司看成是民族国家的对等单位，那么，当今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单位中一半是民族国家，另一半是跨国公司。如果以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为180个民族国家为计，那么就有130个国家要比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小。（注：详见UNRISD,1995,States of Disarray:The Soci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p.154.所用数据是1992年的统计资料。转引自［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更为主要的，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王国。诚如吉登斯所言，“无论从起因还是从结果来看，全球化都绝对不是纯经济过程。把这个概念仅限于全球市场，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注：吉登斯：“全球化、不平等和社会投资型国家”，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那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会带来哪些社会后果呢？应当说，跨国公司的活动既有正面的社会后果，又有反面的社会后果。从正面后果来看，跨国公司的扩张能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促进新技能和新科技的发展，而强大的民族国家与跨国公司的结盟可以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使得国家与跨国公司能够携手进行研究和技术开发。同时，跨国公司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扩散特别是在出口加工区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健康保障水平，增加税收。从反面的社会后果来看，跨国公司作为非国家行动者，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拥有自主权但是无须负社会责任，而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结盟又大大削弱了国家主权以及公民的社会责任。跨国公司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扩散特别是在出口加工区的扩散，使得它们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地方精英的权力过分集中。（注：［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剧，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三、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的不平等
利用外资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发展经济学中利用外资理论的一般命题。外资的利用对于处在经济起飞或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外资吸引过多，也会使得本国的工资水平以及土地价格、地租等生产要素价格过快上升，从而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并可能与国内同行业过度竞争，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大量投机性资金的流出流入将破坏本国的金融秩序。但是，总体来看，利用外资可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国家税收和外汇收入；利用外资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利用外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吸收外商投资还可以加快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1.地区不平等：外商投资的两个世界
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省份有明显的不同，从三大地带（注：通常我国区域划分是按“七五”计划对全国经济地带所作出的划分，确定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东部省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省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省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分布看，外国直接投资及外商其他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1984年，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及外商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省占73.42%，而中、西部地区仅分别占1.19%和2.08%。自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比重略有提高，但总体看，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比重却在逐步下降。从1987年到1999年，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由6.81%下降到2.75%，减少了4个多百分点。（注：魏后凯：“我国外商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变迁”，载《经济纵横》2001年第6期。）2001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1193203万美元，占省市合计的25.73%，加上外商其他投资的话，占的比重更大。居第二位的是江苏，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为691482万美元，占14.91%；然后依次是上海、福建、山东、辽宁、浙江、天津、北京、湖北，这10个省市占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数的87.12%。如果按三大地带的划分看，东部地区13个省市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4102241万美元，占88.47%；中部地区8个省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391359万美元，占8.4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43100万美元，仅占3.09%。东部、中部和西部利用外商实际投资之比为28.67:2.74:1（以西部为1）。见图1。即便加上人口因素，这种比例差距仍是悬殊的。
那么，外商投资企业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外商投资企业在各地区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的。按三大地带划分，2001年东部地区13个省市拥有外商投资企业171957家，占全国的84.99%；外商企业投资总额74725488万美元，占全国的85.4%；外方注册资本达30883536万美元，占全国的85.92%。而中部8个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只有17304家，占全国的8.58%；西部10个省市更少，仅有13045家，占全国的6.43%。外商投资企业数东部、中部、西部之比为13.22:1.33:1（以西部为1）。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为6476710万美元，占全国的7.39%；西部地区为6298881万美元，占7.21%。东部、中部、西部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之比为11.86:1.03:1（以西部为1）。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注册资本为2408756万美元，占全国的6.69%；西部地区为2675983万美元，占7.39%。东部、中部、西部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之比为11.54:0.9:1（以西部为1）。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投资规模上都远逊于东部地区。
我们不妨再以外商投资企业最多的广东省和最少的西藏自治区做个比较。广东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数为47102户，占全国的23.28%；外企投资总额22182259万美元，占全国的25.35%；外方注册资本9659127万美元，占26.85%。同年西藏外商投资企业仅为85家，占全国的0.04%；外企投资总额34256万美元，占全国的0.04%；外方注册资本12137万美元，占0.03%。两地三项指标之比分别是582:1、633.75:1、895:1（以西藏为1）。这种差距更为悬殊。当然，地区利用外资和吸引外商建厂投资受到诸如历史原因、地理环境、人文状况、民族种族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结果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图1 三大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比较(2001)
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有学者(Y.Y.Kueh)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商和出口商。（注：Y.Y.Kueh,1992,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China Quarterly:637-90.转引自魏后凯：“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桑(H.Sun)则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注：H.Sun,1998,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9-1996,London:Ashate Publishing Limited.转引自魏后凯：“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2.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学界在谈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时常用的一个术语。伯克(J.H.Boeck)、希金斯(B.H.Higgins)、刘易斯(W.A.Lewis)等人对此均有论述。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同时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或部门：一种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的乡村农业部门；另一种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相应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二元经济结构。（注：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建国以后，中国建立了以工业经济国有化为一元、以农业经济人民公社化为另一元的僵化的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这种僵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向富有弹性的双重二元结构过渡。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于这种二元结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是一种加大断裂的力量还是一种弥合断裂的力量？撇开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不谈，我们来看一下农业利用外资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情况。从1979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中农业利用外资的份额非常有限。在历年签订的利用外资合同中，农业所占份额最高的为1979-1984年的8.62%，1985年为5.99%，1986年为5.01%，以后逐年下滑，1994年以后略有反弹，但基本维持在2%-5%之间。在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中，农业所占份额最高的为1988年的3.94%，1993年最低，仅占1.07%，以后略有好转，但基本维持在1%-4%之间。从时间序列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1992年以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以后，农业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反而降低了。这说明，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阶段，外资更多地流向了城市，而非农村。如果单纯将这一比例与同期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1978年为82.08%，2001年为62.34%）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实际上流向农村的外资在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微乎其微。
正因为如此，这种不平衡进一步造成了城乡社会的断裂。有学者指出，我们正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这个社会断裂的一种表现，就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盈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数量越来越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使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注：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据统计，在流入农村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主要还是港商和台商的投资，资金也集中于广东、福建等一些沿海地带。（注：这一结论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立群教授和曹利群博士“港、台资本投资大陆农业前景分析”课题分析的结果（未发表）。）外国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城市，直接流入农村的份额微不足道，不利于农村产业的发展。即便城市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由于目前中国户籍制度等限制性措施的制约，“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在大量的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注：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在这种情形下，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无益于城乡差距的缩小，相反，在一些制度性壁垒的制约下，在很大程度上倒成了加大城乡不平等的推动力量。
3.行业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1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为687759万美元，主要流向制造业(65.9%)、房地产业(11%)、社会服务业(5.5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85%)。与此密切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则主要分布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四个行业当中。其中，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41668家，占总数的70.3%；投资总额为49132200万美元，占56.15%；外方注册资本21493100万美元，占59.8%。居第二位的社会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6169家，占总数的7.99%；投资总额为5627400万美元，占6.43%；外方注册资本2318800万美元，占6.45%。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2249家，占总数的6.06%；投资总额为2459200万美元，占2.81%；外方注册资本1131100万美元，占3.14%。房地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1925家，占总数的5.9%；投资总额为14909400万美元，占17.04%；外方注册资本5553600万美元，占15.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的流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对外投资中，例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服务业在其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是都在半数以上。特别是日本和德国，1994年服务业在其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更是高达66.5%和65.9%。（注：经合组织：《国际直接投资统计年鉴》，1996年。转引自［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从趋同的意义上说，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服务业中的总体份额与上述发达国家相比还非常少，如果西方国家继续保持这种对外投资的结构特征，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外国直接投资在服务业中的份额将会大大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产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服务业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
四、外国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回归分析
在以上对数据的梳理和初步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地区、城乡和行业间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实际上，这种不平衡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而地区、城乡和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与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判断只是初步的和直观的。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居民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呢？或者说，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二者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呢？根据上述问题，我们用回归分析作一检验。
1.对统计方法的说明
鉴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很大的重合性，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数量、投资总额和外方注册资本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决定选取“人均外国直接投资额（人均FDI）”作自变量，而以“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因变量进行检验。在数据选择上，我们仍然同上章一样，选取1995、2001年两年的数据作比较。我们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的分地区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各地区人口、人均GDP、职工平均工资等数据进行分析。人均FDI的单位为美元，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的单位为元。需要说明的是：1、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1995年缺少重庆的数据，而同期四川的数据包括重庆。2、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省区，西藏1995、2001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均为0，因此在统计的时候我们将之作为异常数据剔除出去。3、因此，2001年的样本量为30，1995年的样本量是29。4、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2)。见表1。
2.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统计软件SPSS10.0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OLS)，表2是以人均FDI为自变量，以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5和2000年的4个回归方程的F值均在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且在0.01的水平上通过t检验，说明人均FDI对于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时间序列来看，人均FDI对职工平均工资的R2均为0.6以上，对人均GDP的R2分别为0.66(1995)和0.82(2001)。相比较而言，2001年人均FDI对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变动的影响比1995年的影响更大一些。观察4个回归方程可以发现，1995年人均FDI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16.85，2001年升至41.43，说明在1995年，人均FDI每增加1美元，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6.85元；到2001年，人均FDI每增加1美元，职工平均工资相应增加41.43元。相比较而言，人均FDI对人均GDP变动的解释力更强一些，到2001年，人均FDI大体可以解释人均GDP变化的82%以上。在1995年的时候，人均FDI每增加1美元，人均GDP增长44.65元，到2001年，则达至97.41元。
表1 各地区人均FDI、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1995、2001)
地区 人均FDI（美元）
人均GDP（元） 职工平均工资（元）
1995 2001 199520011995 2001
北京
86.33 127.85
11151.08 25523
8144 19155
天津 161.46 212.5 9766.45 20154
6501 14308
河北8.49 10
4427.53 83624839 8730
山西2.07
7.153548.91 54604721 8122
内蒙古 2.53
4.5 3642.73 64634134 8250
辽宁
34.81 59.996825.51 12041
4911 10145
吉林
15.74 12.554355.71 76404430 8771
黑龙江 13.97
8.955441.77 93494145 8910
上海 204.42 265.917399.29 37382
9279 21781
江苏
73.46 94.027295.5
12922
5943 11842
浙江
29.13 47.948159.3
14655
6619 16385
安徽8.03
5.323331.12 52214609 7908
福建 124.93 113.9 6672.85 12362
5857 12013
江西7.11
9.452965.79 52214211 8026
山东
30.89 38.945746.12 10465
5145 10008
河南5.26
4.793298.9
59244344 7916
湖北
10.83 19.894142.41 78134685 8619
湖南7.94 12.283433.98 60544797 9623
广东 149.39 153.317834.89 13730
8250 15682
广西
14.81
8.023535.11 46685105 9075
海南 146.69 58.665027.62 71355340 8321
重庆-- 8.28
--5654 --
9523
四川4.78
6.733120.53 52504645 9934
贵州1.63
0.741795.9
28954475 8991
云南2.45
1.513022.56 48665149 10537
陕西9.22
9.612845.76 50244396 9120
甘肃2.62
2.892268.25 41635493 9949
青海0.34
6.983451.14 57355753 12906
宁夏0.76
2.983294.35 53405079 10442
新疆3.31
1.085027.09 79135384 1027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2)数据计算得出。
表2 人均FDI对人均GDP、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结果
注：圆括号中的数字为t检验，***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1。
3.简短的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人均GDP的影响日益加深，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不平衡，这种影响又会相应地带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进而会影响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并影响到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
五、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分析上文已经指出，国际资本的流动突出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外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冲击。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地区、城乡和行业间的分布是极不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分布会进一步影响到身在其中的人群，进而对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影响。虽然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一般不易为普通大众所察觉，但是作为其主要承载者的外商投资企业则为大众所熟知。这里，我们对资本全球化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影响做一些讨论。
1.外商投资企业吸收了劳动就业，改变了传统的职业声望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5年，中国在外企工作的就业人员还非常少，总数只有6万人，占整个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0.05%，1990年的时候也只有62万人，占0.42%。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逐渐增多，在外企工作的人员才逐步增多起来，到1995年，在外企就业的人员达到500多万人，2001年，增加到671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8%。
而且，从一开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员就以一种全新的职业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并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声望。1997-1998年李强对北京地区职业声望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100种职业中，外企高级雇员的声望得分为69.91分，排在第43位，外企普通雇员的声望得分为53.38分，排在第62位；而炼钢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的职业声望排序则要落后很多。（注：李强：《社会阶层结构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社会意识与社会流动课题组”2002年3-8月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抽样问卷调查中，外企高级雇员的声望得分为83.1分，排在被调查的51种职业中的第19位，外企员工的声望得分为75.7分，排在第31位。而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的职业声望得分分别为77.3和60.9，排在第31和46位。（注：许欣欣：“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调查”，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2.就业机会：自致因素的优先获得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般认为，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先赋因素；二是自致因素。整体来看，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文化程度高于其他经济类型。例如，天津市工业企业所有职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51.2%，其中国有企业的这一比例为53.8%，而三资企业职工中这一比例高达59.2%，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水平。另外，从三资企业对劳动力年龄的选择性来看，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和其他类型经济职工的平均年龄。在三资企业中，35岁的劳动力占到总数的67.6%，而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中才占到45.6%。关信平等人对天津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发现，三资企业招收普通职工的年龄标准一般都要求在35岁以下，只有一些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才对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开放。同时，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在招收普通非技术岗位劳动力时，还倾向于从农村招收年轻的劳动力。（注：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85页。）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倾向于两类人：一类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另一类是文化程度虽然低，但是年轻的劳动力。这说明，世袭因素在外企就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自致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许欣欣的研究，中国世袭率（注：世袭率(hereditary rates)是社会流动测量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指标，也称未流动率。它是流动表中位于对角线上各单元中的数据与所在行的边缘和之比（将所有对角线单元的数据相加后除以总样本数，即可得到总体的世袭率）。这一指标用以表示儿子与其父亲的地位保持一致，没有发生流动。因此，它反应了世袭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最高的是农业劳动者，1990年为73.9%，1993年为76.3%；其次是公有制企业工人，1990年为72.9%，1993年为67.2%。（注：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39页。）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情况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会越来越高。
3.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收入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均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要明显高于国有、集体等其他企业的工资水平，在若干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另外，据由广州劳动管理协会和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最近对广州和北京等地外商投资企业薪酬调查，其一般员工的年薪都在1.5万－10万，其部门负责人以上人员的工资还高得多。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奖金和福利待遇也普遍很好。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还将企业内部的不平等模式带进了中国。在外资企业中，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很高，其高级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工资甚至是比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而其大量雇用的普通劳工则参照本地工资水平。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收入差异本身就加大了国内总体上的不平等，它另一方面还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促使国有企业内部原来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也迅速向不平等方向发展。
4.对国有企业职工地位的影响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李强和姚裕群1998年的全国调查显示，从地域上看，失业下岗人员比较集中的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从行业上看，失业下岗人员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和采矿业等行业，在调查中占了45.8%；从单位经济类型看，失业下岗人员多集中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根据调查结果，90.9%的失业下岗人员来自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注：李强：《社会阶层结构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伴随着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式微。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的改革前，无论就收入而言还是就福利而言，中国的国企职工都是当时城市社会中分享较多资源的阶层。如果与农民相比，国企职工的地位优势就更突出了。然而，80年代以来，当社会上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时，特别是当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纷纷崭露头角时，这些经济形式的效率高于国企，雇员的收入也高于国企。特别是90年代后期，随着国企职工失业、下岗问题的出现，国企职工地位衰落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注：李强：《社会阶层结构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5页。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非常明显的是，如上文所述，这种地位的失落不仅表现为经济地位的丧失，同时也表现为社会声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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