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研究——以北京M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归属感论文,为例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制社区是产生于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它与城市社区（如单位社区、商品楼社区）、农村社区及近年新兴的虚拟社区都有许多不同点，这些差异使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少数民族转制社区是指处在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汉族社区中的转制社区，对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关注较少[1]；而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也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做的研究，涉及转制社区的较少，关于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更少。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相关文献回顾
在西方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主要有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三种观点。腾尼斯、齐美尔、沃斯等都认为城市化会使传统社区解体。而路易斯和甘斯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化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死亡，社区中人际关系依然存在。以费舍尔等为代表的社区解放论认为，人们的归属感是产生于地域不相接近的社区。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王思斌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破坏传统社区 (community)的力量，它以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的力量冲击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性联系，并造成颠覆性后果。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现代化进程对社区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2]而丘海雄的研究则发现“现代化引起心理社区的消亡的现象只存在于西方，而华人社会中并不存在”[3]。单菁菁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城市社区中“人们对地域社区的归属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处于较高水平”[4](P.130)。那么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转制民族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是随着城市化逐渐消失还是仍然存在或不再局限于地域，是处于较高水平还是较低水平，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将通过北京M社区的个案调查关注这一问题。
要解答上述问题还会涉及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这在国内外研究中也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比如丘海雄的研究考察了居住年限、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社区活动参与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认为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是影响香港和广州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3]。单菁菁的研究发现，“社区满意度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因素”[4](P.131)。本研究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中关于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测量标准，通过调查确定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及这些因素影响力的大小，希望能对相关研究做一些补充。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在于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是否存在，程度如何，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等方面。结合已有研究和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特点，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可能会有些变化，但由于从传统农村社区转制出来，还会保留一些传统社区的东西，社区归属感还存在，而且比城市社区高。
假设2：居民的居住时间、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社区参与、社区进步认知度与其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即居民居住时间越长，在该社区人际关系越强，对社区的整体满意度越高，参与社区活动越多，对社区进步认知度越高，其社区归属感越强；反之，其社区归属感越弱。
假设3：居民对自己是农民还是市民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社区成员身份的界定会影响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假设4：居民对民族宗教活动场所（包括清真寺和穆斯林服务中心）、清真食品供应情况和民族关系的满意度、对回族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和民族节日活动的参与度等因素与其社区归属感相关，即对民族宗教活动场所、清真食品供应情况和民族关系越满意，对回族风俗习惯越了解，民族节日活动参与越多，其社区归属感越强。
（三）调查概况
从有记载的资料来看，M社区历史非常悠久。元朝时期，这里是一个围着一座古庙生活的十几家汉族居民组成的小村子。到明朝时，有一位回族大将常遇春攻打通州时曾在此安营扎寨，从而有了这个社区沿用至今的名字。营寨撤走后，留下张、李、丁、戴等八姓回民在此定居，后来，又陆续从山东、河间、沧县等地迁来不少回民，使这里在五六百年前就形成了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再后来，山西逃荒过来的一些汉族也在此定居。村里的人逐渐增多，到满清末年已有五百多户人家。后来这里形成了回族C乡，包括8个回族村、3个汉族村。1958年后，这里从河北通县划出，归属北京市朝阳区管辖，曾经一度是北京的副食品供应基地。在2000年被市政府整体纳入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范围后，C乡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2001年实施旧村改造、拆迁上楼，到2005年左右，居民都已搬进楼房居住。本文所研究的M社区就是由原来8个回民村组成的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社区。M社区居委会在2008年筹备成立，于2009年正式实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撤消了村委会，但还没有完全完成转制，主要是如下两种情况还没有转制：一是居民的户口除8村在1995年时集体转了户，其他7个村还都是农村户口；二是各村的集体资产还未作处置，各村的经济合作社还保留着。目前，该社区总户数4155户，户籍人口7884人；外来人口864户，2382人。该社区有回族5980人，占74.8%；汉族1966人，占24.59%；其他民族54人。
本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资料收集上主要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于2010年7-8月在北京朝阳区C乡M社区进行。随机抽取200户，实际发放问卷180份，回收165份，有效问卷158份，有效回收率87.8%。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本地居民为146份，租房居民为12份，本文分析以原住居民的146份为主要分析样本。为深入了解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还对10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二、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调查情况
目前学术界对社区归属感的理解分歧不大。简单地讲，社区归属感就是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喜爱和依恋。在本研究中对于归属感的测量也主要根据定义来设置指标，以李克特量表为主要形式，答案选项设为肯定、比较肯定、一般、不太肯定和否定5个等级。
通过对问卷资料的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统计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从问卷统计结果来看，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很深，持正向态度的占多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情况，本文将调查数据与一些已有研究做对比分析。选用作为比较的研究个案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与本研究个案相近的城乡过渡型社区，即程燕所作的成都的城乡结合部社区，不同在于那是汉族社区，本研究是少数民族社区；还有两个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区，一个是同为北京社区的单菁菁的研究个案，还有一个是苗艳梅在武汉城市社区所作的个案。
从调查结果看，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喜爱程度很强，有75.2%的居民选择了“非常希望长期住在本地”。这种程度远高于一般城市社区居民，比如单菁菁在北京城市社区居民中的调查，相同问题的回答只有47.6%的居民表示非常希望长期居住在现在的地区[4](P.114)；在苗艳梅对武汉市的城市居民调查中也只有56.6%的居民愿意再次选择时依然住在原来的社区[5]；即便在成都城乡结合部的调查中愿意长期居住在调查社区的也只有68%[6](P.16)。
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依恋感也远高于一般城市社区居民，有70.8%的居民表示如果要搬离现居住的社区肯定会舍不得；而单菁菁在北京城市社区居民中的调查，只有16.8%的居民表示如果搬家会对现在的社区表示非常留恋，还有52%是比较留恋，两项之和也才68.8%[4](P.114)；在成都城乡结合部的调查中居民的社区依恋也较强，有75.3%的居民对搬离社区会感到留恋[6](P.16)。
不过在对社区事务关心方面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与城市居民的选择相近，在M社区有70.9%的调查对象(47.5%的人选择“肯定会”，23.4%的人选择“可能会”)；在单菁菁的研究中也是有70.8%的人(30.8%的人选择“肯定会”，40%的人选择“可能会”)表示会在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时参加社区居民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4](P.114)。在这方面选择“肯定会”的人比前两题要少许多。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对此方面的认识有些误解，一方面，在转制社区人们的农民意识还较重，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还比较缺乏；另一方面，在居民们的意识里，参加联合行动是与政府作对，是闹事的行为，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一般人对此是有些顾忌的，所以在回答这个题时选择“肯定会”的人就相对前两题少一些。
接下来我们用五级量表赋值法对上述统计结果进行数据处理，赋值1-5之间，分别表示社区归属感从弱、较弱、一般、较强至强的五种不同强度水平。数据处理得出如下结果：
从上图可以看出，几乎各项社区归属感的强度分值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且整体上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强度达到4.30，也远高于一般社区。比如单菁菁在北京城市社区居民中的调查显示，城市社区居民归属感4.12[4](P.116)；而在成都城乡结合部的调查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为4.08[6]。
以上分析验证了假设1，说明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仍然存在，而且比城市社区高。
三、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上述调查结果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到底有哪些因素对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有影响呢？笔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居住时间、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社区参与、社区进步认知度等5个主要方面；另外结合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特点，增加了与转制社区相关和少数民族相关的一些特殊因素的考察。
使用PRE测量法(proportionate reduction in er-
ror)，对假设的5个主要影响因素与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的相关程度进行了测量，得出结果如下表：
从以上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对整个社区的满意度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关系较弱，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083、0.092，而且这个结果不但没能达到预先设定的P≤0.05的显著置信水平，也没达到其他可以接受的显著置信水平，从而对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形成缺乏解释力。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转制社区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居住时间、社区满意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居民在社区中的人际关系、社区参与、对社区进步的认知度与其社区归属感呈正相关的假设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从数据结果看，居民在社区中的人际关系是此次测量的5个变量中对社区归属感影响较大的因素，其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45，而且显著度达到0.01水平。其次是对社区进步的认知程度，与社区归属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97，显著度也达到0.01水平。而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与社区归属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76，显著度也达到预定的0.05水平。说明居民在该社区人际关系越强，参与社区活动越多，对社区进步认知度越高，其社区归属感越强；反之，其社区归属感越弱。不过从相关系数的值来看，这些变量与社区归属感也只是弱相关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假设2只是部分得到了证实，笔者选出有一定相关性的三个因素建立了一个回归模型如下图：
这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解释力不强，用人际关系、社区参与、社区进步认知度来预测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只能消减9%的误差。
为探讨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影响因素，笔者还根据这种类型社区的特点，建立了另外两个模型。一个是与转制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居民对自己是农民还是市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另一个是由于拆迁上楼带来的变化，比如周围商品楼社区的增加，所在社区租房人员的增多，这些所引起的对社区认同的变化问题。具体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下表：
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2的解释力也不强，而且用认同来预测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只能消减3.8%的误差。假设3难以成立。
另外就是与回族相关的民族因素（这部分的样本只是回族居民，所以样本量是130），比如对民族宗教场所的满意度，包括清真寺和穆斯林服务中心（居民上楼后建起的专门提供给回族办理丧葬事务的场所）以及对清真食品供应情况和民族关系的满意度，还有对回族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和节日活动的参与情况等因素与归属感的关系。具体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下页表5。
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3的解释力也不强，而且各因素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都不显著。假设4也难以成立。总之，模型1、模型2、模型3都由于解释力太弱而难以采用。
综合以上分析，假设1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证实，假设2只有部分得到了证实，但假设3、假设4 则难以成立，也就是说，从调查结果的分析来看，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城市化并没有使人们的社区归属感逐渐消失，而是依然保持较高的归属感。而在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方面的数据显示，对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来讲，居住时间、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归属感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人际关系、社区参与、社区进步的认知度方面，但这些因素与社区归属感也只是弱相关。结合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特点，根据与转制社区相关和少数民族相关的一些特殊因素建立的模型解释力也很弱。真正形成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高的原因是长久的历史积淀和面对现实的理性选择的综合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从M社区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城市化并没有使人们的社区归属感逐渐消失，而是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这个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一些社会学家关于城市化会使传统社区归属感消失的悲观预测。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其居住时间、社区满意度没有直接关系，这与一般的城市社区研究中在这些方面呈现出的高相关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这正是少数民族转制社区的特殊性造成的。事实上，通过深入访谈结合前面的数据分析，笔者发现他们的社区归属感比较高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现实的选择，是少数民族生活的需要。具体而言，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比较高而且影响因素与一般社区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历史的延续和传统的保留。从调查点介绍中可以了解到这个社区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社区的人都是祖祖辈辈一直在这生活的，这种历史的传承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心理惯习和对社区的强烈依赖。在问到“您希望长期住在本地吗？”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通常都是这样的：
“当然了，不住这，住哪里去，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都是住这的。”（访谈个案BSH、HFR、ASX、WGC、LSY）
所以，调查中的居住时间在这里反映的只是年龄，而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M社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生于斯长于斯，也就是说无论年龄大小他们对这个社区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而不是年龄越大归属感越强，居住时间的变化并不影响归属感的强弱。因此，仅从统计分析来看居住时间与归属感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可以感到在他们内心深处，大多数都会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人，不管周围环境变好还是变坏，不管对社区是否满意，他们都要继续在这里生活，所以社区满意度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在统计数据上也显现不出来。至于社会交往，一是历史原因所致，在这个回族社区，几百年来大家一直居住于此，彼此间较为熟悉，邻里关系较好；二是缘于回族有族内婚的传统，异族通婚虽有增多趋势但从来都不是主流，在回族中人们常说“十个回回九个亲”讲的就是这种状况，在M社区很多家庭间都是有亲戚关系的；三是M社区采用的是集中搬迁上楼，虽然安置时各队打散，交叉居住了，但都还在一个社区，相互交往也还比较多。总之，M社区虽然正在经历城市化，但在传统与现代的更替过程中，传统社区那种较高归属感的状态由于种种原因还能得以延续。所以，一些在已有研究中对社区归属感有明显影响作用的居住时间、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社区进步认知、社区满意度等因素在这个社区都只是弱相关或不相关。
其次，现实经济状况的制约和理性的选择。在访谈中每次问到“假如有机会让你搬离现居住的社区，您会舍不得这个社区吗?”这个问题时，受访者一般都不是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会反问我们：
“离开？去哪？”（访谈个案BSH、ASX、WGC、LSY）
在他们心里，这里就是他们的居住地，他们没有想过会离开。接着还会娓娓叙述一些现实因素：
“我们能搬到哪去呢，这里不管怎么说买的时候房价还是便宜的，要到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地方，房价都是很高的，哪能买得起。别的地方也没什么搬的必要呀。”（访谈个案BSH、HFR、ASX）
“虽然我们那时回迁房均价也就每平米2500左右，现在这里已涨到1万多每平米，但我们也不可能把这房子卖了呀，我们当然得长期住这了，要不到别的地方哪能买上房住呢。这边即使有两套卖掉，也再买不上一套呢。”（个案MK、LSY、WGC、WZR）
的确，对于拆迁上楼的居民来说，特别是本研究中的个案社区，有许多现实的因素束缚了他们的搬迁意愿。从这个角度体现的归属感，其影响因素也变得现实和复杂起来。综合各种情况，居民们能做出的理性选择自然是长期住在这，要搬的话肯定是舍不得的。而这种情感的形成受现实的经济、社会因素影响很大，也是他们通过理性算计后更为合理的选择。这也是多个模型的解释力虽都不强，但他们的归属感确实很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回族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在北京这样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大城市，要找一个比较好或比较纯的清真饮食环境还是不太容易，只有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才有。目前北京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一个是牛街，一个就是这里。而牛街由于地理位置，那里的房价已经很高，仅这点就可以限制他们往那里流动。而如果到别的地方，生活就会很不方便。所以，要坚守回族的生活习俗，继续住在这里也是明智之选。
总之，历史与现实的综合作用造就了这个社区居民对社区的高度归属感。与此相比较，其他因素都只是弱相关，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作用。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中一般城市社区的影响因素有较大不同，对一般城市社区居民归属感有明显影响的因素在这里的影响力都不明显。这说明少数民族转制社区居民归属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其特殊性，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