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与民国社会（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主义论文,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同民族主义悖与不悖
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以来风靡世界的一股强劲有力的社会思潮，一个难以背弃的政治原则，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民族情感，在民国一代昂扬、猛进，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具有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统合尺度。每个阶级、阶层，每个集团、党派都必须表明对它的态度；每一种社会思想、政治意识也都要不同程度地接纳它作为自身一个方面的内容；每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意识都可以通过它得到一种自身价值和道德的检衡。地方集团及其政治意识的地方主义亦自不例外。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集团及其政治意识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对民族主义的区别性，从总体来看，地方主义对民族主义具有悖与不悖两重作用。
地方主义的根本点在于所谓地方利益高于一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它有悖民族主义的根本所在，即在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上的颠倒，为对抗中央，为维系本地方、本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国家民族利益，有时甚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表现为民族危机感、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等的缺乏乃至丧失。
从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感上说，排拒中央、自为地方的政治意识易于使地方集团形成偏狭的政治视野，即他们对于国家政治问题往往是以“地方观点”视之，即便是对于外族入侵，有时亦难脱此窠臼，表现为对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缺乏应有和清醒的认识，勇于负责拯救民族的使命感也因之淡化。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可称之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在帝国主义侵略一时还没有达到的各地方，对国家民族的危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出■不见、依然故我的状态。“九·一八事变”及随之而来■对华北的蚕食，邻省不奋起救助及内地各省同中央或他们之间的政争，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点。正如1933年1 月周开庆撰文所说：“若在同一国境，甲地方与敌肉搏，乙地则正嬉乐升歌，坐视兵败而不援，给养缺乏而不济，甚或乘国难之会，发动内战，则扰乱后方，直同通敌”。（周开庆：《政论存稿》，第1册，229—230页， 成都，四川晨报社，1933。）另一种情况是，即在已遭日军侵略的地方，出于对中央抗战真诚性的怀疑和对中央军的恐惧，而本能地加以排斥。有的仍以“地方事件”视之，谋求“地方解决”，即单独与民族的敌人媾和、妥协，甚至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也不愿中央军进入其地盘。这种情况在“七七事变”后依然存在，当时宋哲元为日军“不扩大”的烟幕所迷惑，以图“局部解决”即一例证，他甚至说：“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令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175页，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同时，坚决反对中央军北上增援，其“最大原因，不外宋之部下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同上书，第174页。）据载，阎锡山亦曾在南口失守后，拒绝蒋介石中央军入晋， 未果后，他在一首“沉痛吟”中写道：“各路国军集二区，人民痛苦史前无，自惭徒任指挥职，只好逢场自作愚。”（阎锡山：《斌役堂诗抄》，现存太原市档案馆。）反映了阎锡山对中央军入晋的不满与无奈。
从民族自信心上说，与中央对立和只看重自身利益（实力和地盘）的地方主义，也使一些地方集团产生依赖心理，民族自信心严重缺乏。于是有的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有的为维系地盘而与外敌勾结等现象因之发生。“七七事变”前宋哲元对刘建群的一番话，就反映了宋当时的这种心理，他对刘说：“你说蒋先生是不是真要打仗，北方情形，你是彻底了解的。商震傅作义能作战吗？……靠我孤军单独抗日，能撑几日呢？”（孙湘德、宋景宪主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下册，113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所以，宋哲元在事变后与日军谋妥协，既体现“他没有认清日本这次行动的目的在挑起全面战争”，又表明“他怀疑中央是否有作战到底的决心，他怕真的打起仗来，中央要他自己拼命，白白牺牲他的二十九军”。（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9辑，20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一切为了存在”的阎锡山，在太原失陷后，提出所谓“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对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条件，公开表示“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阎锡山与日军不断勾结并形成某种妥协局面。
可见，为谋求自存自保，对抗中央，而消极地对待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与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地方主义的这一面在民族主义天平上的价值和道德也就一目了然了。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悖逆，其受益者既不是地方，也非中央，而只能是民族的敌人，其受害者最终亦只能是国家与民族。
同时，也必须看到，作为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勃兴而复炽的地方主义，对于民族主义还有并行不悖的一面，即地方主义可以同民族主义相结合，并体现着民族主义。因为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地方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有根本的一致性。
从民族危机感、责任感上看，表现为民族危机感、责任感与地方危机感、责任感的结合。也可以分作两种情况来说，一种是对于已遭受外敌入侵和直接威胁的地方，自身的生存危机意识和“守土有责”意识应视为民族主义的。地方主义以维系地方利益为根本，为此，它既可以对抗中央，也可以对抗外敌。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度之内，可以同外敌进行妥协，但却不能容忍其无止境的侵略而从根本上威胁自身的生存。30年代中期前后，日军以武力为后盾，以政治分化谋求所谓“华北自治”。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等虽与之周旋，也不乏妥协，但却未使日军阴谋得逞，在此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当土肥原催宋哲元“早日与南京脱离关系”时，宋严正告之：“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官吏，如何能同中国政府脱离关系呢？”土肥原恐吓说：要“来一百架飞机”“把北平炸平”，宋则答道：“我怕飞机就不当军人”。（《冯玉祥日记》，第4册，71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阎锡山于1935年冬明显感受到自身的危机，认为“守土抗战”“是地方长官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尽力而为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成功地组织了绥远抗战。当然，“守土抗战”的局限性是极为显见的，它不是一种彻底的民族主义。
另一种是在尚未受到外敌侵略和威胁的地方，民族危机感、责任感也可以与地方危机感、责任感相结合。新桂系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就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正如白崇禧所说：“世界上不论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任务……即保卫国家，求民族之生存与繁荣是也。……在中国，在本身，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几年来本省的口号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白副总司令抗日救国言论》，第2页， 现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他还解释说：“我们自卫的责任，不仅限于一省，因为广西系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自卫的目的，不能仅求这中国之一部分的广西，能够生存，就算了事，而是要整个国家民族，都能够在这世界上独立生存。”（《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13页。 ）这种主张正是基于他们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九·一八事变”后，李宗仁已感到：“全国各处，是随时皆有变为东北四省之续的可能”，“我们不要以为广西距离东北很远，与我们无多大关系，其实亡国惨祸是朝发就可以夕至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时时刻刻记着亡国的惨痛”，另一方面“本着我们做国民的责任，我们做军人的责任”，“站在民众的最前线去努力救国工作”。（《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 150页， 南宁，广西印刷厂，1935。）
从民族自信心上看，民族自信心与地方的自信心也可以结合。地方主义是一种由实力支撑的政治意识，实力可以使人产生自信，对内如此，对外亦如此。这方面，新桂系亦是一个典型。他们极强的民族自信来自于他们的地方自信，来自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认识。当然也包含着民族的正义。首先，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强调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李宗仁说：“我们不信中华民族是什么的劣等民族，所以我们相信它有复兴的希望”。（《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第175页。 ）白崇禧也说：“自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四千七百多年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文明的民族”。（《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54 页。）其次，他们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和对外依赖思想，主张以自己的力量争民族的生存。正如李宗仁所说：“我们不要以为有强国来对付日本，便觉畅快，必须自己起来图强，捍卫国家，才是真愉快。若靠帝国主义来替我们打抱不平，自己不求振奋图存，这是很可耻之观念。”（《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第103页。）再次， 他们进而认为广西可以不依赖中央独立负起拯救地方和国家民族的使命。黄旭初在《救国应由广西做起》的演讲中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肩膊上，负有一个‘救国’的任务，不可完全交给中央政府担当，事实上他们也担当不了。”广西有了“武力”、“经济力”等“几种准备，不必要在二十几行省达到同一程度，只要广西一省能够这样，已足对付日本了！”（《黄旭初先生演讲集》，8页，南宁，南宁民国日报社，1935。）最后， 他们反对中途妥协，主张抗战到底。抗战前他们就以“焦土抗战”向国人昭示抗战决心。“七七事变”后，李、白等即通电全国：“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华美晚报编：《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36页，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总之，民族主义是对民国一代地方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只有勇敢地迎接这个挑战，地方主义才可得以维系，其存在价值和道德境界也由此得到了检验和认同。相反，消极退守甚至悖逆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不仅受到削弱乃至消失，而且其在价值和道德上也要遭受贬斥和否定。
五、对社会现代化亦阻亦助
社会现代化是在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之外，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又一个根本性问题。地方主义对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如何，也因之成为一个无法回避而必须说明的问题。
中国自1840年以来即面临社会现代化的挑战，但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刚刚起步，其后一直在艰难曲折中蹒跚而行，民国一代亦没有大的进步。原因至为复杂，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要因。但地方主义对于民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亦较为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在不同的方面作用不尽相同。而且，对社会现代化的作用也不只有阻碍的一面，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亦有促进作用，即所谓“亦阻亦助”。鉴于政治方面前已述及，在此，主要阐明地方主义对于民国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
任何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后现代化的大国，适乎时代的高度的国家政治整合尤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现代化所必需。两种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在先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是自下而上的，即现代化最初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来自民间。而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则是自上而下，即现代化最初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来自官方。这就要求统治集团及其各级政府要负起现代化的领导责任。而民国一代中央与地方全面的政治对抗，使国家常常处于战争、动乱、无序的不稳定状态。地方主义对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大都采取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为己有利则办，无利就不办，尤其是从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来看，地方主义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
其一，有碍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健全并发育良好的国内统一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在后现代化国家，国内统一市场不能靠其自然形成，主要是由政府所造成，靠政府政策的推动，靠各级政府齐心协力的多方培育。民国一代，国内统一市场最终未能形成，由缘固多，然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难辞其咎。从地方上说，为维系地方主义的政治需要，地方集团不仅在政权、军权上与中央对抗，在财权上亦毫不放手，这方面，直接影响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首先，地方集团自行发行货币，造成民国币制极度紊乱和不统一，对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危害极大。货币统一是一个国家统一市场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混乱不一，势必严重影响省际间的商品流通，也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从民初到30年代中期，不仅各地方自行发行货币，而且货币本位也不统一，“形成各地各有其通货本位，而本位之银行反不足成为交易之标准，国内汇兑，其繁复不亚于国际汇兑，彼此互相折算，亦属混乱之极，人民之痛苦与商业之不便，可以想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208页，南京，银行学会编印，1948。 ）此后，蒋介石中央政府虽通过币制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威和作用，不断削弱乃至剥夺地方银行的发行权，但实际上未能真正达到货币发行的彻底统一，地方银行发行辅币在民国末年依然存在，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消极影响亦自不待言。其次，地方集团人为制造经济壁垒，在其统治区内层层设卡，对来往货物苛以重税，也是阻碍省际间的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形成的重因之一。厘金自19世纪中叶开征以来，已成为地方集团政治自为的一项重要财源，它对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亦越来越大。30年代初，南京政府宣布“裁厘”后，各地方仍不免巧立名目，变相征收类似厘金之税款。中央虽三令五申，但亦未禁绝，反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结果是“凡货物自甲地运至乙地，往往经过不少关卡，已受尽勒索，而中途运经各地，又受种种杂捐杂税重征之累。工商之负担奇重，货物之成本加高。……故国产工业品往往视内地为畏途”。（同上书，第239页。）再次，地方主义不利于全国性的交通发展， 从而有碍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没有国内交通的充分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地方集团在跨省区的交通建设上往往仅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相互之间争执、扯皮而影响建设进度是常见的现象。而有些地方集团只对省内的交通较为热心，甚至有意造成与外部的隔绝。阎锡山在省内以较短时间内修竣同蒲铁路，但却铺成窄轨，意在避免联运，使外省火车不能开入山西，维持其一向闭关独立的局面。
其二，有碍于民族工业的发展。现代民族工业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民国一代，制约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要因就是资金不足，而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无疑是“罪魁”之一。就地方而言，为维系自身的存在，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养兵，军费开支浩繁。对民族工业，投入很少，且常常是竭泽而渔，各种税收、摊派名目繁多，使本来就规模不大的民族工业企业不仅无力改进技术，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以30年代初的四川制糖业为例，当时“全川产糖之量，既在一万万斤上下，而其税捐，自然颇有可观，计每万斤白糖，须缴纳产地捐40元，其运销各处，又另有各种附加税捐……为日既久，产糖之地段与材料虽称富有，而业糖之商民则日见赔累，对于售出之价值不能不有所增涨，而其制糖之方法，又无余资以加改良”。（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728—729页，北京，中华书局， 1956。）而地方主义也从一个方面造成广大农村穷困，使民族工业最广阔的市场凋敝。1935年，孙晓村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中，田赋便愈益成为地方政府惟一的支持。中国的任何一省，自省政府以至县政府，都生存在这千万农民的血汗凝成的田赋上。”“地方政府以封建割据的支配方法来支配田赋时，便是附加税的叠床架屋，而这正是中国近年来田赋增加速率所以这样惊人的原因。”（孙晓村：《近年来中国田赋增加的速率》，载《中国农村》，第1卷，第7期，1935。）实际上民国一代基本如此。广大农村的贫困化又直接影响着民族工业的发展。
其三，有碍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地方主义在文化上也体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大都未能脱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地方集团一般只求维持对本地区的统治，对文化教育不仅投入较少，而且有的表现出无知。如张宗昌在一次对所部演讲时说：“他们说带兵的要大学毕业，什么鸟大学？我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他们又说打仗要看什么军事学，什么鸟军事学？我老子全不懂得！”（《民国世说》，24页，上海，上海书店，1997。）有的则特别注意文化教育的方向，使一些地方的文化教育充满着保守气息。何健对西方文化向有成见，在其统治湖南期间大力推行复古教育。他以省主席兼任教育厅长，在就职演说中却说：“什么学士，什么博士！今天讲普及教育，明天要铲除文盲。文盲碍了你什么？人家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裳，你要铲除人家！”（同上书，第70页。）而他提出“改进”教育的第一条，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他说：“我们鉴于过去湖南教育之坏，认为非提倡民族固有的精神，注重道德教育，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何健言论集》，文化教育篇，第9页，现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结果，造成湖南的“文化教育界，读死书、死读书，大谈古文，不问政治的复古思想，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广大知识阶层长期处于麻痹沉睡状态”。（《湖南省志》，第1卷，63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陈济棠在广东也是如此。
一般地说，在后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以支持现代化进程”。（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7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但是，能否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现实政治条件，还要取决于中央统治集团本身能否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取向。这方面，民国一代的中央当政者却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从而为与之对立的地方集团独立地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地方集团越来越注意从经济上增强自身实力，在其统治区内进行一些程度不同的地方性建设，诸如建立现代工业、开办教育等，这些对于民国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各地方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经济上看，总体上说，民国一代地方集团的经济建设涉及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最能够体现现代化的则是建立现代工业企业。相比较而言，三四十年代的建设更为普遍。在广西，现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但30年代以来，经数年努力，已稍有可观。设立“省营”工厂十余家，省政府投资总额七百余万元。在广东，陈济棠亦在原有工业基础上，建“‘省营’工厂14家，军垦区经营的工厂2家”，据统计， 资本额达三千五百万元，每年产值达一千四百余万粤元。（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171页。 ）其他各省也都或多或少地从事地方工业的建设，并成立省企业公司，统揽“省营”工业的生产、经营。地方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改变着地方社会的面貌，一些地方工业城市的兴起，显示出地方社会一定程度的现代化。
地方的交通建设，亦是有利于地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21—1931年，东北地方当局和部分民众自办铁路1521.7公里，修成了锦朝、沈海等10条铁路，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长度的1／10。到1937年9月，山西也“已有自营铁路约1000公里”。广西“经十年之努力，所有水运陆运电讯等项建设，均已达到相当程度”。（《广西之建设》，（2），367页，南宁，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从文化教育上看，一些地方集团也注重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投入，来兴办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方面尤以广西最为突出。1925年起，白崇禧即“倡导打毁各处庙宇的偶像，仅留孔圣及关岳，此外尽将庙宇改为校舍，庙租充作学校经费，一时风气播于全省，小学数目突然大增”。（同上书，第446页。）到1935年， 国民基础小学校已增加了三千多所，一共多了五十余万儿童读书。广西省政府“每年也以三百五十万元的支出来举办，较之素称富裕的各省每年省教育经费的支出犹多”。（《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69页。）中等学校也“逐年增加”，到1939年“已达八十六所”，“高等教育则有广西大学及医药专科学校”。（《广西之建设》，（2），第446页。）其他如山西、东北、云南等地方集团也都不同程度地兴办地方教育文化。地方集团在教育文化上的一些努力不仅培养了具有一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使地方社会增添了几分现代气息。
地方主义对于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至为复杂，不仅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集团，作用不同；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地方集团，在不同的方面，作用也不同。况且，地方主义的作用亦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从总体上说，它对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前一阶段尤其如此。当然，这样估价并不否认在一定时期某些地方集团所体现出的较大的积极作用。